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呂品昌：中國城市雕塑發展的問題和策略
時間：2022-09-06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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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幾十年中國的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城市雕塑”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由于種種原因，它卻長期只是以“工程”、“項目”、“菜活”、“行活”的面貌出現，數量不少，高質量的不多。隨著2020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關于加強大型城市雕塑建設管理的通知》的發布及一些建造亂象在互聯網上的曝光、發酵，有關中國城市雕塑發展的問題再次引發行業內外熱議。
從本質上講，一切亂象背后都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在作怪，城市雕塑像一個大蛋糕，吸引著形形色色的人介入， 不管水平如何、有無資質、專業或是非專業的都希望從中分得一塊一角。因此，住建部發文加強對其監管是很有必要的，否則漏洞無法自行修復。唯有德法相依，去糟取精，才可讓現狀得以改善，才可能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公共雕塑精品力作。
在我看來，城市雕塑目前的發展存在著兩大缺失，即學術的缺失和政策、機制的缺失。
關于學術的缺失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盲目求大是學術不自信的表現；儒道釋題材盛行背后的學術缺失；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須要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學院雕塑教育未能以學術高度介入城市雕塑建設。大不代表美，自古如此，東西方也皆如此。城市雕塑的尺寸大小應考察城市面貌、文化歷史背景、選址的周邊環境后，依據作品所要表達的情緒、意境、功能來定。全世界小而經典的城市雕塑有很多，它們同樣肩負著城市地標的使命。當然，城市雕塑不是不可以做大，也并非大的都不好，貴在適合，而“適合”兩字如果沒有學術的介入與監管是很難拿捏的。各地大型、巨型城市雕塑刮風式的興建充斥著暴發戶的氣質，不僅勞民傷財，而且誤導大眾審美取向，背離國家倡導發展城市雕塑的初衷。新興宗教雕像學術水平偏低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因出資方通常出于投資少且求體量的角度選擇民間藝人來做，而從學術層面上來說，大部分宗教雕像從業者對于中國傳統造像的語言和技法是缺乏了解的。真正研究傳統造像的專業院所和人才往往沒有參與項目的機會，因此，假如能將各專業文化研究單位、藝術學院的學術性探索與宗教題材城市雕塑建設相結合，必將把中國宗教雕塑帶入一個新的學術高度。古代宗教雕像的建造目的不是盈利，國家、地方政府、個人出于宣揚教法的目的投資興建宗教雕像，只要審批手續齊全便無可厚非。然儒道釋題材雕塑在當下語境中意義深遠，責任巨大，設計者應嚴肅學術態度，不能只看眼前經濟利益，而要抱有對宗教神明的敬畏之心，以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之心。傳統是須要深耕品讀的，文化的傳承須要更強大更健康的心智來培育思想并付諸行動，須要我們增強自信和自覺。今天整個中國的當代城市雕塑都在發生著積極變化，希望藝術家在進行城市雕塑的創作時能夠更加主動地探索和運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講好中國故事，從而將更多體現民族精神、城市精神、城市文脈，體現中國氣派的城市雕塑呈獻給我國的城市建設。要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城市雕塑中存在的問題，關鍵在于教育和人才培養。專業系統的學院教育能夠為社會輸送國家需要的城市雕塑創作人才，以及精通專業學術的城市雕塑建設管理人才，而這樣的人才是解決行業亂象的根本方法。今天的問題在于城市雕塑全部市場化的現狀與專業人才的資源浪費，另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公共藝術的教育做得還不夠普及和深入，真正能夠提供城市雕塑或公共藝術方面相關學科和專業訓練的院校并不多，在這方面做得也不夠深入。首先，城市雕塑和公共雕塑應作為一個研究方向，須在院校雕塑教學特別是本科教學中被重視起來，建立學科體系，展開對于公共藝術或城市雕塑領域的教學探索，才能滿足和適應社會需求；其次，應建立機制將城市雕塑教學與國家城市雕塑建設結合起來，倡導教師帶領學生走出教室，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努力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實踐機會，用實戰將他們錘煉成才，在中國前幾代雕塑人的成長經歷中，許多雕塑任務能被分派到各個藝術學院，現在看來這些鍛煉機會是極其珍貴的，如中央美術學院師生創作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魯迅美術學院師生創作的《人民公社萬歲》、四川美術學院師生創作的《收租院》等，而在當下的雕塑教學中學生（尤其是本科生）參與城市雕塑的機會實在不多，城市雕塑的創作機會多是教師的個人項目；再其次，應物盡其值，人盡其才，要搭建好專業人才畢業后向各個地方政府及相關城市雕塑單位輸送的通道，同時鼓勵部分專業人員從事城市雕塑建設監管工作。必須從多個角度發力，才能解決城市雕塑建設中學術缺失的問題；最后，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從長遠來看，為了解決學術上的缺失，在教育和學術研究上要加大投入，注重人才的培養，強調實戰錘煉，才能為社會公共藝術、城市雕塑事業輸送更多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人才。政策、機制的缺失是城市雕塑亂象暴露的最核心問題，因此，不僅建設過程要加強法律監管，學術的介入同樣須要依靠政策、制度來推進、保護、監督與落地。自2020年荊州耗資1.7億元建造高57.3米的巨型《關公雕像》被央視《焦點訪談》曝光為“違建”后，伴隨著追責及應該拆除還是搬遷問題的熱議，雕塑的設計者韓美林先生也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被人指指點點，又要拆又要搬的，這讓老先生十分鬧心。此事件引出的兩個問題值得深思，我認為這兩個問題同時也是當下城市雕塑建設甚至其他建筑領域的普遍現象：其一，一些超大型雕塑屬于雕塑還是建筑？投資方與監管部門各執其詞，對于雕塑作品是建筑還是藝術品問題的界定是模糊的，無論是法規本身制定不清晰，還是地方政府的解讀都不清晰，存在著讓人看不懂的模糊地帶。國家頒發的法律、法規、文件常常相對宏觀，這種宏觀可能是考慮到各地實際情況的差異，有意留有彈性，避免一刀切，而這不可避免地也會導致同一政策各地解讀上的出入；其二，一些超大型雕塑如果是“違建”，那它們是怎么能脫離監管部門而建造起來的？各地方政府的監管部門由于受制于“領導拍板”工程，因此監管形同虛設，這也是普遍現象。一些超大型雕塑事件所暴露的都屬于目前城市雕塑建設中的程序設計、管理機制問題，以及藝術家參與過程中話語權喪失的問題。依據目前的普遍程序設定，城市雕塑設計者并非總工程師，往往只是整體規劃的一個局部，除了對雕塑作品本身負責以外，沒有其他話語權。藝術家或設計者早期參與規劃的案例是非常少的，城市雕塑的選址、題材、風格、尺寸、意義、資金預算甚至材質、施工單位往往在藝術家入場或招標之前已經基本敲定。藝術類建設項目在規劃初期缺少專業藝術家的參與，這是程序的不合理及管理的缺失。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項目申報程序、審批環節的模糊和缺失，這個過程如果僅由地方政府決策則會缺少專業性把關。20世紀70年代，潘鶴先生與劉開渠先生率先倡導“雕塑要走向室外”，而面對城市雕塑亂象，潘鶴先生在多年前接受采訪時坦言：“勞民傷財、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濫成災。” 本是城市雕塑開荒者的他如今卻自貶：“我們反而成為歷史的罪人。”城市雕塑發展初期正值百廢待興，許多老一輩藝術創作者心無雜念，為祖國的發展建設鞠躬盡瘁，然而隨著城市雕塑逐漸市場化，利益驅使亂象叢生。在這一事物發展的必經過程里，監管機制猶如城市雕塑行業的定海神針，十分重要。中國城市雕塑在輝煌與亂象的交織中野蠻生長，當中國悄然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時，城市雕塑的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一個縮影，正在經歷發展過程中少不了的陣痛，從歷史的高度來看，改革開放后的城市雕塑建設雖弊病諸多， 卻不辱使命。當下，中國城市雕塑陪伴著我們的國家一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機遇與新挑戰，這一刻，時代呼喚公共雕塑的精品力作。而這一刻的城市雕塑工作者更要緊扣時代脈 搏，以5000年中華傳統文脈作為創作源泉，深化對中國傳統 文化的認識，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從中華文化資源寶庫中獲得靈感、汲取養分，提煉符合中國文化特色的經典元素，并通過我們對雕塑事業的理解和探索，創造出有歷史、有溫度、有擔當、有底蘊的城市雕塑精品。（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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