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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峰巒渾厚，草木華滋，景物奇秀，自古以來就通過雄偉的身姿表達著深邃的意蘊和堅韌的品德。 太行精神是國家和民族處于危亡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太行兒女展現的勇敢頑強、不畏艱難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展現的百折不撓、艱苦奮斗的精神，是為人民利益展現的勇于犧牲、樂于奉獻的精神。

“在太行山上——新時代·新太行”全國彩塑大賽， 通過彩塑藝術的方式來弘揚太行精神，講好太行故事，傳承紅色基因。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彩塑藝術專業委員會聯合“長治市武鄉縣人民政協”發布部分“太行紅色藏品故事選”， 供參賽選手遴選創作題材。

朱總司令的家當

劉玉琴

當我們步入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簡史陳列館的第二展廳時，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在展廳中央獨立展柜中陳列的一只皮箱。它靜靜地在向我們述說一段感人的經歷。這只皮箱是朱德總司令曾經使用過的。

朱德出身于四川省儀隴縣的一個佃農家庭，20歲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設的體育學堂，后又考進云南陸軍講武堂，并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武裝起義和倒袁戰爭、護法戰爭。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為尋求革命真理，他毅然放棄高官赴德國，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國民革命軍中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參與領導八一南昌起義，率部萬余人上井岡山，成為我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朱德擔任八路軍總指揮，率部東渡黃河，挺進山西，轉戰太行，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指揮千軍萬馬，馳騁于遼闊的華北抗日前線，展開艱苦卓絕的抗日游擊戰爭。首戰平型關，攻克雁門關，夜襲陽明堡，急襲長樂灘，伏擊響堂鋪，屢建奇功，威震敵膽。1938年2月曾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指揮部分國民黨軍隊與八路軍一起對日作戰，成為國共合作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楷模，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

朱德總司令在王家峪

1940年5月，奉調返回延安，直接參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對敵斗爭。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并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系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特別是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成績和經驗，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年8月，在延安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對日軍開展猛烈的戰略大反攻，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在條件艱苦的抗戰歲月，朱德總司令在太行山生活戰斗了近三年時間，雖位居八路軍總司令高位，但他的飲食起居、衣服行裝卻非常簡樸，甚至讓許多人把他當作馬夫、伙夫，他就是這樣樸素得像一名普通的戰士，時刻保持著艱苦奮斗的革命本色。這只皮箱就是他的全部家當，它伴隨著朱德總司令從延安來到太行山，無論是在磚壁總部還是在王家峪總部，警衛戰士總是拎著這只勞苦功高的皮箱，里面裝著軍用地圖、重要文件等朱德總司令必用的重要物品。

說到這只富有傳奇色彩的皮箱，在太行山里至今還流傳著一段富有詩情畫意的故事。當年著名作家楊朔在王家峪總部生活的日子里，常常望見這只簡樸的皮箱，當時又適逢朱總司令52歲生日，楊朔便揮毫賦詩《代壽朱德將軍》：“撫循部曲親如子，接遇鄉農靄似風；談笑雍容襟度闊，最從平淡見英雄。”一時傳為佳話。

1941年2月，從革命圣地延安向莫斯科國際兒童院輸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朱總司令的女兒朱敏也是其中的一員，在臨行前朱總司令將這只皮箱送給了女兒，他老人家殷殷囑托：“父親沒有什么可以給你，只有這只皮箱能送給你……”朱敏和她的伙伴乘坐蘇聯轟炸機到達烏魯木齊，再乘火車到達莫斯科進入國際兒童院學習。這些孩子雖然躲過了中國戰場上的炮火襲擊和血腥屠殺，但在蘇聯卻經歷了4年衛國戰爭，和蘇聯人民一道經歷了困難時期，經受了戰爭的考驗。最不幸的是朱敏在白俄羅斯不幸落入德國納粹的魔掌，在德國集中營度過了九死一生的艱苦歲月。4年的囚禁生活，她可以說什么都沒留下，唯有父親留給她的這只皮箱卻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此后的歲月中，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朱敏都把這只皮箱帶在身邊。

2005年8月，朱敏的丈夫劉錚將這一珍貴的皮箱捐贈給了八路軍太行紀念館。

一根竹手杖

王曉陽

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陳列著一根竹手杖。這根竹手杖是用油漆漆過的，黑紅色，這是朱德總司令送給民間醫生弓應卯的禮物。

八路軍的總司令為什么要給一個民間醫生贈送手杖呢？我們就聽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的講解員娓娓講述這根竹手杖的故事：

1938年4月，日寇為扼殺剛剛創建的太行根據地，糾集3萬多兵力，從同蒲、正太、平漢鐵路沿線及邯長公路和臨屯公路，分九路向晉東南地區大舉圍攻。為粉碎日軍的“九路圍攻”，八路軍總司令部決定采取以一部分兵力牽制其他各路日軍，集中主力尋機殲滅其一路的作戰方針。為了便于指揮，朱總司令率領總部轉戰于武鄉，并指揮了著名的長樂村戰斗，從而粉碎了日軍對晉東南地區的九路圍攻。之后，總部機關移駐武鄉寨上村，并在此舉行了反九路圍攻祝捷大會。

北方的初春，春寒料峭，八路軍戰士們大部分是經長征過來的南方人，不大適應北方的氣候，再加上戰事頻繁，衣衫單薄，許多人染上了傷寒。朱總司令雖已年過花甲，仍日夜操勞，更為戰士們的身體著急，他小腿上也生了一大瘡，并已化了膿，疼得他日夜難熬，行走也困難，因此不得不用長征時帶過來的一根竹手杖助行，即便是這樣總司令還是堅持工作到深夜。

寨上村有名老中醫名叫弓應卯，出生于一個中醫世家，父輩的言傳身教，成為藝馨鄉里的名醫。他不光醫術精湛，而且對待病人滿腔熱情，服務周到，他知道很多鄉親因貧窮而付不起醫療費，就分文不收，被百姓稱為救人的活菩薩。八路軍進駐寨上村以后，許多戰士生病，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主動為他們治療，他從山上采集來中草藥，用大鍋熬成湯藥，讓戰士們服下，沒幾天戰士們的傷寒病竟全好了。特別是當弓老先生得知八路軍的總司令因瘡病而行動不便，就親自登門為朱總醫治。弓老給朱總檢查后說：“您這是因常年行軍打仗，營養差，吃飯喝水不能規律，火毒所至，久而生成瘡。”于是，弓老細心地給朱總清理傷口，并敷藥包扎好，說：“您這膿瘡治療方法是，內服中藥敗火，外服藥劑去毒，我這里帶著些成藥，您每天按時服下。”為了不影響朱總的工作，弓老每晚準時去為他治療，每次都是小心、細致的將膿血去除后，再敷藥包扎，經過一周的治療，朱總的瘡疾痊愈了。

這一天，朱總為感謝弓應卯老先生為八路軍將士們治病，特地在總部準備了便飯招待弓老，并想付給老人一定的醫療費。席間，朱總說：“弓老先生，您為八路軍立了大功呀，我代表八路軍將士謝謝您，”說著拿出幾塊錢，“這些錢希望您老收下，是我們對您支持革命的報答”。

可是弓老說什么也不要，他說：“首長，我雖是一名鄉村醫生，可我就是為咱窮人看病的，八路軍是咱窮人的好軍隊，為咱百姓打鬼子，給你們看病，我是心甘情愿、理所當然的，我怎能收你們的錢呢？”

朱總見弓老執意不肯收報酬，就拿起自己生病時常拄的那根竹手杖說：“您給八路軍將士們治好了病，又不收一點報酬，現在是戰爭時期，沒有什么好禮贈送，就將我拄的這根竹手杖送給您作個留念吧！”弓老雙手接過竹手杖感動得不知該說什么好，一個普通的民間醫生能被總司令如此相待，這是他怎么也沒有想到的。

后因戰亂不斷，弓老怕將朱總司令贈送的竹手杖丟失，就用油紙包了又包，埋于房后地中。在他臨終前將侄兒弓獻玉叫到面前，告訴他埋手杖的地方，要他在勝利后及時挖出，好生保管。解放后，弓獻玉曾多次尋找，終于找出來，當他將一層層油紙剝掉后，那根寶貴的竹手杖完好無損，就將它捐獻給八路軍紀念館。

一位日本八路留下的軍號

劉玉琴

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收藏著一把特殊的軍號，說它特殊并不在其外形，而是因為這是一位“日本八路”捐贈的。2005年8月，這位日本八路專程來到山西，將這把軍號鄭重地捐贈給八路軍太行紀念館。

前田光繁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進行捐贈

這位日本八路真名叫前田光繁，出生于日本京都的一個小手工業家庭。17歲時入伍當了一名海軍，因體弱鬧病提前退役。1937年只身赴中國沈陽，進入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服務的特殊機關“滿鐵公司”。次年春天，他被派往河北邢臺一個叫“雙廟”的小車站工作。一天清晨，尚在夢中的前田光繁，被八路軍俘虜了。之后，他被送到了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部，師敵工科長張香山曾留學日本，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便與前田光繁住在一起，給他講日軍對中國百姓的殘害，講自己留學日本時參加的反戰運動，講日本人也是戰爭的受害者，講中共的信念，講八路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耳濡目染，“八路軍是一座學校，由樸實的、儉樸的、意志堅強的人們構成。”而且為了前田在日本免受迫害，為他改名杉本一夫。

在張香山等人的教育下，他了解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決心從事反戰工作，1939年1月2日，在八路軍野戰政治部駐地山西潞城中村的軍民迎新聯歡會上，杉本一夫與另外兩名日俘一起宣布自愿參加八路軍。同年11月，他又與七名經過改造的日軍俘虜一起，發起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日本人反戰團體。從此，他用這把軍號指揮著日本人反戰成員，進行戰地宣傳、喊話等。

1940年，日軍開始對華北地區進行瘋狂掃蕩。10月下旬，百團大戰第三階段關家垴戰役打響，戰斗打得非常激烈。此時前田光繁的任務是向日軍喊話宣傳。關家垴一戰，八路軍英勇作戰，幾乎全殲日軍，其中也有前田光繁的一份“功勞”。

前田光繁回憶關家垴戰役時，他這樣說：1940年10月下旬日軍三十六師團兩個大隊1000多人被圍困在山西武鄉關家垴一帶，指揮這一戰役的是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等首長，由一二九師的勁旅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十旅、決然死一縱隊等部，戰斗打得很激烈，日軍如困獸猶斗，急了眼地往外沖，我們的部隊死勁往回打，而且包圍圈越來越小，日軍的飛機白天來支援，炮彈、機關槍一齊狂轟濫炸，就在這關鍵時刻，我被派到戰地向日軍喊話宣傳，讓他們不再負隅頑抗、快快投降。我的武器是一個鐵皮做的喊話筒，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在靜靜的黑夜中，高聲用日語開始喊話：日本士兵們，現在八路軍停止了射擊，你們不要開槍了，聽聽我們的喊話吧，我是日本人，過去曾是你們的戰友，現在是八路軍中反戰覺醒聯盟的一員，我們的目的是讓戰爭早日結束，盡力挽救戰友們的生命！現在你們已經被八路軍緊緊包圍，快下決心，放下武器投誠，突圍是沒有希望的，八路軍絕對不殺俘虜，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想想吧，你們在家的父母、愛妻、子女決不想看到你們的骨灰……

喊話使部分日軍產生了厭戰情緒，對這場戰斗的勝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他辭別山西，到延安協助工作，同時擔任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教師和政治工作人員。抗戰勝利后又千里跋涉趕赴東北，幫助工作人員做約200萬日軍及日本僑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幫助東北民主聯軍說服原日本航空教練隊的教員、技師、飛行員加入新成立的東北航空學校，培養出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1958年，前田光繁回到了闊別21年的日本。

前田光繁的生命中許多往事，都已漸漸在記憶的長河中淡漠，甚至消失，唯獨青年時期在中國國土上那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卻永難忘卻。

2005年8月，這位日本八路專程來到山西，為我館捐贈他保存了65年的軍號，并重回他住的老鄉家里看望，他深情地說，我喝過武鄉的水窖水，嘗過武鄉的苦苦菜，住過武鄉的土窯洞，和武鄉老百姓有著魚水深情的戰斗情誼，武鄉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鍋行萬里情

連小敏

有些往事，隨年月久遠慢慢湮沒；有些記憶，卻因睹物思人歷久彌新。

記得我到八路軍太行紀念館進行崗前培訓的時候，曾聽到許多動人的故事。展廳里那件“行軍鍋”的故事就讓我震撼，盡管這口鍋的鍋沿局部已經裂開，鍋壁和鍋底有幾道裂縫，還有大大小小17塊補丁。就是些補丁，流傳著一個個驚心動魄、催人淚下的故事。

這口鍋是從長征路上背來的，紅軍改編之后，八路軍戰士又把它背到了太行山。在殘酷的戰爭中，這口鍋壞了又補，補了又壞，經歷了許多的曲折。那是1938年春，日寇對我晉東南根據地進行了九路圍攻，為了打擊敵人，粉碎圍攻，我八路軍以一部分兵力鉗制日軍其他各路，集中主力伺機擊破其一路的戰略，在武鄉縣長樂村附近發動了長樂村戰斗，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在這場戰斗中，武鄉民眾組織了支前擔架隊，在槍林彈雨中奔跑穿梭，與八路軍配合默契。當時的武鄉縣王家峪村村民李煥蘭的丈夫身強力壯，參加了搶救傷員的擔架隊。突然，前方的戰壕里傳來一聲聲呼喚，聲音微弱但異常急迫“鍋……鍋……”擔架隊沖到跟前，發現一名年輕戰士倒在血泊，他的背上背著一口行軍鍋，“同志！同志！你醒醒！我扶你上擔架！”

陳列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的行軍鍋

“別！先別……管我。”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又指了指身后的鍋。只見鍋的底部有一個黑色彈洞，子彈從戰士的前胸穿過！“老鄉！……一定要保住這口鍋，長征兩萬五千里，他一直沒有離開我……建功立業，難分難舍……請你們補好它，讓它為抗戰再做一些貢獻……我……”這名戰士永遠合上了雙眼，但卻留下了一個千斤重托。

記住血債，為鄉親們報仇，奪回咱自己的山河。戰斗打的異常殘酷、激烈。長樂村里大火沖天，血流成河，李煥蘭的丈夫含著眼淚冒著危險把這口鍋背回家中。他親自將鍋上的彈洞補好，用它繼續為戰士們熬粥煮面，燒菜蒸饃。后來，他在轉移這口鍋時，正好趕上日軍“掃蕩”，被日本鬼子殺害了！

1939年10月，八路軍總部轉戰來到了王家峪村，彭德懷夫人浦安修湊巧就住在村民李煥蘭家。她們常常拉家常，親密無間，無話不談。有一次，總部伙房里因接待客人，鍋不夠用，很是焦急，李煥蘭聞訊就將這口鍋送過來，她說這口鍋是他的丈夫在長樂村戰斗中從一位負重傷的八路軍炊事班班長手里接過來的，一直保留著。后來每當總部伙房接待客人、培訓干部的時候，炊事班用這口鍋煮飯。后來八路軍總部離開王家峪，彭老總說：“這口鍋為八路軍立下了汗馬功勞，待到全國解放后，送到博物館，讓它把革命傳統永久地發揚下去！”

李煥蘭大娘就這樣將行軍鍋珍藏下來。

沒有這口傷痕累累的行軍鍋，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別看這口鍋老，它永不褪色，別看這口鍋破，沒有人能估計出它真正的價值。它不僅僅是一件革命文物，更向我們們講述了一段蕩氣回腸的革命歷史故事，它是見證八路軍抗日崢嶸歲月樂曲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音符……

行軍鍋是如此，行軍中的戰士亦是如此，他們飲黃河、長江水，進軍廣闊神州，直指天涯海角。為戰勝日寇，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抗戰勝利，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那些輝煌戰例，更有著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

金戈鐵馬，崢嶸歲月，這些人、這些物，從硝煙彌漫的戰場走來，從槍林彈雨中冉冉升起，他們的英明和業績，他們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將激勵中國人民永遠向前。

何克的打字機

李 左

折戟沉沙處，神勇自分明。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太行山區的八路軍總部駐地窯洞里，一盞昏黃的油燈下，一位目光炯炯的男青年正在認真地用一臺外文打字機打字。他端坐著身體，時而眉頭緊蹙，時而眉峰舒展；臉上布滿莊嚴肅穆的神情，又隱隱含著一絲堅毅的笑容。

隨著他雙手的輕捷起伏，一行行深情的文字在打字機下清晰出現：“……這里是我生活過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連牛津大學都比不上。八路軍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當地軍民魚水深情團結一心，沒有任何矛盾，他們似乎天生就是兄弟，盡管他們來自中國廣袤的天南海北。所以，中國人在這場反抗日軍的戰爭中必然會贏得勝利，而我，似乎已經望見了勝利的曙光。”

隨著一聲雞啼，東方的魚肚白開始泛亮，這位打字的青年伸了個舒服的懶腰，鄭重地把打好的文件裝進信封，準備寄往外地。如此夜以繼日地工作，如此同情中國人民，他是誰呢？讓我們一起記住他響亮的名字吧——喬治·何克。

喬治·何克是地地道道的英國人。1915年出生于英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雖然生活安逸，但他擁有一顆仁慈博愛的心靈。當他聞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毅然放棄了養尊處優的紳士生活，只身來到了戰火紛飛的中國上海。

當時的上海正處于鐵蹄蹂躪之下，無辜百姓慘遭荼毒。尸橫遍野、滿目瘡痍的慘狀徹底激怒了身披風衣的喬治·何克。黃埔江畔，何克冷靜思考，一次次反思著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哲學問題。最終，他決定留在中國，留下來拯救這些可憐的人們。

他先后聯系多家外國報社，不斷報道中國當時的真實情況，使中國之外的更多人了解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卑劣行徑與累累罪惡。他的筆下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憐憫，充滿了人類最絕望的呻吟，成為當時了解中國真相的首選報道之一。同時，作為為數不多的外籍盟友，很快他就與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路易·艾黎等人熟識，并一起努力，壯大了聲援中國的國際主義先鋒團隊。

在何克的印象中，中國是一條古老的東方巨龍，因此他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止，從上海到漢口、延安、北平……在淪陷的中國大地上，他苦苦追尋著中國的出路何在，直到他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遇到了聶榮臻之后，他才驚呼八路軍才是真正的抗日隊伍！

林蔭道上，何克用不熟悉的漢語向聶榮臻請教中國革命的相關問題。聶榮臻爽朗一笑，說：“你想真正了解中國革命，那么你就應該去請教中國的大軍事家朱德同志！”

于是，經過聶榮臻的安排，在四名警衛的陪同與我軍一二九師的護送下，跋山涉水的何克終于風塵仆仆地出現在了八路軍總部——武鄉磚壁村。當朱德寬厚的大手握住他的雙手時，何克感受到了一種強大的力量與異樣的溫暖，于是他決定居住下來，他找到了久違的家的感覺，他的靈魂在根據地藍盈盈的天空下第一次得到了徹底的舒暢。

入夜，他放好打字機，靜靜地坐下來，在打字機前按動按紐，嗶嗶叭叭的聲音里，記錄下自己的一路見聞，也記錄下自己對中國革命的預見與評價。無數個安謐的鄉村夜晚里，在打字機滴答滴答的工作聲中，何克熱血沸騰，激揚文字，往往不覺忙碌到天明。后來，這些戰地文章被輯錄成冊，取名為《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成為后人了解史實的寶貴客觀資料。

一路飽經炮火洗禮，一路赤誠尋找光明，年輕的何克身上有不竭的動力，他積極參加八路軍的各種組織、活動，并熱忱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無私幫助當時苦難的中國。

在何克隨身攜帶的幾件行李里，可以說這臺外文打字機是他最珍視的寶貝。他總是小心翼翼地用一塊白色手絹覆蓋著它，而那塊繡有英文字母的手絹，是他天各一方的女朋友贈送的。可能那臺古老的打字機也曾經打出過想念親人與故鄉的書信吧。

直到1974年，在重新修復八路軍總部磚壁村舊址時，才從院里地下挖出了這臺打字機，還有軍用地圖24張。后經曾在磚壁戰斗生活過的八路軍總部作戰科科長、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王政柱確認，他說：“這是在總部工作過的英國記者何克先生用過的外文打字機，當時因總部撤退時帶不了那么多東西，又怕在撤退途中發生意外，所以就埋在了總部院里。”

今天，當我們瞻仰這部打字機時，定然體會不到何克這個萬里遠客的異鄉孤獨，也猜想不到他藍色眼睛里深藏著的愛情故事；但我們一定可以觸摸到他一生無悔的堅定信仰，也一定可以問候他三十歲時埋葬于中國熱土的不朽英魂！

太行文化人座談會上的羅圈椅

王  真

1939年10月11日，八路軍總司令部由武鄉縣磚壁村遷至王家峪，野戰政治部遷到下合村。當時太行軍民已粉碎了日寇對晉東南的第二次“九路圍攻”，環境相對穩定。八路軍總部在這里接待了不少國際友人、援華團體、友軍將領、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領導了根據地的減租減息、生產自救，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節有利的斗爭，同時還組織延安和大后方到前線來的一大批文藝工作者，開展了充滿活力的敵后新文化運動。

就在轟轟烈烈建設根據地中，迎來了新的一年——1940年。年后的2月8日，正是農歷的春節。為繁榮文化教育事業，擴大政治宣傳，利用文藝武器來參加抗戰，八路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在野政駐地下合村召開了文化、教育工作者座談會。

座談會的會場設楊金鳳家的農家四合院子里，院中間擺了兩張四六方桌，桌子上擺了一些茶碗。桌子周圍，在長條凳、圓板凳上架了一些供與會人員坐的條板，也擺放一把羅圈椅。實際上舉行的是一個春節茶話會，熱烈歡迎從延安來到華北前線的魯藝木刻工作團。太行根據地的37名文教精英，濟濟一堂，有說有笑，驅散了初春的寒氣。

在這之前，中共北方局書記楊尚昆等領導人，已向畫家們發出了藝術服從政治，文藝為抗戰服務的號召。木刻工作團的同志們，深入戰地生活，把上述口號變為實際行動。他們虛心向民間藝術學習，進行了采風活動，創作出《軍民一家》、《堅持抗戰》等新年畫和連環畫。

春節這一天，朱總司令和野戰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長陸定一等領導同志參加了這次太行文化人座談會，到會的文藝工作者有魯藝木刻工作團的胡一川、彥涵、羅工柳、楊筠、華山和前方魯藝校長李伯釗、抗大文藝工作團的徐懋庸、任白戈以及八路軍總部的孫泱等，德國醫生漢斯·米勒也應邀參加。

座談會上，朱總司令熱情地鼓勵這些日夜戰斗在抗日前線的藝術家們，進一步運用文藝這個武器，開展對敵斗爭工作。他說：“抗戰要文武兩條戰線并肩作戰，甚至筆桿子要超過槍桿子，先搞好文藝宣傳，才能發動起群眾性的游擊戰爭。”

陸定一同志回顧了魯藝木刻工作團從陜甘寧邊區來到太行山期間，如何發揮藝術在抗戰中的作用。同時，他向與會文藝工作者提出兩個基本口號，民族形式和民間形式融合，創造出新的抗戰文藝。他又有針對性地指出創造新文藝必須遵循的途徑：“第一，融合外國藝術和中國藝術，而創造出一種新的形式；第二，采用民間藝術形式，深入群眾，學習傳統藝術，在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中，同時改變藝術形式。”陸定一同志認為，這種藝術的產生，將是一個長期奮斗的過程，有待藝術家們在抗戰實踐中努力。

會畢，朱德總司令，陸定一副主任等總部領導人，宴請了與會的藝術家們，并與他們合影留念。這次太行文化人座談會，號召和發動了太行山區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利用一切文藝工具和手段，投身到抗戰洪流中，對推動華北敵后文藝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這把羅圈椅，為木質，寬55 cm，椅背高90cm，這是借用房東楊金鳳家的。這把羅圈椅一直有房東使用，1995年武鄉縣下合村村委會征集回村委，2010年該村建立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下合村舊址紀念館，現由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下合村舊址紀念館收藏。

百團大戰戰役部署略圖

張紅偉

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里，有這樣一件紙質的手繪圖，圖的四周已經破損，但是卻彌足珍貴，這件文物就是百團大戰戰役部署略圖。這是八路軍總部在磚壁村指揮百團大戰時手工繪制的，圖的上方書寫：“百團大戰戰役部署略圖”，中間用紅、藍兩色繪制地圖，在圖的右下方分兩行書文字：“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日山西省武鄉縣”，是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貴重的文物之一。看似平常的這樣一張地圖，背后有什么故事？為什么如此珍貴呢？

1939年冬，華北日軍加緊了侵華步伐，推行所謂“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掃蕩，不僅隔斷了太行與太岳區的聯系，也企圖隔斷太行與冀南、晉察冀等戰略區的聯系，對根據地抗日軍民的生產生活及軍事活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為了粉碎日軍的陰謀，打破其“囚籠政策”，克服國民黨妥協投降的危險，1940年8月8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達《戰役行動命令》，8月20日，在彭德懷副總司令的親自指揮下，八路軍主力部隊在華北發動了一場以破壞正太路為重點的交通破襲戰役，隨著戰役的展開，八路軍參戰部隊達到105個團約20余萬人，故稱“百團大戰”。

8月20日晚上8點，一顆顆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劃破夜空，參戰部隊、游擊隊和民兵似猛虎下山，撲向日軍的車站和據點，雷鳴般的爆炸聲，一處接著一處，整個正太路和同浦路、平漢路、德石路、津浦路、平綏路、白晉路等部分鐵路交通線，都淹沒在八路軍和人民群眾大破襲的火網之中。日軍猝不及防，倉皇應戰，顧此失彼，損失慘重。八路軍攻占許多據點和車站，攻克天險娘子關，破壞日軍占據的華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陘煤礦，并截斷正太路一個多月。接著，八路軍襲擊交通線兩側的日軍、摧毀根據地內的據點。晉察冀軍區主力部隊發動了著名的淶（源）靈（丘）戰役，一二九師在榆（社）遼（縣）戰役中，連續攻占榆遼公路沿線據點多處，并攻下了榆社縣城。隨后，惱羞成怒的日軍對華北根據地發起了瘋狂的報復性的“掃蕩”。一二九師在山西新軍的配合下，粉碎日軍對太行和太岳根據地的“掃蕩”；晉察冀軍民先后擊退日軍對平西和北岳地區的“掃蕩”；一二○師粉碎了日軍對晉西北的“掃蕩”。1941年1月24日，歷時5個月的百團大戰勝利結束。

此次戰役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俘日偽軍4萬多人，破壞鐵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橋梁、隧洞和火車站260多處，摧毀大量碉堡和據點。從而振奮了全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誣蔑，牽制了日軍的兵力。這張地圖就是當時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重要戰略部署地圖，對百團大戰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日軍遭受打擊后，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1940年10月6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集中數萬兵力，對八路軍晉冀豫、晉察冀、晉西北等根據地進行瘋狂大“掃蕩”，為此，八路軍總部下達命令，華北根據地軍民轉入反“掃蕩”作戰，百團大戰從此進入反“掃蕩”的第三階段。

發生在武鄉東部著名的關家垴殲滅戰，就是反“掃蕩”作戰中的經典戰役，經過這次戰斗，八路軍駐扎在武鄉磚壁的總部機關及周邊地區重要的黨政部門，成為日軍重點攻擊對象，調集重兵在清漳、濁漳河兩岸進行往返侵擾。襄垣之敵北犯西營，黎城西井方面之敵分途西進，段村之敵也猛撲磚壁、東堡地區，圖謀殲滅駐扎在武鄉磚壁村的八路軍總部。

1940年11月3日9時，敵占武鄉侯家垴、大陌村陣地，經石甕西進之敵占據了石門。八路軍總部特務團歐致富部和一二九師三八六旅陳賡部，在東堡村東端與煙里一線冒雨與敵人展開殊死搏斗，戰斗異常激烈，日軍幾次向磚壁沖鋒，均被三八六旅炮火壓向西去。這時，三八五旅陳錫聯部從胡巒嶺高地直奔而來，東來之敵在八路軍夾擊下，傷亡慘重，退下山谷。日軍合擊總部落空后，立即向遼縣、黎城方向逃竄。

為了確保總部機關的安全，避免日軍空襲和更大規模的破壞，11月4日，八路軍總部機關決定緊急轉移，由于當時交通條件差，又出于安全考慮，總部機關將一些輜重物品、重要文件等埋在磚壁總部院內后，經黎城仟仵、涉縣茅嶺底等地安全轉移至遼縣武軍寺。

1974年，重新修復位于武鄉縣的八路軍總部磚壁村舊址時，從八路軍總部院內地下挖出了機器一臺，地圖24張，還有其它物品，來總部參觀的八路軍老戰士們看后，都說是打字機和軍用地圖。為了更進一步落實此事，在1979年冬，有關部門專程赴北京拜訪了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王政柱將軍，當年他在總部擔任作戰科科長，他一見到這些物品就很熟悉地說：“這是當年在總部工作的英國記者喬治·何克先生用過的外文打字機和當年總部指揮百團大戰時使用過的軍用作戰圖。”當時因總部撤離時帶不了那么多東西，又怕在轉移途中發生意外，所以就埋在總部院里……

知道了這張戰略圖的來歷，我們不得不驚嘆這件珍貴文物與武鄉的緣分，如果當時總部機關帶走了這張地圖，如果我們沒有及時去修復磚壁總部舊址……這張珍貴的地圖可能就不會再呈現在我們面前。可是，歷史是巧合更是必然，這張地圖在百團大戰中指揮了千軍萬馬，今天，他又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真實的給我們重現了刀光劍影的烽火歲月，時刻提醒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那段屈辱的苦難歲月。這張地圖在百團大戰中發揮了重要的戰略作用，今天，她繼續發揮著重要的歷史使命，激勵著我們一代代人，闊步走向中華民族復興！

一份特別的抗戰合同

白國清

武鄉縣民間收藏家籍貴先創辦的武鄉抗戰博物館內，收藏了一份特別的抗戰合同。該合同簽立于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廿一日，由武鄉縣申良溝群眾代表王云魁、禹樹堂負責組織，禹富全負責書寫。合同是一整張麻紙，為從右至左豎寫格式。在左下角又粘貼了寬為麻紙四分之一、長為二分之一的紙條，上面共簽寫了42戶群眾的簽名。

據收藏人講，當年簽立這紙合同時，由共產黨員、村干部王云魁、禹樹堂組織村民共同簽立合同，來到會場的村民紛紛表示同意簽名，共立合同，誰家如有漢奸、投敵行為，愿以全家性命擔保。書寫人禹富全觀察到場人員，估計一張紙可以寫完合同。但在書寫過程中，還有不少群眾陸續趕來，把一張紙后面的簽名位置寫滿，還有許多人家要簽名，只好另拿一片紙簽名，然后用漿糊粘上去。這樣，這紙合同，全村42戶人家全部簽名，而且簽名人都代表全家，這樣也就是全村200余口人全部參與簽立了這份合同。

申良溝群眾為什么要組織簽立這份合同呢？故事還得從那個艱難兇險的抗戰年代說起：

1941年，世界法西斯勢力空前猖獗。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其獨霸亞洲和太平洋的野心，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把中國變成進行擴張戰爭的后方基地，一方面在占領區加緊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以求“以戰養戰”，一方面集中兵力對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實施殘酷的“三光政策”，企圖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1941年至1942年，日寇接連不斷瘋狂“掃蕩”，出動兵力超萬人的“掃蕩”就達八次之多。這對根據地形成很大破壞，群眾情緒受到了很大打擊。受害群眾不了解八路軍由于主力部隊外出作戰，因而埋怨政府和軍隊沒有保護他們；一些壞人則趁機散布謠言，說“八路軍不打日本光開會”、“八路軍游而不擊”，致使部分群眾有不自覺地“怨八路”掩蓋了“恨日軍”的思想。為此，中共武鄉縣委號召各村黨支部向群眾宣傳強調：在敵人強大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用游擊戰打擊敵人，寧死不當亡國奴，只有我們團結起來，才能打退日寇的進攻。并在群眾中進行民族氣節教育，大力宣傳日寇屠殺武鄉群眾的血的事實，使廣大群眾認識到帝國主義妄圖亡國滅種實質。

1942年的初冬，朔風凜冽，嚴寒料峭，太行山格外寒冷，日寇的殘酷掃蕩，鬼魅橫行，讓這片土地愁云慘淡、血色恐怖。這是敵后抗戰極為艱難的一個冬天。然而，在黨的領導下，抗日的怒火早已熊熊燃燒，日寇的淫威無法阻止太行軍民的反抗。

申良溝村，是一個隱藏在太行腹地毫不起眼的小山村，不到200口人，散居在溝壑縱橫的窯洞里。這幾天，駐段村的日軍派漢奸到村里來，一邊宣傳受日本人的維持人什么好處，一邊用恐嚇的口氣說，如果不搞維護，皇軍就會把全村人殺光。面對日寇的淫威，面對根據地極為艱難的狀況，村子里的抗日骨干們正在醞釀一個大膽的決定，“咱們村絕不搞維持，咱不當漢奸、絕不當漢奸、咱村也不能出漢奸。”

1942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深夜，全村每戶都派一個代表，集中在一個窯洞里，他們正在簽一份莊嚴的合同。窯洞很小，昏黃的油燈下，一個個堅定而沉著的面孔盯著伏案書寫的文書禹富全。合同寫好了，禹富全特意用大字在合同上寫下這樣的誓詞：

響應黨的號召，激發愛國熱情，依靠群眾基礎，凝聚民族精神，團結有生力量，動員全民皆兵，大打人民戰爭，奪取抗戰勝利。

這誓詞仿佛刺破黑暗里的利劍，照亮了每個人的心底。窯洞里的人群情激奮。

村民代表王云魁捧起合同，低聲朗讀起來：

立合同申良溝村，今因兇惡敵人殘酷的來燒我房子，搶我資財，殺我頭顱，破壞我根據地，奪我們的糧食，破壞我們的（抗）戰，我們為了保衛自己，保衛家鄉，保衛根據地，遂一致奮起，團結一心，對付敵人，所以能犧牲自己不暴露窯洞，不泄露資財，在戰爭時不暴露軍隊，不暴（露）咱們民兵，平時愛護軍隊于民兵，愛護干部，肅清全村壞人和漢奸，如有一家投敵，代表一個人負責，如有一個小偷，按群眾紀律，實行槍決！恐口無憑，立合同文約為證。

代表：王云魁  禹樹堂

書人：禹富全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申良溝全村合同

讀完了，王云魁目光炯炯的用眼睛掃射了大家一眼。

“每戶派一個代表簽字，戶內出現漢奸代表負責。大家都聽清楚了嗎？”

“嗯，寧死也不當漢奸！”

于是王云魁首先代表全家人第一個按下了莊嚴的紅指印，禹樹堂、禹富全也按下了紅指印。接著，王蘭魁、王福呆、王更來、禹金義、程臭則等42位村民代表全家人等，莊嚴簽下名，按下了紅指印。這是一份投名狀、是一份生死文書，更是全村人對黨的忠誠，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的錚錚宣誓。他們用一種原始而又淳樸的方式，把對祖國的熱愛、對黨的忠誠化作了這一莊嚴的許諾。

一諾千金。從那一刻起，在那段墨黑如漆的崢嶸歲月里，這個村莊的男女老少堅守信念，嚴守秘密，兌現合同，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寇的“掃蕩”，用行動詮釋了老區人民的錚錚鐵骨和高尚風范。

太行山高，可以呼遠。老區人民就是用這樣的堅毅與執著，百折不撓，萬眾一心，渡過了最為艱苦卓絕的困難時期，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如今，時光荏苒，七十多年過去了。那些在合同書上莊嚴按下指印的淳樸百姓都已作古，無一存世，但他們與廣大太行軍民共同鑄就的偉大的太行精神，卻歷久彌新，永放光芒。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武鄉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朝著富裕幸福的目標奮勇向前！

馬蹄、羊蹄的妙用

白國清

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的展廳里，陳列著一些馬蹄和羊蹄。其中馬蹄通長20㎝，蹄面長10㎝，寬8.6㎝；羊蹄通長26㎝，蹄面長3.5㎝，寬3.3㎝。這些馬蹄和羊蹄是怎么來的？又是干什么用的呢？紀念館講解員會給你娓娓道來：

“這些馬蹄和羊蹄是抗戰時期武鄉縣李峪村的王來法和民兵埋地雷用的。王來法和民兵們在大路上埋完地雷后，他把挖出的新土倒進河里，再從較遠的路旁找來浮土，撒在雷坑上，印上牲口蹄子印，再撒上牛馬糞，偽裝得和原來的地面一模一樣，然后埋伏起來，等待鬼子送上門。”講解員的生動介紹，讓游客仿佛置身于那段烽火歲月當中。

在那艱苦的抗戰年代，八路軍和太行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共同抗倭。武鄉人民創造和運用了麻雀戰、地雷戰、窯洞戰、圍困戰、破襲戰、聯防戰、攻心戰等各種巧妙的戰術，機智靈活地運用了人民游擊戰爭這一克敵致勝的法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偉大的勝利。武鄉縣李峪村的王來法，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他和李峪村民兵在日寇盤踞的蟠龍鎮和段村鎮沿線大擺地雷陣，僅1942至1943年兩年間，炸死炸傷的日寇、偽軍就有120多人，成了名震太行的“地雷大王”，他的事跡至今被人們傳頌。

王來法祖藉是河北沙河縣人。1914年，年僅7歲的他隨家人逃荒來到武鄉縣，生父病死，就跟村村里的王姓人家。1938年，日軍入侵武鄉，他的父親慘遭殺害，王來法懷著國仇家恨，毅然參加了抗日自衛隊，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啟了一段傳奇的抗日歷程。

1942年春，擔任抗日自衛隊隊長的王來法參加了縣武委組織的爆破技術學習班，很快掌握了裝雷、埋雷技能。學習完畢，王來法趕回村，把所學技術傳授給民兵們。

當年5月3日，李峪村的民兵向王來法報告：段村的敵人第二天拂曉要來掃蕩。王來法聽了說：“來得正好，咱們給他幾個‘鐵西瓜’嘗嘗!”說完，馬上喚來暴丑小和劉貴堂等民兵，背上3顆5斤多重的土地雷，帶著步槍和鐵鍬，趟過濁漳河，跑到敵人必經的長樂村，埋設踏板雷。第二天，天剛蒙蒙亮，王來法和民兵們看到遠遠的公路拐彎處有像毒蛇一樣緩慢移動的黑點，原來是日軍排著行軍縱隊向這里走來。100米、50米、20米、10米,漸漸接近了雷區，只聽“轟、轟、轟”三聲雷響，騰起三股幾丈高的煙柱，敵人東倒西歪地躺下一大片，長蛇隊立刻變成了一盤散沙。

這次勝利讓王來法和民兵們看到了地雷的威力。此后，王來法拿出更多時間精心研究和反復試驗，成功地試制了石雷、木雷、瓷雷、子母雷、連環雷、天雷、回頭雷等20多種地雷，在陣式上設計了梅花陣、鳳凰陣、樓上樓陣、蛇形陣、開門大吉陣、群體歡送陣等形式多樣的陣法。但是，經過幾次挨炸，敵人也學精了，走路不再那樣趾高氣揚，而是小心翼翼，發現有新土就派工兵檢查起雷。為了對付敵人，王來法與民兵們認真研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終于想出了辦法——做偽裝。于是，他們準備下羊蹄和馬蹄掌等物品，埋好雷后就用這些蹄子蓋在上面腳印，敵人以為牲口都走過了一定沒有地雷，結果又挨了炸。

1943年6月15日，王來法從區上開會回來，得到了敵人出動的情報，第二天凌晨，他就帶領民兵扛著雷箱，抬著雷板，拿著鐵鍬，揣著羊蹄和馬蹄掌，身背鐵鏈、鐵絲，許多婦女、兒童也跑來幫忙，他們在要道上、樹下、井口、門上、窗戶上設下了真雷、假雷、明雷、暗雷和誘敵地雷……

半前晌時分，1000多日偽軍從段村出發，沿著公路開過來，他們怕挨炸，都貓著腰，踮著腳，豎起耳朵，走一走，停一停，又彎下腰摸一摸地面，簡直走得比老牛還慢。當敵人走至距李峪村二里處的公路上時，一個走在前面的偽軍突然發現有地雷的痕跡，尖聲一叫：“啊!這有地雷!”這一喊不打緊，所有的敵人全趴下了。此時，敵人的神經高度緊張。鬼子的一個軍官命令幾個偽軍把雷取掉，偽軍貓著腰渾身打顫地躲在一塊大青石后，其中一人抓起一塊石子朝雷痕一扔，可是并沒有爆炸，當他們一起跑到青石后邊的時候，只聽“轟”的一聲巨響，偽軍們被炸飛了。原來雷痕是假的，真雷埋在大青石后。第一顆雷爆炸后，鬼子慌了神，繼續逼著偽軍去探雷。第一個偽軍費了半天勁，結果扒出一頂破鋼盔；第二個偽軍擔驚受怕地扒了許久，最后扒出一只兩斤半重的破鞋子；第三個偽軍扒了良久，最后扒了一手狗屎。鬼子的軍官見地雷都是假的，就命令士兵趕快開路。誰知沒走多遠，“轟”、“轟”兩聲，鬼子又踏響了母子雷，炸翻了好幾個敵人。王來法和民兵們一直在觀察敵人的行動。當敵人走到李峪村，離真雷區還有30米時，王來法對民兵們說：“快打!把敵人引進雷區!”民兵們趕緊朝鬼子的隊伍開槍。頓時，敵人亂作一團，沖進了雷區。剎那間，地雷像山崩地裂一樣爆炸了，炸得敵人四處逃竄。但跑到東邊，東邊響，拐到西邊，西邊炸，他們闖進了王來法布下的蛇形陣。這次戰斗，敵人幾乎被全殲，王來法研制的各種各樣的地雷和綜合陣形給敵人以重創，民兵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是民兵制勝的法寶之一。抗戰時期，物資匱乏，武器十分緊缺，但是智慧的武鄉人民沒有被困難嚇倒，他們將身邊的資源巧妙地變成敵人意想不到的武器，王來法的羊蹄、馬蹄等偽裝工具就是這樣來的。這些普普通通的牲口蹄子，在艱苦卓絕的抗戰年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其實，王來法的地雷戰之所以能百試百靈，最大的訣竅，就是他常常使用羊蹄印、馬蹄印等蓋在埋過地雷的浮土上，把地雷巧妙地偽裝起來，迷惑敵人，使敵人上當中計。”講解員非常興奮地說。

在1942至1943年間，王來法帶領李峪村民兵到處大擺地雷陣，配合主力部隊，粉碎敵人上百次“掃蕩”，先后斃敵120多人。1944年，王來法應邀出席“太行區首屆群英大會”，獲得了“太行地雷大王”的光榮稱號，晉冀魯豫邊區還授予他“抗戰柱石建國先鋒”的錦旗。因為他好動腦筋，作戰頑強，屢戰屢勝，武鄉縣抗日政府贈其“殺敵功臣”金字大匾。

1988年6月，王來法的家屬將羊蹄、馬蹄等偽裝工具捐贈給八路軍太行紀念館。1999年5月經國家一級文物鑒定組專家鑒定，被評為國家一級革命文物。現陳列于八路軍抗戰史陳列館內。

王來法給李峪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給紅色武鄉注入了耀眼的色彩。正在通過這些馬蹄、羊蹄的實物，地雷大王王來法的故事被一代代傳下去。紅色記憶，光耀千秋！

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戰爭債券宣傳旗

郝雪廷

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戰爭債券宣傳旗，為絲綢質地，縱60㎝，橫62㎝。旗面由5個同心圓與螺旋槳圖案組成，顏色呈紅、白、藍、綠、黑等5種，外圈的螺旋槳圖案分別有美國、英國、蘇聯、中國四國國旗構成，空隙處印著英文“THE UNITED NATIONS FIGHT FOR FREEDOM”（聯合國為自由而戰）；從外至內的第二至四圈，分別印著洪都拉斯、加拿大、哥斯達黎加、墨西哥、印度、海地、巴西、古巴，巴拿馬、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新西蘭、自由法國、尼加拉瓜、荷蘭、澳大利亞，多米尼加、挪威、南斯拉夫、比利時、盧森堡、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希臘等24國國旗圖案，外圍黑色圈上標有國名，代表當時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總計28國；中心圓圈上寫著“BUY WAR BONDS”（購買戰爭債券），中間為自由女神像。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國敵后戰場處于嚴重困難的時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德、意、日法西斯勢力暫時猖狂。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在德軍橫掃西、北歐，取得暫時勝利的刺激下，決心乘美國的戰備尚未完成，英國又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奪取英、美、法、荷等國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9月，德、意、日在柏林簽訂同盟條約，三國侵略同盟進一步得到鞏固，從而加劇了日本與英美的矛盾。英美為了利用中國抗戰遏制日本南進，遂由推行犧牲中國利益的“東方慕尼黑”政策，逐漸轉為采取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的態度。1941年3月11日，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授權總統向與美國安全有重大意義的國家用出售、轉讓、交換或租借等方式提供武器和軍用物資，這意味著美國完全放棄“中立”政策，實際上介入歐洲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英、美開始結成反對德國法西斯同盟。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了侵蘇戰爭。在德軍的突然襲擊下，蘇軍遭到重大損失，在半個多月的時間里，德軍從西北、西、西南3個方向推進了300至600公里。同年12月8日（夏威夷時間為7日），日本海軍襲擊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并在短短幾個月內，打敗了美、英、荷在遠東的部隊，相繼占領了泰國、香港、馬來亞、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等地。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到最大規模。1942年1月1日由美、英、蘇、中四大國領銜的26國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反法西斯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正式宣告成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不久法國、墨西哥也加入。

德意日法西斯把戰爭和法西斯暴政強加于各國人民，促使反法西斯國家同盟逐步發展和加強。簽字國保證用自己的全部軍事和經濟資源與德意日法西斯國家作戰，與盟國合作，不單獨同敵人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將在戰勝法西斯主義的斗爭中給予物質上援助和貢獻。根據《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條款，為從經濟上支持這場正義戰爭，世界反法西斯聯盟決定發行戰爭債券，為擴大宣傳，號召全世界人民購買戰爭債券，以資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印制了這樣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債券宣傳旗，通過各種形式廣泛散發。

1943年，在武鄉縣胡巒嶺反“掃蕩”戰斗中，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支援八路軍，空投物資，蟠龍村游擊隊長王振清在帶領民兵參戰的過程中，揀到了這面“反法西斯聯盟債券宣傳旗”，他一直珍藏在身邊。1998年3月，由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職工王霞征集回館珍藏。

一把搬手

白  鴿

自1939年冬以來，華北日軍以鐵路、公路為支柱，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掃蕩”，不僅隔斷了太行與太岳區的聯系，也企圖割斷太行與冀南、晉察冀等戰略區的聯系，推行所謂“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決定發動交通破擊戰，重點破襲正太鐵路、同蒲路北段以及白晉路、平漢路等，給日本華北方面軍以有力打擊。

八路軍的進攻戰役首先在正太鐵路發起，因此開始稱為正太路戰役。1940年7月2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副參謀長左權聯名下達《戰役預備命令》，規定以不少于22個團的兵力，大舉破擊正太鐵路。同時要求對同蒲、平漢、津浦、北寧、德石等鐵路以及華北一些主要公路線，也部署適當兵力展開廣泛的破擊，以配合正太鐵路的破擊戰。8月8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達《戰役行動命令》，規定：晉察冀軍區破擊正太鐵路石家莊至陽泉（不含）段；一二九師破擊正太鐵路陽泉（含）至榆次段；一二○師破擊忻縣以北的同蒲鐵路北段和汾（陽）離（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陽曲南北地區，阻擊日軍向正太鐵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擊交通線的同時，相繼收復日軍占領的一些據點。在這些地區和交通線上，駐有日軍3個師團全部、2個師團的各2個聯隊、5個獨立混成旅團全部、4個獨立混成旅團的各2個大隊、1個騎兵旅團的2個大隊，共20余萬人，另有飛機150架和偽軍約15萬人。按八路軍總部原來規定，參戰兵力不少于22個團。但戰役發起后，由于八路軍廣大指戰員和抗日根據地民眾痛恨日軍的“囚籠政策”，參加破擊戰的積極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共105個團20余萬人，還有許多地方游擊隊和民兵參加作戰。所以戰役改稱為“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打響后，不僅大量的主力部隊參戰，各軍分區的地方部隊、游擊隊也都參加了破襲。在百團大戰第一階段，太行第三軍分區所屬武西獨立營也參加了破襲戰斗。

1940年初，為便于集中地力武裝配合八路軍作戰，在縣抗日自衛隊基干隊的基礎上，組建武鄉獨立營，成為軍分區領導的正規武裝。1940年6月，武鄉分為武鄉、武西兩縣，因武鄉東部有八路軍主力部隊活動，將武鄉獨立營調歸武西縣，更名為武西獨立營，由白正戈任營長，縣委書記王宗琪兼任教導員。轄三個連，并領導各區游擊隊。百團大戰開始后，武西獨立營積極出動，對白晉鐵路進行打擊和破壞。民兵們用鐵扳手擰開道釘和夾板，一截一截地把鐵軌扒起，再把枕木一根一根搬開。后來他們就幾十人一排一排站在鐵道一旁，把枕木下面挖空。然后人人肩扛枕木，手把道軌，指揮者號令一下，幾十個人一起用力扛起枕木，幾十米長的鐵軌就來了個大翻身。就這樣，敵人白天修路，民兵晚上破路。經過半個多月群眾性的大破擊，日寇苦心經營一年之久的白晉線，被破壞得像一條遍體鱗傷的“死蛇”一樣，癱瘓在那里。

這把搬手就是武西獨立營在破壞白晉鐵路時使用過的。他們帶著鐵鎬、鐵扳手、鐵錘等工具，破路基、扒鐵軌、炸橋梁、打火車。廣大軍民共計破壞鐵路100余里，取得了白晉北段破擊戰的勝利。為鐵質單頭搬手，黑色，長49㎝，扳手寬13.2㎝。在此后幾年中獨立營經常破壞鐵路，也一直使用這把搬手。后又交給武鄉縣南關、分水嶺、巖莊一帶的民兵組織的“鐵道飛行軍”使用。當年曾經參加破路的武鄉縣巖莊村民兵崔貴熬將自己用過的鐵質單頭扳手一直珍藏家中，1997年5月崔貴熬親自將這把鐵扳手捐贈給了八路軍太行紀念館。

一本珍貴的書

劉東萍

2020年7月的一天清晨，接到久未謀面的老同學電話，想讓我幫忙聯系拜訪郝雪廷老師，說有件東西想讓郝老師看看。

那天，正好郝老師有空，于是，上午十點，我們一起來到郝老師辦公室，一陣寒暄之后，他有點神秘而鄭重地從包里拿出一個塑料袋，塑料袋里面是一個報紙包，打開報紙，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本泛黃的小冊子，看上去，長不到二十公分，寬也就十來公分的樣子，封面上隱約能看到列寧的畫像，輕輕打開是書名，書名的背面幾行小字，清楚而詳細地記錄著書名、出版時間、編輯者、定價、發行社及地址等信息。老同學說自己不太懂，想讓郝老師幫他看看講講。于是，郝老師輕輕地翻著，邊看邊聊起來。

這本書保存比較完好，打開第一頁就清楚地寫著《什么是列寧主義》，下面括弧標注：列寧主義研究者之參考材料。打開第二頁清楚顯示出版于1939年6月，編輯者是文維城，出版是“勝利社”，當時這本書是初版，一共印刷了800冊，每冊定價一角二分。緊接著就是目錄、編者聲明，從編者聲明的信息中可以讀出，作者當時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給研究列寧主義者提供一本參考資料，目標很顯然，就是為了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再打開，印入眼簾的是毛澤東同志關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段話——“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于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這段話的上面用大號字特別醒目地注明“僅以此獻給學習理論的干部同志”。

繼續翻看，從全書的字體來看，很明顯是多人參與刻板而非一個人所為，各種不同的字體，顯然是幾個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后裝訂在一起的。我注意到，這泛黃的紙張是很薄很薄的粉連紙，有紅、黃、綠、白四種顏色，郝老師講，當時非常困難，紙張短缺印刷條件有限，所以只能是有什么紙算什么了，顧不上考慮書的整體性一致性亦或是美觀了。想想，1939年，那是全面抗戰初期，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最為艱難困苦的時刻，可見物資何等短缺，印刷條件何其艱難。

說話間，郝老師突然停下，問起書的來歷。老同學說，久仰郝老師大名，而且對他特別的信任，所以就實話實說了。

原來，這是他父親留下的。前幾年他們家翻修舊窯洞的時候，在窯洞里間墻皮裂縫中挖出來的。當時父親年歲已高，思維不是很清晰，對于這本書的來歷講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從父親的講述中得知，這是當時他們村的一個干部學校用過的書。好像說是有一天，突然槍聲響起，鬼子進村了，學校的老師和學員們一方面要去掩護群眾，一方面又要收拾東西，有的還要去參加戰斗，慌亂中，有位老師跑進院子把這本書交給父親，并且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保管好，不要告訴任何人。父親情急之下就用破布包好塞進了窯洞里間的墻皮里，又用放糧食的甕靠墻擋住。后來，鬼子走了，逃難的村民陸續回來了，可是那個老師再沒有回來取書，他也不知道那個老師哪兒去了？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因為有交代，不讓他告人，所以父親沒敢打聽，更沒有把書交給別人。不久之后，那個學校就離開他們村了，這件事也就擱下了。一開始，父親還惦記著，但是不敢往出拿，慢慢的天長日久他便把這件事忘了，如果不是翻修舊窯洞，估計沒有再見陽光的日子了，估計會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房倒屋塌而沉寂、而悄無聲息地埋葬。

說到這里，郝老師眼前一亮詢問到，你剛才說你老家是哪個村？如果你父親在世今年多大年紀了？

老同學說他是鹽土凹村的，父親87歲那年去世，如果在世今年應該有97歲了。

郝老師的臉上立刻露出激動的笑容，他說，“這就對了”。邊說邊打開自己的電腦，打開文件夾，讓我們看了一段文字。從文字中我們了解到，原來，1940年4月，中共武鄉實驗縣委為了整頓各級黨的組織，轉變黨的工作作風，在創建實驗縣的同時，開辦了實驗縣委黨校。當時的校址就在鹽土凹，只是不久便遷往姚莊、大有、橫嶺等地了。當時由蘇光任校黨委書記，陳平任校長。黨校教員有從晉冀豫區黨委黨校派來的吳江濤、吳鋒、彭淦等，也有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特地派來的陳光華（朝鮮人），他來武鄉就是協助創辦黨校的。實驗縣委黨校先后舉辦過3期基層黨員培訓班，學員大約又1500余名。學校主要培訓黨員、區村干部，當時培訓的主要內容就是黨的基本知識、黨風問題與戰爭動員等。據記載，當時學習條件非常艱苦，沒有專門的教室，學員們只能是晴天在樹下、打麥場上學習，陰雨天就在老鄉家里、屋檐下討論。沒有課桌沒有板凳，學員們就坐著石頭、樹墩聽課，筆記本放在膝蓋上，或者干脆用樹枝在地面上寫字。特別是當時的學習資料也非常的緊缺，學校的老師還專門去太行三地委（當時就在大有、東溝）找學習資料，這本書應該就是從那里帶回來的最珍貴的學習資料。由于事發突然，那位老師又要去完成任務，所以就將書本托付給老鄉保管了。

到這兒，這本書的來龍去脈基本就清晰了。再次仔細端詳，突然覺得增加了分量。書中隨處可見用筆輕輕勾劃的痕跡，這應該是老師們在學習時劃出的重點，當時，因為得來不易，所以讀書人倍加珍惜，小心翼翼，如獲至寶。

據郝教師介紹，這本書的作者文維城，是個化名，他的真名叫何克全，也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凱豐，江西省萍鄉人。早年在萍鄉中學讀書，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學生運動。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學和少共國際團校學習。1930年秋奉派回國，同年12月由共青團轉為中共黨員。先后任兩廣團省委書記、團中央宣傳部長、團中央書記。1934年1月，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長征中任軍委總供給部政委，出席著名的遵義會議。長征到達陜北后，任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負責人、軍委政治部兼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團中央書記兼中央團校校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等。凱豐同志長期戰斗在黨的宣傳理論戰線上，曾擔任黨中央宣傳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對黨的理論宣傳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編寫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什么是列寧主義》、《馬克思與中國》等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什么是列寧主義》最早于1937年在延安出版，這本書共寫了三編，分三冊印刷。現在看到的這個小冊子，實際上是第一冊，內容是第一編：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分為三章講述列寧主義之定義和列寧主義之主要點；列寧主義之歷史根源；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之新階段，斯大林同志之繼續發展列寧主義。這本書先后有不同出版社出版不同版本，但在太行區出版的版本還是第一次發現，而且印刷時間較早，印刷數量極小，也說明其是非常珍貴的。而且在當年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讓黨員干部通過學習列寧主義，樹立堅定的信念，一步一步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真是太了不起了。

時近中午，我提議一起吃個便飯，可老同學堅持要走，于是便隨了他愿。望著他轉身、上車，望著遠去的汽車，突然有種沖動，我要把今天的故事記錄下來，讓人們從一個小小的藏書中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大地的傳播，讓人們從小事中了解承諾與堅守，了解武鄉這片紅色土地上曾經的輝煌與壯麗。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彩塑藝術專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