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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讀 | 齊魯土布彩印花包袱的審美創造

時間：2023-10-18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383 分享：

花包袱，也稱“花袱子”，在各地均有流行，山東地區的花包袱特點鮮明。

目前，對于花包袱的理論研究多是對其制作技藝的關注，而對其作為人生禮俗用物的民俗內涵，以及其作為造型藝術的審美創造的解讀較為闕如。

花包袱作為人生禮俗的物質載體，其紋樣、色彩諳蘊了怎樣的民俗隱喻？又何以傳達出百姓淳樸率真的功利訴求？花包袱何以反映出鄉土社會美善合一的雅俗觀？在今日又具有怎樣的價值承擔？

本文試以山東地區花包袱的民俗日用為背景，闡析其視覺層面背后蘊含的生命意識與心理情感，亦即花包袱吉祥寓意背后潛流著的民俗之用與審美心源，并在此基礎上探尋山東地區花包袱以手工勞作方式造物的當代文化價值。

一、人生禮俗的吉慶物件

在傳統鄉土社會，包袱是放置衣服、雜物的必用之物。在過去的鄉間常常可以看到“年輕婦女或步行，或騎驢，懷間抱著一個花包袱；一個媳婦，行走在田間小路上，一手抱著孩子，一邊手臂挎著個包袱，或者，媳婦抱著孩子在走，她的丈夫或是兄弟，擔著或提著白條編的簍子，簍子里盛滿了禮物，上面蓋著好看的包袱”。

受孔孟學派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尚禮儀”的山東地區，“來而不往非禮也”，花包袱常作為民間走親串友互贈心意的日常用物。

花包袱除作為日常用物之外，還廣泛運用在當地的“傳啟”和“迎娶”等婚俗儀式中，山東地區不同地域對花包袱的婚俗禮用略有不同，但均做對婚姻的美好祝福之意。

筆者通過對花包袱調研得知，在傳統鄉土社會沂蒙山地區婚俗儀式中講究“傳啟”，所謂“傳啟”是經媒人說合及男女雙方交往一段時間后進行的訂婚儀式，所謂“啟”，是指婚姻文書，在當地亦有“小啟”與“大啟”之說。

“傳小啟”是初步定議親事，男女雙方將姓名、生辰八字、籍貫等寫于紅紙并附有吉語，此許親柬帖用于相互交換，此時男方家會備嫁衣、聘禮送往女家，女方常以親自縫制的繡包等作為回禮，這些物品均用花包袱包裹，寓意著包住福氣。

“傳大啟”即為正式婚約的禮柬，當地素有“傳啟四禮”之說，四禮即魚、雞、肉、粉皮，送禮時以花色包袱皮覆于禮品之上，以表對正式確立婚約的祝福之意。

今日，“傳啟禮”依然存在，在形式上與傳統大同小異，但一些手工造物多被機械化制品代替，例如以前許親帖是用毛筆書寫，今日一般為電子打印；再如昔日“傳啟禮”所用的花包袱也從手工制品變為了工業印制，或代之以紅布或綢緞包裹物品。

筆者通過對濟南市商河縣老人的口頭調研得知，當地婚俗中人們依照用途將花包袱分為大包袱和小包袱。

其中大包袱里包裹新娘的箱柜、新衣、床單、被罩、茶盤等日用物品作為嫁妝，小包袱則裹有紅棗、花生、桂圓、瓜子或栗子，寓意著“早生貴子”，婚禮當天由女方帶去男方家。

在迎親儀式中一般準備四個、六個或八個花包袱，其中花包袱數量及花包袱中的一對紅毛巾、一對紅鏡子、一對紅色香皂盒等日用品，取“好事成雙”寓意愛情婚姻美滿長久。

為方便布面對角折疊，所以花包袱為正方形，每個包袱對角相疊不打結而是用紅繩纏繞，因“打結”在民間具有結怨、結仇之意，所以包袱“不打結”意為男女方兩家日后和睦相處不結仇怨，以紅繩纏繞則取紅色喜慶之意。

此外，花包袱除“不打結”以紅繩纏繞外，還有的地方是將花包袱兩兩相系，寓意新人喜結連理。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將花包袱“打結”或是“不打結”，百姓均善從求吉心理出發對其做出合理解釋，生動體現出百姓對待生活能動的、唯我的認知態度。

迎親隊伍接親返回男方家后，花包袱一般由女方娘家年齡在 6歲至 14歲的直系親屬或近親作為送親童子，每人抱一個花包袱送入男方家，男方家依俗給每個送親童子紅包。

讓年輕的孩子抱花包袱送親，在當地具有寓意新人多子多孫的祝福之情。婚禮過后花包袱將作為紀念物，被新婚夫婦珍藏，當地也有等子女長大后將其贈予子女的習俗，俗謂之“傳福”，是取包袱的“袱”諧音“福”之意，意喻留住福氣代代相傳。

花包袱的使用緊密貼合于生活日用與人生禮俗，除婚慶禮俗外，花包袱也被廣泛運用在出生禮、滿月禮、百天禮、成年禮以及祝壽禮等人生禮俗。

從上述可以見出，作為裝裹禮品的吉慶物件，花包袱承載了民間重生、睦親、尊老等優良傳統。幾尺見方的花色布面上“美”與“善”的自然流露，將花包袱的圖案裝飾轉化為愜于心、合于意、表于情的幸福感與溫馨感，為民眾的審美意識表達提供了顯在的物質載體，通過視覺形象的喜慶生動帶給人們心靈的慰藉。

《鯉魚跳龍門》包袱鮑家虎藏

二、吉慶歡娛的圖像

在構思設計花包袱造型紋樣時，人們通常從熟識于心的動物植物、傳說典故中擇取題材，并在生存繁衍、納吉求福的功利意欲影響下，使用象征、借比、諧音等手法賦予其理想化意義。

這種理想化意義體現在花包袱各種形式元素的運用，均呈現出人們在審美實踐中高度的自由性、主觀性和創造性。

花包袱的主題大多圍繞著婚嫁、求子、財祿等，其中婚嫁類圖像諸如金魚戲蓮、獅子繡球、蝶戀花、鳳戲牡丹、喜鵲登梅、雙喜圖；求子類有瓜瓞綿綿、麒麟送子；財祿類有鯉魚跳龍門，等等。

花包袱中的傳說故事、鳥獸魚蟲、花卉蔬果在民間都具有著特定的吉祥語義，如石榴飽滿豐碩，代表多子多福；牡丹艷美濃郁，寓意著富貴吉安；瓜藤綿綿纏繞，寓意生命蔓延。

除上述單體物象外，花包袱的圖案紋樣常通過特定的組合傳達祥福興盛之意，例如魚與蓮花的組合既意味著連年有余，同時“蓮”象征女性，“魚”象征男性，金魚鬧蓮暗喻男女相合、夫婦和美之意；再如龍鳳呈祥圖案亦喻陰陽相合、姻緣美好。

花包袱的造型形式體現出百姓“求活”的審美創造力，制作者無羈的想象力為花包袱創造出了天真活潑的藝術形象，例如花布中動物體態的憨厚天真、五形俱全；植物圖案的碩果累累、互不遮掩。

手工藝人巧借動植物生氣活潑的神態特征及健康壯碩的形態特征，用以傳達對待生命、生活的期望之心，這種鮮明的審美情感正是民眾心性之源的生動呈現。

花包袱的吉祥圖案傳遞著百姓祈望兒孫滿堂、福壽雙全、生活安康等內在心理期待，人們將己心之愿訴諸于花布的造型形式，欲以求得心田中的理想與歡樂可以切實存在于現實生活世界。

除上述特定形式組合作為花包袱畫面主體之外，制作者為增添畫面的裝飾性常以求全、求滿為意旨。

整體視覺上以方形環環相套呈現律動有序的環狀布局，并以花紋、圓點、吉祥結等傳統符號作為包袱的四邊裝飾，圖案的疏密、大小、簡繁，以及色彩的明暗、濃淡，整體排列極富節奏感和形式美。

花包袱的形線、色彩變化多樣，對比強烈但并不凌亂瑣碎，圖案配列講究勻齊、對稱、呼應和連續性，花式紋樣天然質樸，所有的變化在幾尺見方的土布上有序存依，具有均衡統一、完整飽滿的美感，體現出民眾活潑自由且不失理性的審美創造力。

在農耕文化影響下，重視經驗性的傳承，人們依據著代代相傳的吉祥符號和既定的規范、程式，將形式與技藝致用于生活。

盡管“傳統民間藝術題材和紋樣中蘊藏的原始內涵已經或正在淡化、消失，衍生文化現象的出現掩飾了本原的東西，使民間美術已轉化為一種吉祥符號、一種裝飾手段、一種心愿表達的媒介”。

但花包袱所承載的美好寓意卻連同古今，其吉祥圖式并非枯槁僵滯的歷史生成，而是潛隱在民眾心田，穿透著個體與集體的創造心智、連接著傳統與現代的審美意識、凝結了感性與理性，統攝著形式與內容。

花包袱所依循的那些既定認知模式，今天依然活躍在人們的思維意識中，形成山東地區民眾鮮明、穩定、敦樸的傳統審美習慣。

《龍鳳呈祥》包袱潘魯生藏

三、濃烈古樸的色彩

花包袱多以紅、黑、藍、白等純色作為布面底色，并喜在其上搭配各種吉祥色，在視覺上呈現為古樸拙真、喜慶莊重、熱烈濃艷，體現出民間畫訣所云“紅紅綠綠，圖個吉利”“軟靠硬，色不楞”“紅靠黃，亮晃晃”“黃喜綠，綠愛紅”。

其中硬色為紅、綠、黃、紫、藍等純色，軟色則如粉紅、淡黃色等，軟色與硬色結合，使色彩的濃淡、冷暖、明暗，交適相依盡顯變化。

民諺“鵝黃鴨綠雞冠紫，鷺白鴉青鶴頂紅”，正是對花包袱用色的準確表述。花包袱色彩搭配呈現出各層色相的深淺不一、井然有序的美感。

花包袱花花綠綠的圖案色彩曾被視作是其“俗”的表現。實際上對于彩印花包袱的雅俗，應考慮到其受眾及特定階層的審美趣味。“物質環境的差異是存在的，審美的不同也是有的，但是絕不能說民間藝術的創造水平和審美內涵比雅文化的少或低。”

花包袱的圖像紋樣與色彩所承載的吉祥寓意以及在人生禮俗中的價值，均與廣大群眾的日常生活與理想追求休戚相關，花包袱的世俗意義生動表露出民眾對現實人生的重視。

花包袱的“俗”正是中國民間傳統審美趣味的真切表達，它真誠而熱情、古樸而稚拙、清新而爛漫，風格古樸、極富鄉土氣息。理想化的情感表達無形中為花包袱增添了“俗”中的“雅”氣，可謂大俗若雅。

人們對于鮮艷色彩的青睞不僅出于視覺的需要，更源自他們追求生活幸福的心靈渴求。傳統鄉土社會物質生活的現實境遇，促使“民間審美意識往往使主體樂于把現實生活中的人生要求和生命需要作為自己的審美理想；使主體樂于遵循自身的功利意愿和心之所向來進行審美判斷和審美選擇；使主體樂于將征服自然、改造現實、向往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訴諸審美形式”。

“大紅大綠”的色彩，給人以喜慶、積極、熱情、熱烈、紅火的心理感受，因此花包袱吉慶熱烈的色彩，既能夠喚起視覺的歡愉同時也是富足的象征，正是由于色彩的合于功利目的、切于人生需要，故其對于日常營生的點飾及審美情感的激發，具有著不容小覷的潤育之用。

《獅子滾繡球》包袱鮑家虎藏

四、美善合一的創造思想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見出，花包袱是制作者按照民眾審美習慣緣情盡性的藝術創造，其主題、題材、色彩作為穩定形態的藝術圖式是觀念符號的物化，同時也是一定社會意識的產物。

正如王海霞所言：“當我們揭開籠罩在民間藝術表層附會的吉祥寓義后，我們便會發現它的本原意義、它的初衷就是對子嗣的企盼、對多產豐殖的期待、對福祿壽喜的追求、對性愛情愛的歌頌，而其終極目的都歸結為對生命的禮贊。”

中國傳統哲學講究美善合一，常以“趨善”的審美創造，呈現出人們的心理期待與意向感知，進而使人們得以在“善”中體悟“美”。

俗云：“南鄉的媳婦愛花花”，所謂“花花”實應有兩層意旨，一方面是視覺層面的“花”，人們稱其為“美眼”，另一方面則是心理層面的“花”，人們稱其為“口彩”。

花包袱既在視覺上彰顯民眾的心意性情，又在心理上契合民眾的精神向往，“美眼”與“口彩”的綜合亦即美善相宜合一，呈現為民間價值觀念中功利與審美的交織統一。

功利意識與審美意識相統一，是民間文化觀念影響下民眾審美意識的普遍狀態。在百姓看來欲愿的傳達與理想的實現，總是呈現為具有肯定性的價值觀念，而這種對于肯定性價值觀念的追求，體現為人們對吉祥語義和圖案形態特征的關注。

花包袱中求吉、求壽、求康順等合目的性功利欲愿，正映透出民間百姓趨利避害心理。由此可見，在民眾的價值判斷中功利往往先于審美，并且常訴諸于審美形式并在作品主題中占據主位。民眾的功利訴求極有力地刺激著創作主體的目的自覺，借此構成了百姓用以寄托情懷的精神性力量。

就上述而言，花包袱所呈現出來“求吉趨善”的功利欲愿，正是民眾俗世審美的物化表達。“文化觀念造就的目的意識和認知模式，使老百姓習慣于從本己的心性要求和美好理想出發，將認識對象和自我的現實關系轉化為情感關系。”

花包袱圖像與色彩內蘊著親情與愛情，富于濃郁的鄉土氣息與人情意味。制作者將意向世界中的理想形態，通過吉祥語義的傳達透露出對生活的感性關照，將約定俗成的心知目見物化為滲透著人文含義的日用之物。

花包袱中所蘊含積極樂觀的情感，源自于生活實踐的需要，映照著寄寓生命愿許的光輝，花布上的每一圖像紋樣、每一色彩表意，均洋溢著民眾的情感意緒與想象心力。民眾對待生活的溫情與向往，是花包袱的審美創造之源；同時，花包袱的審美創造反映出人們熱愛現實生活、能動地體悟生活。

結論：花包袱的當代價值滲透著手工之用的人文之美

筆者通過調研得知，今日山東地區依然在使用花包袱作為人生禮俗的吉慶物件，但其所用的花包袱以工業制品為主。

機械制作取代人的勞動，化學染劑也在逐漸地取代植物和礦物染劑，使得手工彩色印花逐漸退出日常生活領域。

“民間手工印花布作為過去手工業時代的產物、現在也幾乎淘汰，只有極少數的作坊維持，然而它所積淀起來的美，即用人類所特有的‘手’創造的美是不會因為生活的變化而枯萎的。相反，社會生產力越是向高度現代化的水平發展，人們越是需要原始的手工創作的美與之平衡。”

在今天看來，山東地區土布彩印花包袱雖是手工藝產物，但這不代表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藝術價值已成為鄉土社會的“過去式”。

沉積在其中的民俗喻涵與民眾的審美創造，不會因時代的遷移而遺失曾經的魅力，這將是一種越積越厚的文化歷史底蘊。花包袱切近傳統的鄉土之質、古久而深沉的吉祥喻涵，豐富著人們的情感空間。

花包袱圖像的隱喻、審美的創造、人生禮俗的價值承擔等深刻內涵，在今天依然值得去探究。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北京民藝非遺研究院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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