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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覃代倫：刺繡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民族文化交融中的保護與傳承

時間：2023-09-09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162 分享：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中56個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刺繡藝術，代表著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符號。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以漢族為主體的22大繡種，和以蒙古族、滿族、黎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為主體的17大繡種，都是中華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歷史典籍和實物互證，可以發現以漢族為主體的蜀繡、蘇繡、湘繡和粵繡“四大名繡”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黎繡、壯繡、蒙繡、堆繡、花氈等制作技藝等，在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發展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它們在當代傳承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方面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中華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承擔著展示中華民族代表性文化符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歷史重任和現實需求。《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明確規定：“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認定、記錄、建檔等措施予以保存，對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①2006年至今，國家分5批次，10大類別，確立了1557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3610個子項目，3068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2017年3月還正式出臺了《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并公布了第一批國家傳統工藝振興目錄。本文僅從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美術學和傳播學的視角切入，對中華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刺繡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歷史和傳播路徑作概括性的綜合論述，為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民族傳統刺繡文化，延續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提供歷史依據、學術支撐和政策法規導引。

一、刺繡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情況

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軌跡中，56個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刺繡藝術，代表著中華民族最燦爛的文化符號，體現了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從國務院公布的5批次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可見，刺繡類項目大都被列入“傳統美術”類別，根據第一批國家傳統工藝振興目錄和共五批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情況，筆者作了條分縷析的統計（表1）。漢族刺繡類項目主要有京繡、蘇繡、無錫精微秀、南通仿真繡、揚州刺繡、上海絨繡、顧繡、蜀繡、汴繡、漢繡、湘繡、廣繡、潮繡、寧波金銀彩繡、高平繡活、夏布繡、紅安繡活、西秦刺繡、澄城刺繡、麻柳刺繡、徐州香包制作技藝和慶陽香包繡制技藝等22大繡種。少數民族刺繡類項目主要有蒙古族刺繡、壯族刺繡、滿族刺繡、苗繡、羌族刺繡、侗族刺繡、彝族（撒尼）刺繡、水族馬尾繡、瑤族刺繡、土族盤繡、湟中堆繡、維吾爾族刺繡、柯爾克孜族刺繡、錫伯族刺繡、藏族編織挑花刺繡工藝、哈薩克族氈繡和布繡、黎族傳統紡染織繡技藝等17大繡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黎族傳統紡染織繡技藝2006年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09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統計學的視域看，刺繡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共39項，漢族刺繡22項，占56.41%；少數民族刺繡17項，占43.59%。在中國民間俗稱的“四大名繡”中，西南部四川省的“蜀繡”，東部江蘇省的“蘇繡”，中部湖南省的“湘繡”，南部廣東省的“粵繡”，應該說是以漢族繡娘為技藝傳承主體，融合少數民族繡娘為輔。例如，蜀繡融合了土家族先祖巴人的織繡技藝，粵繡融合了古代百越民族的織繡技藝，蘇繡融合了東夷部族、淮夷部族的織繡技藝，湘繡融合了古代南蠻、武陵蠻的織繡技藝。這些刺繡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說明，民族刺繡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主干”，中華民族刺繡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枝葉”，只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

二、漢族地區“四大名繡”在歷史傳承中的文化交融

道中華之美，美中華之道。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謂“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研究員認為，百年中國考古學，特別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把中華文明產生的時間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將“中華文明五千年”從傳說論證為可信的歷史③。

對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刺繡，沈從文曾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指出：“1958年在浙江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絲線、絲帶和絹綢殘片，絹片呈黃褐色，炭化輕微，仍保持有良好的韌性。經鑒定確認為家蠶長絲纖維所織造，平紋組織，密度為每平方厘米經緯絲各48根。距今4700年左右，其保存程度之好是難以置信的。”④可以推測，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這些絲線、絲帶和絹綢殘片，作為刺繡的底料，或許與良渚文化同時同步存世。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遠古傳說黃帝之元妃嫘祖生前“首創種桑養蠶之法，抽絲編絹之術，諫諍黃帝，旨定農桑，法制衣裳，興嫁娶，尚禮儀，奠國基，統一中原，弼政之功，沒世不忘，是以尊為先蠶”⑤。嫘祖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母親之一，我們可視其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早的有名有姓的繡娘。傳說中的嫘祖之故里四川鹽亭縣或河南西平縣，是否可被視為中國蜀繡（包括蜀錦）文化之鄉？據殘損的前碑所志，此碑補建于蜀王之先祖蠶叢，后文翁治蜀，大加闊筑，歷經兵燹，已三缺三圓⑥，這似乎可以定論蜀繡（蜀錦）的發明年代與原屬地。

從歷史深度和影響廣度而言，中國漢族地區的“四大名繡”依次為蜀繡、蘇繡、湘繡、粵繡。

蜀繡，又名“川繡”，與中國百錦之母“蜀錦”相生相成，位列中國漢族地區四大名繡之首。蜀繡（蜀錦）的手工制作技藝是古蜀人貢獻給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遺產（圖1），傳說古蜀人起源于蜀山氏，從蠶叢氏稱王開始，歷經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5大氏族的統治。約在公元前11世紀，蜀國參加“武王伐紂”的戰爭，為“牧誓八國”之一。文獻記載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詩經·小雅·巷伯》中有“萋兮斐兮，成是貝錦”⑦，所謂“貝錦”，就是可用于蜀人刺繡底料的蜀錦之前身。《禹貢》中“厥篚貝錦”，所指就是按照貝的顏色花紋織成的錦帛，從文獻記載，西周時代就可生產經錦。公元前451年，秦蜀爭戰南鄭（今陜西漢中），至公元前387年才奪回南鄭。公元前367年，蜀王開明九世徙治所于今成都，始立宗廟，復稱“蜀王”。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趁蜀國與巴國、苴國混戰之際，遣張儀、司馬錯假石牛道伐蜀，蜀王開明十二世被殺，古蜀國滅亡。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在成都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管理蜀錦蜀繡生產和銷售的官方機構——錦官城，在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前數百年，在絲綢之路上的大月氏（今阿富汗）所流行的“夏布”，就是秦惠文王之后民間商貿流通到中亞一帶的蜀繡或蜀錦，此為“絲綢之路北道”。張騫通西域之后，漢晉時代，民間商貿形成的吐蕃——泥婆羅道，從吐蕃到天竺，形成了“絲綢之路南道”，在今西藏阿里地區出土的“漢晉王侯鳥紋漢字錦”（現藏西藏博物館），就是絲綢之路南道考古發現的最早的蜀繡蜀錦⑧。它見證了那個時代漢地漢人與吐蕃、天竺、泥婆羅人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圖1 蜀繡《水墨荷花鯉魚》（內芯尺寸97厘米×197厘米，彭世平作）

蘇繡，起源于今江蘇蘇州，因地而得名“蘇繡”。據傳說，蘇繡起源于吳國仲雍孫女“女紅”首制繡衣，作為大家閨秀的女紅應該是蘇繡有名有姓的第一代繡娘。三國時期（220—280），吳王孫權曾命人手繡《列國志》，有“繡萬國于一錦”之說，那個時代的蘇繡不僅是繡娘的女紅，還有軍用地圖的妙用。明代（1368—1644），蘇州一帶家家養蠶，戶戶刺繡，蘇繡產業蔚然可觀。清代（1644—1911）順應明代之勢，蘇州一帶形成“繡市”，其“雙面繡”以“精、細、雅、潔”而聞名大江南北。蘇繡歷史長達2000多年，是長江中下游漢地漢族人與越人、淮夷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圖2）。

▲圖2 蘇繡《蒙娜麗莎》（內芯尺寸45厘米×65厘米，姚惠芬作）

湘繡，是以湖南省長沙市為中心的刺繡技藝的總稱（圖3）。長沙馬王堆漢墓堪稱“百年百代考古發現”，它出土的各種絲織品和衣物，年代早、數量大、品種全、保存好，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早期紡織文物的庫存。其中1號墓為辛追夫人墓（最新研究亦作“避夫人”），出土了15件品相比較完整的單、裙、襪、巾、夾錦袍和香囊，另有46卷單幅的絹、紗、綺、羅、錦和繡品，其中衣以“素紗禪衣”和“朱紅菱紋羅絲錦袍”聞名于服飾文物界；其中繡品以“十二音律管繡花袋”和“對鳥云紋綺地乘云繡”聞名于刺繡文物界。由《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軼國，漢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長沙相利倉為侯，七百戶”⑨，可知此為馬王堆漢墓2號墓主，其夫人辛追，為馬王堆漢墓1號墓主。只有700戶封邑的長沙異姓諸侯國丞相利蒼夫人辛追之墓葬，是西漢初年湘繡的集大成者，成為中國刺繡史上最為精彩、最為靚麗的一章。湘繡在清嘉慶和光緒年間得到發揚光大，有許多繡坊問世，以“吳彩霞繡坊”和“楊世焯繡坊”為代表引領湘繡風騷。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西湖博覽會總報告書》所載繡品目錄，湘繡占有半壁江山，出口量占全國繡品量三分之一強，高達80萬銀元⑩。

▲圖3 湘繡《富貴長壽》（內芯尺寸52厘米×101厘米，何相頻作）

粵繡，是廣東地區廣繡和潮繡藝術的總稱。同蘇繡一樣，粵繡也起源于女性閨閣之技，系移民嶺南的中原移民之女所為。據唐人蘇鶚《杜陽雜編》記載，南海郡14歲姑娘盧眉娘在1尺絹上繡出七卷《法華經》，唐順宗嘆其工技，謂之神姑。唐玄宗時，嶺南節度使張九皋因進獻繡品給楊貴妃有功而官加三品，可見唐代皇室對粵繡欣賞有加⑪。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英國女士伊麗莎白一世倡立“英國刺繡同業公會”，從中國廣東地區進口絲綢和絲線，加工繡制英國貴族服飾。英王查理一世繼位后，使廣繡藝術傳播到英倫三島，被西方學者贊譽為“中國給西方的最美禮物”。清朝年間，大清帝國實行海禁政策，但是，粵繡出口通過“廣州十三行”仍然遠銷海外。乾隆五十八年（1793），廣州成立刺繡行會“錦繡行”專事粵繡營銷。中華民國四年（1915），余德繡品《孫雀牡丹會景》，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一等獎，被業內譽為“繡花王”，民間戲稱繡花男人為“花佬”；民國十八年（1929），花佬莫傅精繡的《列寧頭像》被蘇聯莫斯科列寧紀念館收藏⑫。始于中原漢族地區移民后裔所傳技藝，遠播英、美、俄、意、法、西班牙和葡萄牙諸國的粵繡，因多民族交往而豐富，因多民族交流而多彩，因多民族交融而發展。可以說，粵繡是世界文明交流與互鑒史上的一朵奇葩。

限于篇幅，可以追溯到遼代中都燕京的京繡歷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松江地區的上海露香園顧秀歷史，可以追溯到北宋都城汴梁的汴繡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荊沙地區的漢繡歷史，以及無錫精微繡、南通仿真繡、揚州刺繡、上海絨繡、夏布繡、高平繡活、紅安繡活、西秦刺繡、麻柳刺繡、澄城刺繡等刺繡歷史，本文暫不逐一探本溯源。

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是以中原地區漢民族具有農耕文化特征的服飾為主體，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不斷吸取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形式，加以補充和融合而來的。正是這些交領與圓領、衿帶和紐扣、深衣和缺骻袍、冕旒與幞頭、大帶與銙帶、舄與烏皮靴等分別隸屬于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服飾特征，它的相容并蓄，交相使用，才成就了輝煌、璀璨的中國古代服飾文明。對其研究與考察，為揭示中國古代文化、藝術、技術和各民族間的交流史，提供了詳實而寶貴的資料⑬。這些特點從以上漢族地區流行的主要刺繡歷史中便可管窺一二。

三、民族地區主要名繡的歷史鉤沉與文化交融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⑭。根據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統計，全國共有1，370，536，875人，其中漢族人口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113，792，211人，占8.49%⑮。漢族民眾創造出的刺繡類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上文已作簡述，下面依然從歷史聯系與社會影響力方面，就少數民族創造出的主要刺繡類國家級非遺作簡要分析。

“黎繡”可謂中國民族地區創造出的第一名繡。黎族現有人口1，463，064人，主要聚居在中國海南省，海外也有少量人口散居。黎族先民屬于古代越族中的南越支系，古稱“儋耳人”，為夏禹王的后裔，聚居在海南島中南部⑯。黎繡歷史在春秋時代成書的《尚書·禹貢》就有記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⑰其中“島夷”就是海南黎族先民儋耳人，“織貝”就是手工刺繡的木棉織品，見之《蔡傳》所謂“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⑱。秦漢時期，黎族“廣幅布”馳名海內。唐宋時，黎族棉紡織技術已領先于中原漢地，并以“黎錦”“黎單”聞名于世。南宋周去非記載黎人為“婦人高髻繡面，耳帶銅環，垂墜至肩，衣裙皆吉貝，五彩燦然”⑲。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有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國錦彩，拆取色絲，間木棉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⑳這也是關于黎族龍被和漢黎紡織技術交流最早的文獻記載。宋末元初，松江府烏泥涇人黃道婆（1245—1330）作為童養媳流落崖州30年，向當地黎族婦女學習棉紡技藝，提升到“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的新高度，回到松江府（今上海徐匯區）后大規模量產的“松江布”行銷全國。可以說，“松江布”就是黎、漢兩族紡織技術交流的結晶。

“壯繡”是中國民族地區創造出的第二大名繡。壯族現有人口16，926，381人，在全國少數民族人口中排名第一，主要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和云南省文山壯族自治州等地㉑。從考古證據看，最早的壯繡（壯錦同體）當是貴港羅泊灣漢墓出土的“黑地橘紅色回紋錦”殘片，大約已有2000多年歷史。據歷史文獻推測，早在漢代有一種“峒布”，“細者宜暑，柔熟者可御寒”，曾經作為貢品上貢漢朝皇室，證明早在漢代壯族先民的紡織技藝就已經聞名中原漢族地區㉒。《唐六典》和《元和郡縣志》所載斑布、吉貝布、都洛布、白苧布等有9種之多上貢朝廷㉓，筆者認為其中吉貝布來自隔海相望的古崖州，斑布等應該是古代壯族人民的織銹品。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稱廣西左右江出產的織物為“羰布”，而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又稱之為“絨布”，即“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㉔。這是周去非把“絨布”和中原漢族地區服飾“線羅”做了一個對比，認為都是佳麗厚重的上品。另一個可以佐證壯銹（壯錦）的歷史依據是，宋神宗元豐年間，呂大防（1027—1097）任成都知府，設專業機構“錦院”，與秦惠文王時的“錦官城”類似，織錦4種，其中有“僮布”，即今之壯繡。因為，在宋代，壯族先民被漢文典籍稱為“僮”，這似乎也從側面佐證了民間認為蜀錦才是百錦之母。

“蒙古刺繡”，或稱“蒙繡”，是民族地區創造的第三大名繡。蒙古族現有人口5，981，840人，在全國少數民族人口中排名第八位，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等地㉕。蒙古族刺繡藝術是北方游牧文明的代表之一。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上，商周時期活躍在北方邊地的東胡、林胡當是蒙古人的先祖。春秋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從寬衣博帶的貴族服飾，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胡服騎射”，是蒙古族服飾第一次與中原漢族地區的巨大互動。正如沈從文在說到洛陽金村韓墓考古發現的“銀胡人”時認為：“幾個人形的產生時代，從大量陶范花紋聯系判斷，當比趙武靈王采用胡服騎射時代早一些。和史傳中說的胡服相近，產生存在卻較早。因為胡服雖無當時實物形象可證，較晚一點反映于漢代匈奴族青銅飾物上和漢石刻上形象尚比較完整，同樣還是小袖而衣長齊膝。在我國西北部，這種衣服式樣始終變化不大，直到唐代，突厥、回鶻族衣著與此還極其相近。”㉖

另一佐證是應劭《漢宮儀》記載的“貂蟬冠”始于趙武靈王作為國策推廣的“胡服”：“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瑤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㉗這個漢代的貂蟬冠記錄了胡服對三國時期宮廷服飾的深遠影響，體現了草原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元代（1271—1368）蒙古族曾在中書省大同路弘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與河北省陽原縣接壤地帶）建立“納石失局”，從國家層面推廣蒙古族織金錦。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云游元大都時見識蒙古人的織金錦后曾感嘆：中國是金碧輝煌的神奇國度。《蒙古黃金史》曾記載蒙古軍隊曾經用大批的織金錦作為軍帳，金光燦燦，連錦數十里，堪稱世界軍史奇觀㉘。在今內蒙古赤峰市遼國公主墓出土的蒙古織金錦和金冠飾（見內蒙古博物院藏品），以及從內蒙古四子王旗征集的蒙古織金錦辮線袍（見中國民族博物館藏品），還有元代紅地龜背團龍鳳紋納石失披肩和罟罟冠（見故宮博物院藏品），可見元代蒙古黃金家族的納石失之盛、之奇、之美。

民族地區第四大名繡，當屬維吾爾族艾德萊絲綢織染技藝（洛浦縣）、花氈織造技藝（柯坪縣）、地毯織造技藝（洛浦縣）和花氈、印花布織染技藝（吐魯番市）。維吾爾族現有人口10069346，在全國少數民族人口中排名第四位，主要分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㉙。古代新疆是中西文明的交匯地，在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前，民間絲綢之路已經繁盛了數百年。在新疆和田地區洛浦縣山普拉鄉出土的5塊氍毹（現藏洛浦博物館），年代大約為春秋戰國時期。北京大學歷史語言學家段晴教授解讀其上的文字是古于闐文，其上的圖案是《吉爾伽美什史詩》恩基都、伊什塔爾、赫爾墨斯、佩爾塞佛涅等多民族神祇一齊登場的多元神話故事，是西域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臘神話在出土毛織文物中的交響曲㉚。這是迄今新疆考古發現最早的紡織類出土文物，又在艾德萊斯綢的原產地，著名的絲綢之路北道上。在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明星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漢代至兩晉時期的蜀錦，也應是絲綢之路而來的代表性貿易品。

從漢文典籍記載推測，艾德萊絲綢染織技藝與蘇杭絲綢織造技藝乃“一母同胞”，其紡車、繅絲和織布機與蘇杭基本相似，只是圖紋與染色有古代西域文化之特色。《漢書·西域志》記載：漢武帝元封六年（前105），細君公主遠嫁烏孫國王獵驕靡，為右夫人，共三年，在她出嫁時，漢武帝“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其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㉛。細君公主何許人也？宗室江都王劉建之女也。漢武帝冊封其為細君公主，代嫡親公主遠嫁烏孫王和親，挾制西北部強敵匈奴。其豐厚的嫁妝來自江都，即今之蘇杭地區的“輿服御物”，其眾多的制作仆從“數百人”，應該包括制作絲綢的工匠等等。細君公主有一首著名的《悲愁詩》也可佐證：“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㉜細君公主詩中的“穹廬”，即新疆牧區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等游牧民族的“氈房”。詩中的“旃”，即新疆牧民們常用的掛氈或坐墊。西漢的烏孫國，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位于今天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一帶。所以筆者推測，新疆地區的四項織繡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蘇杭地區的絲綢織造技藝關聯密切，它們是西漢漢族地區與西域回鶻人、烏孫人、匈奴人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在充滿文化自信、有著海納百川胸襟與格局的唐代，艾德萊斯綢（維吾爾語），是先染后織的絲織品，被長安一帶的漢人稱為“胡錦”，因為從事艾德萊斯綢貿易的突厥人或回鶻人高鼻深目，蓄大胡子，故而得名。唐初著名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記載了于闐國瞿薩旦那王迎娶“東國之君”公主的故事。黃文弼認為：“東國之君為鄯善王，鄯善西與于闐為鄰，鄯善王尤還為中國外甥，先有桑蠶，極有可能。”㉝宋人歐陽修、宋祁所著《新唐書上·西域傳》更為詳實：“于闐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㉞歷史上，鄯善國在吐魯番盆地東部，是與大唐王朝貿易往來的橋頭堡，是沙漠戈壁中偶有雪山水澆灌的綠洲，但氣候與地理條件不適合養蠶種桑，然而地處南疆的于闐（今新疆和田地區）氣候與地理條件就非常適合農桑，所以《大唐西域記》和《新唐書·西域傳》所載，應是唐代漢民族與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信史，桑蠶譜寫了民族和親的美麗佳話。

元代，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黃金家族”非常重視絲綢織物的生產與銷售，設置了織染局、綾錦局、中山局、真定局、弘州納石失局和大名織染提舉司等眾多官辦管理機構，在西域于闐就設置有織染局，全稱是“于闐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專司“拈金番緞”的生產與銷售。在新疆烏魯木齊元墓出土的織金錦，采用捻金和片金織造而成，基本上可以判斷為“拈金番緞”，產地是否來自西域于闐，有待考證。以滿漢八旗為主導的清代，改建“和闐直隸州”，設置桑蠶局（在今新疆和田地區），比戶業桑，桑蔭遇野，絲綢業得到極大的發展㉟。可以說，艾德萊斯綢見證了漢族、維吾爾族、蒙古族、滿族、哈薩克族文化長達2000余年的交往、交流、交融。

同樣歷史悠久、同樣精彩的滿族刺繡、苗族刺繡、土族盤繡、水族馬尾繡、彝族刺繡（圖4）、瑤族刺繡、羌族刺繡等刺繡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限于篇幅，不再逐一展開論述。

▲圖4 云南楚雄彝族刺繡（局部，王羿供圖）

結語

正如王福州所說：“非遺就是民族的歷史文化成果層累，是民族文化的精華，民族智慧的象征與民族精神的結晶。一脈文心傳萬代，千古不絕是真魂。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堅守，既是文化的自信自強，也是民族情感的自覺自在，所有這些皆源自傳統文化的內生性和外在性影響。”㊱

從刺繡的考古文物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交往、交融、交流歷史看，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只有堅守中華民族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和影響力，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創共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 作者簡介：覃代倫，中國工藝美術學會非遺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族博物館非遺部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民間美術。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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