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銘文硯價值探析
硯臺作為一種工具，在今天研墨之“用”的意義并非主流的朝代，并不足以讓我們去渴求，讓我們去尊崇。但每一方古硯臺的背后都有著極其豐富的內容鏈接和博大深遠的知識海洋，承載著古人生命信息和文化信息，其中所蘊含的價值意義有待于我們現代人做深入的解讀。
疫情期間，宅家二月，得以有閑通讀《西清硯譜》，硯譜對所錄硯臺尺度、材質、形制、收藏名人姓氏出處表述極盡詳細，特別是對硯上所刻御題、御銘、御璽及前人款識、銘跋的客觀實錄為后世研究、學習、借鑒提供了詳細的資料。撫書之余，引發一些關于銘文硯的價值觀閑話。
神鳥紋方座簋硯 李鐵民刻硯，歐忠榮硯銘，范少江硯銘雕刻。
硯，原稱研，研，又有個由動詞轉化為名詞的過程，故其既有實用又有品賞的屬性，二者兼具，缺一不可。“硯以銘為貴”，古代硯收藏大家黃任形容銘與硯的關系是：片石爭求月旦知，不經題品不爭奇。硯銘是鐫刻在墨硯上的文字，是對硯的說明和補充，它見證了一方硯被制成后的流傳和接受史。研究表明早在五代時期就已出現類似硯銘，到宋代開始具有一定的文學和書法意味。我們可以參閱古文書籍，如《西清硯譜》中就錄有宋代蘇軾東井硯、從星硯、米芾蘭亭硯諸多銘文硯。古代文人將刻硯、賞硯、藏硯等發展成為一種時尚流行的風氣并沿襲下來，視之為風雅之事，喜歡在自己所鐘愛的硯臺上刻上銘文，揮毫潑墨時不時欣賞，使之墨香馥郁，書法精妙，不但為文房添色不少，還令硯的本身價值倍增。如宋代蘇軾的《孔毅甫龍尾硯銘》，又如明代董其昌、唐伯虎，清代的乾隆皇帝，以及紀昀、黃任和近代的吳昌碩等文人雅士所收藏的名硯不一而足。硯銘的內容多以紀年、題名、贊頌、箴戒、述志、抒情、鑒賞、饋贈等為內容，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
古人所刻硯銘，雖然受地方狹小所限只能寥寥數語，但大多富含哲理，兼具風雅，緣物寄情言志，發人深思。唐代書法家褚遂良曾在一方端硯上刻寫硯銘：潤比德，式以方，繞玉池，注天潢，永年寶之斯為良；又如明代隆池（彭年）款硯銘：我硯有百，唯此最堅，方寸墨池，磨如涌泉。細細數來總共只有十九個字或十六個字，卻道出了端硯的輪廓、質地及其深厚的底蘊。
《西清硯譜》錄舊澄泥玉堂硯背面銘文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使用過一方長方抄手形澄泥硯，色呈鱔魚黃。硯底挖空，兩邊為墻足，可用手抄底托起。硯面受墨處為瓶形，瓶口琢為墨池。硯堂部位雖然較平整，但經過無數次研磨之后，留下了磨損的凹痕和陳年墨漬的痕跡。硯緣四周凸起，稍圓。硯面略大于底，兩側自上而下稍內斂。這方宋硯硯身上刻有陸游篆書銘文“老學庵簡書第二硯”和銘印“陸”“老學庵”，為陸游晚年蟄居故鄉浙江紹興時的書齋名，陸游曾在此撰寫《老學庵筆記》。根據硯上的篆書銘文“老學庵簡書第二硯”來看，這方抄手澄泥硯應該為陸游藏硯中的第二方簡書硯。可見陸游在著書撰文的過程中，這方抄手硯曾與之朝夕相伴，留下許多翰墨怡情。此外此硯還留下了清代書畫家高鳳翰、金農、黃易等數人的硯銘。
高鳳翰為清代書畫家、篆刻家，也是愛硯之人，曾著《硯史》，其所刻篆書銘文是：出劍南來燕市歸我西亭文字喜，雍正戊申后學高鳳翰銘。雍正戊申為清雍正六年（1728年）。金農為清中期畫壇“揚州八怪”之一，其隸書銘文為乾隆十九年（1754年）所刻：仙骨堅，玉之清，子何來，五羊城。下方楷書字略小，為“甲戌季夏杭郡金農銘于僧廬”。黃易為清代“西泠八家”之一，精于篆刻，其鐫刻硯銘為篆書“陸放翁遺硯”，側銘略小：嘉慶五年六月黃易題于濟寧官廨之蓬萊閣時年五十有七。“放翁”為陸游的號，可見黃易在這方硯臺上題銘的時間為嘉慶五年（1800年），也是幾位名家中最后一個在此方硯臺上題銘之人。縱觀此硯，硯額及硯兩側分別鐫刻有篆、楷、行、隸體等銘、款識共177字，即便是硯兩側下端的狹窄處，也密密麻麻鐫刻了一些硯銘文字，使硯臺顯得文風古樸，翰墨大氣。硯質細潤柔和，造型渾厚古樸，線條簡潔，刻工蒼勁精美。可見數百年間，這方小小的澄泥硯曾先后被這幾位名家所擁有并留下硯銘，或記硯臺所得由來，或敘硯臺的高潔品格，小小的硯臺上，能集中這么多內容豐富的名家硯銘和多種書法，可謂集硯銘之大成者。雅致間，透出濃濃的墨香神韻，可見其深受文人雅士喜愛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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