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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圖案數量龐大、種類繁雜，只有圖文結合的圖案譜錄和圖案史類專著能夠比較全面地集合與梳理圖像樣本與文獻史料。相比其他形式的學術成果，圖書類成果的編撰狀況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出中國古代圖案研究的現狀。

通過搜集與整理以“中國古代圖案”為主題的211部（不包括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圖書類著作，歸納其成書體例與主要內容的特點，把握其編撰目的和研究側重，可以發現這些圖書存在一定的共性。從相關圖書的主要內容來看，其題目中的主題詞一般為“圖案”與“紋樣”。這兩個概念存在較多交集，“圖案”比“紋樣”的概念更寬廣，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通用。此外，還有不少以“圖像”“圖形”“圖式”“圖樣”“紋飾”等詞命名的著作。它們在成書體例方面亦有共性：書名多為“典”“集”“系”“譜”“鑒”“錄”等；編撰方式為圖文結合，以圖像列舉為主、文字說明為輔；對圖片資料的引用，一般采取影像、線描、拓片三者結合的編排方式。依據研究主旨所具有的單一性或多樣性以及主要研究對象的多寡程度，可將所有文獻分為“綜合研究”與“專題研究”兩大類。

綜合研究指綜合了多種研究對象的研究主題。依據編撰需要，編撰者一般會將圖案的時代、題材、載體三個范疇依序排列成目次，從而架構全書目錄。相比綜合研究，專題研究更具多元性視角。不同研究成果在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上均存在差異。接下來，讓我們來一起走近“專題研究”。

中國古代圖案的專門史研究，包括中國古代圖案的通史、斷代史、專題史。將雜多的圖案史料穿綴于中國古代王朝更迭的歷史線索上，形成連續、統一的圖案演變脈絡，是這類著作普遍遵循的主流研究路徑。

西方早于中國借助科學思維對中國圖案史進行整理。英國人歐文·瓊斯（Owen Jones）是較早關注中國圖案審美價值的西方學者，他編撰的《中國紋樣》（1867年首次出版，2016年在中國出版，侯曉莉譯）以“西方視角”整理中國圖案。雖然圖案資料搜集不夠全面，編撰思路也不夠系統，但該書對后來中國本土學界的中國紋樣史研究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史的研究，仍有借鑒價值。

田自秉等合著的《中國紋樣史》（2003）是國內首部系統探討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紋樣流變史脈的專著。書中將歷代紋樣分為“流行紋樣”“主要傳承紋樣”“一般紋樣”“典籍中文字描述的紋樣”，把紋樣的表意方式分為“表號型”“象征型”“宗教型”“文學型”“寓意型”，將中國古代紋樣納入更廣闊的文化、歷史、社會語境中加以討論，并從中提煉出圖案所特有的文化信息。這在中國古代圖案史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意義。不過，該書對多民族交流與中西互鑒視角下的紋樣史現象涉足較少。

由韓叢耀主編的《中華圖像文化史》（2016—2022）是一套出版時間距今較近的圖像專門史叢書。其中專設一卷《圖像論》，探討了中國傳統圖像研究的學術意義，嘗試建構中國圖像文化研究的理論綱領。叢書共25卷，分三部。第一部為“時代”專題，梳理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流行圖案，每一分卷也是圖案專門史領域的斷代史；第二部為“文化”專題，整理出蘊含儒、釋、道文化和民俗信仰的傳統圖案；第三部為“載體”專題，依據圖案所附著的文物，以及圖案題材所表現的文物形象劃分圖案類別，如《建筑圖像卷》既列舉了附麗于建筑表面的圖案，又羅列了表現建筑物形象的圖案。

相比“圖案”，“圖像”概念的外延更加廣闊。《中華圖像文化史》將中國古代圖案作為圖像史學的研究對象，聚焦圖案的審美特征和文化成因，是少有的一部將圖案與史論緊密結合的中國古代圖案史論著。

除通史類著作外，還有專就單一品類文物圖案展開的專題史研究，其中以絲綢紋樣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占比最大，如回顧的《中國絲綢紋樣史》、張曉霞的《天賜榮華——中國古代植物裝飾紋樣發展史》，也有針對某種題材圖案的專門史研究，如萬劍的《中國古代纏枝紋裝飾藝術史》。

研究者也在努力擺脫以王朝更迭為依據的傳統分期模式，探索符合中國古代圖案自身演變規律的圖案史敘事，如田自秉等著《中國紋樣史》將中國紋樣的演變過程分為幾何紋時期（原始社會時期）、動物紋時期（夏至南北朝）、花草紋時期（唐至近代）、綜合題材時期（現代）。總之，圖案史研究是更為系統的中國古代圖案研究路徑，能夠兼顧圖案的科學梳理與審美分析，重視圖案歷史成因的論證。但這類著作的圖像資料偏少，或許是為了照顧歷史敘事的連貫性，較少對單個圖案或單一類型圖案進行詳盡解析。

還有不少針對單一門類紋樣的研究成果，反映出前文所總結的“研究對象的專門性”這一特征。其主要研究對象有八種：

上述第4種研究成果最多，包括建筑圖案、磚瓦石圖案、玉器圖案、金銀器圖案、貨幣圖案、青銅器圖案、陶瓷器圖案、琺瑯器圖案、漆器圖案、竹木牙角雕圖案、傳統服飾圖案、織繡染工藝圖案、剪紙圖案、巖畫圖案、裝幀圖案等十余類，其中又以陶瓷器圖案與紡織品圖案專題的著作較多。

第2、4、8種文獻的數量較大，首先以敦煌文物遺存圖案研究的占比最大，如常沙娜編著的《敦煌歷代服飾圖案》（1986），歐陽琳、史葦湘、史敦宇編繪的《敦煌圖案集》（2019）等。

第3種出版物中，對吉祥寓意圖案研究的圖書比重最大，如錢正坤等編著的《中華吉祥裝飾圖案大全·吉祥圖譜》，其次是對動物與植物形象圖案的研究，如濮安國編繪的《中國歷代鳥紋圖案》，最后是對少數民族圖案專題的研究，其中匯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圖案的書籍占比較大，如聶忠邦編著的《松桃苗族織繡圖案集》（2006）。在成熟文字形成之前，圖案作為比較可靠的歷史文獻，是解讀中華民族歷史源流的重要依據。少數民族圖案的整理與研究，對增強民族共同體的內部凝聚力、溯源中華文明的文化根脈，都具有重要意義。

專題研究與綜合研究相互補充，兩者均力求透析中國古代圖案的審美要素、文化要素以及設計創作動機，再將其分門別類地歸于時代、題材、載體這三大范疇之內，進而綜合整理。專題研究的特性在于能夠采取微觀視野進行研究，追求以點帶面、以小見大的學術成效，對圖案歷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的探究更具針對性，對圖案的圖像結構、形式元素、裝飾空間關系、視覺傳達功能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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