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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孔雀藍釉瓷器的品種類型

　　（一）孔雀藍釉

　　明代孔雀藍釉瓷器于永樂朝開始燒造，到了宣德年間，其制作工藝與產品質量均已經達到了頗為高超的水準。與元代不同的是，明代瓷胎不再使用化妝土，釉直接施于白色瓷胎上。明代孔雀藍釉瓷器的掛釉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承襲元代，于素胎上施化妝土后直接掛釉燒造，此種方法燒制的器物胎釉結合不夠致密，釉面極易開片剝落；第二種是在已燒成的細膩白釉器上罩釉燒成，即二次燒成，胎釉結合較好，釉面不易剝落。宣德時期孔雀藍釉瓷器以日用器居多，常見器型有碗、盤、高足杯等，多是內壁施白釉，外壁施孔雀藍釉，因施釉較薄且釉質勻凈，故清晰可見拉坯旋紋，器物底部多見青花雙圈“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雙行楷書款。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由于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因此有關孔雀藍釉瓷器的燒造情況不得而知。

[明代 嘉靖年間] 孔雀藍釉碗

發展至成化，孔雀藍釉瓷器在造型、紋飾等方面仍保留宣德時期的特點，并無進步與創新，釉色較淺淡且綠調偏重。弘治朝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完善。正德時期，孔雀藍釉瓷器的燒制技術趨于完善，產品質量顯著提升，瓷器品質優良。究其原因，一方面歸功于統治者對伊斯蘭教的信奉，使得孔雀藍釉得以長足發展；另一方面統治者對御窯廠瓷器質量的嚴格要求，促使瓷器制品精益求精。傳世孔雀藍釉器型以碗居多，皆無款，裝飾手法常見刻劃、錐拱，紋飾常見仰蓮紋、魚戲蓮紋。正德以后，孔雀藍釉瓷器的燒制由盛轉衰，傳世數量大幅減少，多見不同規格的大盤，小件器極少。天啟、崇禎官窯沒落，幾乎見不到孔雀藍釉瓷器。

　　（二）孔雀藍釉青花

　　據考古資料顯示，元朝文宗時景德鎮已開始嘗試燒制孔雀藍釉青花器，但由于燒制技術尚不成熟，導致燒成的青花多呈黑色。明代宣德朝，孔雀藍釉青花再度問世，其制作水準大幅提升，成品視覺效果鮮明，青花發色純正。關于孔雀藍釉青花的誕生問題，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定論，大致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受元代磁州窯孔雀藍釉黑花這一品種的啟發；另一種則認為是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因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大都生活在炎熱的沙漠地區，他們偏愛象征綠洲的綠色和象征湖泊的藍色，孔雀藍釉青花則寓意著綠洲中的水源，能給予飽受干旱摧殘的人們以生命的希望，而在永樂、宣德時期出現的大量具有伊斯蘭教風格的異型器也強有力地佐證了這一觀點。

[明代 正德年間] 孔雀綠釉青花四魚紋盤

　　孔雀藍釉青花是明代制瓷工藝創新的典范，它突破了傳統胎、釉、彩以及其他工藝之間的壁壘，成功地將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色料用于同一器物的器表裝飾之上。孔雀藍釉青花器的制作流程如下：首先，蘸取青花料在胎體表面繪畫紋飾，再于紋飾之上點涂一層透明的堿性釉；隨后，將此坯體置于窯爐內，采用還原氣氛進行高溫燒制；待初次燒制完成后，用吹釉的方式在其表面上一層孔雀藍釉；最后，再次將半成品送入窯爐，用低溫焰焙燒即成。目前已知的孔雀藍釉青花瓷器見于宣德、成化、正德朝，以正德時期的最為成熟，底部屬本朝青花款。孔雀藍釉青花器型常見盤、碗、梅瓶，其中以盤類居多，外壁常見青花繪魚藻紋，取“水中四君子”——鯖、鲌、鯉、鱖，對稱均勻分布，象征“清白廉潔”，表達古人對美好人格的追求，再于器物表面施一層鮮艷亮麗的孔雀藍釉，使其獨具優雅深邃的美感。不同于宣德多大件，成化時期瓷器制品以玲瓏精巧的小件器為主，釉料的甄選與研磨水平顯著提高，且釉料陳腐時間較短，須在儲泥得當后方可施于瓷胎之上。此外，成化朝一改宣德時期升溫過快的弊端，采用慢升溫、長保溫的精密技術，同時嚴控窯火和煙囪擋板的開合，使得燒成的器物胎釉結合緊密，但這也使得成化年間孔雀藍釉釉下青花的發色接近黑色，更顯凝重。發展至正德朝，青花與孔雀藍釉完美融合，二者相得益彰。

　　（三）灑藍地孔雀藍釉

　　灑藍地孔雀藍釉瓷是明代特有的精品瓷，始見于成化，其施釉工藝是于高溫燒成的細白瓷器外壁施灑藍釉為地，填孔雀藍釉為花，常見紋飾有云龍紋、龍穿花紋、魚藻紋等。灑藍地孔雀藍釉的傳世器以正德朝為最佳，孔雀藍釉色淡如春水，灑藍釉湛藍光亮，“雪點”點綴得恰到好處，富有立體感。

　　張紅燕、胡東波二位學者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對出土于明代御窯遺址的明代灑藍釉瓷片進行檢測分析，他們的研究解釋了灑藍釉與孔雀藍釉能被共制于一器的原因：第一，灑藍釉與孔雀藍釉同屬低溫釉，二者的燒成溫度相差不大；第二，灑藍釉中用于呈色的CuO含量達6%以上，CoO含量在0.3%左右，堿金屬氧化物含量約20%，屬高堿釉。孔雀藍釉的著色同樣依靠銅離子，CuO含量達9%以上，充當助熔劑的堿金屬氧化物總量約達16%以上，同屬高堿釉，與灑藍釉性質相似；第三，灑藍釉與孔雀藍釉一樣，其燒制工藝都是在已經燒制堅實的白釉瓷上再次施釉燒成。由于原料成分、制作工藝的相似，窯工們大膽創新，將灑藍釉與孔雀藍釉并燒于一器，使其成為明代重要的瓷器品種之一。

　　（四）內黃釉外孔雀藍地灑藍

　　內黃釉外孔雀藍地灑藍瓷器僅見于弘治朝，幾乎不見傳世器。下圖為景德鎮御窯博物館館藏的一件明弘治內黃釉外孔雀藍地灑藍錐拱云龍紋盤，此盤胎薄，撇口，弧壁較淺，圈足，足墻微內斂。盤內壁施澆黃釉，光素無紋，口沿處因胎薄而色稍淺淡，外壁以孔雀藍釉為地，對稱錐拱兩條行龍與“壬”字云，內填灑藍釉，圈足內施白釉，青花雙圈“大明弘治年制”六字雙行楷書款。因黃釉是用澆釉法在已燒結的白色瓷胎上施釉，入窯經850—900℃烘燒而成，亦屬低溫釉，故該品種的制作工藝與灑藍地孔雀藍釉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明代 弘治年間] 內黃釉外孔雀藍地灑藍錐拱云龍紋盤

明代孔雀藍釉瓷器的使用功能

　　明代孔雀藍釉瓷器按照其使用功能主要可分為日用器、文房用器、陳設器、祭祀用器、禮器五大類，其中，以日用器居多，總數可占到明代孔雀藍釉器的半數以上，其次是祭祀用器、文房用器、陳設器，禮器占比最小。日用器像盆、缸、繡墩這類大件較少，以碗、盤、碟等小件居多，其中，盤和碟是最常見的器型。這些施有孔雀藍釉的日用器除了滿足皇室貴族的需求外，還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孔雀藍釉的祭祀用器主要有香筒、香桶和香爐，香筒因其具備凈化空氣的重要作用而被用作室內器具，也是常見的祭祀供具之一，古代貴族會在香筒內放置香枝，以表對神明祖先的虔誠敬意，故制作考究、裝飾精美。孔雀藍釉祭祀用器的使用主要歸功于明朝宗教的多元性以及明朝政府兼容并取的態度，盡管如此，囿于明朝的制度規定和禮儀規范，祭祀用器所燒制的孔雀藍釉更顯深沉莊重。文房用器主要有筆洗、筆架等，傳世數量極少，這大概是因為明代對漢文化的發展和推廣，使得民眾心中懷有崇古情懷，所以大幅降低了華麗鮮艷、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孔雀藍釉的使用率。

[明代 嘉靖年間]  孔雀藍釉盤

　　孔雀藍釉作為中西亞地區的傳統釉色，由于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觀念的沖突，在明代漢人統治的社會環境中需求量自然也不會太大，其使用也因此受限，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孔雀藍釉瓷器的制作工藝雖然在明代已經達到了較高水準，卻沒有被大規模批量生產的原因。發展到清代，由于滿清貴族對封建禮法沒有過多的講究，社會審美提倡多元包容，這就使得孔雀藍釉被大量運用于文房用器、禮器、陳設器之上，禮器、陳設器造型仿古青銅器，莊嚴優雅；文房用器也有了更多活潑生動的造型，如孔雀藍釉魚形水注、孔雀藍釉山式筆架等傳世數量遠超明代。較大的數量差距也反映出傳統文化和審美觀念對孔雀藍釉瓷器需求的影響。

[清代 康熙年間]  孔雀藍釉瓷魚

明代孔雀藍釉瓷器的藝術價值與文化意涵

　　孔雀藍釉是以銅元素為著色劑的低溫顏色釉，因堿金屬含量、釉層厚度等因素影響，其釉色大多介于藍綠之間，如孔雀羽毛般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色彩效果。孔雀藍這一獨特的色彩，源自于中西亞地區悠久的裝飾藝術傳統，它被頻繁地裝飾在當地壯麗的建筑及精致的器物之上，成為古代絲綢之路沿線一道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觀。7世紀后，伊斯蘭教逐漸成為中西亞地區的主流信仰，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們將孔雀藍釉顏色大面積地裝飾在清真寺的穹頂上，這無疑從客觀上加深了孔雀藍色與伊斯蘭教的聯系。這一宗教審美傳統綿延不絕，直至明朝時期仍被承襲，明代的孔雀藍釉瓷器不僅僅作為外銷的商品，同時也是明朝與伊斯蘭地區外交活動中重要的賞賜禮品。

　　孔雀藍釉顏色之所以能傳入中國境內，主要得益于中外貿易間長足的互通有無，據考古資料顯示，我國南方沿海地區就出土有唐時期由中西亞地區舶來的孔雀藍釉陶器，它們大都作為承載葡萄酒的容器或是外籍商人自帶的生活用器，且有學者基于對中外孔雀藍釉化學成分的檢測分析指出：我國的孔雀藍釉與中西亞地區的孔雀藍釉之間不存在傳承關系。我國的孔雀藍釉雖受到外來釉色的影響，但卻是在中國本土制瓷業獨立的創新發展下誕生的，宋金時期，我國的北方窯廠便已自主生產出了孔雀藍釉瓷器。至元代，元朝政府對手工業極為重視，將能工巧匠匯聚于景德鎮從事瓷器制作，并設立了專為皇室燒制瓷器的浮梁瓷局。元蒙貴族普遍信奉伊斯蘭教，再加之他們對“藍天白云”的鐘愛，這使得孔雀藍釉瓷的生產得到了更多的重視，窯工們也在這一時期掌握了孔雀藍釉呈色的固定配方，創燒了高溫釉下青花與低溫孔雀藍釉相結合的孔雀藍青花，但因燒制技術不成熟，其成品大多為“孔雀藍黑釉花”。明代在繼承前朝工藝的基礎上，對官窯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孔雀藍釉瓷器在制作工藝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一時期的窯工們已能熟練掌握瓷器制作技巧，燒制出名副其實的“孔雀藍青花”。此外，窯工們還將孔雀藍釉與其他低溫彩釉（如黃釉、褐釉）結合，創燒出以孔雀藍釉為基調的素三彩瓷，填補了藍釉上彩的空白。

[明代 嘉靖年間]  白地素三彩纏枝蓮紋瓶

　　明代孔雀藍釉瓷器制作之精良，主要歸功于皇帝本人對伊斯蘭文化的特殊青睞，以正德皇帝為例，筆者非常贊同劉偉的觀點：與其說武宗是專寵回人的伊斯蘭教忠實信徒，倒不如說這是朱厚照本人對封建禮法的離經叛道和對外來文化的獵奇。

結語

　　明代景德鎮官窯將孔雀藍釉與青花或其他低溫顏色釉協調搭配并統燒于一器，創燒出孔雀藍釉青花、灑藍地孔雀藍釉、內黃釉外孔雀藍地灑藍等品種，為中國陶瓷發展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雖然明代孔雀藍釉瓷器具備較高的制作水平，但在漢人統治的社會環境中，它的使用因受到傳統漢文化和審美觀念的限制，主要用于對外貿易與賞賜異族，故不被大規模生產。至清代，為服務滿清貴族的封建禮法，社會審美更加多元化，孔雀藍釉瓷器的制作也因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擺脫了傳統的約束，其傳世數量遠超明代且在宮廷中也更為常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統治階級的審美觀念和社會主流文化對彩釉器的品種類型、使用功能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孔雀藍釉瓷器作為跨越國界的藝術瑰寶，也是中外文化深度交流與友好往來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