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解夢偉 侯小鋒：凝視與彌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都市實踐反思（二）
時間：2024-07-16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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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都市實踐最大的優勢在于運用大眾媒介傳播多樣的地方性文化傳統，而難點在于“非遺”的原真性記憶結構具有脫域化和碎片化的特征。“非遺”的都市實踐打破了“非遺”主體與鄉土生活場域的有機聯系，有助于實現“非遺”知識理念共享和活態傳承機制的共建。
“彌散”本為地質學術語，泛指其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互動和溝通的社會活動。
“非遺”傳承的過程，本質上就是傳承人個體與集體記憶和社會互動的過程。
[17]都市構建了一種流動性的文化生產消費場域，都市文化大眾化的邏輯使“非遺”傳承走向開放兼容，使“非遺”必然呈現出彌散性的傳承特點。
彌散性的“非遺”傳承客體在社會階層、目的意圖和接受方式上都發生極大變化，其傳承過程更加關注個體的創造、心理活動和記憶生成，更多指向“非遺”價值觀念的傳遞。
圍繞“非遺”的知識、技能，趣緣群體根據自身愛好和需要對“非遺”進行學習和創作，是自發且自由的，并不需要盡傳承人的責任和義務，可以隨時加入或退出，客體與主體之間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師徒關系，而是基于“非遺”分享性原則的學習。
彌散性傳承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傳播意義上的互動交流，其優點在于擴大了“非遺”傳承的空間與群體范圍，也拓展了“非遺”活態傳承的路徑。
從傳承理念上看，這些彌散性傳承的受眾對“非遺”本身的遺產價值和歷史的理解具有一定的興趣意愿，但通常是在情境化場域中的特殊體驗所激發的個人行為與傳承活動，具有開放和靈活的生活邏輯。
[17]P51-5
從另一方面看，彌散性傳承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非遺”傳承譜系和脈絡的不穩定性，使“非遺”傳承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受到影響。
受眾群體對“非遺”的傳承表現出即時反映或偶然興趣，尤其是處于旅游情境中的體驗需求，這種需求在客體回歸個人日常生活中就會被擱置，極容易中斷放棄，無法形成完整的記憶體系，因此彌散性傳承易造成“非遺”傳承流于淺薄的皮毛，而無法深入理解其核心內涵。
但整體上看，彌散性傳承為“非遺”傳承群體擴容提供了基礎，對養成“非遺”新的傳承氛圍、生成更多創新視角有積極作用。
都市中的彌散性傳承表現活躍，也增進了“非遺”活態傳承的潛力。
理論上看，“非遺”進入都市是一種知識共享活動，通過都市文化和消費者產生鏈接，使“非遺”精神與價值在現代社會得以延續發展。具體分為兩種方式，一條通過官方政策進行系統性保護，獲得自上而下激勵和外部感知的互動傳承方式，另一條是推動“非遺”進入都市大眾生活，從都市民眾中獲得新的傳承動力。人們共享“非遺”的文化內涵和審美價值，已成為目前“非遺”發展的共同理念，也是都市重塑地方影響力的動力和途徑之一。都市空間中主客體頻繁的互動，將生活空間與消費空間、文化空間、傳播空間疊加，“非遺”的都市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非遺”的大眾化傳播。一方面，都市旅游經濟改善了“非遺”傳承人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地位，激發了“非遺”傳承人的身份認同，也賦予“非遺”作為地方文化象征的特殊價值。另一方面，都市大眾多元化的文化精神需求為“非遺”都市化實踐提供了契機。都市通過移植“非遺”資源，在都市場域中重新構成新的實踐方式和知識體系，創造了一個新的傳統文化交流場域，也拓展了“非遺”的全民共享和多元空間格局，促進了“非遺”動態發展，是一種新的“非遺”再地化手段。如：“非遺”博物館是歷史生成和都市日常的對話方式，也是外來者接受本地知識的溝通方式，這類需求雖然來自“自上而下”的文化綱領，但它所倡導的“非遺”運動“全面化”無疑具有積極的一面，是結成“非遺”保護城鄉共同體的新路徑探索。“非遺”連接了民風民俗、民情民意，通過共享“非遺”知識和保護理念，建立起鄉村與城市之間文化親密性，有助于跳出“非遺”的單一保護模式，構筑城鄉一體、城鄉共建的“非遺”傳承保護機制。
“非遺”通過融入都市大眾化的文化轉型獲得了新的文化意義，都市則通過“非遺”的移植來抵抗都市日常生活的工具理性。但在“非遺”嵌入都市的實踐過程中，“非遺”的觀念、情感與發展邏輯是非常復雜的，如何使都市民眾理解“非遺” 與地方社會發生互動的完整形態，如何處理鄉土與都市“非遺”受眾的區隔以及“非遺”在都市生活的意義轉換，需要我們突破“非遺”的前置概念和保護傳承邏輯，面對“非遺”都市實踐現實境況的重新建構“非遺”與都市社會的聯系。“非遺”都市化的困境在于以下兩方面。
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都市逐漸成為現代社會關系組織的神經中樞。都市塑造了現代生活和娛樂方式，它作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空間場所，具有強大的流動性、開放性和感官性特征。列斐伏爾指出，都市空間是根據空間“生產者”和“管理者”的意愿被策劃出來的，實際上是被施以“隱形的”“非暴力”的話語權力。[18]由于城鄉一體化運動，都市文化也深入鄉村，傳統農業社會文化生態的消解促使鄉村生產生活方式、互動交往、價值觀念都發生了轉變。有些“非遺”即使未離開鄉村，也在一定程度上經歷著“脫域”的實踐。“非遺”本身所指向的知識性、原真性和活態性等情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指向資本化、舞臺化和娛樂化。哪怕是土生土長在農村的“非遺”傳承人也逐步接受了都市價值觀念和現代消費理念，他們也會根據特定的要求，在特定的空間內進行展示或表演，由諸多技術設備和觀眾所圍合、再造的生產空間規訓著“非遺”的形態，使“非遺”內核不斷被抽離出原有的鄉土生活，演變成大眾的想象與審美，為觀者制造了一種“非遺”文化的“幻象”。
“非遺”進入都市后，“非遺”主體的知識譜系、文化心理以及生產機制等結構要素均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不同于“非遺”通過文化自身遷移流動的歷史性和整體性的變遷所帶來的知識遞變、更新和迭代，而是強調“非遺”在都市化中的陌生化形式與景觀化特質，“非遺”在都市空間中被“館舍化”和“舞臺化”。都市作為政治權力中心將“非遺”適用范圍進行了多維度的延伸，借以彌補城鄉文化之間的不平衡和疏離感，同時也借助“非遺”來建立傳統與現代的審美區隔，以便從資本邏輯出發，以異化的空間使都市人暫時逃避工具理性，[19]文化寬泛與多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城市社會一體化的成功。[16]P50-56但過分強調融入都市現代生活也使“非遺”在地化實踐成為大眾文化的附庸，使“非遺”失去了主體與生命情感的關聯性，長此以往“非遺”將成為都市空間中的一種緩解大眾焦慮的精神工具，違背了“非遺”保護的初衷。“非遺”主體以“剝離”的狀態，嵌入都市場域中，從而產生了一種以意象性和審美性為基礎的都市化“非遺”的實踐經驗，從而形成兩種異質文化在同一空間的交互和重疊。“非遺”文化轉場中呈現出符號“集合群化”的狀態，在知識分享過程中可能產生“非遺”價值異化和分裂的等問題。
都市中的“非遺”實踐既是民眾地方價值認同的訴求，也是“非遺”文化形態的延續變化發展的動力。怎樣由保護、傳承的二元結構轉向“非遺”價值的多維發掘，增加都市民眾對“非遺”的理解以及“非遺”自身的生存調適能力，并通過都市民眾參與“非遺”地方性書寫，使“非遺”在都市實踐過程中建構起一種地方知識和身份表征的理念十分重要。不同文化層次和文化事項之間是一種共生和互滲關系，需要以多維視角和批判的姿態面對都市中“非遺”的日益經濟化和資本化現象，提醒人們以“內在性”與“地方性”重塑“非遺”的記憶與認同。筆者認為外部驅動的“再地方化”與“去地方化”都不是“非遺”都市化實踐的初衷。“非遺進城”本質是面向民眾，通過知識共享，激發“非遺”活力和文化認同，塑造“非遺”保護的大眾責任機制。即使都市大眾對“非遺”的實踐并沒有太多理論意識，但卻包含著對世界的理解。[20]
當然，鄉土中的“非遺”內涵延續在都市化實踐過程中的風險與挑戰是值得警惕的。因為鄉村遷移、城鄉一體、產業更迭、旅游開發等因素都會持續影響“非遺”的發展與轉向。在都市混合化、模糊化的文化場域中，傳承人對都市政治資本權力的理解與態度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非遺”傳承的軌跡。與 “非遺”人文關懷的理想存在較大差異。“非遺”都市化過程中，在文化和消費需求下拉開都市大眾與“非遺”記憶的距離，利用審美區隔造成的差異來制造文化消費等混合式嵌套的實踐方式占據了大部分的生產內容，使“非遺”的人文內涵層層“消解”，可能會造成一種復制化的破壞。某些傳統毫無章法的機械拼湊或者簡單粗暴的移植復制，以迎合商業消費中受眾的獵奇心理，將“非遺”視為都市消費語境中的資本工具加以突出和強調，以換取商業利益。但實質上卻將“非遺”的文化事項與其傳統的生活空間割裂，這無疑背離了“非遺”保護的發展規律，久而久之就會引發各種文化危機。例如：云南瀘沽湖旅游景區摩梭人的“姑娘房”為滿足了游客對于少數民族“走婚”的民俗想象，特地將“姑娘房”建造在臨街的區域，游客可以與摩梭姑娘進行互動，參與體驗“走婚”的環節過程，而攀上房檐的游客就可以獲得與姑娘牽手合照的機會。這些風俗展演與參與體驗，隱含對“非遺”“污名化”的風險，易造成受眾對地方民俗的曲解。
大多數“非遺”屬于前工業時代的產物，作為鄉土文化生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非遺”與特定的自然環境、地理人文和特定人群的生產經驗、日常生活、精神信仰、人生禮儀等活動密不可分，從而顯現出的特定文化形態。因而“非遺”指向才智的創造性，指向情感的審美性、宗教性、游戲性[15]P79-87。而當“非遺”的精神性特質被都市消費強力浸染，其原初狀態則會被消解或者祛除。無論是“非遺”旅游項目還是“非遺”展覽，如果不能在生存狀態、日常生活、交往意義和價值認同方面建立起民眾與“非遺”的關聯，非遺保護仍將面臨較大的困境。
“非遺”運動推動了“非遺”都市化的進程，無論是行政主導下的實踐活動，還是學界以及社會各界的理論探索，“非遺”都成功連接了民間和官方、都市和鄉村、傳統與現代等多方對立意義的文化事項。如何使都市空間的文化生產真正服務于“非遺”持有者和文化享有者，“非遺”主體如何適應都市日常的實踐，脫域后的“非遺”如何通過文化權力的賦予，維持其本真性和歷史性，在都市空間中保持“各美其美”的形態。那就需要將“非遺”歷史的持續、知識的生產、文化的傳承以及由此所制造出的巨大影響和效益與都市場域的大眾文化實踐自然地融合為一個整體。
“非遺”以活態化的方式嵌入都市的合理性在于日常生活的往復性特征，但同時都市空間的文化生產機制對“非遺”傳承也會產生一定影響。這就涉及“非遺”都市實踐需要以怎樣的理念和途徑對其進行保護傳承。“非遺”都市化是否能實現“非遺”理念共享、傳承和持續，需要通過“非遺”傳承人與都市受眾主客體雙向對話，即以“非遺”的地方性和日常性特性，重構“非遺”都市傳承創新的發展邏輯，使都市民眾成為“非遺”實踐和傳承的主體力量。讓都市大眾了解“非遺”歷史、增長“非遺”知識、傳遞“非遺”記憶、培育“非遺”人才、傳承“非遺”精神，為“非遺”提供更深厚的發展動力與更廣泛的傳承場域。
第一，合理界定“非遺”嵌入都市的屬性。首先需要在都市化過程中對“非遺”整體進行深度調研，對哪些類型“非遺”嵌入都市能夠更好地得到傳承發展，在新的語境中發揮文化創新作用，需要進行合理的價值評判。另外還需要淡化在“非遺”都市化過程中資本權威，消減都市中心主義對于“非遺”的影響。當下“非遺”受到大眾文化和經濟價值導向的影響，處于一種尚未“完全發現”的意義遮蔽狀態，只有允許“非遺”原生形態被完整地“凝視”，才能使都市民眾真正獲得和傳遞本真的“非遺”知識，實現非遺的價值認同。而傳承人需要對“非遺”都市化實踐方式和樣態調試具有一定控制力，來提升活態“非遺”的能見度，[14]P5-14，157將民眾視為保護、承續、發揚“非遺”的情感對象，培育“非遺”傳承力量，激發都市大眾的民族責任感和文化危機感。
第二，通過多模態場景建立“人與人”和“人與物”的雙向對話。完善鄉土“非遺”在都市實踐的民主化機制。隨著新城鎮化的推進，城鄉文化區隔逐漸消融，都市化成為全民的日常。“非遺”的都市實踐更強調不同主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非遺”受眾群體也隨之具有多重身份屬性，且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身份也在不斷轉換，例如：在都市“非遺”博物館情境敘事中，可以多模態地抓取鄉土在地生活場景，以歷史譜系與活態記錄整理“非遺”展示物的生命情態，在“非遺”傳承人展示“非遺”過程時創造一些講述和回憶氛圍，結合日常生活場景展示給都市民眾，以“物”和“口述”結合的方式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通過旅游和博物館所建構的“非遺”經驗感知進行集體記憶的構建，重塑“非遺”的當代價值和地方人文精神。
第三，重設都市場域的“非遺”審美邏輯。“非遺”藝術性具有獨立的存在價值，是本真性的顯露，也較少受到主流藝術形式干擾，它較大程度上遵循著人類自身審美的原初方式。“非遺”具有與生俱來的生活美學意義，某種程度上與“非遺”原生文化生態的真實、神性、美感特質相契合，“藝術如同節日，把人從不同的生存境遇中聚集起來，回憶并重建感性豐富、充滿愛意的生命統一體”，[21]這一特點是重設“非遺”都市審美場域的核心。自在與圓融的審美觀念是“非遺”的重要精神組成部分，而藝術的創造性可以從生活美學角度切入都市日常文化，作為藝術的“非遺”也以審美為路徑融入都市的情感聯結方式，重構“非遺”人文關懷價值。如：都市民眾主動努力使“非遺”博物館成為“非遺”歷史知性與藝術審美的源泉。同時作為“藝術”的“非遺”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打破行政和資本權力的束縛，在情感意義上實現“非遺”發展的自足與自洽。
“非遺”都市化實踐應包含以下兩點：一是“非遺”的深層次記憶受到原生語境的邏輯塑造，它的傳遞方式和更新方式關聯群體、文化、制度的同步調整，在都市空間中需要去重建這幾個層面的有機關聯；二是發揮都市優勢，把握“非遺”嵌入都市的文化特征與社會效應，建構“非遺”在都市中合理的發展邏輯。“非遺”都市實踐是知識共享與認同建構的過程，需由眾人參與而完成，在這一過程中，行政部門提供都市文化主題、城市規劃的目標；專家學者提供“非遺”相關的地域歷史、地方志；傳承人提供“非遺”生態知識，都市大眾提供“非遺”話題和文化消費；以主體間性為基礎的協同合作才能形成城鄉一體的“非遺保護共同體”，同時也需要重視“非遺”都市化過程中“非遺”消費的邊界問題。這就需要更多地方文化精英參與其中，處理好保護與轉化二者之間的關系，通過提升“非遺”都市生產空間的人文內涵，利用“非遺”彌散性傳承的邊際效用實現群體遞增效應，激發、團結和擴大“非遺”的傳承力量。
作者簡介：
解夢偉，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侯小鋒，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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