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精品国产三级大片_久久青青草原综合久久一本大道_国产日韩欧美另类

學術交流

研究 | 孫若風：中國鄉創美學拓荒人陶淵明

時間：2023-09-14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82 分享：

陶淵明的出現，給東晉最后一抺亮色，也留下了玄學士人的絕唱。

（一）

陶淵明，字元亮，后更名潛，有時自稱五柳先生。他沒有在東晉擔任重要職務，也非碩儒杰烈，用他自己在《五柳先生傳》中的話說，“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但他在《晉書》、《宋書》、《南史》的《隱逸傳》中均有記載。一介文人，卻一傳入三史，而且距他時間不遠的梁代太子蕭統還為其編集作序，由此可見他在歷史上的獨特地位。

陶淵明卓然特立于這個時代，是由于他經過生活和思想兩方面的磨礪，達到了同時代人難以企及的境界。

陶淵明經歷了生活的種種跌宕。他的出身對其個性和心態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其曾祖陶侃，是與王導一起創立東晉基業的開國元勛，任晉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曾任安城太守，在陶淵明八歲時去世。幼年失怙的陶淵明在家道中落的過程中長大。他二十九出仕，旋即返歸故里躬耕自資，然后又步入官場，又自動去職，如此反復數次，而且始終沒有擠入權力上層。四十一歲時終于最后下定決心離開仕途，作《歸去來兮辭》，從此隱居未出，六十三歲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正始以來，世族門閥占據著仕途要津，寒門受到嚴重歧視和排擠。陶侃有大功于東晉，權力幾可與王導分庭抗禮，史學家們也將二人分別比作輔佐周王室的周公與召公，但這位來自寒門的大司馬仍被豪門士人瞧不起，據《世說新語·容止》，桓溫甚至將他稱為“溪狗”。陶侃之后，子、孫兩輩相繼為太守，三世為宦，已不能被視為寒門，但又不能算豪門，對其地位的判斷就變得復雜了。與陶淵明是朋友的顏延之就在《陶征士誄》中說陶家是“洪族”，距東晉未遠的有些史書和方志也認為陶家實際上已進入門閥世族行列，但是，從陶淵明為宦的經歷看，他的貴族世家的身份是沒有得到普遍承認的，至少是沒有起到作用，這使得他只能在低層次的官階上蹭蹬。在對家庭等級的自我認識上，陶淵明并未免俗，他在《命子詩》中不忘提醒兒子這個家庭曾經有過的光榮與輝煌：“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光。”將出身上承唐堯，并將周時的司徒陶叔、漢時的丞相陶青列為家族前輩，這在今天看來是可笑的，但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文人習氣，別人也都抱著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然后，陶淵明又逐一擺出有案可稽的曾祖、祖父、父親輩的顯赫，其中不乏自矜和夸耀。但即便是世族，即便是保護世族的六朝，三世成終也是正常現象，王謝兩家維持較久，特別是王家始終大樹不倒，應說是奇跡。所以陶家的破落是一個正常社會現象。破落子弟的心理在陶淵明的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的優越感、反叛情緒與此或多或少地都有聯系。

陶淵明五十多歲時組織的斜川之游是很能表明他的以貴族自居的意識的。此時的陶淵明已歷經滄桑，但仍有興趣與幾個有身份的鄰人來一場近乎游戲的春游賦詩活動。日子選在孟春辛丑日，這是晉室祖臘的日子，以示對創建東晉有大功的天潢貴胄陶家不忘晉制；方式則完全模仿石崇的“金谷之會”和王羲之的“蘭亭之會”；寫詩為文的基調和氛圍則脫胎于蘭亭詩人的創作。詩序云：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于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若夫曾城，傍無依接，兒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其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時日。

在天氣澄和、風物閑美的日子里，與二三鄰曲臨水賦詩，然后匯集各詩，并記錄下參與者姓名、年紀和鄉里，主題是“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這一切全是石崇、王羲之等人當年宴集的翻版。只是，盛華難挽，風流不再，往日的一觴一詠已隨曲水東去，永不復返，陶淵明的這場聚會實際上只是對過去貴族風雅的追憶，對今日自己貴族身份的證明。

但現實中的陶淵明已完全落入困頓之中。據他自述，他走上仕途，就有“口腹自役”的因素，《歸去來兮辭》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他三十歲時妻子死了，四十四歲時被一把大火燒了家園，生活愈見貧窘。他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說：

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

如此饑寒交迫的生活甚至使他感到人生了無樂趣，他在《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說：“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晚年時陶淵明甚至走上了幾近乞討的路，他在《乞食》中說：“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他最后是在貧病交加中死去的。

陶淵明是能夠直面自己生活處境的跌落這一現實的，也可以想見這種跌落對他人格和心態形成產生的影響。他在《詠貧士》中承認“貧富常交戰”，極度貧困的生活，確實會引起心理的振蕩，引起對自己堅守的人生準則的質疑，但他還是在“道勝”的鼓舞下，平靜地咀嚼著生活的痛苦和不幸。當然，這種咀嚼使他吸收了營養，這也是生活給他的回報。

他還在對多種思想的批判與借鑒中得到了精神的滋養，東晉末年的江州潯陽，是各種思想碰撞、交匯的地方。范宣、范甯相繼在這里倡導儒學，《晉書·范宣傳》云：“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家于豫章，嘗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寧為豫章太守。寧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這對于儒學來說，是很久以來未有的盛事了。“江州人士，并好經學”，可見風力之深。青年陶淵明遇上了這樣的弦歌之聲，并受到熏陶。作為大家之子，他自幼接受了《詩》、《書》等儒家經典的教育，成人后始終以儒學激勵自己，其《榮木詩四章》其一云：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按他的口氣，是要終生追隨圣人，至死靡悔的。他時時表白自己的這種追求，如“詩書敦宿好”（《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師圣人之遺書”（《感士不遇賦》）。他有時還指斥經學傾頹的社會風氣：“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飲酒》）從他的人生經歷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對其生活準則、目標的規范。

陶淵明還生活在佛學興盛的環境中。就在二范倡導經學的同時與前后，佛學也在江州潯陽大暢其風。王羲之的兒子，也就是謝安侄女謝道韞的丈夫王凝之在擔任江州刺史時，一方面上疏皇帝激烈抨擊范寧興辦儒學，一方面為弘揚佛法撐腰。正是以他為依托，慧遠來這里的廬山結廬傳法，在這位一代佛學宗師的主持下，廬山成為東晉后期佛學的搖籃。陶淵明與慧遠來往頻繁，陶的好友、與他共為所謂“潯陽三隱”的劉遺之、周續民是堅定的佛教徒，曾參與慧遠的建齋立誓以期西方的活動。陶淵明在這樣的交往中很難說沒有受到影響，但總的說來，他對佛學是不以為然的。《蓮社高賢傳》載：“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慧遠最著名的理論之一是“形盡神不滅”論，陶淵明的詩歌《形影神》，實際上可視為與慧遠論戰的文字。

道教也同樣因王凝之的推波助瀾在潯陽勢力大振。王凝之本人是五斗米道徒，后來他在潯陽又死于孫恩之亂，而孫恩就是五斗米道的教主。陶淵明的從弟陶敬遠是道教中人，陶淵明的門生也有道教徒。但陶淵明不信道教，并在詩歌中一再揭露煉丹求仙的欺騙性。他在《連夜獨飲》云：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云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陶淵明認為，人有生死，是自古以來的常理，傳說有松喬這樣長生不死的人，實則虛妄。所以，有灑則飲，這是滿足對酒的天然欲望，與一些人所說的以酒求仙無關。在生死問題上，陶淵明的態度一向是委運乘化，順其自然。他的《形影神》在批判佛學觀時，也橫掃了一下道教理論。

在主導傾向上，陶淵明是一個玄學論者。他沒有玄學著作，他的玄學觀主要是表現在他的詩文中和行為上。他較有理論色彩的作品是與佛學、道教論戰的《形影神》，其序云：“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非常明確地說其主要的思想武器就是玄學“自然”觀。他在詩中說“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自然的偉力是無邊的，萬物都不可能逃離它的法則，人也不會例外。所以他主張，“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憂，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自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崇尚自然，是陶淵明一以貫之的人生準則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艱難曲折的人生經歷和風云際會的思想沖突，造就了陶淵明的心態。他迷惘過，苦悶過，妥協過；他曾拍案而起，曾拂袖離開混濁的官場、欣欣歸鄉。他因這現實的擠壓更珍視理想，因對各種思想的錘煉站到了這個時代的制高點。

（二）

陶淵明依然是以放達的心態來對抗生的問題和死的問題的。

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陶淵明《歸田園居五首》其一云：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就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里表白的是，在他來說，愛丘山是天性，固守田園是自幼的理想，三十年蹭蹬仕途，全是一場人生的誤會，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陶淵明的不少詩文都表達了這個意思。自幼喜愛自然山水，這應該是真實的，但是，如果說從一開始他就絕意于政治，則是不真實的，因為，他在有的詩文中又表示他幼時的理想是另一個樣子，如《雜詩十二首》其一：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這里表白的又是，他少壯時是有橫逸四海、大濟蒼生的猛志的，這一志向常使他激動不已，即使是在沒有多少樂事時也會感到充實和振奮，是灰色的歲月磨去了壯志，宦海風波消融了英雄豪情。他在四十二歲歸隱后還寫有《感士不遇賦》，字里行間仍涌動著慷慨不平之氣。他悲嘆道：“自真風告退，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是真風去、大偽興的現實，將富于進取心的有德之士逼歸山野，壯志難酬。陶淵明為不得不隱的古人而悲，也是為自己而悲。陶淵明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壯志一定激勵過他。其祖有大功于東晉政權的建立，這樣的淵源關系也會增強他對朝廷、對天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桓玄篡晉時本已歸隱的他又毅然從軍，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但歸隱還是他最后的選擇。東晉后期野心家弄權，政壇風波險惡，當然是促其肥遁的原因。然而，“不為五斗米折腰”才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心理動因，陶淵明的人格品流也在此處顯現得最充分。《晉書·陶潛傳》載，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邪！’”睥睨公卿，糞土王侯，這是正始以來不少士人的作風，陶淵明發揚的正是這一作風。但是，陶淵明的行為不是使性負氣，也沒有帶有任誕色彩，它有道家的自由精神，也有儒家堅守節操、“富貴于我如浮云”的執著態度。這種放達，沒有從前士人的瀟灑，因為陶家是貧寒的，陶淵明也說過自己勉強入仕是有著糊口的考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歸隱就意味選擇了饑餓與寒冷。令這一選擇沉重的，還有他的社會責任感。在陶淵明的詩文中不乏對社會丑惡的針砭，他的《桃花源記》還構筑了人們共同的美好家園。歸隱就很難發揮自己“大濟蒼生”的作用了。陶淵明義無反顧地踏上歸隱之路，是自由個性的張揚，也是以另一種方式完成其對社會的使命。自古以來不少隱士是“無道則隱”，在天下無道時不隨波逐流，這就是要自己單獨去固守道了。正始以來士人歸隱者多多，但都與儒家之道無關，與堅守道義原則無關，但在陶淵明這里有關。這是陶淵明放達的新形式與新意義。

如果說因為“不為五斗米折腰”揚長而去是瞬間做出的決定，那么，辭官后的“固窮”則表明它絕非一時沖動。陶淵明最初歸隱時生活是富足和愜意的，有田廬可居，有酒可飲，有僮仆可用。但五十多歲后日漸困窘，以至窮途潦倒，有時在潯陽里巷叩門求食，跡近乞兒。再度出仕的機會仍然是有的，朝廷曾下詔征他為著作郎，但他拒絕了。他的門生對如此固窮的意義提出質疑，他作《詠貧土》以作答。在這組詩中，他禮贊古代貧士榮期、原憲、黔婁、袁安、阮公、張仲蔚、黃子廉等，以孔子“君子固窮”的精神相激勵。他說：“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正是這些守貧先賢的生活態度和為人原則，給了陶淵明堅守下去的力量。他承認人有衣食方面的生存需要，承認對溫飽日子的向往，但是，人不能因此而茍且，不能犧牲精神上的追求：“豈敢忘襲輕，茍得非所欽。”陶淵明的志向老而彌堅，離世的頭一年，他貧病交加，但仍甘貧守拙，蕭統《陶淵明傳》載：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麾而去之”凝聚著陶淵明志不可奪的凜然氣節和九死未悔的決絕態度，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精神的另一種體現。陶淵明的放達，不同于從前士人的飄逸，它帶著血淚和嘆息，帶著殉道的悲壯。

陶淵明也是以放達的心態應對死的問題的，生之放達與死之放達相互呼應和補充。死的問題經常縈繞在陶淵明的腦際，他一次次地回答，實際上也是在一次次地給自己以說服和證明。可以說，死，是陶淵明最喜歡談論的話題。他經常直面這個人生最冷酷的事實，思考自己應該怎樣活著。他為自己寫了祭文和挽歌，表面看去是游戲之筆，但它表達的正是陶淵明最真實、最深切的感受。其《自祭文》的開頭是：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昔。羞于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㥐漠。嗚呼哀哉！

作者永辭人間時，天地間正一片肅殺之氣，草木垂哀，故人同悲。生固然值得眷戀，但畢竟是不得不離開的旅舍，死是每個人永遠的歸宿。陶淵明并不掩飾對死亡的哀傷，他的放達并不表現在這里。他在《擬挽歌辭》中這樣想像自己死后在親友中引起的悲痛：“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他還想像自己死后的無助和寂寞：“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劃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蒼茫。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作者不想假裝對生死看得很淡，他惜生、重生、樂生，所以他在《自祭文》中接著指出，茫茫造化，孕育萬物，也孕育了他自己。就因為這一點，應該珍惜此生；也因為這一點，此生應該順應造化。他這一生雖然含辛茹苦，饑寒交迫，但仍有生活的無窮樂趣。這種樂趣來自平靜自然的生活方式，來自樂天委分的心境。珍惜生命，珍惜生活，正是順應自然之道的體現。不過，惜生，并不意味著要抗拒死亡，這不僅是無意義的，也是違背自然之道的。于是，盡管仍懷著一腔繼續享受人生的熱望，但在死亡來臨時，還是坦然接受它，所以，他在《自祭文》最后說：

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愈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后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陶淵明在大化來臨時能夠坦然處之，無怨無悔，靠的是兩條，一是生時順應本性，活得自然充實；一是死時返歸天地，不刻意強求死后對自己的安置。他在《擬挽歌辭三首》中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托體于大自然，這是自己個體生命的終結，同時也是其個體生命的延續。來自茫茫大塊，又歸于茫茫大塊，這個生命的循環過程，也是自然之道的體現過程。陶淵明終于以放達的心態從死的恐懼與悲傷中解脫出來了。

與王羲之《蘭亭序》中的生死論比較，陶淵明顯得更為沉重與悲涼，這是出自對生命、對生活的眷戀。這位歷經生活坎坷的人，卻比那些衣食無憂的生活的寵兒更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生活的痛苦使陶淵明更深刻地把握了生命與生活的底蘊，更深刻地體會到生命與生活的價值。陶淵明努力排解著死帶來的沉重與悲涼，這使得他的放達更為艱難，也更為真實。

實際上，自正始以來的士人放達的流向在陶淵明這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盡管他仍是以富有個性的方式對抗流俗，以玄學為主要語言詮釋人生遭遇的種種問題，但他畢竟經歷了生活的磨礪和各種思想的滋養，他的放達是尋求個性的自由，也是在尋求社會責任感與道義感的實現。以個性解放為特征的士人的放達在這以前曾大放光彩，無論是對社會發展，還是對道德進步，都有過積極的作用。但到了東晉末期，其理論已經趨于停滯，其行為已經流于形式，當然，其光彩也黯淡下去。此時的陶淵明從生活的深處、特別是從生活的底層走來，從各種思想的交匯中走來，成為一位放達新人。

（三）

陶淵明與王羲之、孫綽等人一樣，也期盼在山水田園中實現自己的超拔的愿望。不同的是，王羲之等重在靜態觀照，陶淵明重在動態參與；王羲之等是在對山水田園風光的欣賞中體悟“道”，陶淵明是在對山水田園的生活中體悟“道”。

陶淵明認為山水田園中有“真意”，但并非人人能夠發現。其《飲酒詩二十首》其一云：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廬靜心遠，采菊東籬，悠然之中看見景色變幻的南山，又欣然與歸來的飛鳥相遇。陶淵明認為，這里邊就有“真意”，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道”。

陶淵明在其《歸去來兮辭》中描述了他的山水田園生活和在這種生活中的感受：“三莖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盤桓山水，日涉園林，在此中怡顏寄傲，自得其樂。不僅如此，還當斷絕世俗之交，在親切自然的交往與返真歸樸的生活中感受人間的樂趣：“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如此生活和體驗，更加堅定了陶淵明在山水田園中尋找精神家園的決心：“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農人的生活與真情，與農人的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是陶淵明珍視山水田園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他超出一般士人的地方。其《飲酒詩二十首》之一云：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屋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這里的田父在某些地方類似于屈原筆下的漁父，都是勸人返歸仕途，隨波逐流。但在屈原的《漁父》中，漁父只是詩人一個批評的靶子，而陶淵明將他面對的這位田父當作朋友。觀點是可以改變的，真情則彌足珍貴。他在不少地方描寫了他與農夫的親切往來，《移居二首》其一云：“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其《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云：“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與樸實率真的農民的往來，給陶淵明以溫暖和慰藉，也豐富了陶淵明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這樣的交往，成為陶淵明超邁流俗、體悟大道的重要途徑之一。

陶淵明還將參與農家勞動和品嘗生活的艱辛作為體驗“真意”、棄絕塵俗的方式。在他來說，干農活并不是家道敗落后不得已而為之。從《歸去來兮辭》中可以看出，則辭官歸來時，他家還有田舍僮仆，生活并不困窘，但那時他就表示愿意“植杖而耘耔”了。據他的朋友顏延之在《陶征士誄》中說，在歸隱的日子里，他“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灌田園、編草席、打草鞋、賣蔬菜，他什么農活都干，沒有心理障礙。他還以詩勸農，說“氣節易過，和澤難久”，要大家抓緊時間，勿錯過季節，即他在《癸卯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中談到自己參加勞動的體會：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

他從人對衣食的天然需要出發，認識到務農是人生存之大道，雖然四體疲乏，但卻不會有異患侵犯內心。于是，他坦然地荷鋤于田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躬耕自資中體會人應該怎樣活著的真趣。農家生活是艱苦的，特別是后來墮入困頓，他直面了很多人生苦難。但這些都沒有影響他的追求。梁太子蕭統在《陶淵明傳》中充滿感情地稱贊他“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志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淵明的境界確實是非凡的，他站在艱辛的生活土地上享受著生活的樂趣、得“道”的樂趣、超越的樂趣。

但是，陶淵明渴望幸福的生活，并且塑造了一個理想的生活世界，這就是桃花源。作者描繪了一位漁人偶然之中的驚世發現——被桃花樹林掩映的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獨立社會，這里的情景是：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這里生活富足，大家怡然自樂，人際關系也純樸真誠：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一片桃花林將此中的人與外界隔開，同時也與世俗隔開了。這里風氣古拙，人情淳厚。陶淵明歸隱后遇到的農夫是可以與之相比的，但不能比的是，這些農夫要受到苛捐雜稅的盤剝，而桃花源中的人是沒有這個負擔的，陶淵明在序后的詩中說這里“秋熟靡王稅”。

桃花源的真實性，還是留待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們去繼續探討，毫無疑問的是，它是陶淵明的理想世界。與正始以來的士人相比，陶淵明也是不滿意于現實，不合作于流俗，都渴望著超拔，渴望著在另一個境界里實現自己的夢想。不同之處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前的士人超拔后所要達到的目標是空洞的，他們希望歸于“道”，歸于自然，歸于永恒和無限，但都不免流于虛泛。陶泛明的目標則是具體的，它是一個帶有原始社會胎記又遠比原始社會富足的社會，沒有國君，沒有等級制的種種弊端，人們生活富足，精神悅快；二是陶淵明的超拔不是為個人的，而是為社會、為群體的，他在詩中說“愿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他遠世高蹈要尋找的不是一己的天地，而是人人的天地。

陶淵明是東晉后期玄學精神的守望者。他堅守玄學中最根本的內核“自然”，以詩文弘揚之，以行為實現之。他融匯了儒學等思想，使玄學在即將退出舞臺時將最后的目光投向大眾，從而具有更深廣的人文主義內涵和更切實的改造社會、變革時代的現實意義。在陶淵明之前，玄學歷來是衣食無憂的豪門士族的語匯，是貴族化的語匯。當陶淵明帶著苦難和血淚、帶著大眾的氣息走進玄學，玄學發生了變化。玄學已經無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了，它完成了歷史的使命，陶淵明的最后出臺，為玄學爭得了最后的光榮。但是，玄學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他的思想，妨礙了他的視野，這是他個人的局限，更是時代的局限。

孫若風，文學博士，高級記者，博導。全國旅標委主任，全國文體康旅裝備聯盟理事長，中國建筑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央美院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文化產業協會文化元宇宙專委會首席專家。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中國工業文化發展中心、中國農業出版社顧問。人大、蘭大、南開、武大、中大、中央民大、北二外專家、教授。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孫若風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