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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肖博文孫秋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再生產——基于手工藝類非遺保護實踐的考察研究（二）

時間：2024-01-23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33 分享：

四、轉化、接合與生成：傳統手工藝的現代意義再生產過程

西江、東山兩縣傳統手工藝在成為非遺前后的變化表明：一方面，近年來人們對非遺的日益重視，為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新的傳承發展的機會空間；另一方面，傳統手工藝并非躋身“非遺”就能實現良好的傳承發展。其中的關鍵，在于傳統手工藝在非遺時代的意義再生產，即傳統手工藝所蘊含的意義越符合現代社會需求，越有可能更好地傳承發展。筆者將從公共話語、認知圖式和具身實踐等不同意義層次，來考察傳統手工藝進行現代意義再生產的過程。

（一）既成意義的轉化：權威化話語形塑與發展空間的顯現

公共話語是最外顯的意義層次，它是制度化或體系化的價值觀、態度、意識形態等社會性意義的表達。長期以來，人們通過手工藝的經驗技術不斷創造自身得以棲居的意義圖景和社會世界，手工藝由此蘊含自主、自由、聯結等社會意義。隨著近代大工業技術的普及，這些傳統的公共話語逐漸被各種現代的實用性意義取代。[16]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手工業提出“實用、經濟、美觀”的社會主義改造方向，形塑了傳統手工藝的現代處境。[17]在經濟實用性的框架內，西江縣和東山縣的手工藝被定位為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當地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國家資本積累。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標準化工業品的普及，以及國家大力推行“減員增效”，傳統手工藝終結了服務經濟事業建設的使命，此前的經濟實用性意義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范圍在國家權威化話語中，從文藝、新聞、電影等狹義領域向旅游、網絡、文化遺產等更廣泛領域擴展。進入國家權威化話語的遺產往往與保護聯系在一起，其中，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傳統醫藥炮制等多與生產性保護密切關聯。由此，傳統手工藝早前已然式微的經濟實用性意義，開始轉化為文化生產性意義，后者以凸顯真實的文化性、精神性或審美性意義為基礎，其次才是發掘商業和經濟價值。這意味著保護遺產的核心意義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讓傳統文化得以傳承發展。

在權威化話語的形塑中，傳統手工藝的意義由經濟實用性演變為文化生產性，西江制扇和東山刺繡等式微的傳統手工藝獲得了新的機會空間，這是傳統手工藝從式微到復興的重要背景和基礎。其一，傳統手工藝人得以從生產廉價日用品轉向制作高附加值的文創產品，如工藝扇、掛畫等。其二，傳統手工藝人及其技藝得以借助各類非遺傳播渠道獲得更多推廣機會。諸如刺繡技能大賽、折扇進校園活動、傳統手工藝紀錄片以及非遺博覽會等公共傳播渠道，讓過去限于特定地域的傳統手工藝人及其技藝為更多公眾所知曉和接受。其三，傳統手工藝得以超越文化領域獲得更多元的發展資源。近年來，隨著“非遺融入現代生活”等文化生產性意義進一步凸顯，傳統手工藝開始與鄉村振興、文化旅游等結合，東山刺繡正是借此獲得了文旅、人社、商務等部門的多元資源。

（二）多重意義的接合：認知圖式分化與傳統手工藝的發展差異

認知圖式是行動者頭腦中用以組織信息、構想和認知社會世界的一系列關系模式，以及圍繞這些模式所構成的行動習慣。[18]認知圖式聯結了主體的認知與行動。隨著傳統手工藝的經濟實用性轉化為文化生產性，文化與經濟價值實現重塑，手工藝人面臨與市場認知圖式接合的問題。所謂接合，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不同性質的意義在現實層面建立關系，并成為話語和社會實踐的統一體。[19]在與市場認知圖式的接合中，手工藝人的認知圖式產生了分化態勢，傳統手工藝因而呈現出差異化的發展方向。

首先，在不同類別的手工藝人之間，認知圖式的接合產生了分化，進而影響了不同手工藝的傳承發展圖景。傳統手工藝人多受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結構影響[20]，以“部分-整體”和“平衡”的圖式來思考和認知手工藝：即以家庭再生產為整體，將手工藝實踐作為維持整體的有機部分，二者以一種相對平衡的關系聯系起來。該圖式的特點是沒有明顯的方向性或目的性，并往往催生如下行動：一方面，手工藝人及其家庭或家族成員通過制作手工藝品維持家庭生活開銷，其典型表達是“我們是做活路的”；另一方面，當手工藝人無法通過手工藝維持家庭再生產時，他們流向建筑、服裝、食品等大眾勞動力市場以換取相當的貨幣收入。我們將具有此類認知和行動模式的傳承人稱為“傳統型傳承人”。西江制扇藝人大多屬于這一類型，他們或者已經離開制扇領域流向其他勞動力市場，或者開始選擇兼業化生存。

另一部分手工藝人直面新興的非遺市場化，嘗試與市場認知圖式相結合。市場最主要的特點是競爭性和不確定性，這意味著進入市場的行動者須目標明確、行動謹慎，進而其市場認知圖式表現出明顯的方向性，即“來源-路徑-目標”的模式，并以“核心-外圍”的關系聯系起來。我們將接合了該圖式的手工藝人稱為“產業發展型傳承人”。在他們看來，自身的經驗和技術是核心的文化財富（來源），充分發掘它們的最佳方式是借助一切手段使其重新走進現代人的生活（路徑），這樣才能真正“養得起手藝”（目標）。不同于西江制扇藝人的兼業化或徹底脫離手工藝，東山刺繡的部分藝人聚焦刺繡本身，試圖利用多元方式發展刺繡。例如，注冊企業、簽訂合同以規范刺繡的生產過程，積極配合各類媒體采訪報道以提高知名度，廣泛參與官方舉辦的活動以擴展銷售渠道，等等。

其次，在同一類別手工藝的內部，傳承人認知圖式的接合也會發生分化，進而塑造該手工藝的實踐樣態。在傳統型認知圖式與市場認知圖式的接合中，還出現了一種“生活實踐型傳承人”。這類傳承人認知圖式的特點是，試圖在彼此獨立的生活實踐之間尋找并建立匹配關系。他們不再認為手工藝構成了自身生活實踐的必要部分，換言之，手工藝既不是與整體緊密聯系的部分，也不成為一個核心目標，而只是諸多生活實踐之一，其與自身的聯系并非穩定不變。少部分西江制扇藝人和絕大部分東山刺繡藝人都屬于該類型。他們雖然以制作非遺產品在市場謀生，或者嘗試利用國家級非遺的聲譽從事營利活動，或者構成非遺產業的主要勞動力，但不是擅長應對市場的文化企業家，缺乏產業發展型傳承人那樣利用多元路徑的認知和行動力。生活實踐型傳承人實質上體現的是，手工藝類非遺產業發展態勢良好后傳統型傳承人向手工藝行業的回流。

（三）創新意義的生成：多元具身實踐與傳統手工藝的現代復興

具身知識是指身體化的知識、技能、情感、行動等，表現為行動者將外部意義內化后，以身體實踐的形式構造新的文化知識，實現意義的再生產，因而又可稱為具身實踐。如前所述，傳統手工藝在既成意義轉化后，開啟了非遺產業發展的機會空間。在此背景下，傳統手工藝從式微轉向復興的關鍵是實現現代意義的再生產。這主要是作為文化企業家的產業發展型傳承人借助市場條件，自主運用具身知識創新傳統手工藝意義的過程，包括構建符合現代價值和審美意識的文化身份、互動空間和交往話語。

首先，傳統手工藝人的身份認同經歷了明顯變化。傳統上，手工藝人的身份認同依托于家庭、社區、行業或單位等共同體，手工藝為勞動力再生產提供了功能性和生活性價值。在現代大工業的替代下，手工藝對于傳承人的價值意義發生改變。對此，傳統型和生活實踐型傳承人采取了一種實用主義路徑，產業發展型傳承人則選擇發揮主觀真實性，即通過手工藝實踐自發地實現自我和社會價值。[21]在實踐主觀真實性的過程中，手工藝人“埋頭做活”的傳統意識逐漸演變為“抬頭表達”的身體實踐，他們有意識地將傳統文化元素運用于身體表達，以實現自我形象塑造、互動印象整飾，“技藝的身體”日益成為符合現代人價值觀的“審美的身體”。從東山刺繡來看，產業發展型傳承人的服飾風格迥異于現代常服，或者是與傳統文化意涵聯系緊密的旗袍樣式，或者是融傳統與創意元素于一體的寬袍長裙樣式，其身體實踐特別具有表達性和典型性。

其次，手工藝人在構建自身文化認同和身份特性后，面臨與受眾互動所處的空間表意問題。其一，在構造現實空間上，產業發展型傳承人注重運用中華傳統文化的符號等來表征古典價值與意義。例如，Y刺繡公司負責人運用硬山頂、原木架構和青石臺階等元素，營設古樸的環境氛圍，試圖從外部空間建立起與中國古典意象的關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乎所有西江扇莊的店面空間要么在營造文化意象上特別簡陋，要么直接將制扇材料雜亂地堆放。其二，在構造虛擬空間上，產業發展型傳承人注重利用社交媒體打造傳統文化傳承者的虛擬形象。例如，東山刺繡藝人會有意地管理微信朋友圈，更新頻率通常不高，并避免像微商那樣刷屏。此外，其微信朋友圈主要發布與手工藝或傳統文化相關的內容，如參加各類官方或權威機構主辦的文化及相關活動，各種手工藝產品的制作過程或文化體驗活動，文化愛好者或消費者的肯定性留言，等等。就筆者的觀察而言，絕大部分西江制扇藝人都不更新微信朋友圈。

最后，在前述基礎上，傳承人在直接互動中激發受眾對手工藝實踐的共情，是創新傳統手工藝意義的核心。這主要通過構造文化話語，從歷史、材質、價值等維度比較手工藝制作與機器生產的區別實現。首先，傳承人在講述特定手工藝的歷史傳承時，強調現代工業技術的沖擊，如空調對折扇的沖擊、機制刺繡對手工刺繡的沖擊，等等。其次，傳承人會凸顯手工藝非遺產品的獨特性。例如，由于天然絲線易損不耐磨，機制刺繡往往使用化纖材料，而手工刺繡無此顧慮，在織繡時可使用純天然材料。再次，傳承人會強調手工制作比機器制造更具人文價值，蘊含了制作者的情感和關懷。

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再生產機制

傳統手工藝的現代意義再生產經歷了意義的轉化、接合和創新。基于這一過程，我們可以進一步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再生產機制。從意義實踐的視角出發，意義是一個具有層次性的生成過程，其中，有兩種機制值得注意：層級化涌現和時間性匯合。前者是意義本身的內在作用，后者是意義得以產生作用的變遷過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在二者的交錯中不斷地實現現代意義再生產。

（一）層級化涌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義層次連續統

從意義實踐視角來看，意義是一個具有層次性的連續統。在縱向維度上，意義本身是一個從內到外涌現的層次體系。所謂涌現（emergence），就是一些更小的、更低層次的事物，以特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形成新的、更大的、更高層次的事物，它們各自擁有獨特的結構和性質，不可彼此化約。從這個角度出發，意義是從潛在的關聯圖式到具體的表達形式涌現而成的，按照從內隱到外顯的顯隱程度，依次涵蓋了具身知識、認知圖式和公共話語。[22]在橫向維度上，話語和實踐分別構成了意義層次連續統的兩端。其中，靠近話語的一端，涉及象征和價值觀念等結構性的“意義網”，此時意義如同鐵軌上的“扳道工”，決定著行動所遵循的軌道方向[23]，形塑了行動者的思維、認知、慣習等；靠近實踐的一端，則涉及符號、神話、儀式等文化資源，此時諸種意義構成了行動者建構行動策略的“工具箱”[24]，他們因勢利導地運用這些資源構造新的意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再生產，正是在公共話語、認知圖式和具身實踐的層級化涌現過程中，通過意義層次連續統的（再）生產而實現的。首先，已生產出來的意義外化為客觀的公共話語，對行動者進行形塑。其次，行動者逐漸將公共話語所蘊含的意義內化為與身體傾向緊密聯系但更為深層的具身知識。然后，在行動者反復的具身實踐中，涌現形成了感知和組織信息的基本模式即認知圖式。再次，行動者在實踐過程中逐步融合具身知識與認知圖式，同時，行動者在與其他外在話語和認知圖式的接合中，不斷構造新的現代意義，并重塑外部的話語體系。

意義再生產的層級化涌現機制表明：其一，雖然“遺產本質上都是非物質的”，但是非遺保護實踐不能純粹化約為權威化遺產話語與地方社區話語之間扁平化的意義詮釋或爭論。相反，非遺保護實踐是一個具有深度的、層級化的意義生成過程，其中的不同意義層次具有獨立的涌現特質和作用力。換言之，非遺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由這些不能彼此化約的、具有獨立作用力的意義層次互動而成。其二，非遺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既不能化約為權威化話語，也不能化約為主體實踐，它本身是一種涌現的意義層次。這意味著其本身也具有獨立的作用力，在生成之后亦將融入意義層次連續統的涌現過程之中，開啟新一輪的再生產過程。

（二）時間性匯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意義的生成過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再生產必然始終在特定的社會過程中進行。社會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探討這些過程時不能止步于當下時刻，而是要著眼于過程得以展開的時間性。[25]既有研究指出，手工藝中的自然材料、制作過程以及審美賞玩均凝結了時間痕跡，具有綿延性，即手工藝品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26]當我們超越手工藝品本身，聚焦其中蘊含的現代意義再生產，有三種時間性過程值得特別關注：歷史時間、日常時間和事件時間。雖然這三種時間性分別代表了宏觀、中觀和微觀尺度的異質時間，但在實踐中它們往往是交錯銜接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義轉化、接合與生成，正是在這些異質的時間性匯合之中逐步展開。

歷史時間基于宏觀政治經濟結構的方向性變遷趨勢，故又可稱作政治經濟時間，它規定了傳統文化現代意義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從國內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趨勢來看，一方面，手工業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改造既推動了傳統文化的恢復、提升和創新，又培養了一大批基本功過硬、認同度較高的傳承人，這為傳統文化的轉型復興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大幅提高了國內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各階層從生存性消費轉向發展性消費[27]，人們日益向往價值體驗和美好生活，這為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再生產提供了社會土壤。從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趨勢來看，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促使創意產業崛起，這一新興文化政策話語傳播至中國后，政府也愈加提倡并推動文化和創意、旅游、休閑等的融合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傳統文化的演變路徑。

日常時間體現的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們以日為單位的重復活動過程，又可稱作日常生活時間。人的日常生活與勞動須臾不可分。在現代社會，日常時間主要由物化勞動時間和自由（勞動）時間組成。前者是人為了滿足生存需要而進行勞動對象化的時間，后者是人在解決生存需要后的自我實現的時間。日常時間的分配差異影響了傳統文化現代意義再生產的具體形態。以本文的兩項手工藝類非遺為例，大多數手工藝人并非全職手工，他們本人或其他家庭成員仍困于維持生計，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將大量日常時間用于各種物化勞動，如進廠打工、在家務農等。而致力于創新手工藝現代意義的那部分手工藝人多有自由時間，不必苦于謀生。簡言之，傳承人之間日常時間分配的不平衡，產生了傳統文化意義再生產的金字塔形態：自由時間越充分的傳承人，對現代意義再生產的權重越大，而其絕對人數通常越少。

如果說歷史時間和日常時間是一種連續的、流逝的、量化的時間形式，那么事件時間就是一個斷點的、發生的、質性的時間形式，它是事件發生本身。[28]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正是在不同時間性與各種意義實踐的匯合事件中生成的。其一，權威化話語在歷史時間的內部匯合（即國內外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趨勢）中產生；其二，歷史時間與日常時間的匯合塑造了認知圖式接合的結果，形成了不同認知類型的傳承人；其三，在特定傳承人與受眾的無數互動事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逐漸從具身實踐中涌現出來。

六、結語

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題中之義。非遺在現代社會的變遷，無疑是我們考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之過程機制的理想切口。究其實質，非遺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了多元主體圍繞意義的互動實踐。既有研究或集中討論多元主體的行動，或僅從話語角度考察意義之沖突，二者均未能深入細致地探究行動背后的意義。本文引入意義實踐視角，以手工藝類非遺的保護實踐為考察對象，得出如下結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再生產是一個具有層次性的生成過程，層級化涌現和時間性匯合是其中兩個關鍵機制。在這一過程中，歷史時間內部匯合產生的權威化話語開辟了機會空間，歷史時間與日常時間的匯合塑造了不同認知類型的傳承人，在特定類型傳承人與受眾的無數互動事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逐漸從具身實踐中涌現出來。

作者簡介

肖博文，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孫秋云，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城鄉文化建設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學習與實踐雜志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