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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進路： 剪紙本體研究的多重向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剪紙本體研究仍舊具有廣泛的探索空間，在此結合研究經驗梳理中國剪紙本體研究的多重向度及研究進路，以呈現剪紙本體研究可包含的具體內容。

第一，是以剪紙實物為中心的圖像搜集和民俗信息整理。自20世紀30年代，延安魯藝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就開始對西北地區的剪紙紋樣進行挖掘、搜集和整理，20世紀80年代各地文化館、群藝館牽頭形成了剪紙收集、出版的高峰，這一工作持續至今仍在進行，以“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之一《中國民間剪紙集成》（以下簡稱《剪紙集成》）為代表。圖像和信息搜集工作看似“研究”性質不突出，但在對實事的梳理和歸納中呈現出剪紙研究的內部邏輯和價值準則，同時也是發現剪紙本體研究問題的過程。《剪紙集成》遵照剪紙存在的地緣特征和文化差異，以重要剪紙產地為立卷依據，依照詳細規范的編纂體例執行，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允許各卷本根據實際的剪紙活態情況進行微調。筆者在參與《剪紙集成》編纂工作中發現，“剪紙的民俗應用與俗規禁忌”章節最能體現剪紙分類研究的復雜性。例如《關中卷》與《陜北卷》的調研地點雖都在陜西且相距不遠，但剪紙的藝術風格和文化形態不同，《陜北卷》將民俗應用及其俗規禁忌劃分為“年俗剪紙”“婚俗剪紙”“喪俗剪紙”“宗教剪紙”“巫俗剪紙”“其他民俗剪紙”及“陜北剪紙的貼法與布局”；《關中卷》則分為“節俗剪紙”“人生禮儀剪紙”“廟宇祭祀剪紙”“巫俗剪紙”“生活實用剪紙”“關中窗花的貼法及布局”。[25]這一細節差異體現出編者在面對剪紙同質性與異質性悖論命題時的現實應對策略，從側面說明了剪紙分類研究的難度和缺陷，諸如此類問題都需要在信息整理中發現并解決。

第二，是以剪紙傳承者口述史為中心的傳承個體研究。剪紙技藝和知識的習得依賴于個體實踐經驗的積累，個體是實踐的文化主體，是傳承的微觀結構。剪紙的創作者也是剪紙文化的闡釋者，剪紙的活態研究無論如何都離不開人的表述。因此，剪紙傳承人的口述研究具有必要性。我國實行四級傳承人評選制度以來，學者對傳承者的關注度增加，[26]學位論文中也產生了不少以傳承者為中心的剪紙研究[27]。研究多將個體置于生活圖景中理解剪紙，強調生活對傳承者的作用以及傳承人對地方剪紙的帶動作用。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學者對口述史研究對象的選擇不僅局限在“親身從事該類藝術創作的最高水平的代表”[28]身上，而是具有將目光自上向下轉移的傾向[29]。口述史研究對象應是在真實生活情境中傳承剪紙的群體或個體，而不僅僅是傳承機制中的傳承個體，研究應關注作為普遍性存在的剪紙對個體的意義，在這一背景下，剪紙實踐的性別身份、剪紙對民眾的社會意義、剪紙與內在個體的互動等課題都可以開展。

第三，是將剪紙作為文化現象進行考察，在與社區多層面文化的互動中探索剪紙的本質特征。目前這一向度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多民族視野的剪紙文化個案研究中。在第一個研究階段，學者已關注到苗族剪紙、傣族剪紙、滿族剪紙，但考察的地域含義遠大于民族含義，尚未進入到民族文化的整體研究層面。《中國南方各民族民間剪紙研究》（何紅一，2007）、《中國少數民族剪紙文化研究》（馬莉萍，2012）以多民族的視角研究剪紙的歷史、分類、分布和價值，在民族間的比較中討論剪紙的整體特征；《村寨里的紙文明——中國少數民族剪紙藝術傳統調查與研究》（喬曉光，2018）收錄了三十個少數民族的村社調查報告，還原了剪紙在村社文化空間的真實面貌，呈現了多民族剪紙的個性化特征，這些成果為剪紙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開端。[30]將剪紙作為文化現象進行考察是由物質研究層面進入到觀念研究層面，應將注意力從剪紙的視覺藝術特征向文化符號特征轉移，以剪紙為中心對共同體文化體系的實踐活動進行觀察，發現剪紙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密切互動，并融合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視角多方位觀察剪紙。以上研究中將觸及到剪紙的藝術風格、歷史演化、文化分類、功能內涵等問題，最終將在個案的積累中反映剪紙的本質問題。

第四，剪紙的歷史研究也有待深入。古代出土剪紙實物集中于三處：一是吐魯番阿斯塔納北區墓葬；二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和北區石窟；三是陜西隴縣原子頭遺址唐墓。[31]學界認同古代剪紙功能與佛教密切相關，江玉祥、張冬萍認為古代出土剪紙為冥器，[32]謝生保、張玉平、許雅娟將敦煌剪紙歸納為敬神供佛的功德剪紙。[33]學者對古代剪紙的傳布路徑持不同觀點，有學者持中原傳入觀點，有學者則認為西北地區可能是剪紙的發源地。[34]目前針對古代剪紙的發源、功能、傳播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不多。歷史性研究構成理解剪紙本體性質的重要面向，在此基礎上可開展與活態剪紙的互動性研究，古代剪紙研究和活態研究的相互映照將進一步明確剪紙的本體性質。

四、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剪紙本體研究如何銜接傳承實踐

剪紙本體研究決不是排斥應然研究。剪紙的應然研究應以本體研究成果為邏輯起點向傳承實踐延伸，剪紙本體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服務于應然研究。恰當的研究方法可以在本體研究與應然研究之間游刃有余，既是剪紙本體研究的可靠方法，也可為剪紙保護傳承研究提供出發憑證（剪紙歷史性研究除外），自然地銜接起剪紙研究的“實然”與“應然”。此處以活態文化研究方法為例展示剪紙由本體研究通往保護傳承的一種可能性路徑。

19世紀末，克洛凱（Louis Cloquet）將活態紀念物（living monuments）定義為“仍然為社區所使用的建筑”；1903年，李格爾（Alois Riegl）發現了文化的生命在于文化自身的價值，第一次在理論上強調了遺產的文化意義，由此引起了西方對遺產活態文化價值的關注。[35]201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引入“活態遺產（living heritage）”的術語，更加明確清晰地突顯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提升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多元行動方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屬性的認知。[36]國內在文化領域使用“活態”一詞最早在神話學研究內部引介。20世紀80年代末，李子賢、蘭克、劉亞湖等人在研究中有意識地突出神話與生活的關系和社會作用；[37] 孟慧英則著意構建“活態神話”理論體系，試圖探尋神話學的本土研究方法。[38]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較早使用“活態文化”一詞便是在剪紙研究領域。2002年，喬曉光在中國民間剪紙研究會非物質文化遺產延川年會發言中依據田野調查經驗強調了剪紙的活態文化特性和剪紙作為活態文化的可持續價值，其后在《一個人民口傳身授的活態文化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手記》一文中闡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文化特征。[39]可以說，“活態文化”一詞是國內外學者在把握文化遺產關鍵性質過程中的主動選擇和必然選擇，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初傳入我國之時便為雙方尋得了概念表述的統一性。

活態文化同時也是一種研究方法。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官員Gamini Wijesuriya認為活態遺產方法（Living heritage approach）的核心理念是“保持原有功能的延續性，旨在賦予核心社區權力，讓他們的需求主導保護的決策過程。”[40]這一方法關注了文化遺產的連續性和延續性帶來的必然變化，并為社區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制定方法，強調活態遺產的過程化特征及管理結果。活態文化的概念最先是在剪紙領域被提出，因此當活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研究方法時具有對剪紙研究的天然適應性。喬曉光認為：“活態文化強調以生活事實調查為主體，以文化傳承人、地方知識及生活經驗解釋為活的文本。在村社習俗活動事實的調查中，以參與式動態跟蹤和口述調查結合的方法，發掘文化活的形式（儀式）及其過程，發掘傳承人及生活當事人對事實的經驗解釋，注重‘文化空間’中核心信仰主題的地方性知識調查。”[41]

活態文化研究方法所使用的主要技術手段是田野調查法。但是活態文化研究方法不僅是一種技術手段，它基于剪紙在中國存在的文化事實，強調剪紙的發生動機及其與社區的整體性關系，意圖傳達理解剪紙本體、應對剪紙傳承發展的文化觀點，因此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又區別于一般的田野調查方法。活態文化研究方法的理論內核是：承認日常生活是剪紙的基本存在方式，并將人和社區視為日常生活的客觀化過程。具體來說，活態文化研究方法的核心價值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這也是區別于一般田野調查方法的主要因素。

第一，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強調剪紙的日常生活特性，這一點是認識剪紙和研究剪紙的出發點。剪紙融合在地方知識、基本規范、特定居所、民俗慣習等日常思維中，內化為主體生活中的日常知識，參與著生活世界的構建，剪紙這一現象正是胡塞爾所說的不需要“預先給定”的“自然的生活”。[42]剪紙作為最普遍存在的民間美術類型不僅具有物質存在性，它本身就是“生活”，是生活中當然的、真實的、必不可缺的組成部分。[43]基于剪紙的日常生活特性，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強調將剪紙還原到日常生活中進行觀察、研究，將剪紙作為日常知識探尋剪紙與生活文化事實的具體性、關聯性和參與構建的整體性。

第二，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強調人的作用。日常生活是作為主體的人在其中連續的客觀化過程，包括個體和團體，[44]喬曉光所說“生活當事人對事實的經驗解釋”即由此出發。在中國非遺四級保護制度中，剪紙的傳承者是被文化機構認定的剪紙傳承人，但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剪紙的傳承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制作剪紙、欣賞剪紙、使用剪紙、認同剪紙、參與剪紙的文化構建的個體與團體，即“生活當事人”。生活當事人通過剪紙與社區民眾、民俗文化內部發生互動，主動而潛在的參與社區文化構建。因此，活態文化研究方法不僅關注剪紙的直接操作者，也關注鄉村社區中與剪紙發生頻繁互動的民眾。

第三，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強調社區（或村社）對剪紙的整體價值。“社區”在這里既含有費孝通所說的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含義，也契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使用的“社區”術語。村莊是剪紙生存的空間實體和文化場域，將剪紙還原到社區中進行研究，既是剪紙的地域性差異決定的，也是其日常生活特性使然。這一方法有利于發現剪紙與生活慣習、節日活動、民俗儀式、物質生產之間的互動關系，可以保證獲得信息的具體性和文化實事的完整性。

活態文化研究方法使《公約》中“社區、群體、個人”的實踐主體價值得以突顯，并符合我國剪紙研究與實踐的語境。活態文化研究方法擅長從文化實情出發、從實踐主體出發思考剪紙的社區傳承問題，傾向于將剪紙置于社區原生語境中通過激發傳承個體內在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以解決傳承發展問題。活態文化研究方法的理論內核是社區和人，對剪紙本體研究和應然研究具有普適性，二者的契合之處將啟發剪紙的當代傳承。

首先，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尊重剪紙的社區文化意涵，注重在傳承實踐中維護和延續剪紙的地域性差異。剪紙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以下簡稱“研培”）的首批試點項目，研培課程的制定者從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出發，研培過程首先對參加培訓的剪紙傳承人進行了深入的口述訪談，目的是了解各地區剪紙的生存現狀和傳承困境，最大程度遵照傳承社區剪紙文化內涵和剪紙技藝。課程創作階段鼓勵傳承人創新形式的同時激發傳承人從生活社區中發現創作主題，引導中青年傳承人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呈現創新作品的地域文化差異。研培結束后，組織團隊分赴傳承人所在社區進行回訪，注重傳承人返回社區后的延續性效果。研培過程體現出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對剪紙依存的社區文化的尊重。

其次，活態文化研究方法關注傳承個體或傳承群體的主體價值，通過激發傳承主體的文化自覺刺激剪紙的本土傳承。多次活態文化研究的實地調查表明，當研究者進入到剪紙原生社區進行文化調查時，社區群體（并不僅限于掌握剪紙技藝的個體）普遍表現出對本社區剪紙文化及周邊文化的高度關注，在社區文化精英的引導下這一自覺關注有可能轉化為自覺傳承。例如，在對云南省瀾滄縣龍竹棚村拉祜族剪紙進行活態文化調查時發現，外力可轉化為文化復興的內部傳承動力，同時外來文化也為傳承帶來榮譽感和自豪感。[45]活態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外來者對社區文化的尊重和好奇引發了社區群體對自身文化的尊重和好奇；外來者對剪紙整體價值的關注帶動了社區民眾參與社區整體文化的自覺維護。

第三，活態文化研究方法在傳承社區和傳承個體（群體）中發現傳承命題，并將其應用到剪紙的當代傳承或普及中。剪紙本體研究中包含剪紙傳承的根本性命題，例如剪紙創作中的記憶再現、剪紙藝術語言的表達方式、剪紙創作群體中的性別問題、剪紙創作中的“即興實踐”現象[46]、剪紙為創作者帶來的療愈功能等等。對這些問題的發現和研究依賴于活態文化研究方法朝向傳承社區和傳承個體的內部觀察，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成為社區內剪紙傳承和社區外剪紙普及實踐的依據。另外，這些剪紙本體研究命題也將為社會全齡段美育[47]、兒童美術教育等領域產生積極作用。

結  語

中國加入《公約》以來，新觀念、新方法、新需求被學者接受，“他者”參與引導剪紙研究向更廣泛的交叉學科延伸，為剪紙發展傳承帶來機會的同時也為剪紙研究帶來學術危機。第一階段雖緊緊圍繞本體研究，但研究方法相對單一、考察數量有限，并未充分回答剪紙的基本問題，現階段依然有必要堅守和超越剪紙的本體研究。成果豐富的本體研究向上勾連著剪紙的傳承、保護與發展，為時代命題提供堅實有力的支撐，例如目前遇到的傳承現狀與剪紙社區傳承傳統割裂、傳承人發展觀念與學者傳承期待錯位等傳承難題都有可能在本體研究中尋到依據。反過來，剪紙的應然研究會反饋于本體研究，應然研究將延長和拓展剪紙本體研究的時空限度，也有可能為本體研究難點提供方法和方向啟發，從而補充本體研究的內涵和外延。

剪紙研究的過程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部分傳統美術和傳統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研究近四十年來的發展軌跡，傳遞出相通的研究特征與發展趨勢，暴露出民間美術研究缺乏系統理論構建、“用”大于“研”的整體現象。期待學者能繼續探索民間美術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從研 究服務、適應非遺轉向研究為非遺實踐提供扎實的理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