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讀 | 中國古代玻璃工藝與域外文化的交流互鑒
時間：2024-07-22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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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玻璃工藝在千余年的發展中，始終與域外文化保持著聯系，文化交流貫穿于工藝發展始終。這種交流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表現，一方面，域外文化通過宗教、貿易等方式傳入中國，影響了中國本土玻璃工藝的技術、形式與審美；另一方面，中國玻璃工藝對域外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玻璃發展亦有影響。總體上，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的交流互鑒使中國古代玻璃工藝呈現出既獨立又融通的風格面貌。
圖1 戰國 蜻蜓眼 玻璃 直徑5.9cm 孔徑1.2cm
中國古代玻璃交流存在一個十分特別的現象：域外玻璃長期“輸入”國內，持續時間久，進口數量大，遠超中國玻璃對外“輸出”的規模，這與人們對古代中國作為工藝大國總是向外“輸出”的印象相悖。中國玻璃雖有兩千余年歷史，但在古代并不發達，對外影響力弱，不像陶瓷、絲綢等工藝那樣舉世聞名。在世界范圍內，從公元前2500年兩河流域玻璃制造之始至中國清代玻璃鼎盛期結束，玻璃工藝先后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羅馬、波斯薩珊、伊斯蘭阿拉伯、威尼斯、波西米亞等地大放異彩，成為當時當地的重要工藝門類并影響世界，因此，域外玻璃持續大量進口也就不足為奇。在絲綢之路開辟之前，新疆地區就已有玻璃貿易往來。在新疆克孜爾墓出土了目前中國境內最早的玻璃制品，這些玻璃制品在成分上接近西亞古代玻璃，其年代約為西周至春秋早期。兩漢絲綢之路開通之時，正值羅馬玻璃制造的繁榮期，羅馬憑借其發明的吹制技術使玻璃在制作工藝上更為高效和精美，這為羅馬玻璃的傳播與推廣創造了有利條件，精美的羅馬玻璃自然也受到中國上層貴族的喜愛，大批羅馬玻璃進口到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世家大族生活奢靡，進口玻璃成為貴族爭搶與炫富之物，促進了域外玻璃的大量進口，此時進口的玻璃除羅馬玻璃晚期制品，還有薩珊玻璃。隋唐時期正值伊斯蘭阿拉伯帝國興起之際，阿拉伯人繼承了羅馬、薩珊玻璃的優秀傳統，不僅發展了刻花、熱塑、吹制等工藝，還獨創釉料彩繪工藝，這些都成為當時傳入中國的主要玻璃工藝品類。宋遼時期，伊斯蘭玻璃繼續大量輸入中國，出土文物中既有工藝精湛的玻璃精品，也有日常普通玻璃器。元明以后，中國本土玻璃制作規模增加，進口玻璃數量減少但仍有輸入。15—17世紀是威尼斯玻璃的興盛期，威尼斯玻璃暢銷全球，此時歐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尤其是作為文藝復興起源地的意大利，在文化藝術上取得巨大成就，也促進了威尼斯玻璃的迅速發展，當時傳入中國的不僅有玻璃制品，還有更為先進的玻璃工藝技術，尤其對于清代玻璃制造業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圖2 清 乾隆葫蘆式鼻煙壺金星 玻璃 高5.3cm 最大腹徑4.2cm
中外玻璃工藝技術上的交流互鑒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域外玻璃工藝技術傳入后，中國對外來技術的融合利用；二是中國玻璃工藝對外交流與傳播。對玻璃工藝的起源而言，中國本土玻璃制造晚于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約1000年，外來工藝技術對中國的影響是必然的。同時，隨著中國玻璃制作技藝的提升，玻璃制品也隨著文化交流走向了世界。張騫通西域后，中外玻璃交流更為頻繁暢通，不僅包括玻璃制品的貿易交流，也包含了玻璃制作技術的交流。在絲綢之路新疆天山南北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玻璃制品，其年代從西周到元代，既有域外傳統玻璃成分配方的“鈉鈣玻璃”，亦有中國本土獨有的“鉛鋇玻璃”，還有取自新疆當地礦物（含有氧化鉛和氧化銻）制作的玻璃珠。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了當時的新疆是中國最早能制造玻璃的地方，是東西方技術交流的融合處。[1]在外來技術的吸收利用上，中國的“蜻蜓眼”玻璃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圖1）。戰國早期的“蜻蜓眼”是來自西亞的舶來品，玻璃成分為“鈉鈣玻璃”。到戰國末期，“蜻蜓眼”的玻璃成分發生改變，為中國本土特有的“鉛鋇玻璃”，這是學習利用西亞的制作技術而在本土生產玻璃的一個證明。吹制技術的發明在玻璃工藝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公元前1世紀羅馬發明了玻璃吹制技術，極大提升了玻璃制作效率，而且吹制玻璃器通透輕薄，耐腐蝕，美觀實用，促進了羅馬玻璃制品的廣泛傳播，與此同時羅馬的吹制技術也傳播至各地。中國漢代已有進口的羅馬玻璃，但本土玻璃制造還沒有利用吹制技術，普遍采用模鑄工藝，這是由于古代工藝技術的傳播要遠遠滯后于商品的流通，而到北魏時期，本土開始運用吹制技術，并制作具有典型的中國特征的玻璃器，如缽、葫蘆瓶等，此后的玻璃制作就較多運用吹制技術。隋代本土玻璃制作技藝提高，在出土的大量玻璃器中，有部分是運用鈉鈣玻璃成份與吹制接棒技術制作的具有中國器物特征的玻璃制品，這與東西玻璃技術交流十分有關。伊斯蘭玻璃傳入中國的同時，伊斯蘭玻璃原料也進口到中國，[2]從域外打撈出的伊斯蘭沉船中可以推測，船上裝載大量半成品的玻璃料塊，很可能在運往目的地后在當地進行回爐制作，這樣可以避免直接運輸玻璃制品而破碎的風險。清代對外來玻璃技術的采納、吸收與創新史無前例，康熙朝是清代玻璃制作工藝的開端和奠定基礎的時期。康熙帝興趣廣博，熱愛科學，于1696年敕命建造宮廷造辦處玻璃廠，在傳教士德國人紀里安（KilianStumpf）指導下進行，于1700年建成，[3]同時聘請西洋玻璃技師負責窯爐建造、玻璃配方和學徒訓練。此后經過雍正、乾隆幾代努力，中國在套色雕刻、玻璃胎畫琺瑯、金星玻璃等工藝上融入了本土特色的造型元素與審美趣味（圖2），玻璃工藝達到了可與世界比肩的水平。在中國玻璃傳播與交流方面，早在西漢時，中國鉛鋇玻璃制品就已傳到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地。日本早期玻璃制品出現于彌生時代（公元前2世紀—公元3世紀）晚期，其成分為中國獨有的“鉛鋇玻璃”，據推測一部分是從中國傳入，一部分是利用中國玻璃原料或技術在日本當地制作而成。朝鮮半島于公元前2世紀前后出現了最早的玻璃制品，很多為漢代玻璃器物，如玻璃耳、玻璃珠等。隋唐時期佛教盛行，出現了大量用來盛放舍利子的玻璃容器，此時的玻璃為高鉛玻璃，伴隨唐文化東傳，這種玻璃器物的功用方式也傳播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而且當地玻璃舍利瓶在成份與形制上也與中國近似，說明了中國高鉛玻璃技術也傳入了當地。日本正倉院藏有一件唐代玻璃唾壺（圖3），玻璃成分為西方鈉鈣玻璃，但在造型上卻是典型的中國器物，推測是在中國利用伊斯蘭玻璃原料制作后，又經遣唐使、留學生或僧人等傳入日本。明代稱呼玻璃也叫“硝子”，可能是以硝石作為熔煉玻璃的助熔劑而得名，這個稱呼在今天的日本仍然使用，反映出當時中日玻璃工藝的交流。明代鄭和下西洋時將國產玻璃珠帶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頗受當地歡迎。清代是中國古代玻璃工藝發展的高峰，從康熙到嘉慶早期，玻璃制造從宮廷造辦處到民間工坊一片繁榮，推動了玻璃在大眾中的普及，也促進了大量玻璃飾品的出口。美國在乾隆四十七年派“中國皇后”號商船到中國通商，從廣州購進了玻璃珠飾，后來美國考古學家在發掘土著印第安人遺址時，發現很多清代玻璃珠飾，[4]成為見證中美玻璃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
圖3 唐 藍色玻璃唾壺 高9cm 口徑11.7cm 日本正倉院藏
宗教曾在中外玻璃工藝發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歐洲基督教興起后，修道院修士發現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可以營造光色縈繞的氛圍，從而榮耀上帝，于是投入大量金錢與技術發展了彩色玻璃。[5]在中國玻璃工藝史上，佛教對于玻璃的形式與功用也曾起到十分特殊的作用，并經過中國化的融合創造后傳至東亞和東南亞。此外，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清代玻璃工藝的繁榮產生了積極作用。佛教文化源于印度，自東漢傳入中國后，與中國文化融合、碰撞，發展為本土主要的宗教之一。在印度佛教中有建佛塔安奉舍利的習慣，即將舍利放入寶函之中再埋于塔基之內，該瘞埋制度傳入中國后，中國獨創了用玻璃容器來盛放舍利的方式，有時還用玻璃香料瓶、玻璃碗、玻璃凈瓶、玻璃飾品等作為供奉物（圖4）。玻璃的這一功用在隋唐宋遼時期最為盛行。河北定縣北魏塔基是目前已發掘的最早有紀年的塔基，為北魏孝文帝修建，塔基內的石函中就裝有玻璃容器和玻璃珠。隋文帝時期大力弘揚佛教，曾敕令在全國各州修建寶塔安奉佛舍利，大部分使用了玻璃瓶。玻璃舍利瓶發展至唐代后形成了更為完善的規制，此時玻璃瓶多為高鉛玻璃，透明度高，細頸球腹，尺寸較小，舍利存于其中，再由里及外逐層放入金、銀、銅、石制的多層寶函中，可見作為最內層的玻璃瓶之珍貴。玻璃在唐代亦稱琉璃，為佛教七寶之一，地位尊貴，當時的唐人尚不知玻璃為人造材料，誤認為是西域傳入的天然稀有之物，故視玻璃為寶物。至此，玻璃與佛教的關聯更加緊密，從考古發掘中可以發現，大量玻璃器物出土于寺院佛塔中，其中既有本土制造的玻璃，也有進口玻璃，多為精品。朝鮮半島和日本也出土了玻璃舍利瓶，反映了東亞、東南亞之間的文化與工藝交流。清代玻璃工藝達到高峰，這與外國傳教士的貢獻不無關聯。16世紀后半期，歐洲傳教士來華傳教，他們不僅有宗教知識，重要的是還擁有科學知識和藝術才能，以此服務于朝廷而獲得更大的傳教自由度和信任度，他們通常會將西方當時先進成熟的玻璃制作技術和成型工藝帶入清廷。[6]康熙在與傳教士的密切交往中決定成立造辦處玻璃廠，聘請國外技師參與。此后在以外國傳教士紀里安、紀文、湯執中為代表的傳教士的幫助下，在基于歐洲玻璃工藝的基礎上，中國古代玻璃工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圖4 唐 盤口玻璃瓶 高21.4cm 口徑4.7cm 腹徑10.7cm 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在古代玻璃工藝發展的過程中，同期并行的各文明都因其所處地理環境與地域人文的不同，而形成迥然不同的玻璃工藝狀況與發展軌跡，并在某些時刻產生交集。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都十分珍視域外玻璃，并對域外玻璃技術加以學習吸收，選擇了適合本民族審美與使用需求的工藝加以利用創新，這其中有對自身技術不足的認識，也有對工藝較為局限的理解，同時也有兼容并包的大國自信，由此形成了中國玻璃工藝的特色之路。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上海工藝美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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