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董占軍：設計范式構建與設計思想研究的價值與依據
時間：2024-07-07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110 分享：
設計學科的發展和完善與新文科建設密切相關，新文科建設應立足于打通傳統與現代學術之間的脈絡，構建新的學術話語體系。本文在闡述設計思想的基本內涵、研究目的和意義的基礎上，結合一般史學二重證據、三重證據方法，嘗試探索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研究的概念范式、應用價值、學科體系構建價值及其主要依據，為中國設計學科的發展提供思想依據。
思想也稱觀念，是人類在認識自然與改造自然過程中獲得的感性知識的理性升華。英國哲學家、美學家羅賓 · 喬治 · 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 1889 ～ 1943）認為“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①，雖然人們對這一觀點褒貶不一，但仍可以看出思想史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看出設計思想史在設計史中的地位和價值。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 ～ 1969）把思想史比作博物館，認為思想史已經失去實用價值，只具有情感意義。而另外一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美國漢學家本杰明 · 史華茲（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 1916 ～ 1999）則認為，思想史應該比作圖書館，其中所保存的歷史內容可能將來會有某種參考價值。美學家李澤厚（1930 ～ 2021）對以上兩種觀點都不認同，主張思想史既不是博物館，也不是圖書館，而是照相簿，因為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是存在于人們心理結構中的文化傳統，以分析古代思想與本民族性格特色和思維模式形成過程的關系及其主要作用為目的 ；思想史“展現為思想、意識形態、文學、藝術、風俗、文化現象，是民族心靈的體現，是它的物態化與結晶體，是一種民族智慧”②。設計思想是隱含于整個設計史中的“形而上”觀念，貫穿于整個設計實踐過程，涉及設計哲學、設計審美、設計制度、設計技術、設計本體、設計倫理等內容。一、中國古代設計思想是中國特色設計學“三大體系”構建的基礎
中國古代的設計實踐非常發達，諸如“材美工巧”“文質彬彬”“物以載道”“順物自然”“重己役物”“制器尚象”“工匠之子莫不繼事”“魯人遷越” 等設計方法或典故中，都含有豐富的設計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中設計思想的整理與研究應以傳統造物文化的內涵為出發點，系統闡釋設計思想的起源、內涵、成因、現代“語釋”及其在現代設計中的應用等，且將這些思想主張與傳統人文精神有機結合，從而清晰、科學地構建起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的框架。這對完善設計學學科體系、充實設計學學科的文化維度、指導設計實踐、解決設計界所面臨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價值。應該說，古代設計思想研究是構建中國設計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基礎。設計行為是人類特有的智能行為，但設計的起源比人類的起源要晚。設計是伴隨著人類智能和稍后的邏輯思維能力以及人類審美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人類根據自己的需要，利用當時的物質條件進行實踐活動，促進了設計意識的萌芽。設計思想是在人類設計實踐長期探索中針對設計核心問題形成的思想觀念，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同時也與人類的哲學思想、自然觀念、審美觀念等密切相關。中國古代工藝美術、建筑以及水利工程設計都取得過輝煌成就，承載著豐富的設計思想觀念，滲透到衣、食、住、行、用各個方面，其手工技藝及蘊含的哲學觀、倫理觀、美學觀等都是當代設計的文化基礎和創意源泉。但在“農桑為本，工商為末”“重義輕利”“不尚技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等觀念影響下，中國傳統手工藝發展未受到足夠重視。古代工匠被稱為“百工”，人微言輕，無法系統整理工藝的技巧、思維、方法及觀念。古代設計思想很少系統地出現在“宣物莫善于言”的文字文獻中，“中國向重形上，百工之事，學士大夫概不之道，故一器一物，其興也有故，其亡也忽然。”③中國古代設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入挖掘古代設計思想是建構中國特色設計學理論體系的必由之路，它可以助力當代設計實踐并使之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設計風格，既能在全球化語境下凸顯中國設計特色，也能繼承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的具體方式與方法。就“設計”概念而言，學界探索已經很多，而對于中國古代“設計”概念，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加以把握。首先，中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設計”一詞，但與今天所理解的設計內涵相比，屬于廣義“設計”范疇，與工藝“設計”有所區別。漢語中最早的“設計”應是“計謀”之意，如《三國志》中有 “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鴆毒，重相設計”④的記載，以及元代《乞英布》中有“運籌設計，讓之張良，點將出師，屬之韓信”⑤等，其中“設計”一詞，均屬“計謀”之意，區別于今天所謂工藝“設計”。在近現代，這一層面的內涵逐漸淡化，主要是指“設想”與“規劃”，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沒有與“設計” 相關的概念范疇。在手工業時代，設計、生產甚至消費往往是一體的，設計構成要素包括了設計制作者、設計使用者、設計過程、設計結果，以及設計活動所處的自然、社會與人文環境等。如設計制作者，中國古代設計多以“工”稱之，《考工記》篇首提到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⑥“百工”乃周代官職，掌管宮室建造、服飾制作、器械生產等事宜，也泛指各種手工藝人，如“百工居肆，⑦以成其事”。從其從業范圍來看，“百工” 即為古代工藝發展歷程中與設計密切相關的概念。按照現代設計觀念的研究體系，古代設計思想的架構體系及形式有些許零散，如若系統分析，則會發現與設計相關的核心問題都有深刻且內在邏輯明確的見解。以《考工記》為例，作為先秦手工業加工經驗的系統總結，其結合工藝過程，闡述了豐富的設計思想。全書包括了人與物、人與自然、創造與制造、功能與效率、實用與審美、設計與技術等范疇與關系，以及設計制作原則、人體工學、設計的人文屬性、設計的象征性等諸多問題。《考工記》“講的是制作方法，大多與人文禮儀等相關。在人與物與社會的關系上，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我國傳統的一部分。”⑧在數千年的歷史變遷中，因為定居農耕文明的相對穩定性，手工業生產方式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出現跨越式發展，中國古代的設計思想體系也在傳統技術、文化環境中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和穩定性。因此，設計思想的范疇與框架體系的建構，應該基于古代與“設計”相關的概念闡釋，闡述其中人與物、人與自然等哲理性思想，辨析其中功能與效率、實用與審美等應用性思維，總結結構與裝飾、形式與內容等基本關系及其思想內涵。至 20 世紀初，隨著“西學東漸”的不斷發展，“design”一詞在中國開始使用，由此中國設計進入了文化更迭的新語境，進入了中西融匯、古今嬗變的新世紀，對設計思想的探討隨之進入了新的架構體系中。3、立足設計理論研究與實踐需要，比較中西設計概念、思想和理論之區別與聯系，借助現代“語釋”方式，對古代設計思想進行分析，構建起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與思維模式，以服務于現代生產生活的設計“范式”。所謂現代“語釋”，一方面是對典型的設計思想文獻進行翻譯 ；另一方面，是結合現代設計實踐及熱點問題對古代典型的設計觀念進行詮釋，以解決現代設計所面臨的問題。西方傳統文化觀念的現代“語釋” 始于文藝復興時期，而中國則較晚。對中國傳統設計思想觀念的現代“語釋”，是在傳統觀念基礎上進行設計創新的體現，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其中，對中國古典設計思想文獻的翻譯是古代設計思想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這和其他古典文獻解讀一樣，在當下都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和誤區。由于“翻譯古文是填平古人和現代人的時間隔閡，讓現代讀者與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進行對話。”⑨因此，古典文獻翻譯工作并非容易的事情。“……古人生活在業已消失的歷史之中，時間已經帶走了他們的精神、情感、習俗，…… ；其次是古今語言的時代差異……更何況原文中還有一些典章、器物、習俗、禮儀的術語早已消失，翻譯者不得不花很多話語去解釋。原文中還有文言特有的節奏、韻律、氣脈、風味在白話中無法復現，翻譯者不得不另辟蹊徑去模仿。”⑩這一解釋，對設計思想文獻同樣適用，設計思想文獻的翻譯不單純是古今語言差異，而且與特定時期的設計觀念有直接關系。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一些觀念雖然不一定是基于設計行為提出的，但結合今天的設計語境，卻可以詮釋為設計思想，用于解釋設計現象，破解設計難題。錢穆（1895 ～ 1990）認為 ：“‘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區別于西方文化‘天命’‘人生’分別各有所歸”⑪，其本意是“人與天之所有合理性本質上建立在同一個基本依據上”⑫，這在今天的設計界往往引申到設計與自然環境的協調關系上。中國古代設計思想也受到了西方的青睞和借鑒。如 ：包豪斯教員瑞士美術理論家和藝術教育家約翰 · 伊頓（Johannes Itten,1887 ～ 1967）曾在教學與設計實踐中注重對老子、莊子哲學的解讀與運用；美國現代主義建筑設計師弗蘭克· 萊特（Frank Lloyd Wright,1869 ～ 1959）對老子“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的觀念非常推崇，并付諸建筑設計實踐，豐富、發展了其“有機建筑” 思想。二、在設計學的交叉學科屬性之下，古代設計思想研究“三重證據法”與一般史學的共性及特色傅斯年（1896 ～ 1950）作為現代史學理論的奠基者，曾明確提出“史學即史料學”⑬，此說法雖有爭議，但可見“史料”之于史學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史學研究應該基于史料的考證，要以史料為導向梳理和架構事實。王國維（1877 ～ 1927）則提出了“二重證據法”⑭，主張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進行相互印證。后來陳寅恪（1890 ～ 1969）對此觀點進行概括、總結和發展，提出了地下與紙上、國內與域外文獻、外來觀念與固有資料的相互印證。⑮學界認為這種方法是對中國 20世紀考古學、考據學的重大發展與創新，后來又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重證據法”，以黃現璠（1899 ～ 1982）、 徐中舒（1898 ～ 1991）、饒宗頤（1917 ～ 2018）等為代表。一般意義上的史學研究之“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是將各種史料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最大限度地印證其真實性。由此，設計史料學的建立是設計思想史研究的基礎。就設計思想研究而言，其所依據的指向性或目的與一般史學研究有所區別，可以根據研究指向進一步發展、豐富史學中的“三重證據法”，從而確定設計思想研究的依據。1、狹義的古典文字、文獻—古代設計思想研究的依據之一。“文獻”之名，朱熹注之為 ：“文，典籍也 ；獻，賢也。后專指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如歷史文獻。”⑯作為設計思想研究依據之一，這里的“文獻”是指狹義的文獻，即各種載體上以文字形式出現的文獻，主要指古籍文獻。中國古籍浩如煙海，僅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的收藏就達 3500 余種。在古典文獻中，專門的設計文獻所占比例并不高，設計言論零散存在于經、史、子、集諸種書籍之中。總體看來，大致可分為零散的設計言論、單篇文獻、設計著作三種形式。零散的設計言論常見于先秦諸子及經學文獻中，可涵蓋設計功能與形式、設計與環境、設計與市場、設計倫理觀念等諸多問題，如“為舟車也，錮輕利，可以任重致遠。”⑰。單篇文獻多存于文人的別集文獻中，如唐柳宗元《梓人傳》、白居易《草堂記》等。專門的設計著作，包括古人原著及后世學者對原始文獻的校勘、注釋及注疏等，如《考工記》⑱、宋李誡撰《營造法式》、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明黃大成撰《髹飾錄》、明計成撰《園冶》、清朱琰撰《陶說》、清李斗《工段營造錄》、清末姚承祖撰《營造法原》等。《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匯編 · 考工典》是設計文獻比較集中之書，含工匠、權衡、宮室、城池、準繩、規矩、度量、器用、宅第、橋梁、舟車等。二十四史中的《輿服志》通過車輛服飾體系設計，體現了深刻的社會治理思想，也是設計規范及設計倫理思想的一個集中體現。依據古籍文獻進行設計思想研究，除了系統整理設計文獻的分布之外，還要考慮古籍文獻的真偽問題。古代偽書甚多，宋代朱熹曾慨嘆“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⑲ 清人張之洞也指出 ：“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⑳這也是古籍文獻作為設計思想研究的缺陷之一。2、“器”與“物”，設計作品、圖錄等直觀文獻—古代設計思想研究依據之二。“器以藏禮”“物以載道”等是中國古代設計承載豐富思想文化內涵的體現，“禮”“道”是超出了設計本身的造物思想，并作為原因、原理在造物過程中發揮著作用，屬于設計思想的范疇（圖1、圖2）。設計作品、圖錄等屬于廣義的“文獻” 范疇。古有“左圖右書”之說，文字文獻是設計思想、設計史研究的主要依據，但“圖”則更加直觀。古代設計思想對“器”與“物”的研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即傳世設計作品、考古發現的設計作品、民間傳承演化得以存在的設計作品以及以圖像、圖錄等文獻形式所記錄的設計作品。前三者可以納入實物范疇，而圖像、圖錄等文獻則仍屬于文獻學研究對象。但設計思想研究所涉及的圖錄、圖像，比傳統文獻學范疇下的圖錄、圖像更加寬泛，以金石文獻“再現”不同時期“器”與“物”的藝術作品，都可以作為設計思想研究的對象。設計圖錄主要包括兩種 ：一是金石文獻中有關金石器物的圖譜，如宋王黼《宣和博古圖》；二是綜合文獻圖錄，如明王圻、王思義編《三才圖會》，以及清代《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匯編·考工典》中所涉及的服飾、工具、器物、機械等圖譜資料（圖3、圖4）。
圖1 ：西周“魯中齊”四足銅匜，內鑄銘文“魯司徒中齊肇乍皇考自走父寶匜，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是西周寓禮于器的實物見證。
圖2 ：春秋多足銅盤，是古代沃盥之禮器，表達對天神及祖先的恭敬之情。
有人把具有歷史研究意義的古跡、文物、模型、繪畫也稱為文獻。我們在古代設計思想研究的依據中單列此類，是因為其可以直觀展示設計作品的“原貌”。傅斯年突破王國維“二重證據法” 之地下史料范圍，提出了“直接史料” 的概念，認為“直接史料”除了“甲骨彝鼎等刻有文字的材料外，還包括考古實物，如陶器、銅器、房屋及前人所制造和使用的其它器物”㉑。設計思想研究的“直接史料”可以定位為“直觀史料”，包括傳世設計作品、考古發現的設計作品等 ；另外圖錄、圖譜、美術作品等所記錄或描繪的器物，也可以作為設計思想研究的直觀依據。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重視圖譜所具有的文字文獻不能替代的功能，如王儉（452 ～ 489）在編撰《七志》時專門列了“圖譜志”。當然，真正認識到圖譜具有重要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獻學家是南宋鄭樵（1104 ～ 1162），“古今之學術，而條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㉒，十分強調歷史研究中“圖”“文”互證的重要性，認為“圖”與“文”是類似經緯、動植物的關系 ：“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需而成變化。”㉓如果不重視圖譜的特殊功能，歷史就可能成為“虛學”，這可以看作是宋人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歷史學家鄭振鐸（1898 ～ 1958）是繼鄭樵之后，又一位重視圖譜研究價值的學者，指出“圖與文如鳥之雙翼，互相輔助。”㉔其所編《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一書，涉及名人畫像、古代器物、墨跡、文化遺址、重要圖譜文獻、善本書影以及書畫、工藝品、雕刻、壁畫等多種圖譜，是中國歷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生動直觀的佐證資料。他批評了當時歷史研究忽視圖像文獻的現象，認為史學家如果只專注于文字研究，不關注器用、圖譜、時事等，那么呈現給讀者的就是枯燥的史學。在西方史學研究中，也不乏重視圖譜研究價值的學者。法國歷史學家伊波利特 · 泰 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 ～ 1893）想“以繪畫而非文獻為史料來撰寫一部意大利歷史”㉕，這一觀念的出發點是立足繪畫表現現實與生活的再現性，將繪畫看做記錄歷史變遷或社會現實的直觀文獻。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 · 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 ～ 1900）主張一個偉大民族可以通過“藝術之書、行為之書和言辭之書”㉖三種路徑記錄自己的民族歷史，其中最可靠的是“藝術之書”，究其根本同樣在于對圖譜或實物 “直觀性”的肯定。由此可知，無論是圖譜，還是具有圖譜屬性的繪畫、圖片、圖錄等，都是設計思想研究的重要依據，其承載的信息和物象是研究成果的重要佐證。
圖3：明代《三才圖會》之車制之圖，轉引自張道一《考工記注譯》。
圖4 ：宋代李誡《營造法式》之木構建筑卯榫圖，引自馬炳堅《中國古建筑木作營造技術》。
3、田野調研與器物遺存等活態文獻—古代設計思想研究依據之三。利用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方法調查民間工藝、工藝制作者以及仍在廣泛使用的器物等遺存，是設計思想研究的活態依據。文化人類學是以近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物質創造、社會制度、行為方式、認知狀況及團體生活為研究對象，得出所謂“文化的解釋”㉗的成熟學科。其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調查，即通過具體訪問、直接觀察、具身體驗等方式收集鮮活的研究資料，作為問題闡釋的依據。田野調查也是設計思想研究的重要路徑，包括人、器物及其人文與社會生態環境等在內的調研資料，都是設計思想分析的活態依據。如美國人類學家魯道夫·P·霍梅爾（Rudolf P.Hommel，1887 ～ 1950）在20 世紀初通過田野調研，收集整理了中國南方120 多類傳統工具和器物，幾乎涵蓋了中國人手工時代的日常工具，并結集出版《手藝中國 ：中國手工業調查圖錄》一書，全書采用數據測量和實物圖片相結合的方式，是以田野調研作為設計思想研究的重要實踐活動，為中國設計思想研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范例。田野調研所獲得的活態資料擁有其獨特的優越性 ：其一，田野調研是基于科學技術、生活方式、民俗習慣、生產方式等時代語境，對器物進行的技藝、裝飾和制作者等方面的資料梳理，也是對器物進行人文、社會、自然等深度“解讀”的基礎。從設計發展史來看，由于受到環境、材料和技術的影響，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民間造物往往保持著相對的穩定性，在沒有受到工業化、信息化影響的條件下，自我發展了幾千年，是古代設計思想研究的“活化石”；其二，田野調查可以發現大量文字文獻沒有記載的設計和工藝等內容。以《天工開物》為例，書中所記民間工藝有 18 類107 項，其中 16 類 59 項在貴州仍然存在，占記載項的 55% ；其三，通過器物制作者、使用者的使用及口頭傳承，可以更直接地了解設計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及真實內涵 ；其四，通過田野調查，可以發現新的文字文獻和設計實物。文字文獻包括石碑、藝人傳承譜系、藝人筆記等 ；實物文獻包括現存器物、工藝技術等。這些新發現，可以成為已有文字文獻、圖譜文獻等研究成果的有力補充。總之，文字文獻和圖錄、圖像文獻、田野調研的相互印證，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設計思想研究的依據，這一點比歷史學研究中的“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顯得更為重要。對于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的研究，其研究依據既與一般歷史學有著密切的關聯，又擁有自身的鮮明特點。唯有結合設計學學科的發展現狀、設計實踐、時代語境、社會需求等，從傳統造物的文化內涵出發，立足傳統工藝、造物、材料、文獻、圖譜以及典型設計，凝練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設計“關鍵詞”、典故、案例，合理把握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的精髓，辨析其在現代設計中的意義和價值，才能解決現代設計的核心和關鍵問題，從而推進設計范式構建、促進設計實踐發展、豐富我們的設計知識結構。董占軍，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常務理事、教育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博士，二級教授，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設計中國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010-68396408
xuehuiwangzhan@126.com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乙2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