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的社會學研究,從鄉村開始,再到小城鎮,進而到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再到全國一盤棋,最后到天下大同。
費孝通在中國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把握中國社會變遷。1936年在吳江開弦弓村,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引入現代科技和機器,建鄉村合作社,帶領村民致富。1981年,費孝通第3次探訪開弦弓村,驚喜地發現這里的鄉鎮企業崛起,后來將其命名為“蘇南模式”。1996年,費孝通第20次來到這里,發現蘇南模式在向珠江模式轉變,朝向規模化、集團化、國際化方向發展。
在當時的語境下,費孝通是從輕工業而非文化角度來理解鄉村手工藝的,而且認為手工藝必然會被現代工業所取代。在我們所處的歷史時期,手工藝被看作是一種活態的物質文化遺產,被看作是發展文化經濟的重要資源。假如費孝通活到今天,一定能總結出手工業和中國鄉鎮發展的新模式,也即文旅融合的新發展模式。
費孝通關心的是工業下鄉。套用這句話,藝術鄉建、鄉村文化建設的實質是文化和旅游產業下鄉。而這并不意味著用城市文化殖民鄉村文化。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就指出“小城鎮是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既然文化中心自古以來并不在鄉村,那么鄉村文化重建,就不能脫離城市。但是,鄉村文旅產業的發展模式必定不同以往的文旅產業,其中一個最大的區別,前者是脫域的,后者是在地的。我們需在小城鎮、在鄉村的實踐中探索新的文旅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鄉村文旅都是鄉村文化振興,如梁克剛所說,空心村不算;村里有人,特別是有年輕人、有非遺傳承人才滿足鄉村文化振興的條件,例如貴州云南的某些傳統工藝村落。
費孝通對于藝術鄉建、鄉村文化建設的方法論啟示:
1、 志在富民的實用社會學、人類學立場。我們今天把這種學術態度叫做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2、 立足日常生活的經濟學視角。與當代一些研究者孤立靜止地看待民俗、文化、民族特性形成鮮明對比。費孝通1935年在廣西大瑤山調研時已有經濟學視角,1936年到開弦弓村調研時就發現鄉村不是孤立、自給自足的,位于經濟末梢的鄉村經濟體,是以鎮為中心聯絡鄉村農業、副業而形成的。
3、長時段的歷史視角。費孝通在田野考察之外,關注一個地區的歷史記憶與路徑依賴。例如,他在《小城鎮 大問題》(1983)中將吳江縣歸納為五個特色鎮:(1)震澤鎮,商品流通中轉站,經濟中心;(2)盛澤鎮,家庭手工業中心,絲織工業中心;(3)松陵鎮,費孝通出生地,解放前后都是政治中心;(4)同里鎮,費達生的出生地,消費享樂中心;(5)平望鎮,交通樞紐。
鄉村文化建設需在縣一級的層面統籌協調。例如鶴慶縣,并不僅僅有新華村,而是可以形成不同的特色村;不僅有銀器,也有鐵、銅,還有白族的歌舞和民俗。文化建設關鍵在人,外來人才(藝術家,設計師)和本地人才(傳承人,鄉賢,返鄉大學生,創新創業的年輕人)都是重要的。
古今融合、古今并存、古今對話,是中國當代城鄉建設、文化建設的重要課題。浙東唐詩之路,山水詩山水畫傳統與城鄉景觀設計等,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發言摘要(新聞稿):
費孝通先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把握中國社會的變遷。他對當今鄉村建設的方法論啟示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1.志在富民的學術抱負;2.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經濟學視角;3.長時段的區域文化歷史視角。
費孝通的社會學研究,從鄉村開始,再到小城鎮,進而到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到全國一盤棋,最后到天下大同。1983年,費先生重回吳江縣調研后寫的《小城鎮 大問題》一文,對當下的中國鄉村建設具有啟示意義。鄉村并不是“自給自足”的,鄉村發展離不開毗鄰的小城鎮,鄉村建設需要在縣域層面整體謀劃。在這篇文章中,費先生分析了五個特色鎮,如震澤鎮從過去的商品流通中轉站發展為今天的縣經濟中心,盛澤鎮從過去的家庭手工業中心發展為今天的縣絲織工業中心等,不同的鄉鎮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和功能定位。以云南鶴慶縣的鄉村手工業為例,以往只注重其中的新華村,如今應在非遺整體性保護和全域旅游視角下建構“一村一品”的差序發展格局。
費孝通在他所處的時代關心的是“工業下鄉”問題。套用這句話,如今的藝術鄉建、鄉村文化建設也可以說是“文化和文化產業下鄉”。而這并不意味著用城市文化殖民鄉村文化。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費先生即指出“小城鎮是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既然文化中心自古以來并不在處在社會末梢的鄉村,那么鄉村文化重建,就不能脫離與城鎮的互動。但是,鄉村文旅產業的發展模式必然不同于以迪士尼樂園、橫店電影城為代表的文旅產業,其中一個最大的區別,前者是在地的,后者是脫域的。我們需在小城鎮、在鄉村的實踐中探索新的文旅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鄉村文旅都是鄉村文化復興,如空心村是不算的;村里有人,特別是有年輕人、有非遺傳承人才滿足鄉村文化振興的條件,例如貴州云南的某些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