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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 章莉莉，刁秋宇：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生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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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生態建設

章莉莉，刁秋宇

摘要：近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理念已成為社會共識。“非遺”傳承需要社會全面參與，形成文化傳承的整體性，并隨時代發展而發展。本文引入生物學原理，提出了“非遺”活態傳承的生態建設概念，解析了文化能量流動和循環、文化發展的自我調節和進化、文化多樣性的形成和消失等問題，并嘗試將“非遺”視為一個文化生命體來理解其發展規律。

關鍵詞：“非遺”保護；活態傳承；傳統工藝；生態建設；進化現象

作者簡介：章莉莉，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刁秋宇，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2019級設計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民族藝術研究》雜志2021年第3期“文化發展與創新”欄目刊出 2021年6月28日出刊

“非遺”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時代同行并不斷發展。近年來活態傳承的“非遺”保護理念已逐步形成社會共識。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等條例的發布，以及啟動“非遺”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設立傳統工藝工作站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等措施，“非遺”與現代社會生活的關系逐漸緊密。尤其在“十三五”時期，“非遺”保護傳承實踐正在中國廣泛生動地展開。我們看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非遺”項目和傳承人被公眾熟悉，社會諸多領域主動參與“非遺”傳承，文化消費市場日益蓬勃發展，“非遺”傳承人的各項收入有所提高，“非遺”開始回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國際交流中“非遺”給了我們文化自信。

一、“非遺”活態傳承的能量流動和循環

“非遺”保護是個文化整體性現象，是隨著時代發展活態流動變化著的，具有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費孝通曾提出“文化有自身的基因和種子”，方李莉將自然生態演替過程借鑒到文化生態演替過程中，陳勤建曾提出過““非遺”生態場”的概念。在這里筆者借用生物學知識，來比對理解“非遺”傳承的過程。生物學闡述“生物的生命活動促進了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借此分析“非遺”傳承中獨特的能量流動和循環過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能量。“非遺”傳承人是“非遺”保護的核心對象，比如傳統工藝類傳承人掌握著核心技藝，他們共同守護著文化基因的火種。張道一在《中華傳統藝術論》中提出“沒有傳統延續和積累的文化是缺少動力的”。文化動力來自傳統，在當代社會中產生能量流動，形成循環和發展。公眾是“非遺”傳承的土壤，文化能量流動在“非遺”傳承人和社會公眾之間發生，兩者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共生發展的文化整體。

在文化能量從傳承人向公眾的傳遞中，近年來由于政府的主導和推動，社會各界力量積極介入“非遺”保護、傳承、弘揚、發展的隊伍。從原有的研究機構、行業協會，到新加入的“非遺”研培高校、企業和品牌、設計師和藝術家、民間組織等，文化能量開始展現出更為豐富的表現形式，形成了“非遺”高級定制產品、“非遺”文創產品、“非遺”普及讀物及課程、“非遺”展覽及演出等。“非遺”開始與時代同步，融入現代生活的日常，涵蓋人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玩。接著在各類媒體等機構的參與下，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互聯網、自媒體等媒介，展開對公眾的全方位普及傳播，讓公眾了解“非遺”、欣賞“非遺”、體驗“非遺”，為“非遺”進入廣闊的消費市場提供適應環境，此時文化能量已完成了從傳承人身上轉向公眾的過程。

文化能量從公眾向傳承人的傳遞中，由于公眾對“非遺”和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文化自信，產生了購買和參與行為，間接讓傳承人增加了收入、獲得了尊重、取得了相應的社會地位，同時獲得了文化自信。傳承人在此過程中基本實現了現代社會中“非遺”的當代價值體現，找到了技藝展示和認同的平臺，此時能量從公眾再次回到了傳承人身上。公眾的介入形成“非遺”市場需求的形成，同時對“非遺”相關周邊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訴求，敦促傳承人不斷創作更新更符合時代需求的作品，要求他們培養更多傳承人，加強與社會聯系形成更深入廣泛的合作。不斷優化的市場會吸引更多參與者加入“非遺”的能量傳遞轉化過程，形成能量流動的循環。

在這個“非遺”能量循環中，傳承人作為最初的種子，吸引社會創新力量的介入，激發了整個社會公眾的認同和文化自信，就像種子掉落在泥土里；又通過公眾的購買、體驗等消費行為，促使“非遺”傳承人的成長，讓“非遺”生根發芽，形成生命力。用經濟學術語講，此時““非遺”這個文化資源已轉化為“文化資本”了。我們也看到，這一循環帶動了社會更多領域的力量介入，從而讓“非遺”從原來單一文化領域向社會復合領域邁進，逐步形成一個邊界模糊、復雜開放的系統。

二、“非遺”項目活態傳承的時空坐標和最小單位

“非遺”所構建的這個能量循環，是由其獨特社會背景環境所共同形成的，如果將某個“非遺”項目看作是個生命體的話，我們不妨來看下其時間和空間的坐標體系。

從“時間坐標”或“歷史坐標”上看，人類從古至今文化發展和演替的過程，是由文化基因和時代特征決定的。費孝通指出“任何文化都是有根的，它是一段一段發展過來的。不僅要看他的過去，還要看他的未來。”“非遺”項目也如此，有一代代歷史傳承和變遷的過程，有形成期、發展期、繁盛期、轉折期、蕭條期等。原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長項兆倫提出“用大歷史觀看非遺”。也許過去的時尚是現在的傳統，現在的流行是未來的傳統。回看歷史有助于判斷項目所處的時代位置，預測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從“地理坐標”或“全球坐標”上看，“非遺”保護是整個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問題。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簡稱《公約》），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紛紛加入，形成了一個“非遺”保護和文明互鑒的人類共同體。理解“非遺”項目所處的地理條件、國家民族、區域特征等基本情況，有助于判斷在全球化競爭中、在地區發展競爭中所處的優勢和資源。

生物學中闡述了生物和環境之間的緊密關系。生物要從環境取得能量和物質，就要適應環境生存；如果環境發生變化，就促使生物發生適應性變化。因此，這個時空坐標有助于我們從宏觀視角來理解“非遺”，判斷“非遺”項目是否與時代相適應、與區域相協調，即將其放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系統下來思考。

用相對微觀的視角來看某個“非遺”項目的傳承情況，我們可以聚焦到“社區”這個概念。根據《公約》對“非遺”定義中所涉及的“社區”概念，以及費孝通提出的“社區研究”的方法，加上近年來參與“非遺”保護相關工作的體會和思考，筆者初步認為社區可以看作是“非遺”生態建設中的最小單位。“非遺”為了適應人們所在的環境和自然歷史等條件，在社區中被不斷地再創造，形成了獨特的“非遺”項目。例如上海寶山區羅店鎮的龍船項目、嘉定區徐行鎮的草編項目等，都在當地形成了活態的社區文化認同感。“非遺”活態傳承的生態建設，正是由許多健康發展的小社區（也可以看作是生物小群落）所組成的。

三、“非遺”項目活態傳承的自我調節及新行業的產生

在原有生態鏈發生問題時，生物圈的自我調節和恢復力就會顯現出來。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里，由于工業化大生產的沖擊、社會輿論導向、外貿出口需求等原因的影響，“非遺”長期處在一種非市場化、與公眾日常生活相脫節的環境中。其中的傳統工藝在長時期內屬于輕工業生產的一部分，“工藝美術”的提法讓其更傾向藝術化、小眾化、高端化的發展道路。

現代設計能幫助傳統工藝轉化形成產品進入市場流通，幫助傳統工藝的當代再現。在“非遺”和設計之間，需要有一批跨界的專業人才。一方面，“非遺”研培計劃幫助“非遺”傳承人掌握設計基礎知識和市場營銷知識，幫扶傳承人作坊和微小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作為研培高校，我們在教授傳承人強基礎、拓眼界的同時，邀請設計師和品牌幫助傳承人進行創作和對接市場；同時進行高校師生、設計師、策展人、經營人才的“非遺”知識培訓，幫助其進入“非遺”保護的語境和隊伍中。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品牌聚焦“非遺”項目，緊缺“非遺”相關的跨界人才。

此外，在近年來的實踐中，我們常常遇到這類情況，大部分“非遺”傳承人精通自己的專業，卻不擅長與市場對接，更不懂得對自身和作品的包裝營銷，“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非遺”研培高校雖然能幫助傳承人創作新作品，但在營銷方面同樣缺乏經驗。因此，在“非遺”和市場之間，需要有一批跨界的專業人才。

“非遺”經紀人，或者說是“非遺”中間商和運作組織，是目前“非遺”生態鏈中缺失的，也是急需的新興行業。他們將鏈接起“非遺”和市場的兩端，既懂“非遺”保護，又懂市場規律。“非遺”生態圈需要多層次、多樣化的“非遺”中間商，例如“非遺”傳承人的經紀人、“非遺”項目的經濟人、“非遺”集合空間運營商、“非遺”集市運營商、線上“非遺”專營店運營商、線上“非遺”集合店運營商等。

城市手工愛好者群體，對現代“非遺”保護傳承也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來源于公眾，喜愛中國傳統工藝或國際手工項目，大多數利用業余時間進行手工創作。出于興趣愛好、緩解壓力或提升生活品質等原因，他們通過工作室、手工課程、手工產品等方式，相互交流形成獨特的文化圈層。上海國際手造博覽會就是針對這類城市群體和“非遺”傳承人群舉辦的專題性博覽會，經過五年運作已促成了兩者之間長期的對話交流合作。

行業的轉型升級、新興職業和群體的誕生、跨界人才的需求等，都是“非遺”能量循環生態鏈中自我修復的一種表現。就像在藝術生態圈中，出現了藝術經紀人、專業畫廊機構、藝術品拍賣企業等鏈接藝術和市場的中間環節，成為藝術市場繁榮興旺的重要因素。在阿里生態圈中，出現了砍價師、代購師、裝修師、差評師、平面模特等新興行業，成就了淘寶線上銷售的龐大網絡。這些新興的行業機構是“非遺”生態鏈中的“新物種”，鏈接起供需雙方的偏差，也是生態系統自我修復功能的體現。

四、“非遺”活態傳承中的進化現象

生物學中的進化現象是生命意義所在，也是生命體自我發展的特征。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第四章“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中描述到“自然在檢閱著最細微的變異，把好的保留下來加以累積”，此外還進一步提出了生物演替的概念。中國的“非遺”從傳統社會走來，在跨越式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經歷了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浪潮，艱難走過一段適應性的變遷過程。首先，某些有益的變遷被保留下來，形成了進化現象；某些有害的變遷被毀滅了。其次，有些適合現代社會的“非遺”項目被保留下來，并發生適應性變化和延續，更新迭代；而某些無法快速應變的“非遺”項目被自然淘汰了。“非遺”在歷史進程中會出現適應性的進化現象。

例如廣東清遠沙河鎮的案例。20世紀60年代開始，這個鎮開始出現鳥籠制作技藝，來源于當時人們流行賞鳥聽曲的娛樂方式。到80年代，鳥籠技藝進入全盛時期，有千余戶家庭作坊爭相做鳥籠。到了2005年，由于養鳥的人越來越少，以及非典和禽流感的影響，做鳥籠的只剩下大約400人，鳥籠工藝陷入谷底。當時“自然家”品牌的兩位創始人進入當地進行產品研發，采用鳥籠制作的竹加工技藝，制作現代家居用品，推出新中式竹燈系列。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竹燈逐漸被市場所接納，傳承人有了新的訂單和收入，當地手工業開始逐漸恢復活力。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鳥籠制作傳統技藝被保留下來，但以新的方式應用在現代家居中，形成適應性進化，最終獲得了社會認可。

目前傳統工藝在進入現代生活的過程中，呈現出與現代設計融合發展的趨勢，逐步進化產生多層次符合當代審美的產品。根據銷售特征，從藝術欣賞到生活日用，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高級定制“非遺”作品，不計時間和材料的成本，主要用于展覽展示、傳播推廣、收藏拍賣等。這類作品主要來源于傳統生活中宮廷手工技藝，例如用于龍袍制作的緙絲技藝等。第二層次是可小批量制作的“非遺”產品，手工制作占有相當比例，價格較高，用于限量發售和預定。第三層次是可大批量制作的“非遺”產品，手工制作占比例較少，或采用手工和機器相結合來制作，能有效控制價格，用于廣泛銷售和體驗。這類產品主要來源于傳統生活中的民間手工技藝，例如竹編和刺繡等。第四層次是“非遺”衍生品或文創產品，其意義在于對“非遺”的普及傳播和培育市場，特別是針對青年群體，采用傳統工藝的圖案、色彩、造型等元素進行設計轉化，例如年畫在春節的應用、民族刺繡圖案的衍生設計、布老虎和泥塑玩具的創新轉化等。對進化現象的理解，幫助我們做好“非遺”與社會環境共生發展的相關工作，也有利于面向未來做好準備。

五、“非遺”傳承與文化多樣性的形成與消失

無論在生態系統還是在文化領域，世界是動態發展著的，復雜多元又相互依存。多樣性是判斷其成熟度和生命力相當重要的指標之一。有的物種或文化現象由于環境變化造成的不適應而消失，有的也在逐漸進化分支而產生新的物種和文化現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發布《文化多樣性宣言》，在《公約》中也特別強調了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意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沖擊下，文化趨同性增大，多樣性減小。保護“非遺”就是在保護人類文明的多樣性。

我們來看看產生多樣性的成因。在生物學中，產生多樣性的成因之一是異域性物種形成，例如一座高山南北兩側的同種動物，由于地勢阻隔，逐漸分化形成兩個物種。在文化領域，地域上的長期阻隔下也會產生文化差異和分化。費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提到1935年進行廣西大瑤山實地調查的案例，他看到瑤族有說不同語言的群體，包括“說瑤語的山瑤、說苗語的花籃瑤、說侗語的茶山瑤等”，這是由于15世紀末明王朝調兵與當地土著民族發生了戰爭，土著（主要是今天的瑤族）被趕出山區，由于長期地勢阻隔，在語言、習俗、服飾等方面就開始形成了差異并被長期保留下來。當前社會互聯網信息化溝通頻繁，這種由于地域阻隔所產生的多樣性越來越少。

多樣性的另一個成因，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在生物學中多樣性是其他物種的入侵所產生雜交后的分化；在文化領域是當一種外來文化體系到來時，與原有文化體系形成相互交流、交融、共生，所產生的新文化。絲綢之路所帶來的文化繁榮，重要成因之一就是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對于原有文化體系而言，一種情況是外來文化帶來了新基因，影響了原有文化的物種，例如上海石庫門里弄建筑營造技藝；另一種情況是外來文化帶來了新物種，到原有文化地域上生根，形成與原來不完全相同的物種，例如上海絨繡技藝。

20世紀初的上海是個多元文化的大熔爐。一方面，上海周邊的浙江和江蘇擁入大量移民，形成了江南文化為主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帶來了以英國和法國為主的歐洲文化。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形成了上海城市的文化多樣性。經過時間的流逝，多元性相互融合，形成了上海獨有的海派文化，這在居住空間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上海石庫門最早出現在1870年租界開辟時期，由于當時“華洋雜居”產生了“老式石庫門里弄建筑”，其在空間上保留了中國民居三合院和四合院的格局，在建筑風格和裝飾上融合了江南民居、徽派民居、閩南民居等特征，同時吸取了英國聯排式布局方式。20世紀初建筑格局出現了適合當時小家庭居住的單開間和雙開間。自1919年至1935年在西方文化的長期深入影響下，出現了歐式風格更為鮮明的“新式石庫門里弄建筑”，原來的馬頭墻和觀音墻變成了帶有巴洛克裝飾的歐式山墻；原來有飛檐和牌匾的江南儀門，變成了歐洲立柱和水泥門楣，其裝飾風格有希臘式三角形的、羅馬式半圓拱形的、巴洛克曲線形的，其次窗戶出現了百葉窗，陽臺欄桿出現了黑色鐵藝和歐式石雕，屋頂出現了英式建筑的“老虎窗”等。上海石庫門顯然不同于江南民居，也不是歐洲建筑，而是中西文化交融下不斷創新形成的民居樣式。

另一個案例是絨繡進入上海的過程。絨繡源于歐洲，盛行于17至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鴉片戰爭后，絨繡隨著西方文化傳入上海這個通商口岸。20世紀初意大利傳教士開始在上海傳授絨繡技藝，并招收學徒進行規模化生產，主要繡制鞋、包的裝飾面和靠枕等用于出口的日用品。20世紀30年代后，中國商人開始設立工廠進行大規模生產，絨繡工人增多，從此絨繡在上海開始生根。此后上海絨繡在技術上不斷突破，逐漸向藝術創作發展。尤其在人物肖像繡方面，形態逼真，感染力強，被稱為“東方油畫”。60年代達到黃金時期，創作出百余幅巨型絨繡作品。經過百年融合，上海絨繡與歐洲絨繡在技術、題材、風格、應用上都已有所不同，融入了中國不同時代的更多訴求，這個歐洲手工藝在上海逐步演變成一個新的地方技藝。

這兩項上海地區的“非遺”項目都具有中西文化特征，形成于租界開辟時期，在歷史的激蕩下，扎根在上海這片海納百川的土地上。文化交融帶來的文化繁榮發展，隨著全球化發展趨勢，文化不應該趨于雷同，而應該在適當的保護和引導機制下，形成更多新的文化樣本。

結語

綜上所述，“非遺”活態傳承的生態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全球開放的系統工程。以“非遺”傳承人和公眾為主體，讓社會多元力量參與其中，相互作用，形成能量循環。在循環過程中傳承人得到尊重和收益保障，公眾得到幸福生活的物質和精神元素。通過“非遺”的進化現象和文化多樣性的動態變化，最終構成一個可持續發展、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非遺”共生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激活中華文明的生命力，當前中國社會正在上下求索，傳承實踐，攜手走向文化復興。

(責任編輯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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