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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貴在精神引領 

公共藝術概念從“public art”一詞直譯而來，是“公共”和“藝術”聯結而來的復合詞。城市公共藝術更多地強調藝術的公益性和文化福利，這種文化現象在西方國家早期的體現形式更多的是依附在建筑上的裝飾藝術。上世紀90年代，“公共藝術”概念開始被引進中國，以城市雕塑和壁畫為主要形式出現在城市空間，并在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城市雕塑運動。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和文化需求的提升，公共藝術在新世紀逐漸升溫。20余年來，公共藝術經歷了被接受、去探討、再認識的發展過程，從外部形態到學理體系，在實踐與理論相互推動下不斷調整，衍生出眾多符合社會訴求、體現時代特征的新類型、新方式。公共藝術被納入社會、生態、人文、歷史的多重關系中進行整體構思，進而實現城市文化創新，助力城市發展。

在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美術館館長、中國城市雕塑家協會主席吳為山看來，城市公共藝術在無形中成為人們出行觀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同時連接著城市的歷史文脈與未來發展的方向。“城市公共藝術一方面要打開城市與藝術的開放性、延展性、趣味性，另一方面則要有清醒而深刻的歷史意識，連接日常生活與崇高理念，將思想與生活不斷向前推進”。他說。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翁劍青認為，公共藝術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審美特征以及市民文化氣質的重要載體和象征。它理應在顯現城市公共環境的審美文化和人文精神方面，以及在營造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公共空間及交往場所方面，顯現其創造性、公益性和地域性的文化價值，為市民的公共生活和文化福利而服務。公共藝術同時也是提升市民文化素養和促進城市社區自身文化建設的重要推手和途徑。

對于城市公共藝術發展應遵循的根本原則，吳為山認為，城市公共藝術的根本訴求應當是引導人民積極向上，表現城市精神面貌和時代精神。他表示，鑒于中國城市雕塑與公共藝術的發展脈絡，中國的公共藝術要秉承“中國精神、中國氣派、時代風格、國際視野”的發展方向。同時，還應該著重關注三個方面：第一，公共藝術是和“公共”發生關系的藝術形式，所以從視覺、構成、造型、創作過程等方面來講都要關注“公共”的因素。第二，也是核心問題，公共藝術要體現“人民的意志”。所以每一個藝術家應當對自己所創作空間的歷史、自然、人文，還有當下的風土人情要了解。第三，公共藝術要注重組織和策劃，了解不同藝術家的優長，合理地借助他們不同的風格，來發展多元化的、多向性的、多樣化的公共藝術。“公共藝術沒有絕對的標準，我認為要做到一目了然、回味無窮、雅俗共賞、喜聞樂見。有了這幾點，作品就會有魅力。”他說。

公共藝術不能讓公眾被動接受

不可否認，在近幾十年大踏步發展的城市公共藝術中，存有不少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它們因為各種原因，忽視了藝術美感與文化精神的表達，忽視了藝術對精神生活的提升與推動。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殷雙喜認為，公共藝術的創作和安放，涉及公民權利的維護和公共權力的行使。雕塑被放到公共空間的時候，涉及四種權利主體：一是公民，作為藝術消費主體，擁有普遍權利；二是藝術家，作為藝術生產主體，擁有相應的著作權、署名權等；三是專家主體，評論、建筑、園林、行政、法律、財務等參與其中的各行各業的專家，擁有對相關城市雕塑整體評判、審查的權利；四是管理者，作為城市的管理者、資源的分配者，代表大眾來分配城市空間、金錢、時間。這幾種權利的博弈決定著作品的成敗。而目前公共藝術在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大多數城市雕塑作品是“塞”給公眾的，公眾完全是被動接受。

“近年來，公共藝術在中國發展很快，但公共藝術體制建設的發展還是緩慢的，有賴于政府和公眾之間的對話，需要搭建協商的平臺和活動的空間，更要有一定的制度和形式加以體現和保證，并不斷深入地完善和細化。公共藝術在中國不是美學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有些地方的領導把公共空間看作自己家客廳，我需要就要，我不要就拆，這是中國公共藝術面臨的最大困惑。”他表示。

推動公共藝術立法進程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鄒文認為，公共藝術的發展依賴具有一定的人口量的城市發展，依賴制度的支持和文化觀念的成熟和進步。他介紹，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制定了城市公共藝術“百分比條例”，條例規定在改造和建造的建筑經費中至少提取1%用于藝術，條例也鼓勵設立基金等項目，運用社會資金來支持公共藝術，這種強制性推動了公共藝術的發展。日本和韓國是按建設面積來劃撥的，每建100平方米的建筑，要拿1平方米給藝術。用藝術捆綁建設的制度調控來確保：第一，藝術不缺席，一定要做；第二，建設物質形態的東西的同時，催生精神的成果誕生，最終推動藝術的發展。澳大利亞的悉尼是公共藝術融入城市的典范。1994年悉尼出臺《公共藝術政策》，致力于通過公共藝術項目，保證城市公共空間的美觀和文化的重要性。悉尼街頭的藝術設施中經常可見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

翁劍青表示，西方現代公共藝術的歷史已有大半個世紀了，各國的情形和歷程也不盡相同，不可一言蔽之。相比之下，中國當下迫切需要的是建立公共藝術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機制，培養和歷練本國從事公共藝術的藝術家隊伍。應注重城市整體的建筑環境下的視覺美學品質的提升，尤其要注重藝術品的審美功能與服務于城市生活的應用功能的有機結合。要注重建立公共藝術的公共參與程序與規范化管理，而不是行政權力的硬性干預和背后的權錢交易，也不應是少數雕塑家或畫家小圈子里的事情。要建立起由藝術家、規劃師、建筑師、景觀設計師、理論家和市民代表參與的公共藝術規劃與遴選的機構與機制，并把公共藝術的審美價值與社會文化改造的追求相結合。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吳為山一直關注城市雕塑所存在的問題，曾提出“城市雕塑應該立法”的提案。他認為，除了藝術水準的要求，城市雕塑還有三個要素必須遵守，違反了這三點，就會出問題。第一，題材，就是建什么，這要根據城市的文化定位來創意；第二，空間，就是建在哪、建多大，這要與周邊的環境協調；第三，時間，什么時候建，以什么樣的速度建，是一窩蜂地填滿城市還是給后人留足空間。而目前導致在三個要素上出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城市雕塑的建設沒有規范，比如城市雕塑管理機構分工不明確，幾個相關部門各行其是，缺少城市雕塑的文化定位、空間布局和時間安排。而作為引導和促進城市雕塑建設科學有序發展的專門機構，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的權力十分有限，各地也沒有類似的專家咨詢機構。“城市雕塑該立法了。”面對這些現象，吳為山多次在全國兩會上呼吁，要盡快完善城市雕塑管理的體制機制，制定城市雕塑行業全國性的法規和行業標準，從根本上加強城市雕塑的管理。

構筑公共藝術發展生態

在立法保障的基礎上，加強公共藝術融入到城市發展規劃中的統籌，還需著力從頂層設計上為公共藝術增加話語權。對此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副院長金江波建議，首先可以通過公共藝術政策法規制度的設計與制定，為區域化的公共藝術計劃實施提供政策性規范與支撐，使之能產出符合在地多方利益而量身定制的參數指標與實施方案，形成居民、政府、藝術家多方合力的民主決策共享機制，對公共藝術性質、類型、投資、申批、實施的管理作出制度性的安排，最大限度體現大多數公眾利益的需求。其次，可成立城市公共藝術資料和數據中心，記錄與傳播城市藝術記憶。通過數字化場景的應用轉化，還可將城市記憶的數據共享給市民與大眾，推動文旅融合與城市體驗的加強。第三，普及公共藝術教育，引導美育進入社會課堂，凸顯美的價值與美的引領。提升市民“知美、愛美、用美”的能力，增強社會公眾高尚情操的塑造，帶動城市和諧度與活力度的營造，培養市民的主人翁意識。同時將城市藝術資源合理引入高校美育教育課堂，激發、喚醒學生對于參與城市建設和文化營造的熱情，并將人文知識融入社會實踐中，凸顯公共藝術專業與城市建設及社區治理的聯動，推動公共藝術與創意進社區相關活動，構筑良好的城市基層治理文化生態環境。

對于公共藝術尤其是城市雕塑未來的發展，吳為山認為，首先可以在黨校、行政干部學院開設城市雕塑建設相關的課程，因為干部往往是決定因素，所以領導干部素質的提高，特別是對藝術科學的個性化管理這方面有所了解的話，會起很大作用。第二是要培養人才，在全國城市雕塑領域設立青年藝術家獎，各大院校關注公共藝術人才的培養。第三要設立一些標桿，通過媒體的力量對優秀的城市雕塑的文化價值和思想價值進行有效宣傳。第四就是要加強德藝雙馨的雕塑家、藝術家的隊伍建設。第五可以通過加強國際交流來改變和提升人們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