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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訪談 | 王岳川：21世紀國學與美學的文化自信（一）

時間：2024-07-17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0 分享：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

時勝勛：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

時勝勛（以下簡稱“時”）：王老師您好，您是當代美學界卓有建樹的學者，在國學、中國美學、文藝美學、書法美學、西方美學等領域發表論文500余篇，出版著作達50余部，總字數近千萬言。《中國鏡像》《發現東方》《文化輸出》《〈大學〉〈中庸〉講演錄》《王岳川品大學中庸》《君子之道》《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中國文藝美學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譯著）《文藝現象學》（譯著）《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當代西方美學主潮》《書法藝術美學》《中國書法文化大觀》（主編）《中國書法文化精神》《美麗書法》《中國書法美學史》等，在國學界美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這次受《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執行主編劉劍教授的委托，特邀您做一期專訪，就您的學術研究和當前美學問題向您請教。

一、美學研究的歷史使命與生命體驗

時：您作為美學家，可謂畢生在研究美，體驗美，傳播美，堅守美。您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學時代就參與編寫《美學辭典》，從事美學研究40多年，曾任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您是如何走上國學和美學研究的道路的？是什么激發您投身學術和美學研究？您有哪些治學的經驗和方法，您對自己是如何定位的？

王岳川（以下簡稱王）：一生與國學和美學結緣是幸福的。這使我明白了：最明亮之處，眼睛難以直視，最幽暗之處，眼睛難以洞悉。前者是太陽，后者或許是人心。我們只能引來金色的陽光，點亮幽暗的人心，承諾人心由幽暗走向明亮的可能性。

1977年冬，我參加了十年“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次高考。當時重點大學的錄取率不到萬分之一，中文系國學最熱門，而國際關系、財經、法律等，都不如“文史哲”熱。大學四年心定神閑地念書，長期三點成一線地生活：圖書館—教室—寢室。在大學圖書館，我潛心閱讀4年的館藏善本書，抄錄的國學學術卡片有幾萬張。每日十幾個小時昏天黑地狂讀國學經史子集，其后寫成一篇長達9萬字的學位論文《杜甫詩歌意境美》，同時參加了王世德教授主編的《美學辭典》的撰寫出版工作，承擔其中“書法美學”全部詞條大約2萬字的嚴謹的辭書撰寫工作，夯實了大學期間國學美學的學術根基。

1982年1月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工作。1984年我到北大哲學系進修學習一年。1985年考進了北大中文系文藝美學方向。凡事有道，讀書亦有道。于是慢慢摸索讀書門徑：泛讀，精讀，讀經典，讀對經典的闡釋和論戰，讀善本，讀善本提要，補“小學”（文字訓詁），補史（史識、史料、正史）；從疑處疑，也從不疑處疑。

1988年留校執教于中文系，我認為學者應會通中西，知古鑒今，花了一年時間翻譯英文版《文藝現象學》（中國文聯出版社）20萬字書稿之后，還出版了一部30萬字的《藝術本體論》（上海三聯書店）。其后，翻譯出版了《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撰寫出版《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岳川《藝術本體論》

學術上我堅持“學無古今，學無中西”的理念，堅持“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義理”主要是指哲學入思方面，“辭章”大抵指語言修辭運用方面，“考據”則側重對考古學最新材料的運用和文獻學修養的根基。不論國學或者西學，閱讀原典時最重要的是不能停滯在語言表面。道家講“得意忘言”“君之所得者，糟粕而已”——將語言當作思想留下的糟粕，就是要人善于發現文字背后的東西。文字一旦寫出來就成了凝滯的，但寫作者的思想卻像水一樣流動，文字只是他思想所及之處掀起的一道波紋。解讀者的心思也應當是靈動的，需要追尋的是那道倏忽劃過的思想的亮光，從文字止步之處開始。

在北大治學40年，我寫作出版了50多部國學和中西方文論、美學研究的學術著作，總字數近1000萬言。在經年累月的苦讀和寫作中，我深切體認到，應從人類文化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坐標軸上，反思中國形象和人類文化走向。我在2003年出版的《發現東方》一書中申說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在其后出版的《文化輸出》《文化戰略》《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大國文化復興》等著作中，重申在全球性的學術平臺上“東方聲音”不應被淹沒，而應發出中國的聲音。我在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重鑄身份”；在藝術美學上提倡“文化書法”，強調“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致力于中國書法文化的世界化。

在我看來，做學問沒有古尊今卑之分，也沒有先人圣賢后人平庸之說，而是“黃泉路上無老少，學問途中無先后”，重要的是在滾滾紅塵中童心尚存。做學問貴在“悟”，苦讀數載，卻往往于一念之間得以開悟，突然醒悟了求學之道，從而到達一個融會貫通的新境界。有人皓首窮經也許都等不來這種靈光閃現，有人也許尚在少年卻早已經心得頗深。這種對比想來是有些殘酷的，就像人的性命無常，從來不肯因為年齡長幼而去寬赦那些命運中早就注定的東西一樣。

二、價值立場與學者中國身份認同

時：在您的學術歷程當中，有哪些學者或哪些著作對您影響最大？您覺得這些學者或著作的哪些方面最能吸引您？這些學者或著作對今天的學術研究有何啟示意義？

王：在東方思想的歷史遺產中，孔子老子的思想具有重要地位。我很早開始對《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道德經》著手研究。孔子的思想啟迪意義大抵可以分為幾個方面：一是孔子對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改塑，使得仁人君子理想成為知識分子的自覺追求。二是孔子的清貧自守、憂道不憂貧、責己寬人、重義輕利思想，對抵制當代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價值觀有著重要意義。三是孔子對東西方文化有不可忽略不可抹殺的影響，并歷久彌新。四是孔子及儒家思想17世紀傳入歐洲，伏爾泰、萊布尼茨等許多思想家都受到過孔子思想的影響。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是完整的人格內修之“仁”和社會秩序之“禮”的統一，在他那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聞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最有效的思想啟迪方式是“論難”與“答疑”。他的思想的博大與樸實、內在與超越，使其呈現為一位智慧長者的形象，并在睿智而超邁地揭示人生乃至人類面對的“同一謎底”中，使歷史長河中一切意識形態化的“孔教”的“造神”悄然剝落，于斯可以還孔子本來的精神氣質。由是，我讀其書而想見其人其事其論其思，進而對太史公的評價深有共鳴之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誠哉斯言！

老子的思想不僅是中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思想。老子的思想智慧，不僅對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外儒內道”、剛柔相濟的觀念，制約著中國文人的心理張力結構，規導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自身的完善。他的思想不僅對哲學、政治學、社會學、詩學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教育、法律、經濟、邏輯學、心理學和宗教方面，同樣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意義。老子的思想在當前全球的消費主義和數字化復制浪潮中具有重要的警世意義，在生態失衡、生存競爭背景下的技術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問題面前，老子無疑是一種警世之鐘，告訴人們以智能之思看生命之道、社會之道和宇宙之道。老子見素抱樸的思想智能，并不會隨時代的飄逝而消亡，他那稟道之思和大慧之言，將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紀對人類的生存產生全新的影響和啟迪。

在北大我受宗白華、季羨林等學者影響較大。我1984年在北大哲學系做青年教師訪學時，多次拜訪請教宗白華先生。宗先生長久不說話，最后說了兩句警徹的話：“1930年代民國時期，我們是開窗，讓歐風美雨吹進來。現在到了1980年代，我們應該開門，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宗先生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具有前瞻意義的。實際上，宗白華是一位“體驗”美學家，一位“散步”哲學家。這“體驗”的沉醉和“散步”的自由，使我們得以窺見這位美學老人怎樣在歷史的斷層中鍥進了自己的獨立人格精神之美，也可以反觀百年歷史怎樣以苦難磨煉著詩性哲人的靈和肉。他不是一個在純審美中樂而忘返的感受者，而是一個追尋生命意義的精神漫游者，一個以有限生命尋求無限境界的行吟者。我們只有走近歷史，才能看到這位散步哲人的心靈撕裂感；我們只有真真切切走進他的心靈世界，才能測量出我們與他的真正距離。

季羨林是北大著名教授，長期致力于東方文化研究，他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類智慧，創新東方新思維。季羨林先生提出新世紀中國文化應該“送出去”：“我在國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國文化，我們就送，白送還要送，還要堅持送，讓世界了解中國，非送不可。”我很受啟發，后來出版了一本書《文化輸出》，提出在大國崛起時，國家應可持續地不斷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堅持“文化輸出”。一個大國目睹周邊的一些國家侮辱妖魔化你，顛倒黑白黑化你，如果不作為就是犯罪。我們有責任把正面的中國形象展示出去，把中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禪宗思想高度展現出去，讓世界看看中華民族是個愛和平，愛人類，反對戰爭的優秀民族。我還為季老選編四卷本《季羨林學術精粹》并撰寫出版了《季羨林評傳》，深切感受到季羨林先生的學術風范和人格魅力。

以前住在北大中關園，與院內張岱年先生、湯一介先生、張世英先生等朝夕見面，拜訪求教，獲益良多。

王岳川《文化輸出》

三、文藝美學專業闊度與大美雅正追求

時：您是文藝美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在北大研讀文藝美學，又長達30多年教授文藝美學，出版《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文藝美學與當代中國思想》《當代西方美學主潮》《藝術本體論》《西方藝術精神》《哲性詩學》《書法藝術美學》《飲之太和：書法美學境界》《美麗書法》等重要美學著作。您認為美學在中國的價值意義何在？文藝美學的學科實質是什么？有人說文藝美學學科不合法或者過時了，不能指導和引領現實了，您認為文藝美學對今天的美學研究和文藝研究有何新的啟示？

王：美學熱在整個20世紀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時期，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第三次就是1980年代的全民“美學熱”。在我看來，“美學熱”不僅是理論的自我蘇生，而且是被壓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發形式。當思想解放以美學熱的方式表征出來時，美學實際上成為當代新生命意識存在的浪漫詩意化的表達——對人自身感性存在意義的空前珍視和浪漫化想象。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詩意化整合，人的主體的無窮膨脹和主體精神的高度伸張，這一切鑄成了當代中國美學的精神內核。美學成為思想解放、價值重估、意義伸展的別名，甚至成為全民心靈狂歡的當代“儀式”。

文藝美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的背景下提出來的。胡經之教授1980年提出創立“文藝美學”學派和學科，其后1982年在北京大學開始招收文藝美學碩士，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文藝美學叢刊和叢書專著，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文藝美學流派。北大中文系文藝美學在全國影響甚大，文藝美學學科成為中國的文藝理論和美學的二級學科。我和文論室同仁長期持續在北京大學招收文藝美學博士碩士達百人之多，開設《文藝美學》《書法美學》《中外文藝美學研究》等博士專業課。后來山東大學還成立了“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我堅持認為，由北大創立的文藝美學學派應該在北大中文系進一步拓展，在全國播撒。美學是人學，是人的審美精神現象學。文藝美學姓“美”，其中國身份、中國立場、中國經驗、中國美學價值關懷，成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美學重鎮。文藝美學應該理直氣壯地呼喚美，弘揚美，倡導美，抵制丑，呼喚中國美學美育的盛世。

隨著20世紀90年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文藝美學面對新的問題、新的重點和難點。由20世紀80年代感性審美的沉醉，進入了1990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歡。本體的消解和方法的解構，使得美學成為“反美學”，“泛審美文化”使純美學成為價值空場。反美學終于使美學喪失了純粹詩意而蛻變為一種“文化工業”時代的現世純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說。于是，如何從審美發生學上闡釋生命存在與藝術形式的同型同構關系？后現代電子信息技術與大眾傳媒對審美對象、審美主體、審美文本、審美關系產生了怎樣的錯位和轉換？后殖民時代的克隆技術和跨國經濟對市場化全球化時代中的文藝審美形態有怎樣的形態重塑和精神消解功能？文藝美學應當怎樣從新世紀中國文藝價值重建、精神定位、人格塑造等本土性問題出發，進行新時代的思想和精神喚醒？這些無疑都是新世紀中國文藝美學不能回避的問題，需要學者們進行艱苦的思想探索。不妨說，文藝美學作為一個中國學派學科創立之后，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才能使既有的成績得以鞏固和發揚，否則，前景似未可樂觀。

我仍然堅信，在反藝術和反美學的“后”時代，文藝美學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價值，真正的文藝仍然是一種靈魂喚醒的本真生命活動，是人的尋求生命意義和自我審美生成的過程。只有在藝術本體與人的本體緊密相連之處，文藝美學才有可能在中國本土文化資源中真正尋找到自己的思想地基，才會有新世紀東學西漸式的理論播撒和學術輝煌。

王岳川《文藝學美學方法論》

時：文藝美學的對象廣泛，包括文學藝術門類眾多。您在文學、書法、繪畫、音樂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長期踐行。我想知道，在當代如何進入文藝的美或者審美精神呢？

王：文藝美學研究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規律，其領域包括廣闊的文學和藝術領域——詩歌、散文、戲劇、音樂、書法、繪畫等。我認為，研究文藝美學不能做泛泛的空頭理論家，而要做技進乎道的藝術踐行者，必須深入各門藝術領域才能真切體驗到藝術美。

我在《中國鏡像》《詩·言·道》《目擊道存》《藝術本體論》等著作中強調：在當代世俗化浪潮中，文學的詩意審美越來越稀缺，全面閱讀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很多人讀的寫的都是消費性輕松的文字。那種家園式的、終極追求式的、有著詩意的高邁和升華感的文章已經很少見。詩的精神消逝了，世界成了一個打油詩、下半身詩的平面。“散文時代”則進一步消解了詩歌的形而上和小說的虛構，把它們變成了一種現實，變成了對當下境遇的描述。散文在這個層面上承襲了詩意散落的碎片，整合了現代人的感傷，加上市場的炒賣，這是散文時代的景觀。散文時代消逝之后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傳記時代”。基本傾向是作家們熱衷于用半自傳體寫作，渴望寫各種欲望。甚至許多傳記都將重新用新歷史的形式改寫歷史，包括重新寫秦檜、嚴嵩、周作人等。歷史中的白臉與紅臉也許將在這種新歷史書寫中角色互換，對歷史書寫成了翻案的新歷史。這個時代急切需要有良知的批評家的加入，需要批評家新尺度的建立。否則這個時代將變成一個尺度散漫的時代，一個私人傳記和窺視欲成災的時代。

中國繪畫審美精神重山水。山水藝術源于中國山水哲學。儒家孔子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說，還有“水有九德”，而道家莊子對山水也很重視，山水不再是與人不相干的自然山水，山水成為人可居、可游、可臥之處。中國山水畫其本質在于“山水在說”——說人類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說人間詩意可居、可游、可臥地棲居，說東方山水的哲學意蘊和人間情懷，說今日山水生態美學的何去何從。山是有神的，大山水畫離不開“正大氣象”！水墨畫最能體現中國哲學之道。水墨將大自然天地萬物五彩繽紛姹紫嫣紅的各種色彩，做減法—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到最后“損之又損”為“一”——黑色。這種黑色在老子《道德經》中稱之為“玄”、玄色，“玄而又玄，眾妙之門”！

音樂的審美精神是生命的自然流露，藝術需要親歷沉醉。我一生喜歡鋼琴和二胡，下過諸多功夫。2012年我與著名二胡演奏家鄧建棟受邀擔任中央電視臺“CCTV民族器樂大賽”二胡專業組的電視預賽和決賽評委，在決賽現場與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飛、于紅梅、陳耀星、陳軍、周維、姜克美、王曉南、朱昌耀等討論評比細則，并擔綱央視二胡專業組評委。2013年3月4日，我受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主任于紅梅教授邀請，到中央音樂學院全國“首屆胡琴藝術節”作題為《中國音樂文化的美麗精神》講座。講座結束后，同鄧建棟教授、田再勵教授、周鈺教授等親切交流。2014年，受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宋飛教授邀請，我到中國音樂學院作《文化與音樂》講座并與宋飛對話。講座結束后受宋飛教授邀請，我現場演奏《二泉映月》。我與著名音樂家朱哲琴、何訓田成為多年的朋友，與作曲家瞿小松在中國音樂學院演出廳演講對話，與作曲家葉小綱、劉索拉、作詞家閻肅在北京電視臺做文化音樂前沿對話……通過與頂尖級的音樂家們深度交流，提升了我在北大給博士生開設《文藝美學》課程的教學層次，并體悟到孔子人格在音樂中完成—“成于樂”的音樂踐行意義。

北大是中國百年二胡美學史的重要開端。1917年，蔡元培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后，重視美育和藝術教育，成立“北大音樂研究會”“北大書法研究會”等，均聘名家擔任導師。1922年，劉天華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導師。1922年10月，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改建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成為近代第一所音樂教育高等學校音樂學院。由蔡元培校長兼任所長，蕭友梅任教務主任，原北大音樂研究會的導師們被聘為音樂傳習所教師，聘任28歲的劉天華教二胡、琵琶。這是中國音樂史上，二胡列入高級音樂學校的教育科目的肇始。我認為，劉天華全力推廣二胡等傳統樂器，創作出10首著名二胡曲，使更多國人了解并欣賞二胡的魅力。從北大走出來的劉天華，是近現代二胡演奏學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王岳川《西方藝術精神》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藝術學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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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 王岳川：21世紀國學與美學的文化自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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