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張文慧 王曉珍：天水絲毯技藝中的“紋”與“意”（二）
時間：2024-08-10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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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珠紋也是天水絲毯中常用的紋樣，它是由許多小圓珠連續排列成一個大圓圈，在大圓圈內加飾其他紋樣的圖案，又被稱為連珠紋、串珠紋、球路紋。［10］天水絲毯中的聯珠紋（圖15）一般是作為邊飾與其他紋樣組合出現，用來區分相鄰圖案。一般認為聯珠紋邊飾起源于薩珊王朝，聯珠紋樣的盛行與宗教思想密切相關，薩珊王朝的國教為祆教。祆教的主神阿胡拉·瑪茲達（Ahura-Mazda）之子阿塔爾（Altar）是火神，薩珊王朝將聯珠紋視為火焰崇拜的符號。他們認為人類的權力和威嚴源于天空，連續不斷的圓珠象征月亮和太陽，代表了人們對光明的崇拜。阿胡拉·瑪茲達授予波斯帝王象征權力和尊嚴的圓環是由聯珠構成的圓環，聯珠紋圈內所出現的野豬、孔雀、鹿、天馬、鳥、獅、羊、鳳等動物都象征著祆教的神明形象，如獅子代表密特拉神，馬代表梯希特雷亞神，而野豬、羊、駱駝代表維爾斯拉格納神［11］，所以在波斯錦中出現了眾多聯珠紋樣和動物組合的圖案。北朝時期祆教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祆教同時也是粟特人信奉的宗教，隨著商貿往來，薩珊王朝的聯珠紋也進入中國，并廣泛運用到服飾、地毯等織物上，圈內的動物紋樣逐漸由野豬、孔雀、鹿、天馬等演變成中國傳統紋樣龍、鳳和蓮花等，聯珠紋逐漸本土化。在東方，隋唐時期是聯珠紋發展的活躍期，這主要是由于唐代絲綢之路的興盛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田自秉通過對各個時期的紋樣分類研究，得出“聯珠紋從新石器時代至宋遼時期都有出現，在唐代時期更為流行，而唐代聯珠紋的流行只是與當時波斯的裝飾審美相對應而已”［12］。隋唐時期聯珠紋的小圓珠數量為16—20個；從其排列形態來看，如散點排列式、四面相連式、橫排或豎排相連式以及雙重圓珠式；就聯珠紋飾內的圖案而言，有鳥類、走獸和家畜類、人物類等；構圖上，有單獨式和對稱式等。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有紅地中窠小花對鳥紋錦（圖16）、對鳥紋織錦（圖17）和紅地團窠對鳥紋錦（圖18）等。隋唐之后，聯珠紋退出主流地位，與寶相花等紋樣組合成為結構中的一部分。
聯珠紋的排列形式和寓意豐富多樣。通過對國內外的聯珠紋分析發現，絲毯“珠聯鳳祥”中聯珠紋與唐代聯珠紋的形態有異曲同工之處。該絲毯的小圓珠共計95個；排列形態上，屬于散點聯珠類，排列形式為聯珠團窠，這類形式是唐代絲綢圖案中的一種常見排列形式，其主題紋樣多為動物紋。文化含義上，聯珠紋是由多個圓形組成，寓意著萬物歸一，強調團結合作的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圓形象征著完整和完美，多個圓形組合形成的聯珠紋意味著連綿不絕的幸福和感恩之情。所以在許多喜慶場合，如婚禮慶典等活動中，聯珠紋常代表著繁榮、幸福、長久和安康，珠聯鳳祥的聯珠紋作為鳳凰的輔助紋樣，通常被用作婚禮等儀式性的場合中，表示夫妻相戀、相連和家庭團結等美好寓意。也有人認為聯珠紋表示佛珠，象征世界和生命的長久。總之，聯珠紋寓意豐富，是人們常用來寄托美好愿望的傳統紋樣。忍冬紋也是天水絲毯中常用的一個配紋，主要用來補充主體紋飾，國外學者常常把忍冬紋稱為莨苕紋或稱帕爾梅特（棕櫚葉紋）。［13］“珠聯鳳祥”中兩鳳相對站于棕櫚座上，棕櫚葉紋從下至上分別由花萼、渦卷萼、填腋和花冠組成。棕櫚葉紋雖然是輔助紋飾，但依然有細節上的處理，設計師巧妙處理了棕櫚葉紋的不同層次，織毯工通過剪花雕刻工藝讓其呈現出更強的立體感。厘清忍冬紋的發展脈絡，需從出現早期植物紋樣談起。在西方，最早的植物紋樣來源于古埃及，以蓮花和紙莎草最具有代表性，蓮花是上埃及的代表性植物，紙莎草是下埃及的代表性植物。古德伊爾認為蓮花是紙莎草的原型［14］，古埃及人把蓮花視為太陽或太陽神，認為蓮花是生命和永恒的象征，并將其廣泛應用在建筑、雕刻等載體上，該紋樣在希臘藝術中發展成為棕櫚紋，因此古埃及早期植物母題蓮花和紙莎草可能是忍冬紋樣的原始形態。在古埃及神話中，蓮花是一種典型且具有宗教性質的裝飾紋樣，在古埃及藝術中占據重要地位。古埃及藝術的蓮花造型有三種樣式即正面蓮花飾（圖19）、側面蓮花飾和復合面蓮花飾（圖20）。側面蓮花飾有兩種造型樣式，第一種側面蓮花飾（圖21）在鈴形內飾有三片尖狀萼葉。第二種側面蓮花飾為喇叭形，被稱為紙莎草（圖22）。復合面蓮花飾（圖20）造型相對于其他兩種較為復雜，它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花萼和渦卷萼，花萼由五片葉瓣組成，來自側面蓮花飾結構，中間部位的渦卷萼下垂內卷。二是水珠和填腋，渦卷葉瓣內卷后分別延伸出水滴狀的裝飾物，稱為水珠，該圖案形態來自側面蓮花花蕾結構，兩片渦卷萼中間的弧形錐面巧妙填補了中間空白區域，該弧形錐面在埃及藝術中稱為填腋，是埃及藝術的程式化概念之一。在他們的觀念中，只要是兩條分叉的線形成空角，就必須填上母題［15］，在古埃及棕櫚葉紋真正形成之前，填補兩片渦卷萼中間圖案的通常是一些三角狀花瓣（圖23），其形態來自側面蓮花飾1結構。三是花冠，在圖24中的花冠要比圖20中的花冠更為簡潔，用輪廓代替了整體。復合面蓮花飾遵循對稱原則，這種紋樣在早期希臘藝術中稱為棕櫚葉紋。此外古希臘藝術中還呈現出了一個具有植物裝飾的母題，模仿這一母題的具體物種被稱為茛苕，茛苕植物具有易于生長、繁殖能力較強、生命力旺盛等特點，象征著繁榮與富饒，因而成為古希臘藝術中的代表性紋樣。棕葉飾與茛苕相組合或者直接呈現茛苕的特點，并發展出兩種造型樣式“溢出式棕櫚飾”（圖25）和“分裂式棕櫚飾”（圖26）。李格爾指出，棕櫚葉紋形態就是將蓮花正面與花萼側面組合起來，這樣既可以展現花冠的舌狀瓣，又不完全放棄側面，這就是稱之為“復合面”的理由。［16］
此外，古波斯蓮花紋也出現得較早，根據李格爾的研究，波斯的蓮花紋和棕櫚葉紋與古埃及的紋飾形態接近。如圖27中左側為波斯棕櫚葉飾，其花萼由向下彎曲的渦卷組成，中心為填腋，最上部為花冠，與古埃及中的正面蓮花飾相似。總之，其整體形態是在古埃及正面蓮花飾和側面蓮花飾造型上不斷演變。波斯藝術吸收了埃及裝飾藝術的形式，同時波斯的裝飾藝術也影響了天水絲毯圖案。“波斯圖案的喜愛程度是全世界性的，每個國家都很喜歡。上世紀90年代初，我去河南省南陽地區考察了波斯地毯圖案和市場情況。波斯地毯的圖案有自然花卉、建筑、幾何圖案和人物圖等紋樣，圖案豐富多樣；波斯市場的需求量特別大，而且價格也高，我們有好多絲毯都是在他們的市場進行銷售，所以在圖案和工藝上自然就會有融合。從他們那里學來，又銷售給他們。”［17］通過梳理發現，“珠聯鳳祥”中的棕櫚葉飾與古埃及和波斯藝術中的紋飾極為相似（圖27），是從蓮花紋樣演變而來。不同的是，珠聯鳳紋中忍冬紋樣的渦卷是開放造型，沒有相交，這種造型與希臘“溢出式棕櫚飾”（圖25）中的結構相似，渦卷萼呈分離狀態。圖27 波斯棕櫚葉飾、復合面蓮花飾珠聯鳳祥紋忍冬紋樣的對比（作者根據實物自繪）
蓮花紋樣在我國民間美術中也備受喜愛，在傳統工藝美術品種十分常見，如絲毯、刺繡和剪紙中均有形態多樣的蓮花。蓮花在佛教中代表著佛法、純凈、高潔和無私。另外，蓮花在淤泥中生長，出淤泥而不染，該植物堅韌頑強的生命力，也被視為人生境界和高潔道德品質的象征。此外，因蓮子多籽，還被民間視為多子多孫的象征，如《蓮里生子》（圖28）。在中國傳統信仰中，蓮花與“年年有余”“連連發財”的寓意相得益彰，被賦予了長久“富貴吉祥”的含義。總之，蓮花被人們賦予了多樣的文化象征意義，它不僅是傳統工藝美術品的文化符號，而且也是人們情感寄托的對象。蓮花母題是棕櫚紋樣的雛形元素，因此也就不難看出，珠聯鳳祥絲毯中作者將棕櫚葉紋作為補充紋飾，必然也與清雅高貴、繁衍生息、多子多孫和富貴吉祥等含義相關。珠聯鳳祥團窠內的圖案從棕櫚葉紋到鳳鳥的鳥冠、尾羽都是向上生長的狀態，寓意紅紅火火、生命力旺盛，將該絲毯作為贈送給新婚夫婦的佳品，象征著夫妻情深、婚姻幸福。紋樣符號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特定的紋樣通常代表著該群體特定的信仰和價值觀，反映其歷史和傳統，同時這些紋樣在民族交流與融合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阿胡拉·瑪茲達授予波斯帝王的聯珠圓環，表達了家族和部落之間的關系。在薩珊王朝的傳統中，他們通常選擇野豬、孔雀、鹿、天馬等動物作為神明的象征，而這些動物通常與該部落的傳統信仰、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密切相關。此外，紋樣在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華民族多元統一的文化格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不同民族之間，紋樣被當作交流的媒介，形成的文化意義往往有所不同，有助于促進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理解。“生物的生和死有自己的規律和基因，也就是種子……種子是生命的基礎和源頭，脫離了歷史傳統，種子就無法繼續生長，因此歷史和傳統就是我們文化傳承延續下去的根和種子。”［19］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類觀念的變化，天水絲毯在歷史和傳統基礎上也發展出了一些新的象征符號。通過整理發現，天水絲毯現代象征物多為植物花卉紋樣（圖29），如“石紋牡丹”（圖30）。圖 29 天水絲毯圖案設計作者 ：劉靜波圖源 ：作者自攝
植物是以其生命本身而存在著的，它們是在自然中經過長時間發展演化而成的物質實體，有著自己獨立演化或消亡的過程；它們根據自身不同形態、存在方式和功能活動規律形成了特有的生命現象。人類為了創造生命的秩序和意義，設立了各式各樣的慶典儀式和象征符號，來紀念那些諸如出生、青春期、婚姻、死亡等人類生命中每一個里程碑式的關鍵時刻。［20］植物紋樣是在一定社會歷史背景下，人們基于自然和自己精神層面而衍生出來的人化自然物。同人一樣，植物也有著新生、衰落或死亡……根據不同植物的品性，人們將其賦予不同的文化含義。如天水絲毯的代表性作品“石紋牡丹”，該作品是劉靜波于1989年設計創作的美術式織毯，該類型的織毯約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出現，劉老師說，這是在長期外貿交流中學習法國奧伯遜地毯樣式和圖案而變化的。在與本土文化融合過程中，國內設計師將其地毯圖案中的玫瑰花改編成我國“花中之王”的牡丹。牡丹是美術式地毯圖案中的主要花卉，在石紋牡丹絲毯中，設計師以石紋圖案作為背景襯托，以牡丹花卉作為主圖案，寓意富貴吉祥、昌盛興旺，象征著富麗端莊、堅若磐石。此外，天水絲毯的現代象征物還有牽牛花、菊花等。牽牛花的藤蔓纏繞能力很強，有著極強的生命力，象征著勤勞、堅持和努力；菊花為四君子之一，有高潔、傲霜的品格，菊花也叫“長壽花”，象征長壽；等等。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植物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不是簡單的自然和人的關系，而是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界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相互溝通的關系。這種關系表現在生活上成為人們情感傳達的文化符號，也對地方文化傳播與經濟發展起了作用。“當時設計‘石紋牡丹’絲毯時還考慮到石紋的用色風格能解決大量積壓的庫色線，利用不同的色線制作不同色調的作品。這幅作品主要是針對日本市場，藍灰色調的‘石紋牡丹’絲毯一度深得國內外客商青睞，日本客商曾多次下訂單。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同規格的石紋牡丹系列絲毯連續生產了四五年，也曾給企業創收上千萬元，目前‘石紋牡丹’絲毯作品還是很受消費者的喜愛。”［21］歷史上逐漸形成的圖案紋樣具有一定的“生命”形式，是一種活態符號。人類根據自身經驗和認知能力創造出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紋樣來輔助生產和生活，且具有鮮明特征，從而促進人類社會更好的發展。在漫長而復雜的歷史進程中，天水絲毯紋樣不斷演變出新的形式、風格和內容，不斷呈現出新的“生命”形式，其背后蘊含著豐富的象征意義和審美意趣。通過分析可以看到，天水絲毯藝術中的“紋”與“意”的深層意義體現在：第一，紋樣符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符號交往形式不同于實物交往……它本質上是指物之物，符號交往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達成人際關系之間的互相理解，并在此基礎上協調人們的行動，推動社會歷史的進步。”［22］人們借助文化符號交往，可以傳達各種信息。例如人們將“珠聯鳳祥”“鸞鳳呈祥”絲毯作為禮物，表達對新人的祝福，以示幸福安康，體現著人類對美滿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有助于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這也是推動天水絲毯織造技藝發展的內因所在。第二，紋樣符號是全球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是歷史文化的表征。在歷史長河中，紋樣符號隨著各地區文化的交流融合而迅速傳播和發展，逐漸演變成一個全球性的文化語言。例如忍冬紋在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本土文明等文明中經過長期積淀和傳承，已成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經典符號，被廣泛應用在天水絲毯織造技藝中，是國內外人們價值觀和精神需求的組成部分。第三，天水絲毯紋樣既傳承和延續了中國傳統圖案，又在傳統紋樣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也將當地文化融合于絲毯之中，這既是對時代文化的認同，也是對文化基因的延續。因此，在特定文化語境中對天水絲毯圖案進行動態分析，揭示鳳紋、纏枝紋、聯珠紋、忍冬紋和植物紋樣等在不同語境中的象征意義。這些符號象征了人類對自然、社會、生命等事物的理解和認識，是人類智慧和文化內涵的重要體現。同時在跨文化交流和傳承中，符號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從而促進文化的多元發展和交流。總之，天水絲毯紋樣符號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其展現的地方文化意義、傳達的社會情感及社會關系，是長期以來民眾生產生活與精神世界的重要構成部分。就如劉靜波所說：“天水自古是絲綢之路的主要城市，人來人往的商貿交流，以及伏羲文化、麥積山石窟文化藝術、大地灣文化藝術對天水絲毯圖案風格有很大的影響。比如我們在20世紀80到90年代，設計制作了反映大地灣彩陶文化藝術的絲織地毯，這些年也借鑒了麥積山石窟壁畫，設計制作了飛天掛毯，都受到市場的歡迎。也就是說，有風格、有特色的工藝品通過地域文化和傳統技藝的相互交融，就會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工藝美術品。”作者簡介：張文慧，西北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王曉珍，藝術學博士，西北民族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田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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