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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訪談 | 王岳川：21世紀國學與美學的文化自信（二）

時間：2024-07-19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8 分享：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

時勝勛：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

四、文化書法的美學境界和文化根基

時：在諸多藝術門類中，您對書法可謂用功最深，用時最長，收獲最多。出版《文化書法》《書法身份》《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藝術美學》《美麗書法》《簡明中國書法史》《簡明中國書法理論史》《詩詞與書法》《書法勵志故事》《文化書法的美學境界》《文化書法的發展歷程》《飲之太和：書法審美境界》《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里的中國》等學術著作。您獲過不少書法大獎，尤其是2019年10月，您的書法作品在韓國榮獲國際書法大展“韓國世界書藝雙年展金獎”；入選2012年“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入選2014年“當代最具學術價值和市場潛力書法家”；獲2015年美國華人“德藝雙馨的書法家”獎。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會長，國際書協副主席，教育部中國書法指導委員會委員等。您認為中國書法的美主要體現在哪里？如何理解書法當中的雅與俗、美與丑？

王：書法美是多層次的，包括筆法呈現線條美，字法呈現結構美，章法展示布白美，墨法展示墨韻美，刻印烘托印章美，整體和合意境美，這些審美元素共同構成了書法美的世界。

我們對古代書法經典應該有一種虔敬之情，這建立在二重體驗的書法欣賞上。真正的審美欣賞是孟子說的“知人論世”。首先，書法藝術有極豐厚的文化歷史意味。看一塊拓片，一帖古代書法，透過那斑駁失據的點畫，那墨色依稀的筆畫，感悟到的不正是中國文化歷史的渾厚氣息么？尤其是在荒郊野嶺面對殘碑斷簡時，那種歷史人生的蒼茫感每每使人踟躕難返。其次，書法形式作為華夏民族審美精神的外化而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筆法、墨法、章法同天地萬物的形式具有某種神秘的同構關系。書法在點線飛舞、墨色枯潤中將審美情感跡化，將空間時間化，以有限去指涉無限，并通過無限反觀有限。透過這一切，我們能不感到書家拋棄一個繁文縟節、分毫不爽的現實世界，從自然萬象中凈化出抽象的線條之美、結構之美的那種獨特的意向性和形式感么？

真正的書法經典超越于技藝之上的“無法之法”。書法在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位置處于核心層面。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一個書法家在文化素養方面存在重大文化空洞，他的書法就是饾饤之學，喪失了靈魂和鮮活的生命。沒有了中國文化精神厚重樸茂的國學奠基，所謂筆墨技巧也就不了了之，無可如何。正惟此，正由于整體上缺失文化底氣，一些書家的所謂創新充滿了“怪力亂神”之氣。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遠，虛幻熱鬧之后必終將歸于銷聲匿跡。

書法只有黑白二色——白紙黑字，計白當黑。寫字就是寫歲月，磨墨就是磨人生。素淡靜默，天機自合，深諳陰陽平和之氣，了卻世俗凡人之氣，進入淡定沖和之境。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飲之太和：書法美學境界》，認為“太和”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乾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周易》“太和”是自然和社會中最高的“和諧”理想，影響了儒道等哲學：老子《道德經》：“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自然和諧的思想。總之，“太和”之大和諧，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宇宙和諧，人與藝術之間的審美和諧。“太和”的美學特征——“大美雅正”是包括書法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王岳川《書法身份》

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大力倡導美育，那么您作為北大教授，您認為書法在發揮美育上有何獨特性？

王：百年前北大蔡元培校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相信神的民族，儒家道家佛家背后一般都沒有絕對神的空間，因此蔡先生提出用美育——“美”來取代背后的神。如今，國家提出“美麗中國”“美好生活”，“美德”“美育”等概念，表明國家正從過去單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向追求國民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同步增長、均衡發展的和諧社會轉變的重大思維調整和戰略轉型。這一切都說明，北大曾經重視的美育，已經上升為國家教育政策，這一國策必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這一方面說明當前美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說明美育問題的迫切性，因為一些美學從業者美丑不辨，缺乏美育的基本素養，居然鼓吹“丑育”，認為“美育”不是教學生欣賞美，而是要欣賞丑美術……真可謂喪失立場，美丑顛倒，有點“西方現代后現代丑學”追隨者的味道。確實，當代審美范疇空前擴大，借用光譜學來說，過去主要是紅黃色暖色調傾向，而今已經有諸多陰暗的冷色調出現。從負面來看，這些冷色調如果成為主色調，那么人性良知和神性光輝就有可能被掩蓋。作為美育從業者，更應該關注審美“主流之美”（優美、壯美、崇高美、悲劇美、古雅美等），而不是變態地為丑張本，劍走偏鋒走向“偏流之惡”（荒誕、怪異、丑陋、惡心）。現在，國家空前強調美育的培根鑄魂功能，進而提升到國家意志層面。如果培養的一代人有豐富的知識，卻是知識發達的“美盲”：不懂審美、不懂藝術、不懂境界，遑論格調，這樣的人當然不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

時：您長期擔任北大書法所所長，并在20年前的2003年創所之初提出北大“文化書法”學派和十六字教學方針：“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您在北大如何是推進大美雅正書法美育的？

王：2003年11月8日，北大書法所的成立，標志著北大第一次確定了書法藝術學科的應有地位，把書法文化引入北大文理綜合教育體系和教育體制當中，這是北大重大的教學理念的轉型。

北大書法所的前身是百年前的“北大書法研究會”，我提出北大書法所要堅定不移地扛起沈尹默書法文化這桿大旗，秉承沈先生的書法精神，對書法文化進行研究，糾正時下書法界的歪風。創所之初，我提出北大書法所應倡導“文化書法”方針：“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得到北大廣大師生的認同。“回歸經典”強調必須走一條學習經典、傳承經典、創化經典的正路；“走進魏晉”意味著將以魏晉書法自覺時代作為書法教學的重點，并由此展開對整個中國書法史的把握；“守正創新”意味著只能取法乎上，轉益多師，要求北大書法發展方向正，走一條中國書法未來發展的主流道路；“正大氣象”則要求具有在大時代語境中的書法美學原則是大氣象大境界。

北大書法所研究生教育重視兩個維度：其一，重視文化提升和理論高度，進行高水平、多學科、互動式的教學與研討。其二，北大為國學重鎮，大師林立，重視書法的文化視野拓展。北大書法所自成立以來，除了招收博士生碩士生以外，于2004年、2007年、2012年、2014年面向全國招收了共四屆“書法研究生課程班”學員約260人，已有十余人獲得北大書法碩士學位，學員中有近60名先后成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其中，中書協理事有近10名；2013年到2017年招收了3屆“北京大學書法名師精英班”約210余人；2023年招收了首屆書法高研班80人。2024年將繼續招收第二屆書法高研班。多年來，我還招收了100多名書法高級訪問學者，全部招收的各類書法專業學員近700名，為培養高級書法精英人才找到了可行之路。

時：您作為國際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在40多個國家傳播中國書法。您認為對漢字文化圈以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海外傳播而言，中國書法應該有何貢獻？

王：中國書法要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其發展離不開國際藝術界對書法藝術的認同和重新審視。目前國內書法展賽與理論研究工作向縱深推進，但對書法文化輸出及國際交流仍是一個薄弱環節。因此，就必須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欣賞中國，使中國文化和書法逐漸世界化變為可能。

我在40多個國家講學，傳播中國文化和書法美學，在美國20幾所大學巡回講學一個多月，并舉辦書法文化講座和展出。我發現美國大學生對中國書法非常感興趣。我盡力給學生講解中國漢字發展與書法的關系，講解中國書法書寫的基本技法，中國書法的不同境界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大學生乃至博士生加入書法練習。美國丹佛大學舉辦的美國學生們的書法展，其不差的水平，讓我非常欣慰。同時在同美國書法家交流中，我感到中國書法文化海外輸出的優勢所在。書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孔子學院遍及全球，全世界學習漢語人數已經達到一億之多的情況下，書法國際傳播對中國文化外交具有重要的意義。

王岳川《當代西方美學主潮》

五、國學與美學的文化本體與中國身份

時：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深入研究老子、孔子等思想大家，在國外多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主講過《論語》《大學》《中庸》《道德經》，給北大博士生們長達二十幾年開設《中國經典：〈大學〉〈中庸〉》《〈大學〉〈中庸〉與東方美學》等課程，在中央電視臺“國學大講堂”講授《大學中庸二十三講》，影響很大。出版專著《大學中庸講演錄》《君子之道：王岳川教授解讀大學中庸》《王岳川品大學中庸》《王岳川解讀大學》《王岳川解讀中庸》，新著《大學經義》《中庸經義》百萬字大部頭即將出版。幾十年來您可謂對傳統國學用力甚勤，體悟甚深，那么您認為中國文化的實質是什么？

王：一國有一國之學問。國學在文化復興時代具有重要意義，在東方智慧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核心地位。中國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是國學的“經、史、子、集”，應該為國人所欣賞詮釋進而價值重估。一個世紀以來，國學被“妖魔化”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今天我們可以充滿文化自信地說：國學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份瑰寶，和西學一樣值得全世界的人們尊重、學習和踐行。

中國文化的實質就是中庸和合。《大學》《中庸》是儒家經典。作為經典的《大學》有其當代價值：它是對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一種塑形，強調尊重歷史，尊重教化，尊重道義，注重個體精神修養的重要性。這對當今世界中人的和諧發展的意義不可低估。大學之道有三個綱領：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即要把內在過分的欲望去掉，彰顯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濟天下，進而精益求精，達到至善。實現這三個綱領有其具體做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三個綱領還要配以具體的步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八目”是《大學》的核心思想。“八目”有著深厚的思想關懷和人文意識，并沒有完全過時。今天新儒家提出的由“內圣”開出“新外王”是一種拯救人世頹敗的努力。

《大學》引用孔子的言論，論述品德的修養是“本”，處理具體的外在事物是“末”。先修養品德，再用美德感化百姓，這才是當務之急。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個從小到大、從客觀到主觀的歷練、成長過程。君子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推己及人，才可以治理好國家、安定天下。三綱八目的目的是約束君子品行，使其逐漸完善人格并對社會作出貢獻。“大學之道”是個體的成年儀式或成人之禮。《大學》使個體掌握一整套社會話語和社會倫理，并獲得一顆謙和禮讓仁愛之心。

中庸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是重要的思維方法論和踐行本體論。在21世紀討論《中庸》是著眼于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以世界性視角涉入中國立場，發掘傳統思想的積極價值。中庸之道不僅是儒家的思想準則，而且在中國思想史上成為諸多思想流派的思想方法論，因而具有中國思想經典和世界觀綱領的重要地位。中庸之道貫穿在宇宙萬事萬物的規律之中，影響著中國文化思維和人們的處世行為，具有歷久彌新的重要價值。歷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調和的中間路線，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尋求恒常之道。君子參透了運行于人世間的天地宇宙規律，故而強調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緩、不驕不餒的人生至境，不僅影響了東方文化，而且正在影響西方文化。中庸思想在新世紀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義和普世性價值。

《中庸》的文化精神內核仍有相當的合理性。在這個竭澤而漁、瘟疫遍野、戰爭迭起、美丑不分的危機時代，重溫《中庸》充滿東方智慧的論述和言說，有著非常特殊的中國知識普世化意義。中庸之道與中國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范疇組成一種話語系統，諸如“執中”“中行”“中節”“中用”“中立”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國哲學話語，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正心修為和中國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

王岳川《中國鏡像》

時：中國文化與國學有何聯系？21世紀新國學研究應該具有怎樣的深度和高度？

王：中國國學之本為“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的思想應該成為人類的共識。這種“和諧文化”模式奉行王道，反對西方黷武主義、霸權主義的“霸道”，對糾偏西方“叢林法則”，其對文化和人類的長久和平安寧的貢獻將在今后的歲月中顯現出來。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清·陳澹然《寤言》）意即不能為國家進行長遠謀劃，一時的聰明是短視而微不足道的；不能從全體大局角度去謀劃，即使治理好小片區域也是片面而微不足道的。21世紀研究中國國學必須進入經學。如何進入儒家之“經”，體認和深究隱含其中的各類問題域？我在研究國學經學和撰寫著作時，關注經典字詞句之間的重要闡釋框架，進而深入探討字與字、句與句、段與段、段與全文之間的微言大義，從而理解文本，字面意，字內意，引申義。國學研究注重每章由“小學”——甲骨文篆書文字學入手對關鍵詞加以解析，尋繹詞語本真意義之所在，為解經做奠基性工作。

總結自己研究國學的經驗，我認為研究國學經典文本應逐字逐句“細讀解經”，不避重就輕浮光掠影，而是努力解答其中疑點、難點、焦點問題。強調闡釋經典的本意，不回避其間的文意矛盾或者語境誤讀，不在難解交織問題上作和稀泥的“鄉愿”。經過文字學考辨明晰關鍵詞本義引申義后，進而從歷代思想家對范疇名物考訂的歷史論述中展開對范疇意義的辨析，通過文獻學梳理臻達會通群經后，絕不隨意解經而是“以經解經”，從學術史知行合一角度展開國學精神的踐行對話，最后歸納出思想史上光彩奪目的經典的思想精義。力求通過“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客觀虔敬，更深入地了解國學經典著作者誠善之心，從而全面準確理解經典之內核、經典之歷史語境、經典與其他經典之“互文本”關系。

換言之，要了解哲人思想必得了解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和不同的思想論戰交鋒，以及“道”的前后傳承、發展、重釋的諸種關系。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這意味著：仁指的是人之心靈，義指的是人走之路。放棄正道不走，喪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尋覓，可悲！學問之道沒有別的，是找回來那喪失了的善心罷了。

王岳川《大學中庸講演錄》

六、從西方美學到國學美學重塑中國文化身

時：您在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方面，花了20多年的學術功夫出版過十幾部學術著作，重要的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中國后現代話語》《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20世紀西方文論》《當代西方美學主潮》等。近代以來，西學沖擊中國，至今未能有較大改觀，現在的美學界研究多受西方影響，甚至以西方為標準，包括美學這個概念本身，那么您如何看待百年來中國對西方美學的引進與轉化？

王：20世紀西方文論和美學不僅受當代美學研究、藝術實踐的影響，而且也受各種文化思潮、新興學科的沖擊，因而出現流派眾多、錯綜復雜的情況。各種理論獨標新說，不斷創新和發展，相互排斥又彼此補充，很難對其作簡單的概括。大體上說，西方20世紀的文藝理論引人注目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注重作者心理表現研究方面，主要有表現主義、象征主義、文藝心理學派、原型批評。二是注重作品本體研究方面，主要有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派、結構主義、現象學作品本體論研究等。三是注重讀者闡釋接受的研究方面，主要有閱讀現象學、文藝解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四是注重文藝的社會文化批判方面，主要有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其中，第四方面，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東西方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形成最新當代西方美學主潮。

在后現代后殖民文化理論研究中，關于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問題、文化霸權與文化身份、文化認同與闡釋焦慮、文化殖民與語言殖民、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等問題，都與后殖民語境中的“主體文化身份認同”和“主體地位與處境”緊密相關。

時：在您看來，中國美學和西方美學二者應該處于何種關系？面對西方美學的沖擊，我們應該如何重新確立中國美學身份？

王：文化身份意味著一種文化只有通過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書寫，才能確認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這種與他種文化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權的前提條件。進一步看，文化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對照中出現的。對應著不同的被重組和建構的現實，今天很多人都不斷地要修改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隱藏在社會的各種力量和抗爭之中，由內部差異決定，如性別、種族、階級、年齡、語言、綠色、和平、消費網絡，以及個別存在價值等都與文化身份緊密相關。同時，文化身份還同若干詞語緊密相關，如“身份體系”“身份建構”“身份重建”“身份危機”“身份沖突”“身份認同”等。一個人要拿起筆來寫作并通過這種寫作傳達自己的思想，從這種思想中傳達出這個民族對世界進程的看法，就必然包含著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于是，它的倫理原則、世界觀、人生觀、個人的理想、宗教信仰都成為其價值體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

文論身份已經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在我看來，文論身份的確定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文論身份的可辨識性，即有中國特色的文論，二是中國文論的世界地位，即有助于世界文論發展的文論。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可謂是第一個方面，但西方文論的中國化絕非全盤西化。

就“對話”而言，當代中國學者面臨自身傳統文化的變革和重新書寫的工作和中國學術文化重建的任務。西方理論話語的滲入或對話直接取決于本土知識話語運作者的選擇，知識者的眼光和胸襟在此變得殊為重要。研究美學和批評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話語模式或將其“移植”到中國文學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傳統的思維格局，給當代文學以新的啟示。如果僅僅滿足于一些新名詞、新術語的分析，而背離其文學特性這一價值訴求，就會忽略文學的特性，而只重視它同一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共同性。只有當研究對象與具體理論模式相統一時，才會獲得其他理論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義解釋效果，從而在新的視界中揭示出文學對象所蘊含的特殊規律。

王岳川《發現東方》

時：著眼未來和全球，在推進中國美學思想話語權和建立全球審美共識中，中國美學有何作為？

王：學術界的文化自信很重要。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一種不正確的看法，認為民國學者——1911年到1949年這30多年的學者，比新中國70年的學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國學者為大師。錢鐘書先生、季羨林先生的學術就打破了這類迷思。“文化昆侖”錢鐘書先生除了《圍城》和《談藝錄》為民國時期所寫，他的諸多重要著作《管錐編》四卷、《宋詩選注》等都是在新中國寫作出版的。季羨林先生所有著作包括譯著，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后寫成并出版，只有他的博士論文在1940年代寫成。我的看法是：新中國學者一點不比民國學者差，甚至超過了民國學者。如美學大師宗白華、朱光潛的美學著作遠遠超過了民國美學；馮友蘭、張岱年的哲學和哲學史著作，同樣超越了民國那些半部哲學家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應該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實上，在文化美學領域中國際慣例不是西方慣例，游戲規則不應該由西方單邊建立；國際慣例是世界共同創造的，游戲規則是東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國美學應該參與到建立游戲規則的過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規則，東方大國僅僅去遵守。當代理論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趨，而是擺脫了模仿西方的興趣，打破西方藝術的慣例，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態中尋找中國式的文論光輝和美學神采。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文化的崛起也必將到來。世界對中國文化也會越來越重視。這正是中國文論和美學身份世界化的最好機遇。

21世紀中國美學應在當代美學流派眾多的話語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橫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結”的現代性訴求，在全球化文化互動中從事中國美學播撒和新理論輸出，完成從一個世紀的“拿來主義”之后的“文化輸出”。在美學創作方式、本體結構、接受方式、傳播機制、價值功能等方面都產生轉變的時代，真正的美學前沿踐行者應當通過自己的身份書寫，為21世紀中國美學的自我創新和輸出提供堅實的文化觀念和價值重建地基。

當代美學家努力的方向是原創性，只有真正走近經典的美學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美學大家，也只有不斷創出新經典的原創型美學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美學大家。可以說，在當代西方美學研究了40年以后，應推出一批具有深厚國學修為不斷創新的中國美學精英。只有中國美學大家的國際影響力提升，才可能從發現東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個新的理念—中國美學的文化輸出！美學國際互動是新世紀中國美學的文化戰略，這意味著，新世紀美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走出去”而成為世界的，也表明了應該從本土主義文化出發提出世界主義的美學觀。

學問漫長，人生短暫。宇宙是復數，有十萬個宇宙。面對如此浩瀚的時空大限，太陽系只是十萬宇宙中的一粒灰塵，而每個個體只是滄海一粟。沒有人能夠阻擋斗轉星移的歲月變遷，我們微小如塵埃的生命又能做些什么？至于寫下的文字更是在茫茫太空中縹緲若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往往讓我們不堪其重，寫作的意義仍然需要重新尋覓抽繹。我們只能順應這生命的洪流，盡己所能，為推進這潮流的前行做些事情。如果能在入世之中時常懷抱著旁觀者的清醒和超脫，再以更加執著的精神入世，順應大化，也就是所謂的大智慧了。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藝術學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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