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讀 | 宋代出土石硯簡論
時間：2023-11-27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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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所見宋代石硯多為長方形，其中又以抄手硯為大宗。端硯、歙硯占有相當數量。以東南地區出土最為集中。使用者一般為官宦或殷實之家，絕大多數出自男性墓室，也有女性墓出土者。上述特點是和史載情況相一致的，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經濟文化的興盛和時人的生活狀況。石硯因在各類質地的硯中最易保存，因而多有傳世，收藏者（或機構）眾，其中精品亦豐。故言硯者多以傳世精品論之。然考古工作所獲石硯雖精品寥寥，但有準確的出土地點和年代，實屬硯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硯經過漢魏兩晉南北朝的發展，到唐代已相當普及，也發現了諸多實物標本。到宋代，石硯在考古工作中多有發現。本文主要收集常見資料中的宋代出土石硯（表1），在此基礎上對兩宋時期石硯略作分析，以充引玉之磚。表1 本文收集宋代出土石硯一覽表
本文所收80例出土宋硯中，原作者識為端硯的有23件，歙硯13件，文家沖石硯1件，紫金石硯1件，青石硯11件，其他未說石質的31件。在形制方面，以抄手硯為大宗，共35件，其中長方形抄手硯20件，平面略呈梯形的抄手硯（亦有稱之為箕形抄手硯或風字形抄手硯）14件，鐘形抄手硯1件。其他形制中，長方形硯17件，橢圓形或圓弧邊長方形硯7件，圓形硯4件（其中2件帶三足），風字硯4件，箕形硯2件，船形硯、正方形硯、琴式硯、鐘形硯、腰圓形硯、雙魚形硯、荷葉形硯、不規則圓形硯各1件。另有3件形制不明。明確提及雕刻花紋者有7件，有刻字者5件。最大者長23.6厘米，最小者長8厘米，一般長度（或直徑）在10-20厘米之間。
簡陽東溪園藝場出土宋端石抄手硯
從以上數據看，端硯和歙硯所占比例達45%，其中端硯占29%，印證了當時端、歙等名硯已風靡天下的真實狀況。抄手硯占44%，是宋代最主要的石硯形制，而且從宋初就十分流行，貫穿始終。坊間廣為流傳的蘇東坡設計抄手硯的說法顯然不是事實。在各種形制的石硯中，長方形硯和梯形硯是最多的，共52件，說明當時制硯以實用為首要目的，雖也有形制上的變化和雕刻簡單花紋，但還遠非主流。宋硯以中小型硯為主，同樣也是注重實用的表現。在《西清硯譜》著錄的宋硯中，也是以長方形為主，其中又以抄手硯為多，和出土情況也相一致。本文所收石硯中，江西18件，江蘇12件，安徽10件，湖南、浙江、廣東各7件，福建6件，湖北5件，河南、陜西各2件，山東、上海、四川、北京各1件。其中南方省市共74件，北方省份只有6件，盡管考古發現具有偶然性，但如此懸殊的差距還是事出有因的。南方所出集中于中東部省份。由于硯臺是書寫類工具，表明有宋一代，東南地區是經濟文化最為發達之地，與南宋偏安一隅也不無關系。北宋范祖禹言：“國家根本，仰給東南”。時人富弼云：“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九道（指江南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表明當時東南地區經濟的繁盛和作為國家命脈之所在的重要性。
劉景墓出土宋端石長方形抄手硯
宋代東南地區的江西、福建及兩浙等地文化發達主要表現在文化普及、文化水準高和重視教育等方面。如《宋史·地理志五》在談到福建路時說：“然多鄉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宋代江南東、西路“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頗盛。”不僅說明江南文化繁榮之盛狀，還指出了興盛之原因。有學者對我國歷代狀元的地域分布情況進行了系統研究，從中可以看出在北宋時狀元分布南北基本平衡，并顯示出南方的迅速崛起。南宋時南北分裂，無法類比，但南宋是南方文化在全國奠定領先地位的重要階段當無疑問。至明清時期，狀元數量南方已占絕對多數，其中又以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最為集中，文化之盛至臻矣。本文所計出土宋硯中，北宋和南宋時期數量基本相當，考慮到南宋較之北宋疆域大幅縮小的因素，石硯使用數量當更多于北宋時期。宋代出土石硯在地域分布上的特點與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軌跡不謀而合，絕非偶然，也為此增加了一個注腳。80件石硯標本中，有28件明確出自合葬墓，其中只出1件的均出于男墓主墓穴中，有4件出自合葬墓中的女性墓室；其他出于單葬墓并明確有墓主的12件也都為男性，說明在宋代男子是石硯的主要使用者。《宋史》記載：三朝老臣王嗣宗于天禧五年（1021年）78歲時去世，曾“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說明當時士大夫階層確有隨葬包括硯臺在內的文房四寶的風俗。個別合葬墓中的女性墓穴也出石硯，表明宋代上層女性中也不乏好舞文弄墨者，如李清照、唐婉等就是杰出代表。在宋代墓志中就多有對當時中上層婦女德行、才智的描述，其中有的才學已達到相當高深的程度。
曾鞏墓出土宋端石長方形抄手硯
宋代是中國婦女地位逐漸發生變化的重要時代。在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確立以前，雖也秉承男尊女卑的觀念，但對女子的約束還是相對寬松的。她們很難得到男子那樣的系統教育，士人之家的女子卻也能獲得較好的家庭教育，女性閱讀成為富裕家庭中的一種時尚。宋代社會文教發達，形成了女性閱讀的社會氛圍；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的勃興，導致印刷業的興盛，使書籍普遍流通，為女性閱讀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在文化教育尚不普及的宋代，文化知識還是主要掌握在上層男性手中，下層男子也很難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女性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當時能識文斷字的女子畢竟是少數，從石硯的出土情況也可見一斑。另外，宋代只有品官才可以立墓志銘，《政和五禮新儀》卷二百十六“葬”條：“未發前五刻擊鼓為節，陳布吉兇儀仗、方相、志一（九品以下無），……”出石硯的墓葬中有部分出墓志，說明官員是使用石硯的主要群體之一。從另外一些出石硯同出買地券的墓葬分析，這些墓主雖未入仕，卻也是殷實之家。政治、經濟的強勢決定了文化的強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律。關于端硯的面世時間，傳統的觀點是根據清人記載。計楠《石隱硯談》：“東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黃欽阿《端溪硯史匯參》也有相似記載：“觀東坡集所云，則端溪始出于武德之世。”即唐初高祖李淵之時。但這一觀點引來不少質疑。有學者認為端硯在唐以前即已面世，也有學者認為不早于中唐。端硯源于唐代是多數學者所持的觀點。從古人提到蘇東坡集分析，其言并非毫無根據，黃欽阿“觀東坡集”當非虛指。蘇軾《東坡志林》中提到許敬宗硯時，感嘆“真四百余年物也”，或以為計楠、黃欽阿等人的觀點是據此推算出的，即便如此，也說明，端硯至少始于初唐。總之，尚無充分證據能夠證明唐以前已有端硯，關于蘇軾言論的記載也不宜輕易否定。
包綬夫婦墓出土宋長方形歙硯
考古資料和傳世品及諸多硯著證明了有宋一代是包括端硯在內的各類硯種、硯形大發展的時期。在我們統計的23方出土端硯中，廣東、江西各6，江蘇4，浙江、安徽各2，福建、四川、湖南各1，全部集中在南方地區。端硯是宋代名硯中出土數量最多的，說明當時端硯開采、使用之盛。宋代是文人品評硯臺的極盛時期，也是硯譜、硯史等有關硯的記述最為豐富的時期。關于硯的早期史料主要是依靠宋人的相關記載。此時硯的出產地和硯形也顯著增多，宋人米芾《硯史》即記載了20多個硯種；葉樾《端溪硯譜》記載的端硯硯形近50種；唐積《歙州硯譜》記有硯“樣”40種。在本文收集的出土端硯標本中，除宋代最為流行的抄手硯外，還有船形刻花涂金硯、鐘形雙足硯、琴式硯、橢圓形硯及隨形硯等形制，反映出當時硯形豐富的真實情況。本文統計資料中有13方歙硯，安徽4，江西、江蘇各3，浙江、湖北、陜西各1，依然是主要集中出土于南方地區。關于歙硯的起始年代，也有不同說法。北宋唐積《歙州硯譜》記載：“婺源硯在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后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斫為硯，由是山下始傳。”既然稱“溫潤大過端溪”，則端硯出世當早于唐開元年間，即端在前，歙在后。而據明代李日華《六硯齋筆記》“端溪未行，婺石稱首，至今唐硯垂世者，龍尾也”的記載，歙硯又早于端硯。但唐積為北宋人士，其說或更可依憑。又據北宋陶谷《清異錄》的記載，開元二年（713年），唐玄宗就曾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龍鱗月硯”各一方，“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歙產也。”說明歙硯在開元初就已成為御用珍品，開采當更早。從各種記載分析，端、歙初始時間相距不遠，大致都不晚于唐初。
張同之夫妻墓出土宋端石鐘形硯
硯作為中國古代特有的書寫工具，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與后世硯臺具有相同功用的研磨器具。《玉篇殘卷·石部》：“硯，字書亦研字也。”又“硯，所以研和，以研和墨，用為書字者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石部》：“硯，本義謂石滑不澀，今人研墨者曰硯，其引申之義也。”因此硯、研同理，均有研磨之意，故新石器時代用以研磨顏料的器具，無疑就是硯的源頭和前身。但硯作為一種文化，則開始于漢代。漢代除了如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用鵝卵石制成并輔以研石的純實用性的古樸硯形，也有甘肅天水隗囂宮遺址出土的盤螭蓋三足石硯這樣的制作精美的硯形，漢代硯由應用向兼顧審美方向發展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古硯發展承上啟下的階段，其中以陶瓷硯最具特色，在石硯上著力似乎并不太多。唐代是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而大發展的時期，端、歙、洮、紅絲“四大名硯”之說即源于此時，其硯種、硯式奠定了后世發展的基礎；文人贈硯、品硯、詠硯之風漸興。宋代是中國硯文化發展的繁盛期，諸多文獻和傳世品證明了這一點，出土資料也同樣支持這一結論。最后要強調一點的是，由于歷年發表的考古資料既多且散，本文的統計材料并不完全，但所據均屬最為常見的原始資料，因此，還是可以在較大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石硯的相關情況及其發展、演變的趨勢。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聚硯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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