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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 | 洪振寧：藏在溫州文脈里的創新基因

時間：2023-02-10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43 分享：

特別能創業創新，是溫州人精神的核心內涵。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三訪”溫州后認為：溫州人就是不甘落后，敢為天下先，沖破舊框框，闖出新路子，并且不斷創新。

是什么讓溫州活力迸發？答案，無疑是創新。

在溫州，創新的話題常做常新。在今年市兩會上，創新的話題，亦是常談常新。

在聚焦中，我們不禁追問，溫州人為什么特別能創新？不妨一起跟著溫州學人著述來看下，溫州文化性格與地域傳統的形成。

一

溫州的文化性格與地域傳統在宋代生成。其顯著特征一是注重經世致用，二是強調務實創新。

推進這種文化創造的主體力量，往往是眾多的布衣。他們探路在前，合群運作，為后人留下厚重文化遺產。

今天，探究這種文化創造，得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禮”說起。

“禮”有三《禮》，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學者以為三《禮》之中，《周禮》最尊。

據統計，宋人研究《周禮》的著作計102部，其中溫州學人（包括在溫州任職的學人）所撰著作有20部，約占五分之一。

比如，宋代溫州學人鄭伯謙撰《太平經國之書》借《周禮》闡發經世致用的思想，特別強調財政管理問題，也探討有關國計民生的鹽、酒之利。樂清鄉村教師王與之所撰《周禮訂義》集宋代《周禮》學之大成，注重闡發義理，疑經并喜創新說。

明代，張璁47歲考中進士，這之前，他研學三《禮》，依靠為布衣時所積累的真知灼見，第一個站出來議大禮，成為嘉靖革新的主將。

清代溫州學人繼承了宋代永嘉學派的治學傳統和實證學風，將經學與史學的方法結合起來，將義理詮釋和文獻考據結合起來，繼古而開新。在區域文脈與學風上，溫州學人是傳承有序的。

永嘉學派本就是一種“開新”的經世之學，融入清代經世思潮后成為傳統思想資源的內源性依據。晚清溫州學人“立志使永嘉學派復活”。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的“主要不是宋明理學而是‘經世致用’，給中國近代改革者以思想的傳統力量”。

到近代，不同文化相遇、接軌、互動與融合，外來的西學與中國原有的經世之學相結合，產生了推動社會轉型的中國近代學術文化的新形態，于是有了“新學”。近代溫州知識人因為從小受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比較容易轉向近代科學。這樣，從經學之經世，到經世之學，轉到新學，開始了與科學結合的歷程。

近代后期的學人所理解的“科學”，“就是實事求是篤實踐履的經世致用之學”。

宋刻本《東巖周禮訂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二

宋代學人崇尚務實求變、革故鼎新，遍疑群經、自由講學，有一種創造與開拓的精神。

溫州學者也是這樣的。他們在學術創新方面可以舉例的有：

陳傅良寫作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軍事制度的專著《歷代兵制》，周行己最早對紙幣發行準備金問題進行理論探討，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也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會計著作；

王致遠將《天文圖》刻碑上石，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石刻實測星圖；陳言在溫州創立了中醫病因學說，施發繪制了世界上最早的中醫診斷脈象示意圖；中國最早的本草歌訣全本、中國第一部研究古漢語虛詞的專著、日本最早的活字印本，也都是溫州人的著作……

溫州文化性格與地域傳統，在宋代逐漸形成后，經由溫州地方上眾多布衣傳承下來。他們探路在前。

至晚清，陳虬、宋恕為《經世報》主筆，他們從經世之學中發明傳統，主張變法維新，繼承的是溫州地區經世致用的地域性傳統，與務實求新的治學精神，關注的是變革與開拓。

近代前期，溫州區域文化開始了蛻變與新生并存的歷程。比如，陳虬創辦了近代中國最早的院校科技學報《利濟學堂報》，陳黻宸主編了中國第一份純學術期刊《新世界學報》，黃慶澄創辦《算學報》是中國最早的數學普及專業期刊，王鴻年撰寫出版了中國最早的憲法學著作……

此外，溫州人還在溫州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中醫學堂利濟學堂，近代中國第一所化學專科學校瑞平化學學堂，近代浙江創辦最早的外語學校瑞安方言館。

近代后期，先進的知識人崇尚科學文化，以為是把“經世致用”落實到變革與建設的實踐之中，從而推動經世學與科學文化的相互結合。溫州學人開風氣之先，撰寫出版了第一部中國教育史專著和第一部中國學者撰寫的外國教育史專著，等等，不勝枚舉。

新文化運動以后，民主與科學深入人心。溫州學人在從事科學研究與科技知識的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伍獻文研究魚類，南延宗在地質考察中發現了中國鈾礦，高覺敷譯介心理學。吳襄編著中國第一部用中文編寫的生理學實驗教材，開創了研究國人生理常數之先河。蘇步青從事微分幾何學、計算幾何學研究，創立了國內外公認的微分幾何學派……

沿著這個歷史脈絡，溫州人藏在文脈里的創新特質便清晰可見。

新世界學報

三

溫州歷代學人推進文化創造有自己的特點。

一是進行學術研究的著書人大多是布衣。布衣是未仕之士，留在地方、未到外地當官的讀書人。南宋溫州考中進士的占浙江全省五分之一。而考試發解名額最少，8000名考生，終場者中僅17名解額，470人只能考中1人！因此，留在地方的讀書人為數不少。史志記載，宋代溫州布衣屢屢向朝廷上書，就事關國計民生的多方面建言獻策，他們是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他們還著書立說，堅持學術研究，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二是溫州學者往往以“合指為拳”“連袂成帷”的方式來做事。《宋元學案》曾指出，宋代溫州學者有“連袂成帷”的現象，如80卷《周禮訂義》就是由溫州民間眾人集資刊刻的。六百多年后，也是刊刻一部著作，一班文化人仍以合群運作的辦法，刊刻了清代孫希旦的《禮記集解》61卷，這次集合了五十多位溫州文化人，他們合群運作，有出錢的、有出力的。

清嘉慶九年（1804），陳遇春等人在原永嘉創立“文成會”，瑞安則有“賓興局”，先后動員了地方上數百位讀書人和數十戶商號，眾人捐錢，集資生息，作為文士鄉試、會試之旅費。這些幫助溫州科舉考試的“文成會”，在溫州民間延續了一百余年。再后來的集資則多為資助學生日本等國留學。

經世致用、務實開新、布衣著述、合群運作，以及諸多方面相互間的融合互動，這是溫州先輩遺留給我們這些后人的文化遺產之一。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溫州的文化性格與地域傳統的形成，與地理環境有關，但更是溫州眾多學人集體選擇的結果。

歷代的眾多的溫州布衣，往往是推進文化創造的主體力量，他們注重“經世致用”，敢于創新開拓，經常以合群運作的辦法來進行，諸多方面融合起來，逐漸生成為溫州的文化性格與地域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