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彭兆榮,一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四川美術學院中國藝術遺產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非物質文化遺產遴選草案特別會議”中方專家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探索研究”項目主持人、首席專家。聯合國“人與生物圈”(MAB)中國國家委員會委員。巴黎大學(十大)講座教授;巴黎大學(索邦)高級訪問學者;柏克利加州大學(UC Berkeley)人類學系訪問學者及項目合作教授。在2016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有影響力學者排行榜位列民族學排名第2位,社會學排名第29位。2016《中國高被引圖書年報》中,位列民族學圖書學術影響力第1位。
王永健,藝術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秘書長,日本關西學院大學高級訪問學者(2019-2020),日本基金會日本研究Fellowship(RJS-FW)項目資助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藝術人類學的理論與田野、文化遺產與文化景觀。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兩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文化部科技司委托課題、國家外國專家局項目、部級課題四項。在國家級核心期刊和重要報刊上發表論文60余篇,有三篇論文分獲“費孝通藝術人類學獎”“全國藝術學學會優秀論文獎”和“費孝通田野調查獎”。
巴勝超,昆明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出版《象征的顯影:彝族撒尼人阿詩瑪文化的傳媒人類學研究》《阿詩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尋找阿詩瑪:人類學寫作的四種文本》《遇見阿詩瑪:文化旅游情景中阿詩瑪文化創新發展研究》《傳媒、旅游與多民族鄉土景觀的變遷》等著作,拍攝《王的祭奠》《回到沙溪》《漫長的舞步》等紀實影像,研究方向:文化遺產學、傳媒人類學。
民族志書寫的歷史、方法、理論,在文化人類學界是經典的老問題,而在中國藝術人類學界,卻是亟待剖析的新問題。筆者之一王永健曾談到:“近年來,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領域涌現出一大批源自田野的個案研究成果,就深度而言,走馬觀花式的田野采風居多,且側重于事例和數據的平面化描述,缺乏應有的理論深度,對于所研究的問題來說,便很難得出一個清晰的認識和富有說服力的研究結果。”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除了田野的時間規范、長度深度、多點調研、動態追蹤,在藝術民族志書寫中,除遵循“歷史與國家在場、正視文化變遷、歸還文化解釋權力”外,有沒有一種簡潔直觀的方法,既能體現田野的深度,又能重塑“寫藝術”的話語目標,并以此與西方藝術人類學形成平等討論的話語空間?2020年末,在王永健博士的邀請下,彭兆榮、王永健、巴勝超三人,就“文化體性與藝術民族志的書寫”問題進行了交流,附文如下。請方家不吝賜教。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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