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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張德勝張曉霞苗海青：鄉村建設中“設計植入”的理論探討與實踐

時間：2023-07-06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75 分享：

“設計植入”鄉村建設是新時代鄉村振興的一種重要思路和實踐途徑。“設計植入”的關鍵不是關注以設計作為產品輸出的方法，而是討論設計植入這一行為在鄉村振興宏大偉業中發揮實體作用的可能性，且通過明確鄉村與設計的主客體地位，將文化培育為基礎的設計思維進行鄉土化情節建構，最終體現的是內生與植入的融合性文化概念。在設計助力鄉村振興過程中積極探討、發掘“設計植入”過程中的話語體系和鄉村文化的框架結構，初步形成了“生態化鄉村設計”的工作理念，為鄉村振興工作的全面開展提供一定的實踐參考。

“設計植入”從20世紀開始興起。1964年，Ken Garland提出了“重中之重”設計宣言，將目光聚焦在當時廣告設計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上。2007年，Valerie Casey發起“設計師宣言”項目，將設計師、教育工作者以及企業領導人聚集在一起，圍繞設計環境的可持續性進行討論和規范。2009年，David Berman鼓勵平面設計師承諾將10%的工作時間用于“做改變世界的好設計”。2017年全國設計教育學術研討會將“設計介入精準扶貧”作為會議的主題，也成為設計學界首次較正式地聚焦于“貧困問題”的學術型會議。[邵陸蕓．窮人沒有設計?［J］．美術觀察,2018(6)：28-29.]“看見大山”項目[鄭麗虹．從“設計扶貧”到“鄉土設計”——藝術鄉建中的主客關聯與融合創新［J］．民族藝術，2021(5)：26-35.]通過設計扶貧開始反思設計話語權問題，“鄉土”根性、鄉土體認等關鍵詞的提出反映了對跨區域文化下身份認同問題的關注。繼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我們又該怎樣繼續前行？[央視新聞客戶端.從“脫貧攻堅”走向“鄉村振興”［EB/OL］.(2021-02-26)［2022-05-22］.]2022年11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設計下鄉可復制經驗清單（第一批）》，設計下鄉從政府層面到基層得到重視，讓設計逐漸走上了鄉建之路。那么，設計思維與設計實踐如何在鄉村振興中發揮出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

由精準扶貧向鄉村振興的戰略轉移中，我院在組織鄉村扶貧項目成果總結與反思時深刻發現在實現鄉村自我造血能力方面的努力仍有遺憾。尤其是隨著設計團隊的撤離，設計思維的主體地位逐漸在鄉村環境中重新被剝離出來，鄉村主體與幫扶團隊在思維與認知上的差異也意味著主客體之間的交流銜接依然具有矛盾關系。實現“設計植入”的前提是重新明確設計思維在鄉村建設中的倫理站位，并以此激發鄉村個體的自我認同和自我發展的意識，這是推動個體發展可持續性的關鍵環節。

一、“設計植入”在鄉村建設中的倫理認同

建構完整的鄉村設計倫理框架體系是新時代鄉村文化發展的需要。“設計植入”需要明確在鄉村建設中的倫理認同。

“設計植入”的基礎是自我價值的認同。設計是通過造物行為實現價值輸出并獲得回報的經濟活動，它并非純粹的公益或利他主義，而是建立在共贏基礎上的實踐探索。現代設計發展歷程中，人們正在日益強調關懷貧困民眾的發展。“為貧困民眾而設計”自然被理解為現代設計的責任和使命，是附著倫理色彩的“善行”。[韓超，邵陸蕓.“為貧困民眾而設計”的倫理考量［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5(2)：98-102.]不少現代主義設計的先驅期望為勞苦大眾提供基本設計服務，[王受之.世界現代設計史［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108.]勒·柯布西耶也針對窮苦、誠實的人能享有美好的住宅生活而進行體系探索。[李立新.設計價值論［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1:138.]設計師承擔或接受向90%的人進行設計的工作并不影響對設計道德階級性的判斷，因為設計的最終享有者只能通過市場行為得以實現。美國著名評論家羅伯特·修斯直指“窮人沒有設計”的目標關鍵詞不是“人”而是 “窮”。表面看，設計的服務對象似乎出現了跨階層轉換，開始從享有特權的少數人Alice Rawsthorn，[鄧喆倩.為90％最貧窮的人設計［J］．英語文摘,2007(7):57-60.]向90%的多數人轉移。事實上，90%的多數人并不是設計產品的直接受用者，設計行為的服務對象依然是10%的人。Renata M. Leito提出的“社會設計”，明確指出其與“福利項目”的差異，并認為社會設計的本質是一種合作關系。專業介入對需求的定義屬于強迫的文化同化行為，[Alkire, Sabina. 2009. “Concepts and Measures of Agency.” In Arguments for a Better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martya Sen. Volume I: Ethics,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edited by K. Basu and R. Kanbur, 455–47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所以為避免這一問題，設計行為只是通過創新設計思維方式協同幫扶鄉村人口自主開拓營收的道路，而幫扶對象理應作為設計的參與者、設計思維的受益者甚至是設計行為的主體，而非使用者或者被稱為“援助接受者”。[Lesley-Ann Noel:Designing New Futures for Design Education［J］．Design and Culture, Volume 14, 2022 - (3):p277-291.]從廣義上來說，市場才是設計行為的直接服務對象。“幫扶”將設計行為置于鄉村建設的倫理框架之外。實現設計思維在鄉村建設中的倫理認同，則需要建構一個新的程序，從而解除設計“異鄉人”身份的標簽。“設計植入”鄉村振興之路就是從協同幫扶到實現自主創新與發展的轉型之路。

“設計植入”的前提是建立設計引入的機制。當代設計往往被冠之以都市身份，與鄉村之間缺乏必要的話語關系。原因在于，設計在我國的發展與傳統的民間工藝或民間藝術存在代溝。現代設計關注的內容和生存的環境受到文化、區域、階級及民族的局限，故而“設計植入”問題也是對文化二元關系處理的問題。Serumaga-Musisi在面對非洲設計教育問題時，認為當地文化在設計行為中并未得到關注。《設計的觀念》中也提到，程（Cheng）深入細致地考察了中國文化的傳統設計原則，并認為，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應該對各種藝術門類通用的形式法則進行深入而又廣泛的論證，對于說明設計原則與方法在不同文化氛圍中進行移植轉嫁時會面臨哪些危險，又會發生哪些變化提供了有效的實例說明。[維克多·馬格林.設計的觀念［M］．張黎,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8:15.]從經濟發展上來說，設計的引入對于東部沿海的發達城市具有明顯的優勢，而產業結構的差異注定城鄉之間會存在文化沖突。一旦設計在城市中打開局面就被定義為與鄉村文化格格不入的二元屬性。等到設計在一個圈層中有所發展，然后開始思考介入到另一個圈層開展反哺工作的時候，設計的姿態已然發生了變化。自我認同感將設計的形象鎖定在城市實體的框架中以明確其社會價值，并形成穩定的行為秩序、話語體系。如果將設計視為“原子式”個體，那么，城市文化是首先介入到以設計需求為核心的圈際關系中的文化框架，并為之提供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環境和市場環境。隨著時間的推移，設計個體在當前的圈際中形成的實體屬性就越來越明確、牢固，設計話語體系會具有明顯的“方言式”特征。“設計植入”其實屬于設計個體在環境上的遷移。一個與城市結構和話語體系具有巨大反差的生存空間首先帶給設計的是巨大的生存困境。一邊是自我的迷失而帶來的無助感、空虛感、缺乏目的、甚至失去自尊等感覺，但另一邊的“框架維度”（鄉村語境中）又為個體擁有“他我”的二重身份提供了方向。

設計扶貧伊始，設計實踐就以鄉土文化為題材展開了設計介入鄉村環境的探索。不可否認的是，設計師在設計扶貧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收獲了寶貴的經驗，設計鄉土化進程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但問題是，設計個體尚未真正地融入鄉土文化之中，附著文化“異鄉人”的身份就很難在多元文化的矛盾中得到徹底的釋放。“設計植入”要擺脫區域身份認知的束縛就要重新建構自我認同的框架體系。初期，設計扶貧的“賦能”目標是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其思路上體現在協同幫助“傳統產業/傳統手工藝更好地適應現代審美和市場”。設計作為能量的輸送者，具有較高的決策地位，而鄉村產業則被定格在落后和受助的角色中。相較而言，籠罩在“貧困”一詞之下的鄉村發展，其文化生態性具有更為純粹的特征和極強的可塑性。但也需注意，鄉村民俗傳統是世代累積下來的思想與生存慣習……有自己的肌理、形態布局，[蕭放.民俗傳統與鄉村振興［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40(5):28-36.]作為主體的鄉村產業獨立且牢固的文化圈層，往往具有保守或頑固的屬性。[趙建華,趙建永.外來文化中國化規律的先期探索［J］．東岳論叢,2010(6):79-82.]如果一概而論地視之為“貧”，那么就忽略了鄉村建設的原始基礎。所謂的“貧”，是缺乏當代文明的先進性和社會生活的富足感，而文化是作為一個動態發展的實體。鄉村的文化屬性仍然具有最堅實和純粹的積淀。從這個意義上講，才能基本明確鄉村建設的基本出發點，也基本厘清了“設計植入”在二元文化的矛盾與對話中實現融合的困境。

站在鄉村建設的角度來看，當代設計文化屬于小圈層范疇的外來文化。文化移植是指一種文化進入另一文化環境中的成長過程, 亦即不同類型文化遭遇后所出現的情形。[趙建華,趙建永.外來文化中國化規律的先期探索［J］．東岳論叢,2010(6):79-82.]設計文化若要在鄉村建設中持續發揮作用，同樣也面臨著適者生存的問題。首先必須找到能與本土文化相合之處，并為適應本土文化而有所改變。不可否認的是鄉村建設過程中會面臨諸多潛在性的困難，這一點又恰恰為設計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空間。以上討論了設計應該在姿態上重新站位，除此之外，我們同樣需要思考：重新建構了設計框架的鄉土設計能夠在鄉村建設中做什么？當代設計的本質特征是思維的創新，這不僅是在突出產品創新力還應該通過設計行為開拓需求空間。“設計植入”的優勢即是以思維創新實現鄉村圈際內外的聯動性。可見，設計面臨的并非思維上的巨大轉折，而是在鄉村文化土壤中找到以實體身份生存和發展的可能性。

在差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問題上，本土文化占有著絕對的主導性。“設計植入”也意味著設計文化是作為客體出現，所以無須擔心本土文化因為“設計植入”而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或消失。相反，設計思維對本土文化會起到修整和揚棄的作用。黑格爾說：“在語言中揚棄有雙重意義, 既謂之保存、保持, 又意為停止或終結。保存含否定之意, 要保持某物,就須去掉它的直接性,從而去掉它受外來影響的實有。所以被揚棄也就是被保存的,雖然失去了直接性,但并未化為無。”[黑格爾.邏輯學(上卷)［M］.楊一之,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1976:98.]“設計植入”首先帶動的是思維的轉變和產業的轉型，以傳統手工藝為例，設計標準化的介入使得手工藝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模式得到很大的轉變，并通過揚棄推動傳統手工藝向前發展，通過流射而被產生出來[黑格爾.自然哲學［M］.梁志學等,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0:36.]的結果是具有鄉土文化普遍性的存在。傳統手工藝被剝離和升華為文化概念則是物的具體概念，最終以具體概念中實體的物得以呈現。

基于以上討論，可以明確作為主體的鄉村文化是鄉村建設的基礎，也是“設計植入”得以發揮優勢的倚靠。同時設計作為個體的實體存在在造物過程中體現著絕對的優勢，且不限于造物行為本身，而通過造物過程激升的市場對造物的需求才是維持鄉村建設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能力。

二、鄉村文化在設計實踐探索中的倫理認同

“設計植入”鄉村建設的方向表征是新的文化實體的發展路徑。經濟、制度等一系列的社會發展因素所積累的成果最終都以文化形態的方式充盈鄉村發展的實體結構。在以原始文化積淀為基礎的鄉村語境中，“設計植入”將推進鄉村文化的變遷，這一過程表現為鄉村從獨立實體向融合實體的轉型過程。鄉村文化是發展變化中的實體存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原始物態也在經歷由實用向符號化的轉化，并通過物的產出豐富實體的文化深度，最終內化為自身發展的動力。

深處鄉村文化環境中的設計實踐探索，首先就要求對鄉村歷史文化進行必要性的認知與梳理。我們對“設計植入”的期許應是建設具有當地特色的新型鄉村文化體系。雖然原始鄉村文化的純粹性是我們進行新型鄉村文化體系建設的重要基礎，但在封建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階段，鄉村文化的實體框架并不完整，原因在于自鴉片戰爭以來，多元文化的入侵趙旭東在《文化互惠與遺產觀念》（《民族藝術》2019年第2期）中提到文化之間的互惠問題：“基于一種人群間的互惠關系的構建，人們彼此之間也便有了一種密切的往來，并且更為重要的是，相互便有了割舍不斷的文化上的聯結，一種有似禮物關系的朝貢貿易使得此種關系被不斷地固化下來。”這里的文化入侵問題是強勢文化推行“文化霸權”，進而輸出其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進行文化殖民，與弱勢民族文化的發展發生沖突。[參見魯春曉.文化入侵背景下我國“文化例外”原則實踐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0）：71.]所導致的沉寂多年的自我文化變遷史上出現了雜糅與異化現象。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原始文化信息的傳承過程必然也存在部分被終止而造成文化信息的遺失、修改、拋棄等問題，鄉村的脆弱體質開始暴露出來，自然也就使得自身具有明顯特征性的文化成就在保護上存在缺漏，文化的實體價值僅以形式得以保持，或以觀念得以傳承。例如，雷山縣新寨是短裙苗族主要聚居地，然而時興穿短裙的原因卻無從考證，留給后人的只是形式上的東西。又如巫溪大寧河刺繡中的嫁花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該形式也逐漸發生變化，但當地人借嫁花紋樣表達對幸福婚姻、家庭和睦等的期盼一直不變。也正因為這一點讓該地具有了區別于其他地區的獨立文化圈層。基于此，鄉村文化的認知與認同對文化傳承與發展就顯得十分重要，文化認同的基點也應回歸到原始性和歷史性的問題上來。再以方言為例，作為漢語在具體區域的存在形式，對于本地人而言，認同感不言而喻，[錢曾怡.漢語官話方言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10:191.]這正是在鄉村建設中保持原始文化的生態活性及增強文化框架的基礎。

鄉村建設在設計實踐中的倫理關系是變化發展的，對鄉村文化的倫理認同應建立在內外對話與融合的基礎上。從空間關系上，我們應該注意鄉村文化與外部文化形成主客體關系。一個圈層的發展不可能是完全封閉的自我建構，外部影響有時反而為自我建構提供更為明確的方向指引，尤其是兩者之間產生的不平衡性讓鄉村發展成為必然。全面脫貧為百姓生活提供了基礎保障，鄉村內部的整體水平得到顯著提升。以交通為例，百姓出行方式從以往的步行發展到私家車的普及。此外，山路設計更為合理，在方便通車的同時又不斷完善安全保障問題的思考。然而，鄉村產業梯隊結構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內部結構相對穩固，這就意味著雖然基本生活條件提升了，但自我造血的能力和創業意識尚有待提升。所以鄉村結構是呈現縱向提升橫向穩固的態勢，這其中也反映了鄉村內部的自我認知缺漏的問題，即普通百姓對作為個體的實體地位認同性不足，生態語境中的地位不高，創新實踐的積極性就自然不強。從時間關系上，我們也應看到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上的一系列問題。因為經濟受限，年輕人多走出大山，或求學或擇業，而老人和少數年輕人留守當地。近幾年，伴隨著脫貧攻堅，“綠領”頻繁出現，大學生畢業轉向反哺農村，成為鄉村發展的主要力量。[張琦.如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互促互進［J］.國家治理,2021(16):3-7.]帶有濃烈異鄉感的年輕人在思想觀念上與本土的原始發展觀念之間形成了較為明顯的代溝。社會文化發展的共同認識[鄧文杰，潘天波.工匠文化變遷中的“同代代溝”［J］.民族藝術,2019(6):76-83.]上的代溝對鄉村群體進行了深層次的劃分。“新農人”用新知求解鄉村振興新路，新的人才隊伍回到鄉村語境下，就自然重構了主客體之間的倫理關系，隨之而來的是為維持這一關系而形成的道德體系上的變化。

鄉村作為文化實體對新事物具有很好的接納性和包容性，那么對應設計模式而進行的自我結構的調整成為“設計植入”的重要保證。亞里士多德認為，良好的道德品性是接觸、學習新事物的前提。因為，人對一件事情性質的感覺本身就可被理解為是一個始點。[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商務印書館,2003:10.]即便設計文化與鄉土文化的融合形態尚未形成，但不可否認鄉村發展即是其追求幸福的過程，設計扶貧的優勢在鄉村脫貧攻堅階段已得以顯現，并通過實在的利益獲得表明鄉村建設對設計文化的接納實則是創造幸福的過程。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如果我們將設計的使命定義為：設計具有合德性，那么這個行為（活動）就具有了最持久的性質，[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商務印書館,2003:28.]且可以冠以高級的頭銜。鄉村建設也就自然具備了對“設計植入”的接納態度和包容心理，鄉村文化的高貴與和善繼而也得到推崇。所以在探討鄉村建設的話題時，“設計植入”等都應歸為是在突出對幸福感的追求上的共性，在鄉村文化中開拓自我謀生和協同共生的空間，將鄉村“‘適應’現代審美和市場”轉變為鄉村“自我‘創造’價值和 ‘開拓’市場”的基本思考上來。

基于以上討論，以“設計植入”為線索的倫理關系形成的鄉村建設內生動力在整個鄉村產業中就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框架模式和實施語境。首先，新的成員身份得以確立。在設計實踐中自然形成了設計行為的基本模式，其結構大概包含：設計參與者（思維主導與技藝主導）、設計需求者及市場反饋（需求導向）等內容。囊括在鄉村建設問題中并以設計需求為出發點的多方行為人不再是傳統手工作坊和自給自足的門面，而是對應設計角色形成的以思維創新為核心帶動鄉村發展的設計者。其次，新的組織模式得以明確。“設計植入”鄉村建設既是由扶貧攻堅到全面振興之路的轉移，也是從接受幫扶到自我創新的振興之路。鄉村內部形成完整的組織框架以及激發出設計內生力，從而影響了社會分工上的變化，比如，藝術與技術的分離、生產與銷售的分離、管理與產出的分離、行業與行業的融合、協同與創新的融合、數據與實體的融合等，這就意味著鄉村結構從“多個家庭平行完成相同的工作”轉變為“同一個工作由多個家庭協同完成”。最后，鄉村建設發展方向逐步清晰。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公開發布。《意見》中提到“堅持群眾主體、激發內生動力”，說明在強調鄉村振興中內因的主體作用的同時體現了主體文化、主體語境在鄉村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強調鄉村振興應圍繞著自身特色及發展規律開展工作。“設計植入”鄉村建設應在深入挖掘鄉土特色的基礎上實現特色鄉村潛在的設計趣味性和特色產品市場力。

三、“設計植入”鄉村振興的實踐探索

鄉村振興是系統性工程，以設計介入鄉村文化遺產傳承發展以助力鄉村振興，不能單向度地考慮問題，而是以系統觀念進行整體把握，探索不同的介入方法與模式。[李倩.鄉村文化遺產與鄉村振興 ——基于設計視角的創新思考［J］.文化遺產,2021(4):144-151.]從目前筆者團隊實踐活動及其他鄉村振興項目中可以總結出實踐經驗，從而深入研討“設計植入”的具體方案和路徑，如建立文化認知與文化認同、模擬協同模式形成鄉村自我發展路徑、開展設計反思和鄉村建設再假設等。

文化梳理與設計實踐探索是走進鄉村的首要工作。設計與鄉土文化的交流是融合、共生的基礎。我院范偉焱老師團隊在貴渝開展的“看見大山”系列扶貧工作倡導以尊重為基礎，以文化調研為路徑，為“設計植入”鄉村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2021年，筆者團隊與寧繡藝人開展交流學習，溝通嫁花技藝、圖像設計方法、文化傳承可行性以及紋樣的符號表征性、演變路徑和再創作。交流發現，傳統嫁花紋樣已然從純粹的實用功能向符號化的屬性變遷，人們對嫁花符號的認同感反映出了當地潛在性的文化語境。推而廣之，以上經驗讓團隊意識到從符號中實現

尊重圖像構成秩序和延續性，設計行為在區域文化中獲得了基本的認同感，避免了設計“異鄉人”身份的基礎阻力。Rudolf Arnheim指出，“制造藝術性的形象或其他什么性質的形象，絕非由表象而生的視覺投射（optical projection），而是由此得到的一個對應物，這是特殊媒介所具有的特性所賦予的，也是透過視覺對象可以觀察得到的。”[魯道夫·阿恩海姆 .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朱疆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35.]這句話至少包含了三層意思：一是介于作品與自然或社會物象之間的過程是人對觀察事物所得到的信息的分析和加工的過程；二是藝術或其他作品與自然或社會物象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性；三是環境對人的影響性決定了作品中展現的內容。區域圖像雖然不具有直接的表意特征，但這種基于“像似性”所營造的藝術語境必定屬于創作者受生存環境干預的結果，那么，其中流露出的文化認同也就不言而喻。通過圖像分析可以了解到當地百姓在社群圈層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社會關系鏈，而依據圖像元素對社會形態、自然物象相似性表征以及元素組合秩序的分析，基本可以歸納出圖像對區域文化表達的思路。比如，村民對天與地的關系認知，對男人與女人的嫁娶認知，對富人與窮人的階層認知及對現實與理想的轉化認知等。巫溪鄉村建設實踐中，嫁花紋樣所表述的內容具有了社群人文的普遍性，表現出強大的文化存儲與傳遞的功能，如《鳳追鳳》中蘊含著傳統的民俗婚嫁觀念，《金雞轉斗》表達的是當地對天象的動態認知等。

建立協同模式探索創新路徑，不僅保證了校地合作的順利開展，也為鄉村自我發展提供經驗。首先，尋找或建立以設計為核心的供需關系鏈。借助當地民俗活動對設計產品的需求，邀請需求方參與到設計行為中，建立基本的供需關系。同時，構建雙方對話機制，鼓勵需求方提供個體需求的詳細資料，從市場源頭把握設計產出可行性，甚至開展對基本需求和未來潛在需求的分析探索。其次，建立本土設計團隊，成員包含了手藝人、傳承人及少數高校設計師，突出手藝人設計主體身份，并通過設計道德標準維持團隊成員在設計討論、分工合作等方面的協同關系。Renata M. Leito將當地手藝人比作非正式“設計師”，并指出忽視他們專業知識和創新的趨勢的現實問題，[Enata M. Leito. From Needs to Desire: Pluriversal Design as a Desire-Based Design［J］.Design and Culture，Volume 14, 2022-Issue 3:255-276.]因為主體錯置會直接將設計行為定格為一次“社區參與過程 ”而非真正的“社區工作”。張道一先生認為，古代造物的真正創造者是從事手工勞作的勞動者。[張道一.造物的藝術論［M］.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89:30．]忽視手藝人的主體地位的直接結果是區域設計文化及歷史等被忽略。[Lesley-Ann Noel. Designing New Futures for Design Education［J］.Design and Culture, Volume 14, 2022 - Issue 3:277-291.]手藝人是最能將普通民眾的物質、精神生活及造物觀念融入其中的，且從紋樣中也能充分反映出民眾勤勉樸質和積極創造的生活態度。[崔榮榮，陳宏蕊，王志成.傳統灰纈藍印的工藝及其造物思想考析［J］.絲綢,2020,57(1):81-86.]高校設計師的協同性工作體現在設計思維以及專業技能可以為產品開發提供技術和理論支持，以及組織“設計植入”中可能出現或導致的諸多問題的反思。最后，重構鄉村團隊的基礎結構。“設計植入”在主體成員中形成更加精細的分工，尤其是設計思維的介入導致手藝人不得不考慮工藝傳承、思維輸出及市場開拓等諸多問題。如巫溪嫁花非遺團隊通過組建傳習基地將工作重心進行了初步規劃，即以唐瑛老師等為主體的工藝組、唐麗娟老師為主體的市場推廣組以及李小秋等年輕群體組成的設計組等。

開展實踐反思和后“設計植入”鄉村建設的再假設。首先，牢固的自我供需鏈難免對設計行為有所疑慮，而打破產品升級的設計表象功能，探索需求型設計模式成為塑造設計身份的關鍵。設計思維在鄉村建設中的弱勢存在感決定了對需求設計的思考，也是設計走出“異鄉人”身份的重要方式，鄉村建設中新型設計產出關系的建立可以將設計思維主動的介入到鄉村建設過程中，進而為探討共生關系的建構提供基礎。其次，走出去是自我發展的必由之路，而外需又可能暫時性讓設計陷于幫扶身份的處境。此外，外需設計已然明確鄉土文化的當代話語體系是以建立多元文化下的倫理關系為基礎的，實現外需實際上就已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對話關系，外部市場對鄉村產物是否具有足夠的認同性，還是出于好奇、新鮮而建立的短暫性消費沖動？鄉村產品是否在思考并落實對外部需求的對應性供應關系，是否會對自身的行為秩序產生深刻的影響？此時設計思維的重要性也得到彰顯，鄉土文化形態也在區域對話中實現發展。最后，“設計植入”模式與路徑的未來化探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的任務。[習近平.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18.]在設計實踐行為中，每一要素都是變量，都在隨著時代發展而產生新的表征和訴求，那么設計思維如何能根植于鄉村，如何能真正成為引領鄉土時尚、在鄉村建設中發揮作用，依然需要開展長期實踐和探討。如巫溪嫁花紋樣的設計開發該如何繼續開展？又會經歷何種考驗？嫁花紋樣的未來化發展方向又在哪里？這些問題都應該在設計范疇中展開思考。“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要發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習近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J］.求是,2019(8):4-8.]這是設計者的使命和擔當。

結語

“設計植入”鄉村建設的本質是在鄉土文化中培育設計創新思維，通過實現商品屬性綜合非遺保護、鄉土文化、鄉村振興等不同的話語體系。[趙元昊.話語場中的民間藝術:作為商品的泥泥狗在不同語境中的社會生命［J］.民族藝術,2019(6):59-70.]實踐經驗發現，實現內生才能擺脫“異鄉人”的尷尬處境。當設計行為為原初的社會關系建立起相應的道德框架并讓設計行為具有了鄉村建設行為中的普遍性意義，就意味著設計思維具有了鄉土文化的基本屬性。當然，這一過程也具有持續性和持久性，“拿來主義”或“強制嵌入”會導致設計思維被誤解為“黑戶口”的文化，不僅得不到共同體圈層的認可，更得不到真正意義上的保護和傳承。[趙旭東.文化互惠與遺產觀念——回到一種人群互動與自主的文化遺產觀［J］.民族藝術,2019(2):12-24.]

以“創新思維”為核心的設計實踐表明了設計思維的個體主導性和話語權。這與處理設計思維與鄉土文化之間的客主體倫理關系不同，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后者的行為特征。設計者應該在設計行為中發揮思維優越性，甚至意識到設計植入的文化自主性和自覺性。需指出的是，設計行為不是借“非遺”“文化”彰顯個體的社會地位和行為能力，而是作為一種文化、一種思維在“新”環境中建立理論認知與實踐行為的時空框架，培育現代社會文明的強大生命體。

(責任編輯蘇青

作者簡介：張德勝，蘇州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張曉霞，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苗海青（通信作者），蘇州大學藝術學院高級實驗師。

來源：民族藝術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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