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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學的建設與新文科的探索

【摘要】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亟需性和重要性逐漸被學術界所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或在語言上更簡潔的“非遺學”從三兩個專家的提倡變成了基于較大共識的學科體系建設議題。非遺學被定位為一門前沿、交叉學科，其前沿性一方面在于它是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出來的非遺保護事業的新產物，另一方面在于它正以嶄新的方式推動文化多樣性條件下的人類文化認同；其交叉性既是學科演變的歷史現象，也正借助新文科建設的動能互換理論整合和方法創新而成為顯學。

【關鍵詞】文化遺產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非遺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新文科

在近二十年的時間里，“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從一個生僻而略顯別扭的詞，在廣為流行之后，又被簡略為更符合現代漢語雙音節構詞習慣的“非遺”。中國的非遺保護外承國際社會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等文件精神和項目規則，內接國內社會的“傳統民間文化”轉變為“公共文化”的時代大勢，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臺階，逐漸從一個以“四級非遺名錄體系”為基礎的文化項目發展為全面滲透、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經濟大局以及國民日常生活的公共事業。曾經在公共空間沒有正當性和能見度的大量民族民間文化經過“非遺”的命名被賦予無限的動能，獲得機會傳承與傳播、弘揚與發展以及創造性轉化。處在灰色地帶的民族民間文化從邊緣現象一躍而成為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國家的公共生活的常規熱點現象。在此，我們毋庸贅述、細數中國非遺保護的具體成果，只想提及非遺保護在基本面貌上改變了國家的公共生活和國民的日常生活這個顯著的事實。認識到這個事實，是我們研究國情、提升學術并建設學科的出發點。

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或非遺學的提法，在非遺保護行動在中國甫一開展就出現了。十分可喜的是，非遺學從少數幾個學者的倡導到當前已經成為廣大的非遺相關學者隊伍基于比較充分的共識而投入建設的學科^①。非遺學能夠凝聚相當廣泛的學者共識，帶給我們三重喜悅：一是非遺保護實踐已經成績卓著，并且具有強勁的持續發展的需求，所以需要學科化的知識創新提供更好的服務；二是非遺研究的多學科的積累已經非常可觀，需要學科整合予以學術的提升；三是欣逢國家的學科體制改革提出的新文科建設與非遺學的建設在方向上正好契合，非遺學因而具有了制度支持的空間，非遺學的探索是少有的新文科建設的先行者，甚至可能成為新文科建設的范例。

一、非遺學，其來有自

 

我們不能因為看到“非遺學”這個名稱是十多年前出現的，就以此作為非遺學的起點。世界上有許多事物是先存在后命名的，更有大量的事物是二次命名乃至不斷被再命名的，在后續命名發生之前已經長期存在著。追溯起來，非遺是對傳統民間文化的選擇性命名，而民間文化是對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民間信仰、民間工藝、民間醫藥等的總命名，其中，民間文學又是對神話、傳說、故事、歌謠等的集合命名。這么一層層地追尋起來，我們看到，非遺學是有它的前世今生的。我們今天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非遺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或綜合學科，但是從對象上看，它源自研究民間文化的民俗學。

非遺學承接了民俗學的對象。民俗學研究社會人群傳習的文化^②，在不同的時期，調查研究的實際范圍在不斷擴大，直到晚近學人明確把“民俗”界定為國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如果仍然用“人民的知識”（lore of the people）來總括“民俗”概念包含的范圍的話，其所謂“知識”（lore）是包含構成日常生活內容及其延續性的所有常識和技能的，其中特別受關注的是所有文藝體裁和儀式行為。現有的各種民俗學概論大致都納入生產民俗（農牧業、工商業、服務業及特殊行業）、生活民俗（村社民俗、節日民俗、人生儀禮）、語言藝術（神話、史詩、歌謠、傳說故事、諺語）、表演藝術（戲劇、樂舞、雜藝）、信仰民俗（自然信仰、人神信仰及其儀式活動）。民俗學長期積累的對象分類實際上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基礎，該公約的文本是國際民俗學界積極參與、發揮貢獻而形成的，它對非遺的五類劃分^③是對民俗學的知識借鑒。中國的非遺保護根據自身的項目存量特殊性把非遺項目劃分為十類，即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和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但我們不要把十類里的“民俗”與民俗學的民俗概念混淆^④。作為十類之一的“民俗”，特指民俗學的民俗對象被抽取了其中九個部分之后的剩余部分，主要指節會民俗、信仰民俗、人生儀禮和衣食住行等專項民俗。

非遺學對民俗學的承接當然不只是對象。通過文化的公共程序讓所有人都有機會獲得尊重，是人類在現代的不斷追求。而通過民族民間文化的記錄和保存讓現代社會的弱勢人群的創造性獲得承認，是民俗學在各國興起的內在訴求。民俗學在一百多年的學術努力中，發揮了搶救、記錄民間文化的基本功能，各個國家的國家圖書館和專業圖書館保存了浩如煙海的記錄文本和音像資料，中國相關工作集中體現在十部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的宏大工程。非遺保護在工作上借助了如此積累的資料和這個過程中培養的人才，非遺學在理念上繼承了民俗學的人文情懷，并且通過有效的實踐方式讓普通人在公共領域占據一席之地，讓其中的代表獲得崇高的榮譽。非遺學在調查方法、文本分析、體裁研究、傳承人研究等方面都在借用、沿襲民俗學的學術成就。而在價值理念、學術方法上非遺學與民俗學也是一脈相承的。

沒有中外民俗學一百多年的學術積累，既不會有民俗學家在教科文組織參與活態文化遺產保護方案的研擬，也不會有非遺保護實踐在過去二十年里的輝煌^⑤。非遺保護首先要解決非遺在哪里，可以從哪些民族民間文化中選擇代表性項目。而民俗學在“民間文化”概念框架下的成果積累為解答這兩重問題提供了資料：有中國現代的“到民間去”的調查發現，才有“民間文化”是一個擁有具體項目內容的總體；有北京大學《歌謠》周刊和中山大學《民俗》雜志到改革開放以來巨量的民俗志和民間文藝集成的出版發行，才有中國十五年非遺系列名錄建設的項目來源。非遺保護工作是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專家團隊和項目傳承主體或其代理方合作開展的公共事業，專家團隊的作用必不可少。實際上，專家團隊不是2006年正式在全國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遺項目名錄的時候像魔術一樣一下子冒出來的，而是由民俗學等學科的、至少兩代學人接力棒式地培養的儲備人才經過學習轉型而來。民俗學為非遺保護的對象構成（非遺名錄的候選項目）和主體構成（作為保護主體一方的專家團隊）都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非遺學對于民俗學的承接既是一種受惠，也是一種受限。非遺學受惠于民俗學而興，也受限于民俗學本身的問題。如果局限在民俗學的學術框架里處理非遺保護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將在學術上躑躅不前，在實踐上作繭自縛。民俗學長期把自身的基本工作定位于民族民間文化的文本生產，如記錄歌謠的歌詞、神話故事的敘述文字，對于民俗活動（如節慶、儀式）則是記錄過程和結構要素。這樣的工作目標配之以采風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這種方法對于非遺研究是顯然不夠的：（一）非遺研究，也有調查記錄、搶救性記錄等的需要，除了對非遺項目的文本化需要可以借用采風式的方法，還需要音響記錄和剪輯；更基本的是，還需要針對傳承人、傳承人群的傳記性的調查記錄。非遺研究對于項目和相關聯的人要同等重視，離開了傳承人、傳承人群和傳承地區，非遺項目不能單獨成立。（二）非遺研究，不同于民俗學可以只研究文化事項，實際上研究的是非遺保護實踐，其構成除了項目和傳承人群，還有政府、專業團隊，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和公眾。非遺保護是公共文化事業，在國際上基于政府間的公約，在國內基于四級政府文化主管機構的組織實施；專業人士的參與為項目的定義定位、審核評估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意見，對于各方提出的主張進行篩選，并進而支持特定項目向公共文化轉換身份；各種社會組織都可以參與，公眾都有機會介入，本身既是非遺保護的條件，也是非遺保護的社會過程的應有內容，而這種參與和介入的理想狀態就是非遺保護的最終目標。我們如此描述的非遺研究，顯然大大超出了民俗學的學科慣例。

二、非遺學，探索前行

  

在此，只是以民俗學為例，解釋在非遺保護興起的初期多學科的參與對于非遺保護事業和非遺學的雙面影響。音樂學、舞蹈學、戲劇學、醫藥學、工藝學、博物學以及材料學、力學等學科對于非遺的分類研究都做出了貢獻。然而，就如音樂類非遺及其保護實踐并非只是音樂學的問題，以此類推，非遺及其保護實踐所需要的學術根本就不是這些學科都分頭來發揮作用就能夠令人滿意的。

非遺保護所需要的學術支持在前述提及的各學科的參與下得以啟動和初步展開，形成了影響巨大的非遺保護這項社會運動，由此形成了公眾廣泛接受的一項新興的公共文化事業，形成了學界逐漸達成需求共識的非遺學概念。其中，對于非遺學的需求源于多學科的分頭參與已經不能滿足非遺保護事業繼續高質量深入發展的需要。

現階段對非遺學做一個基本的評估，可以用三個階段來表述：非遺學的前史、非遺學的肇興、非遺學的成形。對于這三個階段的劃分與認識將影響我們對于非遺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非遺學的前史是非遺保護開展并吸引學術研究之前的階段。非遺保護是現代文明進入一個新階段的產物，也是現代學術自我再生產的一個新階段的結晶。先有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全世界推動世界遺產保護，普及“世界文化遺產”的概念和理念，然后才有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引發的非遺保護運動；另一方面，先有民俗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音樂學、戲劇學、醫藥學、科學技術史等的文化項目發現和學術研究成就，才有它們培育的學者參與非遺保護這項集體行動，在促成這項事業的同時，也開啟一項學術研究。我們承認非遺學有自己的前史，能夠避免學術上的目空一切和閉門造車，能夠在清醒地認識到非遺學的漫長積累和豐富資源的狀態下突入到新的學科建設。

非遺學的肇興是非遺保護在全世界啟動之后，各個學科參與進來并匯聚成為“非遺研究”這個專門領域的階段。各個學科在一開始的介入具有雙重的意涵：一方面是各個學科自己向新的對象的拓展，這是很常規的態勢，因為學術的創新要求總是作為內驅力推動學者們通過介入新對象而顯明自己的創新努力；另一方面，因為非遺保護是一個總的社會過程，不同學科學者的參與是以多樣的合作方式運作的。學者們的學術產出，既是自己學科的延展，也是同一個過程所構成的同一項事業的組成部分，于是在非遺保護作為一項事業被確立之后，與之相關的學術參與及其產出共同積聚成為一個可以辨識的研究領域，“非遺研究”作為一個有辨識度的研究領域，就成為一個不斷滾動增大的學術雪球。參與非遺保護事務和學術活動的不同學科學者從原來學科的立場到相互認同的共同學術領域的立場轉換，構成非遺學從無到有的魔法般的發生學機制。“從無到有”當然是就非遺學而論非遺學的觀感，我們要增加非遺學的前史階段，就是要我們用“以甲生乙”的思維看待非遺學與現代文明和現代學術的內在聯系。在還沒有非遺學的時候出現了非遺研究，在大家都屬于其他學科身份的時候，出現了非遺評審專家、研究者，這種情況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專家評審會的現場、關于非遺的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的現場被頗有戲劇性地呈現出來。再看看非遺代表作名錄被正式公布之后的專家身份的公共認知，以及研討會議結束之后出版發行的論文集，非遺保護專家團隊、非遺研究的專門領域就呈現出自己的面貌了。經查找2000年以來非遺保護在全國正式推行前后的文獻，可以看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當時承擔國家非遺保護的專業工作：在2001年組織多學科的資深教授舉辦“搶救和保護中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座談會”，在2002、2003和2004年連續舉辦三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再在2006年6月第一個中國文化遺產日慶祝期間，舉辦“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論文在年底結集出版^⑥。文集包括八十多個作者、近八十篇文章；作者出自十多個學科，來自幾十個大學和研究院所。但是這本論文集作為當時一系列活動和若干論文集的代表，傳達出了這樣的閱讀效果，即非遺研究領域的出現和非遺學者的集結。

非遺學的成形是指非遺研究從一個學術領域提升到具有一定的整合性和共識性的階段。因為眾多學科學者的參與而形成了共同的非遺研究領域，雖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但是由于學者們還大多是以原有學科的概念和方法來參與的，其中的成果只是因為非遺話題而關聯在一起，還沒有學理的、方法論的共享而構成緊密的內在聯系，也就是說，各項成果是借助現象或經驗的相關而被匯總在一起，并沒有成為“一體”，也就是沒有被一個學科的基本體系所整合。非遺學的成形需要滿足學科的基本屬性，王福州在最近的文章中概括為交叉性、整體性、貫通性、應用性以及獨特性^⑦，其中最基本的是整體性，即對于一個作為領域的非遺研究進行理論和方法的整合而具備的屬性，也就是非遺研究經過學術自覺和學科建設而從一個領域上升到非遺學的轉身。這種轉身當然不是舞臺上的華麗轉身，而是一個數年積累升華的緩慢過程。把非遺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還是直接用非遺學來定位，學者們的認知有一個逐漸明確的過程。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在2004年9月提議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課題組，其成果在2006年出版。這第一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的發行意味著非遺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已經出現并被高光筆標示，而從概論的措辭和定位來看，當時對于是否標舉“非遺學”還在欲說還休的含蓄之中。此后，學者們持續地明確追求非遺研究的學科化^⑧，甚至直接呼喚建立非遺學^⑨，到2018年，黃永林和肖遠平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概論^⑩撰寫組，應該說是當時學界同仁已經對非遺學有了明確的共識。從2004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的設想到2018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教程的設想，非遺學的學科化及其內部的學術整合發生了質的提升，非遺學的基本學術構成算是大致具備了。

三、非遺學，時代機遇

  

非遺學現在已經納入國家的學科序列，這是非遺學使自己真正配得上非遺保護事業的一個新的起點。非遺學被列為前沿、交叉學科，它的前沿性是由它的新興身份和對于人類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功能預期所彰顯的；它的交叉性是對它的學術構成現狀的描述，但是非遺學的學科建設需要以更優的學術整合使它具有更好的內部完整性和外部獨立性。我們清楚地看到，非遺學對于現階段的內部多學科交叉性予以整合建設，需要有新文科建設的思維。

“非遺”是一項重要的學術發明，蘊含著重要的、再生性強大的理論創新和機制創新：（一）各種日常生活的文化項目被命名為非遺代表作（代表性項目）成為新事物。一項作為閩粵沿海居民及其移民的信仰實踐的媽祖信俗，它自身只是沿海地區一部分人的文化，同時還被不少人輕視為迷信，但是成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并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后，對于中華文化傳承的作用一下子倍增；（二）世界文化遺產概念發展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文化遺產實物的流動性弱、對現存關系的轉換力小的遺憾獲得了克服的機會，而非遺作為活態文化是廣泛存在于各個社群的日常生活的，所以流動性和傳播性都很高，且跨群體的共享潛力大。人類社會發明世界文化遺產概念要促進不同歷史文化的人群相互承認、相互認同，這個理想只有在發展出非遺概念及其保護實踐之后才真正看到不遠的彼岸。（三）非遺保護實踐的機制創新已經成為人類不同社群建立彼此的積極關系的典范。人類的各種社會都慣常肯定自己的文化而貶低其他群體的文化，而非遺代表性系列名錄的建立機制是各項文化的傳承人群自我主張、經過專家的中介環節、在不同人群相互承認其他人群的代表性文化的條件下達成一個共享的名錄。人類在文化上的自我宣稱與相互協商的共同承認是完全不同的相處之道。非遺開創的這種機制，有望培養人類在協商和包容中相互承認的理念和習慣，超越通過貶低、排斥他人文化而單方面建立優越感的舊習慣，是人類在文化的差異構成的多樣性中尋找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希望之光。

常有人說人文社會科學是務虛的，其意思大致是說這些學科沒有多少實際的作用。其實，現代社會就是一種逐漸建立起來的以概念、觀念為引導和依據進行規劃、動員、集體行動的新型社會，許多概念都由歷史證明了它們的威力，一些概念摧毀了舊時代，一些概念支撐著新社會。非遺概念雖然不能與“反帝”這種概念的威力相提并論，但是對于一個深陷文化沖突的世界，它已然被證明是一劑良藥。

“非遺學”，以中文的造詞習慣來看是一個很規范的學科概念，使人比較容易把它與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等視為類似的“學科”。其實不然^⑪。雖然都是某種“學”，但是非遺學在學術規范和制度安排上都與上述學科不同。這些學科屬于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學科，在現代學科分工的較早時期就發展起來并占據一席之地，通常都形成了特定的思想方法（如哲學的邏輯推演、人類學的參與觀察）、特定的對象分工（如分別以法律領域、經濟領域、民俗生活領域為對象的法學、經濟學、民俗學），從而在學術制度體系內獲得了正式的承認，演變為全世界大學普遍設置的相應院系。而“非遺學”所指的研究是一種新興的學術領域，研究者來自多個學科，都是在原有學科根基上做增量，所以在現階段，從狀態描述來說，非遺學在學術上是一種新興的交叉學科。

交叉學科是已經使用很長時間的一個學科分類。上述那種類別的基礎學科之外成形的學術領域，很多都可以歸入交叉學科。我們今天不愿意滿足于非遺學的交叉學科表述，還希望借助“新文科”概念推動非遺學成為更具有內在整合的獨立學科。“交叉學科”更傾向于表示非遺學在發生期與參與者的背景學科的親緣關系，而“新文科”更傾向于突出它的新興學科、獨立學科的屬性。

“新文科建設”是在積極回應新技術、新需求和新國情的形勢下由國家提出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發展號召^⑫。如果說我們習慣的學科分類是現代的勞動分工在學術上的體現，那么經過后現代思想的洗禮，經過網絡、音像、傳播、交通等新技術全面滲透到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之后，經過數字化技術和大數據搜集與挖掘使用可以使各種學術廣泛受惠后，舊的學科分類及其以它們為中心的交叉學科分類已經不能滿足新的需求，不能發揮新技術條件下的供給方式和能力之所長，于是，“新文科”理念被呼喚出來，供學界借鑒與吸納。

非遺學，這個正從多學科的交叉而構成的特色研究領域沿著獨立性升級的新興學科，與新文科的倡導相遇了。舉例說，人們通常認為是民族民間文化轉為了非遺，實際上民族學或民俗學的學術資源和人才對于非遺學都是不能單獨勝任的，并不是將這些學者的研究換一個名稱就能夠滿足社會需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公共文化，作為文化事業，作為介入地方發展和國家戰略的文化資源，涉及經濟、政治、技術、科學、藝術等諸學科，需要文理結合，需要文字處理與音像處理的結合，并在一系列、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的整合之下形成新文科意義上的非遺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