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胡玉康：工匠文化——中國與波斯絲路交往的鏡像（下）
時間：2023-08-04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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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質流動的同時，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中還伴隨著彼此工匠人員的流動，并在工匠流動中產生對“工匠集團”階層的劃分。流動的絲路始終伴隨商人、宗教徒、工匠等人員的頻繁流動。中國和波斯之間的工匠流動主要是通過貿易、戰爭、宗教、婚嫁等方式展開，工匠流動增進了兩國工匠文明的交流，促進了彼此間工匠文化的融合發展，并在工匠流動中展現中國工匠文明的僑易價值。在唐代，大匠阿羅憾為波斯國酋長，曾任中國景教的總管。他精通建筑藝術，為武則天設計建造“萬國頌德天樞”。該建筑位于洛陽城西，“萬國頌德天樞為一中西合璧式建筑，其宏偉和精巧在當時堪稱絕品，顯示了阿羅憾極高的設計才能和建筑技藝”。由此，來自波斯的建筑風格因阿羅憾得以在中國傳播。或者說，波斯工匠文明因阿羅憾在中國得以生根與生長。在波斯阿拔斯王朝（750—1258）時期，中國和波斯之間的工匠人員流動更是頻繁。為了積極發展海上絲路貿易，“（國王）阿拔斯趕走了葡萄牙人，在那兒（波斯灣）建立了一個自己的貿易區。他大量引進了中國工匠，來重建絲綢和地毯的貿易；他建造了新的道路和橋梁，為貨物的順利運輸提供便利。”在中國工匠的幫助下，波斯逐步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工匠生產體系和貿易體系，實現了中國和波斯的絲路工匠文明交流與交往。1975年，在敖漢旗李家營子唐代墓葬發掘中，一號墓出土的波斯薩珊朝的金銀器5件，其中3件為典型的波斯銀器。夏鼐先生研究認為：“一般中國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的大致相同，但是花紋的風格，常是唐代中國型的。有些連花紋也模仿得很相像，那就難以把它們和輸入品相區分。中國手工藝人不僅在金銀制造的容器模仿薩珊朝式的，并且在瓷器、漆器和銅器中，也有模仿薩珊式的。”顯然，中國和波斯之間的工匠流動是頻繁的。從出土器物的風格與品類看，中國和波斯工匠文明在互鑒中不斷地模仿、融合與發展。按《唐會要》載：“開元二年十二月，嶺南市舶司（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可見，市舶使周慶立和景教僧及烈“廣造奇器”。周慶立和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以進獻玄宗，實際上間接地實現中國和波斯工匠文明的交流與互鑒。不過，“中國工匠雖然也模仿薩珊器形制造金銀器，但是花紋卻帶中國的特點。安史之亂后，唐朝金銀器已不用或很少使用薩珊式器形”。顯然，中外工匠文明互鑒在工匠流動中不斷增進，也在各自文明中朝著適合自己民族生活與文化的方向發展。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高腳柜
在元代及以后，由于蒙古人的對外戰爭以及海上絲路的開辟，中國和波斯之間的工匠流動開始頻繁起來，其流動方式也由原來的間接流動轉為直接流動。譬如，通過戰爭俘虜工匠或請婚遠嫁陪送工匠、招募工匠等方式，實現了中國和波斯之間的工匠流動。在元代，伊兒汗統治下的波斯與元朝政府往來甚密。13世紀末期，波斯國王阿魯渾曾派貴族3人為使者，來向元世祖忽必烈請婚。忽必烈賜宗室女闊闊真與阿魯渾為妃子。遠嫁波斯的宗室女闊闊真不僅帶去了元朝的文化，還帶去了元朝的工匠、藝術家以及其他使者。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是波斯伊爾汗國（13紀中葉至14世紀中葉）的創建人，他曾從中國招募大量包括炮手、瓷工、建筑等工匠，在波斯制作大炮、燒制瓷器和營造中式建筑。按《草原帝國》記載：“盡管旭烈兀家族在外建國，但是他們依然保留著蒙古人的特殊喜好。他們會定期派人前往中原購買瓷器、絲帛等，還會將波斯產的地毯、青銅器、搪瓷等帶到元朝。”很顯然，元代的中國和波斯的工匠流動是頻繁的。在薩珊波斯帝國時期，“工匠”已然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獨立集團，即工匠成為古波斯帝國的一個獨立職業階層。“薩珊波斯社會構成復雜，等級劃分嚴格，獨立的社會組織體系管理著許多不同的社會團體。早在雅利安人向外遷徙之前，其社會內部就有了種姓制度的萌芽。隨著長期的遷徙、征戰和最后轉入農耕。薩珊社會逐漸形成了三個比較固定的職業集團：祭司、武士和農牧民。之后又分化出第四個職業集團——工匠。”波斯工匠集團的出現或是反映波斯對工匠在國家和絲路貿易中功能的發現，抑或是在薩珊波斯強盛時期對工匠的需求激增的等級化彰顯。實際上，“波斯的種姓制度在米底、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和安息帝國時期并無多大發展，依然是三個等級，只有到了薩珊時代，隨著社會分工和階級關系的發展，才形成了以職業劃分為基礎的四個種姓：祭司、武士、文士和平民”。種姓“平民”，即包括農、工、商等非特權的階層。換言之，波斯社會的工匠集團或是薩珊王朝的一種“階層想象”，最終工匠還是被劃分至平民階層。不過，“工匠集團”的想象為古波斯工匠文明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幫助。或者說，波斯工匠文化之所以發達，是因為15—16世紀的波斯帝國近乎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集團社會。美國學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指出：“波斯人是因為民族混雜才取得巨大成就的。波斯融會了幾十個民族。17世紀伊斯法罕是阿拔斯大帝的首都，就像現在的紐約一樣是一個國際中心。”譬如大流士大帝時期，蘇薩的宮廷營造詔令采用不少于3個國家的文字發布，建筑材料來自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的15個地區，參加營造的工匠來自不少于5個民族。正因為波斯是一個多民族的雜居國家，地理空間與人文思想也橫跨亞歐非等廣闊的地帶。因此，波斯汲取了許多空間的文明，進而成為“歐洲人的老師”。簡言之，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中的工匠流動，不僅帶來了彼此文明的融合，還形成了有利于自己國家發展的階層想象，進而促進了中國和波斯工匠文明的交流與互鑒。
德國明斯特漆器藝術博物館藏便攜式寫字臺
在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中，物質的流動與工匠的流動是同步進行的，并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即物的流動加速了絲路匠的流動，匠的流動也反過來推動絲路物的流動。長期以來無論是物質的流動還是工匠的流動，文明的流動與互鑒總是伴隨其中而經久不息。在絲路上，陶瓷文明從來就不是靜止的，也在不停地流動與傳播。美國學者房龍在《藝術的故事》中如是說：“波斯文明的壽命，不過幾百年之久。但就在短促的幾百年間，波斯成為東方世界的藝術圣地和歐洲的藝術教師······有來自印度和亞美尼亞的藝術家，還有來自中國的偉大的工匠，教給波斯人制造瓷器的技藝。”可見，波斯陶瓷工匠的制瓷技術或來自中國工匠，而中國的陶瓷工匠同樣也受到波斯工匠及其藝術風格的影響。譬如，唐代長沙窯出土的波斯風格陶瓷，采用了“模印貼花”工藝，明顯受波斯薩珊王朝時期的工匠所創造的金銀器“捶揲技藝”影響。英國人勞倫斯·比尼恩說：“請看看《畢德培寓言》的一幅插圖：一只猴子正把一顆無花果擲向烏龜，然后再看看同一則寓言的另一幅插圖。樹正在成長，風在樹葉間穿行。在這里，我們接觸到某種與陳腐的希臘格套截然不同的東西；我們感到那來自成熟、巧妙的中國藝術的氣息。”很顯然，“中國氣息”的藝術對波斯人的影響是非“陳腐的希臘格套”，是新穎的，具有活力的成熟的東方藝術氣息。顯然，中國和波斯的文明互鑒不僅僅表現在技術文明層面，還表現在藝術精神和美學精神層面，即中國和波斯的技術物的文明深刻影響了彼此精神文明的發展。根據赫德遜《歐洲與中國》記載，公元550年，拜占庭史學家普羅科匹烏斯在《戈特戰紀》中描述有兩名波斯教會會士聽說東羅馬王查士丁尼想擺脫蠶絲進口來自波斯的束縛，就來到宮中自薦說他們曾在印度北部一個叫賽林達（Serinda）的地方居住多年，熟悉那里的養蠶之法，并說他們可去那里將蠶種偷運出來。于是，國王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這兩人就回到賽林達將蠶種盜走，然后依法孵化成蠶，將之放養在桑葉上。不過，希臘史學家提奧法尼斯在所著《希臘史殘集》中卻說是波斯人將蠶卵由“絲國人的國家”藏在空心竹棍里偷運至歐洲的。在波斯薩珊王朝時期，波斯人不僅學會織造絲織物，還把他們的“波斯錦”返銷至中國。在公元5世紀的吐魯番文書的“購物賬單”中就有來自波斯的錦緞，中國人稱之為“波斯錦”。根據《隋書・何稠傳》載：“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上甚悅。”說明，唐以前中國和波斯圍繞“波斯錦”的外交往來已是事實，并影響中國后期的織錦技術，譬如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錦”和隋唐墓葬出土的薩珊朝錦均有波斯錦風格。
《四季》四條屏，200cmX200cm，胡玉康作品，2019年
1419年，帖木兒之子沙哈魯派“訪問團”出使明朝，隨行的宮廷畫家蓋耶速丁采用“日記體”記錄他對中國工藝的“他者印象”，包括明朝皇家匠作、明朝宮廷繪畫等。后來，經過帖木兒帝國宮廷畫師的研究，最終形成了著名畫派——“赫拉特畫派”。該畫派將中國元素運用到書籍裝幀、宮廷地毯等領域，尤其是中國的龍鳳、龜鶴、麒麟以及云紋、花草紋、蓮花紋等使用較為普遍。“切爾西（Chelsea），可能是16世紀所有波斯地毯中最為精致的一種，在它的邊帶區域中不僅裝飾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標志性紋樣——龍鳳，而且還可以看到中國云帶紋樣的極大發展，具體體現在波斯藝術家在欣賞和接受中國云帶紋的同時，還對其進行了取舍和改造，他們以中國本土的云帶圖案為基本骨架和參照對象，將伊斯蘭壁龕（Mihrab）輪廓融入其中，從而使云帶紋樣逐漸發展成了一種以迎合波斯人民的審美要求和主體意識為目的、中國與伊斯蘭思想相融合的情感豐富、格調清晰的裝飾元素。”很顯然，中國和波斯人民在工匠文化交往與文明互鑒中溝通了彼此的情感與思想。在“唐錦”和“波斯錦”的彼此互動中，見證了中國和波斯的絲綢及其織物技術的互動和互生，充分再現了中國文明與波斯文明的互學、互成與互鑒。
《祖國萬歲》，100cmX100cm，胡玉康作品，2019年
公元1232年，“在波斯由Mnhamamad al-Anfi編輯之軼事集Fami al-Hikayat中，曾提到水手們以磁石摩擦一塊魚狀的鐵尋找方向之事”。這里的“磁石鐵”或為來自中國的海航“指南針”。北宋初年燕肅（961—1040）在《海潮論》中記載，在宋代不僅有“指南車”，還有海航“指南針”。元符年間（1098—1100年），中國海船已普遍安裝磁體司南裝置，即羅盤指南針。沈括（1036—1095）在《夢溪筆談》中也提及用磁針羅盤定方位的方法，如“縷懸法”“水浮法”“指甲法”“碗唇法”等。先進的航海司南裝置是宋代科學技術進步的標志性儀器，也是宋代航海技術及其遠洋能力的象征。這種司南儀器后經阿拉伯、波斯傳至歐洲國家，給西方航海事業帶來革命性影響。公元751年，唐將高仙芝在怛羅斯戰敗。據阿拉伯史料記載：“在怛羅斯被俘的中國士兵中有造紙匠，大食人利用漢軍工匠在撒馬爾罕造紙，他們把造紙法傳入中亞，并由此傳到大馬士革和巴格達······1109年以前，造紙術從開羅傳到斯加里野，再由此進入意大利。此外造紙術還從開羅沿地中海南岸在北非繼續向西傳播，并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西班牙。此后，‘撒馬爾罕紙’這個術語成了西方對漢式綿紙的正式稱呼。”中國造紙工匠向西亞的流動，也帶去了中國的造紙技術。中國造紙技術的西傳給世界文明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加速歐洲文明的發展。簡言之，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為兩國的工匠文明交往提供了基礎與平臺，尤其是中國和波斯的技術文明在絲路交往中實現了互鑒，在互鑒中走向了新發展。本文在以上分析中認為，工匠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與互鑒的重要標本，中國工匠文化對波斯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波斯文明也間接影響了中國文明的發展。通過對中國與波斯絲路交往中器物流動、工匠交往與文明互鑒的分析，至少能得出以下初步結論：第一，在古代，中國和波斯的文明互鑒是基于雙方“物的流動”和“匠的交往”，進而在絲路“物的交往”中實現了彼此文明的互進與互生。從波斯國家層面看，由于波斯汲取多種文明融合的工匠文化，進而一度成為歐洲“藝術的圣地”；從中國國家層面分析，古老中國器物文明的博大在世界“物的流動”中始終處于絕對優勢地位，進而在與波斯交往中顯現出物質文明之外的獨特吸引力。換言之，古代中國工匠文化在全球文明發展中的身份優勢明顯，并在波斯等域外國家文明發展中發揮獨特功能與價值。第二，在物質文明之外，古代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和文明互鑒還體現在制度文明層面的互動。在巨大的絲路貿易交往利益誘惑下，波斯帝國的“工匠集團”制度或受到中國工匠文化的啟發，而中國的“朝貢體系”制度也在絲路交往中逐漸走向完善，試圖成為全球交往的模式的典范。換言之，中國工匠文化在全球制度文明發展中也產生深遠影響。第三，在古代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中，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彼此互鑒，勢必影響了雙方精神文明的發展，尤其是在藝術精神、美學精神和宗教精神層面，毋庸置疑地對彼此國家和人民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價值與影響。或者說，絲路中物的流動與工匠交往為全球精神文明發展提供了重要樣態和獨特形式。原文載于《民族藝術》2023年第3期，請以紙質版為準。作 者：胡玉康，博士，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絲綢之路漆藝文化傳播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胡玉康，陜西漢陰人，清華美院博士，三級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漆畫藝委會委員、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會員、陜西書法家協會會員。曾任陜西師大第五屆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部藝術設計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現為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陜西省美術家協會漆畫藝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西安美術家協會漆畫藝委會主任、陜西省哲學人文社科重點基地首席專家。 近年來，出版《戰國秦漢漆器藝術》《設計的立場》《大漆與中國文化》《中國秦漢西部漆器藝術》《漢唐絲綢之路漆藝文化研究》等多部專著。在權威、核心等各級刊物上發表論文60余篇。作品入選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美展。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規劃重點課題《中華漆藝發展史》、國家社科一般課題《秦漢西部漆器藝術研究》、主持教育部藝術規劃課題《絲綢之路漆器藝術研究》，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子課題負責人。漆畫作品多次送國內外展出。來源：民族藝術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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