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注 | 潘魯生：張旸的兩部設計學專著
認識張旸教授很多年，可以說是見證了他的學習工作經歷。他赴英國攻讀并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使他從對設計的理解到對設計學的認識都帶有強烈的國際前沿意識和英國研究的系統與嚴謹。從他近期出版的《世界工業設計研究發展論述》（以下簡稱《發展論述》）與《創新·教育：設計學實證研究范式》（以下簡稱《研究范式》）兩本書中，我們都能看到他系統梳理、借鑒吸收西方設計學研究成果，嘗試構建中國特色的設計學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
一、立足多元學科介入設計學，明確設計學“研究問題”價值
首先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張旸在兩部新作中對“研究問題”的研究。我驚喜地看到國內學者第一次對“研究問題、研究價值與意義、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概念進行了清晰的界定，并且在它們之間建立起邏輯關聯。這樣一來研究就成為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具有被提出的必要性，有自己發展的軌跡，有最終的完結點，而完結之處又能夠回到研究的最初目的，讀起來讓人感到邏輯清晰，賞心悅目，心中的疑問隨著研究的進展被逐一解開。
隨著設計自身綜合性和應用性的日益增強，越來越多不同領域、不同學科的知識被引入設計學研究。設計學研究對于設計學科和行業發展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張旸對我國設計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有著相當深刻的見解，他認為：“這或許正是目前國內設計研究領域長期存在的、被忽略的一個實際的問題，即不同的觀點和概念的引入目的和意義并不明確，是為了幫助我們構建和完善自己的設計理論體系，還是在整個體系的轉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抑或僅僅只是為了用不同的術語和概念來包裝自己的研究？西方設計研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這其中最重要的不是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概念，最具價值的恰恰是關于研究問題的建構以及不同研究之間的連貫性與發展性。”同樣，在他的《研究范式》自序中也指出：“⋯⋯盡可能呈現出每一部分，因為在研究的初始階段，我們對‘什么是研究問題，什么是研究目的，以及什么又是研究目標’這些模棱兩可的概念往往很難有準確的認知。但實際上作為研究者，如果真正搞清楚這些問題，那么對接下來的研究將大有幫助。”這兩段論述都體現出張旸對設計學研究的根本性問題即“研究問題”本身進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思考。
這方面正是當下的設計學研究所欠缺的。我們在“研究問題”的選擇上更傾向于填補空白，熱衷于開辟所謂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領域，但對這個新領域是否值得進行深入研究，因為缺少對前人研究的梳理與反思，其研究目的和意義經常用“這方面的研究較少”而一句話帶過，總認為沒人研究過的我來做，大家應該就沒什么好說的了，很少對研究問題本身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論證，更別說是對某一問題或研究進行有延續性地拓展和完善了。寫作思路也過于個性化，缺少學術的意識，遇到問題侃侃而談，自主觀點雖然多，但基本都缺少有效的論證。這種“自以為是”的空中樓閣式的研究，其結論往往也不能填補學術及文獻的空白。所以，正如張旸所言：“建構一個深思熟慮的研究問題，設計一個承前啟后的研究過程，以及獲得一個引發思考的結論正是當前設計研究所需要參照的范式。”
二、借鑒西方設計學科成果，服務“交叉學科”方法論構建
2022年新版學科專業目錄中在交叉學科中設置了“設計學”（1403），可授予工學或藝術學學位，大大增強了設計學科屬性的新內涵。同時將設計學從藝術學門類調整到交叉學科大類，與傳統意義上的設計學進行剝離，也是對設計學適應未來高科技和社會服務發展時代需求的現實回應。設計學科的傳統設置觀念是歸屬于文科，然而隨著科學技術與藝術的交叉融合日益緊密，我國現有的藝術學科體系確實存在著諸如社會層面的用人需求與現有學科設置不甚匹配等一系列亟待調整或優化的問題。而文科重視學術基礎的夯實，對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并未給予足夠的關注。從設計學研究來看，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歷史學、人類學研究是我們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來源，對于構建設計學研究的方法論缺少深入的思考和探討。新版學科專業目錄中，設計學可授予工學、藝術學學位，可以看出交叉學科背景下的設計學，已然在向與文科、與工科、與理科進行交叉。設計學那種借鑒傳統文科研究方法的做法已經不再適應學科發展的趨勢，構建設計學自己的方法論已然迫在眉睫。
張旸的這兩本新作中關于方法論的部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國內此類書中極少見到的，可以說是當前中國設計學研究的一股新風。方法論，是一種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理論體系或系統，通常涉及對問題階段、任務、工具、方法技巧的論述。張旸的兩本書在這一方面是相當細致嚴謹的。它并沒有簡單地照搬案例分析、文獻分析、實地調研等人文社科領域常見的方法，而是對自己的研究問題適用的方法進行了周密嚴謹的論證，從而構建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即便歷史學、人類學方法為我們所熟知，但設計學是一門快速發展的交叉學科，如今就連“人工智能”都能與設計產生緊密的關聯，研究領域變得如此之廣，那么我們的研究方法勢必進行變革。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采用什么方法，如何運用，在研究中是否有效，這些都需要我們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去進行檢驗和論證。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書中關于“文獻分析”這一方法的運用。在他對方法論的解釋中，“文獻分析”是否屬于研究方法是值得說明的。例如在他的《發展論述》一書中，他通過對兩本西方設計領域的代表性學術期刊論文的分析，試圖尋找設計研究發展的軌跡。那么在這一項研究中，“文獻分析”就是一種研究方法，并且遵循一定的科學步驟，因為它能夠解釋或者說為“設計研究發展的軌跡”這一研究問題提供解決的思路和啟示。而在《研究范式》一書中，“文獻分析”則不屬于研究方法，因為“文獻分析”僅論證了研究問題，并構建起了有待檢驗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在任何的研究中，凡不涉及研究問題的“文獻分析”只屬于論文的前期準備工作，而不應該被列入研究方法中去。就像在自然學科中，沒有研究會將“文獻分析”作為研究方法，因為他們具體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實驗性的，采用相應的計算方法與特殊的實驗工具，而文獻分析只是在論證他們研究問題的價值所在。將文獻分析作為方法論在我們學科的碩博論文中比比皆是，而如今我們雖然對問題意識非常重視，但在論文中往往看不到明確提出的待解決的研究問題，那么就更談不上針對“研究問題”所采用的方法了，因此所進行的任何工作都被列入研究方法中去，哪怕只是舉了一個小小的例子，也把案例分析列入研究方法，殊不知這種例證對于研究問題而言根本不具備有說服力的支撐作用。
三、立足設計過程的系統性，闡述設計學科的核心問題
事實上，設計學一直在試圖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國內外研究均在朝這一方向努力。張旸的《發展論述》一書對西方設計領域內兩部重要期刊《設計研究》《設計焦點》進行了綜合的文獻分析。張旸認為：“期刊則能夠反映出一個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的特征，是一種具有延續性、敘事性特點的資料，它最能夠全面地反映一個學科的發展全貌。”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設計研究者關于“設計學科的核心”這一問題各種觀點進行詳盡的梳理和總結，是對建立中國設計學研究體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鑒與啟發。
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是設計學科的核心是設計的技能，包括空間理解能力、構圖能力、色彩能力，即我們在傳統的設計教育中所提到的“三大構成”。但這些其實是來自美術學的領域知識（如雕塑、繪畫等），那么從這一角度來看，設計專業就沒有自己的領域屬性了，它更像是一種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將眾多不同領域的知識綜合在一起運用的過程。所以如果從形式表達的角度來看設計，那么設計學科似乎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了，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為它界定更加核心的、特有的東西。當今世界的任何領域都離不開設計，設計行業的發展也非常迅猛，設計被人類所需要是公認的事實。通過各種設計實踐活動的探索、設計師的工作方式的深度解讀，以及設計在不同領域的運用價值的研究，一個對于設計學科非常核心的知識——設計思維的概念逐漸清晰。設計思維是一種定義并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也是對未知事物的進行預測策劃的一種創造性思維。隨著互聯技術的高度成熟和普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興起，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緊密結合，人類面臨著比以往更多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張旸在《發展論述》一書中指出：設計此時正在成為了解未來的重要工具，這亦與設計思維那種解決復雜問題與預設價值的特性有著密切的關聯。設計研究人員可以使用從設計過程中汲取的方法來想象未來、構建未來，并進行測試。這并非對設計發展的構想，事實上設計領域的各個學科現在正在運用這些方法來解決復雜環境下的各種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問題。雖然《發展論述》一書是對西方設計研究的文獻分析，但也揭示了一些對設計學科發展有重大意義的啟示，即當我們不論是解決產品造型等設計產業問題，還是解決當前乃至未來的社會問題，事實上都是一種運用“設計思維”的過程。
四、梳理近年來設計教育成果，探索設計教育未來發展趨勢
設計教育研究是設計研究領域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內容。張旸在《發展論述》一書中對40年來西方設計教育的理論研究進行了系統回顧與總結，讓我們明晰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教育教學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問題，為我國設計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給出了啟示。而《研究范式》則是一部針對設計教育的實證研究，這在我國的設計教育研究中是開創性的。國際設計創新管理學會創始主席、英國拉夫堡大學的艾瑞克·波希米亞（Dr Erik Bohemia）教授認為其“為探索設計創造力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
當前我國設計教育研究基本還停留在探索課程、大綱和學生作業成果等方面，而研究方法基本依賴借鑒優秀院校的成果案例等，對其背后的教育學原理，如學生如何獲得知識，教師在學習過程中的角色等方面幾乎很少涉及，也就是說我們對設計教育的基本現象缺少深入的探究，甚至直到21世紀的今天還有大量的研究聚焦在一百多年前的“包豪斯”。張旸的《研究范式》將西方國家關于設計教育的理論體系與中國、英國設計院校的調研數據相結合，對我國工業/產品設計專業的本科課程，尤其是畢業設計中所運用的知識進行了極為深入的解析和研究。對學生不同表現的原因進行分析和反思，并反哺于教學，可以促使學生在設計的各個關鍵時期有目標或者針對性的運用某些特定的知識，并在此研究基礎上建立起與設計過程有關的特定知識框架。這種框架有助于我們在教學過程中的某些特定設計階段需要著重注意的一系列知識類別做出判斷，從而使相應的教學階段以掌握此類知識為目的，大大增強了教學的針對性，同時也有助于專業課程體系的構建和完善。直到今天，中國的設計教育始終未能形成自己的體系。這一點從根本上來說，應歸咎于研究的有效性。正是因為研究不系統，方法不科學，因此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借鑒性、可轉化性以及繼續發展的可能性。這也是我稱《研究范式》在國內的設計教育研究中具有開創性的主要原因。
瑞秋·庫柏（Rachel Cooper）認為，我們正處在第五次社會變革的浪潮中，而這波改變的浪潮提供了巨大的設計潛力，它影響著世界的各個層面，設計正在成為了解未來的重要工具。我們對設計的理解也在不斷變化和延伸，因此當今設計領域最為迫切需要的是全局性、前瞻性、系統性的研究。張旸教授不論是《發展論述》對西方設計研究40年的文獻研究，使我們了解了設計作為一門學科，其理論體系的構建、修正及發展，還是《研究范式》中通過對中英設計教育的比較研究，探索設計教育普遍規律，都體現了他在研究問題、研究視角和方法等方面獨到的學術思考和貢獻，為構建中國特色的設計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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