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研 | 李祥林：蜀地織錦•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二）
時間：2024-05-30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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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是絲綢之路商貿、文化交流的活躍區域，東西文明在此交匯，演繹出有聲有色的風云故事。自漢至唐，西域作為地理概念包括我國新疆以及中亞廣大地區，絲綢之路這條重要的國際通道就是通過西域地區的。西漢王朝控制西域時期，這片土地上有諸多小國，如《漢書》所稱“三十六國”。出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的尼雅遺址位于尼雅河畔，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精絕國所在。前述舞劇《五星出東方》，便演繹了西域戍邊的漢庭校尉與北方匈奴在精絕古城經歷種種事件后化干戈為玉帛的故事，劇中女主角即精絕首領的女兒。歷史上，精絕國以農業為主，乃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商賈云集，繁華富庶。東漢后期，精絕國被日益強大的鄯善國兼并。后來，受魏晉王朝節制，唐朝時其都城尚存，稱尼壤城，清代稱尼雅城。據《漢書·西域傳》介紹：“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厄狹，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新唐書》之《西域傳》和《地理志》都曾述及地處于闐以東700里的“精絕國”。后來，歲月流逝，精絕國消失在歷史煙云中，直到20世紀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初探遺跡，在此擄走700多件出土佉盧文、漢文簡牘、精美木雕后，這座在沙海里掩埋千年的故城才重新為人所知。關于精絕國變遷及消亡的原因，不見史書記載，或以為是尼雅河水退縮而沙漠化加劇的結果。
在成都舉辦的有關展覽（李祥林攝影）
尼雅遺址出土的織錦上有“中國”二字，該詞在古代文獻中原本有多種使用，含義或窄或寬，要么指京城、國都，要么指國內、內地，要么指天子直轄的區域，要么指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要么指諸夏及漢族建立的國家，不一而足。漢代以來，人們常常把黃河流域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根據尼雅遺址織錦護膊的年代，漢代織錦護膊上的“中國”應指中原王朝。“五星”乃古代天文學名詞，“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說苑·辨物》），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從自然天象看，五顆行星聚合在一起的景象奇異而罕見，因此人們將它聯系到時政大事，賦予其政治性的星占學意義，并且形成一整套可稱為古代中國“政治天文學”的話語體系，影響著朝野上下，也貫穿著數千年王朝歷史。關于五星聚會，戰國時期星占家應有記錄，只是前人著作已佚，難以查考。古代文獻中，對此天象被用來為王朝現實服務的政治化寓意，《漢書·天文志》言之甚明：“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白以兵，從辰以法”。正因為“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所以，星占學中的“五星聚會”在政權執掌者眼中便成為事關朝政、軍事、社會、天下的頭等政治符號化天象，或曰，是政治化天文學符號。
尼雅遺址1號墓地及漢代織錦出土情況
前述尼雅遺址出土織錦涉及“羌”的話題，本文結合川西北羌族及其歷史再來談談此。當今中國唯一的羌族聚居區在四川，川西北羌人有祖居地在甘青河湟地區的族群記憶，岷江上游出土的文物跟馬家窯文化有關聯。后者屬于黃河上游新石器晚期文化，因初見于甘肅臨洮馬家窯遺址得名，其“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別發達，在整個陶器中約占20—50%，隨葬品中的彩陶有時多達80%以上，在中國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這個比率是最高的”。行走絲綢之路，考察馬家窯文化遺址及器物，在這紋飾之“彩”上不難發現遠古彩陶與后世錦繡有某種神韻的默契。無論具象性的魚、鳥、獸、花、草等動植物圖案，還是抽象性的網紋、波紋、圈紋、鋸齒紋、漩渦紋、＋字紋、卐字紋、八角星紋等象征符號，都可在遠古彩陶和后世錦繡之間讀出某種對應。在中華歷史上，由于這種紋飾之“彩”，說后世錦繡與遠古彩陶有千絲萬縷的文化承續關系，不會有多大疑問。“古代羌人的聚居區甘青一帶，已經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如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半山文化、馬廠文化”，而著眼宏觀，“整個甘青遠古文化與羌人或其先民都有一定聯系”。考古發掘表明，“在茂縣、汶川、理縣等地出土的彩陶等與隴西、隴南出土的馬家窯文化類型相似”，而在岷江上游羌族傳統工藝中，亦不難發現其民間織繡圖案與絲路彩陶文物圖案之間相通，對此筆者有文章指說。證諸田野，2016年由筆者任學術專員的拍攝團隊給羌繡之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汪國芳做搶救性記錄，她在談到羌繡傳統紋樣時屢屢提及“缸砵邊”，這正是羌族刺繡向陶器借用紋飾的歷史記憶和民間口碑。
馬家窯彩陶、汶川街頭仿古彩陶景觀以及羌繡店里的織繡品（李祥林攝影）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聯系古代中國、印度、波斯以及歐洲的經貿人文大通道之總稱。絲路迢迢，商貿往來不斷，文化交流頻繁，東來西去，留下了許許多多故事。出土于絲綢之路的“五星出東方”織錦，數年前在文博單位張羅下曾亮相于“‘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讓更多觀眾得見。2017年3月由四川、甘肅二省聯合多地籌劃的這次文物展，有立體實物，有平面圖片，內容豐富，形態生動。其中，有莫高窟、榆林窟代表性洞窟原尺寸復制窟8個、敦煌彩塑臨摹品12尊、敦煌壁畫臨摹品70幅、敦煌藏經洞絹紙畫復制品25件、藏經洞出土文獻真跡10件、敦煌花磚真品10件，種種文物從魏晉南北朝到元代皆堪稱各時期有代表性者。跨區域合作舉辦的這次展覽，有意識地匯集了南北絲綢之路沿線多家博物館的藏品，開人眼界。其中，五彩斑斕的“五星出東方”織錦尤其成為亮點。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國旗上選擇“五星”作為國家和民族的標志，自有其緣由。“五星出東方”，一個不乏詩意的象征符號，給人許多遐想。一片遠在大西北絲綢之路上出土的漢代織錦，見證了源遠流長的中華絲綢紡織技藝的燦爛，也標示著中國西部民族互動大走廊上蜀地與他方的文化關聯，是蜀錦也是國錦史上的驕傲。在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呼聲中，來自蜀地又連接絲路的這片絢麗織錦為我們了解傳統工藝、把握歷史信息、知曉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例證。工藝非小道，民間有大美，此言不虛。
“絲綢之路”的概念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見于其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及在此基礎上的研究》，涉及的當是漢代以絲綢貿易為核心的古代商路。隨著此概念流行，學界對之的探討和理解不斷深入，又有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等說法出現。2019年，在榮新江、朱玉麒主編的《絲綢之路新探：考古、文獻與學術史》中收錄了29篇論文，話題匯集為“漢唐之間絲綢之路與相關問題”、“陸海絲綢之路上的典籍與文書”和“絲綢之路的考察與記錄”三大類，諸文所涉絲路不只有從繁華帝都到荒蕪大漠、途經西域的那條陸上商路，還有海上絲路、高原絲路、東北亞絲路等，反映了學界研究絲綢之路的新成果。絲綢之路延續兩千年，橫跨歐亞非，促成各個文明之間的互動與交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川渝或巴蜀地處中國西南，談到“蜀錦之鄉”與絲綢之路的聯系，人們常常言說的是西南絲綢之路，但漢代織錦“五星出東方”及相關絲織品在大西北出土，刷新了世人的認識，“不僅證明成都很早就融入了北方絲路，而且表明成都很早就把中華文化傳播到西域和海外”。精美的古代織錦，牽連著蜀地天府和大漠西域，銘記著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傳遞出豐富的民俗文化語義。有唐一代，“陵陽公樣”在益州絲織工藝家竇師綸主持下誕生，從工藝上突破了六朝以來的裝飾風格，在傳統織錦基礎上汲取波斯、粟特聯珠紋等外來元素而富有獨創性，成為中華織錦史上的高端產品。歷史表明，“漢代中西陸路交通，盛極一時”，三國至隋與西域之交通時斷時續，及至“唐室勃興，開拓疆土，遠及于中亞細亞，于是中西交通，復見昌明”；與之相應，漢代有蜀地精美織錦沿著絲路西傳，唐代有西域文化東來促生“陵陽公樣”，二者均跟國力強盛背景下中外交通暢達有關。
古往今來，工藝關聯著時代、社會、風習，美的創造總是在跨區域和跨族群的文化交流中激發活力，生生不息。“文化交流是互動的。……討論中華美學和藝術的融合性，對此自然不可有偏廢。總而言之，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多民族中國的美學及藝術正是在族際互動、區域整合、內外交通的歷史進程中成就其格局和呈現其風貌的。”美學如此，工藝亦然。從文化遺產（物質和非物質）切入絲綢之路研究，多年習慣使然，世人更多關注的是文學、繪畫、雕塑等對象，研究成果不斷也多有成就。其實，調整視角，從高大上的純藝術轉向接地氣的實用物，結合絲綢之路運用多重證據法研究民間工藝同樣可為空間甚大，這對于我們從高站位和大格局認識中國民藝或民藝中國也益處多多。目前實施的“‘一帶一路’民間手工藝探源工程”，其積極的現實意義我想亦不外乎在此。
作者：李祥林，四川成都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省民俗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儺戲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俗文學學會理事、“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小戲”編纂出版專家組成員、《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小戲·四川卷》主編，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20多年并在國內及海外做過上百場非遺講座，歷年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逾200篇。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華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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