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胡玉康：工匠文化——中國與波斯絲路交往的鏡像（上）
時間：2023-07-30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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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史視野下，絲路交往是全球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國與波斯的絲路交往中，流動的工匠文化是絲路交往的顯赫標本，或已成為絲路交往和文明互鑒的重要鏡像。陸道、榷場和海洋成為連接中國和波斯絲路工匠文化交往的主要空間，貿易、互訪和戰爭等路徑實現了中國和波斯工匠文化的絲路流動。中國和波斯的絲路工匠文化交往不僅有工匠階層制度性文明的跨文化傳遞，還有織錦、陶瓷、指南針、造紙等工匠文化及工匠精神的彼此互鑒。流動的絲路工匠文化之光不僅照亮了絲路沿線民眾之心，還指引了全球交往與文明互鑒之路，對全球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卓絕貢獻。
波斯是伊朗的舊稱，阿契美尼德朝、薩珊朝和薩非朝是伊朗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三個朝代。古代波斯曾是一個橫跨亞、歐、非的西亞帝國，它的主體民族為雅利安人后裔，有歐洲文化藝術血統，并汲取了非洲和亞洲的藝術傳統，尤其吸收了古埃及、阿拉伯、印度和中國的藝術文化，擅長建筑、雕刻、繪畫、織錦以及其他手工藝術，以至于古代的波斯一度成為享譽世界的“手工圣地”，波斯手藝人也成了“歐洲人的老師”。在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之后，曾有漢使頻繁抵至波斯。隋唐時期，波斯人與中國廣泛接觸，商品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宋代中國東南沿海的船舶可遠航至波斯灣。當蒙古帝國大汗鐵木真入侵波斯后，蒙古人向古波斯輸入了大量的中國器物與中國工匠。明代鄭和下西洋曾多次抵達帖木兒帝國，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密切。盡管學界對中國和波斯在考古、藝術、醫藥、交往、文明等方面展開了較多的研究，但從“工匠文化”的切口展開對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研究還是較少的。對于學術史而言，這無疑不利于絲路文明互鑒的整體研究，也無補于對全球絲路史研究。因為，工匠文化是古代絲路交往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此，本文擬基于全球文明史的微觀視角，以中國與波斯絲路交往留下來的古物為鎖鏈證據，轉而切入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的路徑解析，集中闡釋工匠文化在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中的他者描述、互鑒體系及其功能價值，以期揭示出中國和波斯絲路工匠文化交往與文明互鑒的歷史經驗和發展邏輯，旨在彰顯織錦、陶瓷、指南針、造紙等中國工匠文明在波斯文明發展中發揮的功能與價值，也或能啟發當代絲路文明賡續智慧的開掘與策略選擇。
西漢云紋漆盒
絲路是流動的文明之路，全球文明在這里流淌與延展。在“物的交往”下，工匠文明或是絲路文明流淌的重要標本。“物的交往”是中國和波斯絲路早期交往的重要形式，它不僅見證了中國和波斯兩國絲路工匠文明交往的久遠歷史，還反映出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的文明偏向。在中國境內以及域外，不斷出土的與波斯文明相關聯的匠作古物已成為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的關鍵鎖鏈，即串聯這些古物可初步復原出中國和波斯絲路工匠文化交往的流動輪廓及其場景。從國內考古資料看，中國或已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啟與西亞波斯的絲路交往。考古學家在西藏昌都市卡若遺址發掘中，曾出土“一種長方形骨片，靠近兩端刻有橫槽，這與伊朗西部克爾曼沙甘吉·達維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所見的骨片如出一轍”，該骨片可能是早期西亞波斯與中國西藏文明交往的遠古物證，或構成中國和波斯早期絲路交往的前端鎖鏈。卡若遺址的骨片和克爾曼沙甘吉·達維的骨片的相似性之間至少暗示兩個問題：或能說明新石器時代跨文明的人類加工技術具有某種“樸素的相同”；或能揭示出中國和波斯的早期人類交往與工匠技術文明互鑒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印控克什米爾東南部的拉達克曾經發現“不同于屬于短頭型西藏人種的現在拉達克人的長頭型人種頭骨，還有各種各樣的青銅飾物，其中有手指大小的橢圓形珠子、假寶石制成的珠子、頂部有三角形孔和掛環的鈴形垂飾和青銅碎片”，這里的石珠和漢墓中出土的絲織物上帶有波斯風格的聯珠紋飾類似。與石珠相似的聯珠紋早期出現于太陽神鳥的綬帶中，是古代波斯人對太陽神的崇拜物，多裝飾于建筑、錦緞、青銅器等空間，也偶見吐蕃墓葬、敦煌或其他佛教壁畫。石珠連珠紋是古波斯薩珊王朝（224—651）最為“時尚”的裝飾紋樣，漢唐中國織錦有類似紋樣。或者說，拉達克出土的石珠與波斯文明不無關系，或能再現出中國西藏文明與早期波斯文明之間有互動和互鑒的淵源關系。從國內考古資料看，唐代長沙窯曾出土犀牛、大象、摩羯等動物造型的古陶，這些出土器物明顯帶有波斯藝術風格。在江蘇揚州、福建福州、廣西桂林和容縣也曾出現類似波斯風格的古陶。考古人員在廣西容縣發掘出土40多塊陶器殘片。“器型與1965年在揚州城南汽車修配廠出土的一件完整波斯釉陶雙耳瓶相似······桂林市保安總公司工地出土的一塊殘片正是揚州出土那種雙耳瓶的肩上部，還帶有部分扁條形殘耳······廣西出土的這些孔雀藍釉波斯陶瓶與揚州及泰國和馬來半島的一樣，并不是中東的貿易陶瓷，只不過是裝貨物（葡萄汁）的儲運容器。”廣西容縣出土的波斯古釉陶在斯里蘭卡的西吉利、菲律賓的呂宋島等地也有類似出土，顯然它們構成了海上絲路文明交往的重要鎖鏈，復原了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的古代場景，再現出中國和波斯工匠文化交往的歷史。從國外考古資料看，越窯青瓷遍及西亞，它已然構成了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的獨特遺址景觀。譬如“伊朗的薩馬臘、內沙布爾、希拉夫遺址發現大量越窯青瓷器，另外在雷伊、粒內布等地也有發現。這些青瓷器，不論造型、釉色很大一部分與寧波海運碼頭遺址附近準備外運的出土瓷器相一致”。1936—1939年，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人員３次發掘伊朗內河沙爾古城遺址，發現有唐代華南產白瓷缽、碗殘片。1968—1971年，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喬治·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在波斯灣北岸伊朗南部展開為期3年的考古調查，共發現中國外銷古陶瓷殘片（時間從唐至清晚期均有）近3400件（現被英國牛津大學阿什摩林博物館和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這些出土古物無疑反映了中國和波斯古代絲路交往的客觀歷史事實，與在中國出土的波斯風格的古陶共同構成了絲路交往的整體鎖鏈。西亞金銀器是公元七世紀盛極一時的薩珊王朝的典型器皿。1975年，在內蒙古（現屬遼寧省營州地區）敖漢旗李家營子唐代墓葬發掘中，出土一批屬于波斯薩珊朝的金銀器，有銀執壺、鎏金銀盤、橢圓形銀碗、銀杯、金戒指等。其中，“一號墓出土金銀器5件，其中3件為典型的波斯銀器······二號墓出土文物以帶飾和裝飾品為主······在一長半圓形金帶飾底托面上鏨有‘匠郭俱造’4字”。1983年9月，在固原北周李賢墓中，也發掘出波斯薩珊時期的鎏金銀壺、青金石戒指和玻璃碗等。“其中一批是來自中亞、西亞的遺物，如鑲藍寶石金戒指、凸釘裝飾玻璃碗、中亞式環首刀和金銀瓶等······李賢曾長期控制敦煌一線絲綢之路要塞，當然不難通過商人獲得鎏金銀瓶這類珍貴的薩珊系金銀器。另外，北魏國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附近的一些中小型墓中也不時出有西域金銀器。”1987年7月，在寧夏固原隋史射勿墓中，發掘出波斯薩珊時期的銀幣和金戒指。這些匠作器物或為中國工匠所制，也或為波斯工匠制造。從營州、固原、平城等地出土的薩珊系金銀器或能復原西北路上絲路貿易和人員交往情景，再現出波斯風格的金銀器被貴族使用的風尚及其生活文明。波斯薩珊朝銀幣也是見證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和貿易最有力的證據鎖鏈。根據《漢書·西域傳》記載：“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可見，銀幣是波斯薩珊王朝的通行貨幣。考古人員曾在廣東省遂溪縣邊灣村入海口附近，發現有南朝時期的窖藏，該窖藏出土了約20枚薩珊銀幣。1973年10月，在寧夏固原北魏墓中，也發掘波斯薩珊朝的銀幣，它與西安灃西張家坡出土的薩珊朝卑路斯時期（459—484）的銀幣為同款。1988年11月，敦煌研究員對莫高窟調查，其中“在莫高窟北區第222窟發現波斯銀幣一枚，該銀幣直徑2.9—3.1、厚0.1厘米，重3.88克，與波斯薩珊朝銀幣單位‘德拉克麥’重量相當······從已刊布的資料得知，在莫高窟發現波斯銀幣前，中國境內已發現波斯薩珊朝銀幣39批（不包括莫高窟所出土的銀幣）”。絲路沿線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暗示，它作為一種絲路上流通的貿易貨幣是可能的，也或被波斯人、粟特人、克什米爾人等使用。簡言之，以物為證，物物成鏈。絲路上的骨片、石珠、釉陶、古瓷、金銀器、銀幣等構成了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的重要鎖鏈。作為古物景觀的鎖鏈，復原了中國和波斯古代絲路交往的古物場景，再現了中國和波斯古代絲路文化交往與文明互鑒之路。“物的流動”是絲路空間里中國和波斯絲路交往的根本動力，也是中國和波斯絲路工匠交往的主要路徑。在古代，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首先是“物的交往”，并橫跨中亞陸地，在東亞和西亞以及南亞陸上絲路實現物的貿易與流通，并通過中國西北“榷場”為物的交往據點，連通中國內地和西亞波斯物的流動線路，還通過海上絲路貿易通道，實現中國和波斯之間物的流動。在陸道空間，古代地處西亞的安息帝國是聯通歐亞的絲路樞紐，是歐洲與中國物的流動中的中轉站。在漢唐時期，經過陸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諸物向中亞以及歐洲輸出的主要線路。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于漢。”可見，安息帝王對漢武帝派來的遣使十分看重。在唐代貞元年間（785—805），宰相賈耽（730—805）受皇命繪制《海內華夷圖》（801年）并撰寫《古今郡國四夷述》，他總結出隋唐以來有七條通四夷與邊戍之路，其中“西域道”即直接通往安息。15世紀以前，中國的紙張、金銀器、漆器、瓷器、絲綢等絲路貨物一般由波斯人或阿拉伯人運往波斯灣或地中海東岸，再轉運至歐洲各國，實現中國和歐洲工匠物的流通和交往。
西漢馬王堆“君幸酒”云紋小漆卮
隨著15—17世紀歐洲的地理大發現以及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的廣泛閱讀，歐洲人對中國及其工匠器物更加神往與迷戀。抑或說，馬可·波羅游記對中華物品的描寫大大刺激了歐洲人對東方的欲望，并奢望得到中國奢華的工匠之物。在宋代，政府除了積極鼓勵海外貿易與拓展海外市場以及擴大貿易范圍、規模之外，內陸和邊疆的商品經濟也得到長足發展與繁榮。在邊境貿易中，當時官辦“榷場”貿易盛況空前，商販眾多。“榷場”的貨物不僅通往北方的遼、夏與金等地，還遠通西亞波斯等國。又據史載：“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可見，宋代“互市”貿易為中國大宗貨物的海外輸出提供重要契機與交易平臺；同時，內地邊境的貿易繁榮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海上貿易，至少為海上絲路貿易提供重要的物質資料與經濟資本。在海路空間，中國器物經過海上絲路傳入東南亞以及西亞和阿拉伯，再經過波斯傳入歐洲，波斯灣成為亞歐貿易交易的重要跳臺。在唐代，廣州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在宋代，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海上貿易出口國。根據《嶺外代答》與《諸蕃志》記載，與宋代中國海上通商的國家達58個之多，主要有大食、大秦、波斯等。17世紀初萬丹港不僅有固定的通商市場，還為通商制定有序的貿易時間及其貨物對象，這里作為一個通商樞紐，云集各國商人，有中國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
《花兒為什么這樣紅》，200cmx180cm，胡玉康作品， 2009年
在中國和波斯的絲路交往中，貿易和互訪是最為主要的交往途徑，另外戰爭也間接地促進了中國和波斯物的交往。在貿易交往層面，據《后漢書·西域傳》載：“（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這里的安息（波斯）與天竺（印度）是中國與歐洲貿易的中轉國，中國商品通過南亞與中亞一些國家傳入歐洲。另外，根據《史記》記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可見，安息對外商業流通范圍較廣。由于海上絲路巨大的貿易利潤，在16世紀后期，即在波斯薩非王朝的時候，他們的“沙阿”（波斯統治者的稱呼）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開始了一項全新的貿易計劃，即讓波斯成為一個偉大的貿易國家。在交往層面，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之后，帕提亞帝國（即“安息王朝”）與中國已經初步建立絲綢貿易關系。到了唐朝，在中亞粟特人作為亞歐文化交往的掮客，中國和波斯開啟正常的絲路交往。魏晉時期的薩珊王朝多次派遣使節來華，至唐時期，我國西北地區與波斯商業交易頻繁。在“萬國來朝”的朝貢下，明清絲路貿易還以“朝貢”為手段。清廷通過“賞賚”或“恩賜”的方式贈予器物給外國來華使臣。張蔭桓在日記中寫道：“（光緒十五年）十一日丁亥（3月12日）晴······波使出觀該國刺繡桌幔諸物，不甚精致。又出觀煙管······此波斯吸鴉片之器，拙笨可嗤，且必以手按之，否則傾矣。承贈漆盒棉紗襪，皆其土產，又映相一幀，納交之誠甚切。”這些說明，歐洲人和波斯人對這些異域器物迷戀至極。
《光與影》之一，80cmx60cm，胡玉康作品，2020年
此外，戰爭也是絲路物的交往間接途徑。至元代，蒙古人西征，通過戰爭征服伊兒汗國，將其納入蒙古國家政治體系。因此，波斯與中國保持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往來關系，物的交往也因戰爭而變得頻繁。到了14世紀末，帖木兒帝國幾乎侵占波斯所有領土。撒馬爾罕成為中西文化交往的重要樞紐城市，這里聚集了大量中國工匠、藝術家和商人。
西漢海昏侯墓龍紋漆盤
原文載于《民族藝術》2023年第3期，請以紙質版為準。作 者：胡玉康，博士，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絲綢之路漆藝文化傳播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胡玉康，陜西漢陰人，清華美院博士，三級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漆畫藝委會委員、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會員、陜西書法家協會會員。曾任陜西師大第五屆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部藝術設計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現為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陜西省美術家協會漆畫藝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西安美術家協會漆畫藝委會主任、陜西省哲學人文社科重點基地首席專家。 近年來，出版《戰國秦漢漆器藝術》《設計的立場》《大漆與中國文化》《中國秦漢西部漆器藝術》《漢唐絲綢之路漆藝文化研究》等多部專著。在權威、核心等各級刊物上發表論文60余篇。作品入選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美展。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規劃重點課題《中華漆藝發展史》、國家社科一般課題《秦漢西部漆器藝術研究》、主持教育部藝術規劃課題《絲綢之路漆器藝術研究》，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子課題負責人。漆畫作品多次送國內外展出。來源：民族藝術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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