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讀｜酒盞旋將荷葉當——南宋史繩祖墓玉荷葉杯（一）
時間：2024-09-21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101 分享：
本文從設計學和藝術史的角度分析南宋史繩祖墓玉荷葉杯，指出其結構源于粟特式金銀把杯，顯示出由唐入宋，設計對外來文化的消化融合。肖生象形的表現手法體現時代工藝美術中的繪畫性裝飾潮流，又能通過巧思實現二維向三維的轉化，平衡實用與欣賞。另外，針對橢圓的杯體、杯把的位置，充分考慮到使用的便利，這也為稍晚的同類器皿所延續。
討論宋代工藝美術史或物質文化史，經常會提及浙江衢州南宋史繩祖夫婦墓的出土物。這批材料里包含玉石、金銀、銅、瓷多種材質，尤其是墓中的白玉荷葉杯、白玉兔形鎮紙、青玉和水晶兩種筆架、鬲形銅爐等，勾勒出史繩祖作為文人的雅致品位。它們是各類宋代主題展覽里的常客，也是文房器用、文人趣味研究中常用的材料。以往，分析重點集中在它們所折射的宋代士風，對于作品本體的深入觀察，以及由此延伸的設計學、藝術史思考相對較少，因此本文擬從這些角度，再談談墓中的白玉荷葉杯。
此杯正面刻成兩片荷葉，大片為杯身，小片為杯把頂飾，線刻葉脈。背面略同，并附浮雕蓮花、蓮葉，其莖卷曲成杯把。[1]（圖1）因埋藏受壓，薄透的杯壁邊緣有局部殘破，卻也不影響其風姿和生趣。創意源自荷葉，造型上順勢而為，大葉中心下凹成為能容的杯體，其余的小葉和蓮莖成為把手、圈足等附件，各元素統一和諧，風格寫實。這種肖生象形的設計手法是兩宋時期的潮流，尤其在各色花形金銀杯盞中運用自如。它們既能實現飲器的功能，又能做到形象栩栩如生，遍陳席間則如同百花爭妍，添雅趣、助清歡。
1. 白玉荷葉杯，南宋，高3 厘米、長11.5、寬9.8 厘米，浙江省衢州市南宋史繩祖墓出土，浙江省衢州市博物館藏關于造型，設計學想進一步追問的是，各種元素為何以特定形態出現在特定位置，這又令器物呈現出哪種特定的結構？大荷葉成就的杯體呈橢圓形，小葉居于其短軸的一側端點。高度上，小葉與杯體口沿平齊，半舒半卷，展開的半邊延伸出杯體之外，形成一個半橢圓的平面，卷疊的部分起伏甚小，只在葉緣處微微隱起。小葉的正下方，蓮莖卷曲成環狀，這部分并未見有具體尺寸刊布，但以整體推測，應該堪堪只容一指穿過。隨后，蓮莖向杯底伸展，以螺旋形連到杯底心，成為大荷葉的柄。同時，沿途也次第伸出三個分支，分別連接帶蓮蓬的荷花、一片茨菇葉，以及另一片小荷葉。從底部看，此三者與攀上口沿的小葉正好分別朝向杯壁的四個方向，排布均衡，視覺效果穩定且具秩序感。
于是這件杯在平置時，蜿蜒的蓮莖化為圈足，將杯體略略墊高；持握時，手部的姿勢是食指向內回扣穿過圓環，拇指壓住口沿的小葉，余指在環下方頂托，合力端起杯體。大荷葉為盛裝酒液的功能主體，小葉、蓮莖和連接杯底心的螺旋形葉莖分別為指墊、指環和圈足，設計上巧妙地將功能性附件與裝飾題材結合，賦予作品鮮活的生命力。
說到這里，熟悉唐代金銀器的人會對這種杯體口沿處設指墊、并下聯指環的設計會心一笑。的確，兩者在結構上一致。唐代外來金銀器中的帶把杯，特點之一即為杯的口沿至腹部有指環式的小把手。細分之下，又有4 種形制，其中上有寬平的指墊、下帶指鋬的環形把，與荷葉杯最接近。按齊東方教授的研究，這類把杯屬于粟特銀器系統，傳入中國后又有粟特工匠在唐朝的制品，何家村窖藏的3 件多棱把杯即為代表，時間約在7世紀后半葉或8 世紀初。其繼承粟特“血統”的典型證據即為環形把的上端帶寬指墊，下面有指鋬，又強調指墊的裝飾。[2]
史繩祖墓的年代在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長久的時間懸隔，令粟特式銀把杯和荷葉杯乍看上去相去甚遠。可是本文思考的角度不是考古類型學的排比，而是設計學的構造分析。若按功能劃分，兩者可拆解為能容的杯體和供端持的把手附件。不論杯體是多棱、圓碗或者直筒形，功用都是盛裝液體，特色在于附件結構帶來固定的人手操作方式。正是在這一點上，兩者的構造一致，使用時的姿勢相同。所以，跨過材質的替換、裝飾的改易，兩者是同類設計。
長久以來，中國和域外一直保持著文明的互動互鑒，即便時而密切熱烈，時而疏離沉寂，但兼容并蓄的總體趨勢沒有改變。論造物材質，中國以絲、瓷、漆、玉、竹為代表，而玻璃和早期的金銀器則是西方更突出。絲綢之路連通中西，物產、技術和藝術經此通道傳播交流。不論東西方，接觸到外來的樣式時，都有一個從直接或改裝使用，到模仿生產，再到消化吸收的過程。
2. 銀盒，西漢前期，腹徑14.8 厘米、通高11.1 厘米，1983 年廣州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墓博物館藏改裝可以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的銀盒為例。（圖2）器蓋和盒壁都用捶揲技法敲出連續的一頭尖一頭圓的裂瓣紋，似水滴交錯。孫機、徐萍芳、齊東方等學者的意見類似，認為這類技術和圖案風格來自西亞，經海上絲綢之路傳入。盒蓋頂部有3 個后加的銀錠形小凸榫，預計還應該再分別套入羊或熊形的鈕座，器底又附加銅鎏金圈足座。[3]于是，這件外來銀器通過添加附件，將西亞樣式改造為中國流行已久的豆形器。無獨有偶，同樣形式的改裝還見于山東青州西辛戰國墓、臨淄西漢齊王墓、安徽巢湖北頭山1 號墓，足見是戰國到西漢慣用的做法。這樣，器身的銀色和鈕、底座的金銅色會有明顯的色彩差異，盒體新穎的裂瓣紋也同中式的獸形鈕、高圈足不協調地拼湊在一起，顯示出一股混搭風。
借助添加附件，改裝令外來器物迅速融入本土原有的器型序列，以迎合當時當地的生活習慣，也回避了文化差異。它容易實現，還能最大限度保留外來物的典型樣貌，令擁有者在炫耀異域奇珍的同時，又不影響使用。
遠道而來的珍寶樣式新奇，吸引時人目光，貪戀奢華、傾慕權勢是人情常態，也就引出對外來高檔器的模仿。通行的手法是，提取典型的造型和裝飾要素作為文化標簽，用較低檔的或者本土特有的材質和工藝替代制作。
自北朝晚期，薩珊、粟特、羅馬- 拜占庭諸系統的金銀器進入中國后，國人也開始了對它們的模仿。對粟特式把杯，若同樣用金銀制作會保留更多的細節。出自來華粟特工匠手中者，會將八棱杯體、杯體下部的橫向內折棱，聯珠組成的環形把，指墊強調裝飾這些要素都保留。（圖3-1）隨后由國內工匠制作的器物漸顯變化，筒形器身更常見，出現了6 字形、草葉形等新的把手形式，裝飾紋樣也添加了鏨刻的細密纏枝卷草。（圖3-2、3-3）而用玉、瓷之類的中國材料制作，則要屈從材料特性和工藝特點，做出一些讓步，只保留標志性構件或大的造型輪廓線。如徐州奎山唐墓出土的白瓷把杯，上侈下收的筒形杯體接近何家村團花紋金杯，卻平素無紋，僅在腹部用數道弦紋裝飾。環狀把手也是用三根泥條圈和而成的，大小比例接近金屬指環。（圖4）但一眼看去，兩者親緣關系仍然明確。這類環狀把手在唐代陶瓷把杯里多次見到，大都省去了上部的指墊和下部的指鋬，也不見6 字形和草葉形變體。一同簡化的還有杯身，幾乎都是拉坯成筒形或碗形，平素為主，三彩則靠釉色裝飾。可是，由于環狀把手一直保持較小的直徑，設在貼近杯口的位置，使用時仍然會沿用食指回扣穿環、拇指下壓的姿勢，所以仍與粟特把杯屬于同一序列。
3. 3-1. 金伎樂紋八棱杯，唐，高6.2 厘米、口徑6.1 厘米，1970 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3-2. 金掐絲團花紋杯，唐，高5.9 厘米、口徑6.8 厘米，1970 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陜西歷史博物館藏；3-3. 葡萄紋銀帶把杯，唐，高6.4 厘米、口徑7.8 厘米，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4. 白瓷柄杯，唐，高8 厘米、口徑11 厘米，江蘇省徐州市奎山唐墓出土，徐州博物館藏不同于改裝，仿制隱含著對外來文化更大程度的接受。如，仿制了粟特把杯，也就同時接受其端持方式，甚至時人希望借助這些行為來實現對“時髦”的親近。
5. 白釉連托把杯，唐，高4 厘米、口徑8 厘米，浙江省臨安縣唐水邱氏墓出土，浙江省臨安縣文物館藏時間流逝，器型還會繼續變化。晚唐水邱氏墓里，一件白釉杯杯體呈小碗狀，一側的把手由泥條圈成環，其上方貼近口沿處有三角形云紋指墊。指環靠外側捏塑出龍頭，微微昂起，形態略接近指鋬。（圖5）這里可見陶瓷材質對粟特把杯把手結構的完整模仿，但裝飾元素已經是中式的云紋和龍。尤其不要忘記，此杯還附有托盤，是成組配套的器物。演進后的把杯已經融入新的使用情境，局部雖仍能看出與早期異域元素的關聯，但整體風格已經是中國式的。這表明，隨著時間推移，外來元素漸漸被本土文化吸收融合，僅憑借若干細節隱見文化脈絡。
到兩宋，隨著傳統陸上絲路的衰落，工藝美術更多是在本土文化滋養下發展。宋人追慕三代，考訂古制，研藏古器，托古創新。除去商周，時人關注的古器還包括部分秦漢作品。秦漢酒器中有一種名“卮”，它原用木片卷曲而成，故陶、銅、銀、漆卮，大多數也都保持圈器的形制。考古收獲以漆器常見，器身以直筒形為主，少數呈扁圓的碗形。[4]（圖6）筒形卮還常常配蓋、附足。另一個標志性特點是器身中上部有一環狀把手，金屬制者有6字形，它正與唐代國產粟特式把杯接近。不過早年齊東方就已指出，漢代帶把卮在當時不多見，以后也不流行，即便類似，與粟特式把杯之間不是簡單的演變關系。[5] 即，兩者獨立起源，只是局部附件形制類似。
6. 銅鋬黑漆碗，西漢晚期，腹徑14.4 厘米、高5.8 厘米，安徽省天長市安樂鄉漢墓出土，安徽省天長博物館藏 
7. 7-1. 呂大臨《考古圖》古酒卮；7-2. 金屈卮，北宋，高5 厘米、口徑7.9 厘米，1987 年6 月蘭溪市靈洞鄉費垅口古墓出土，蘭溪市博物館藏隨著對外來金銀器的吸收融合，尤其是頻繁使用陶瓷等材質，把杯器身不再帶折棱，越來越寬矮接近碗狀，這使其與漢卮中的少數派即碗形卮接近。到了宋人那里，以一側附把手為依據，將把杯考訂為“卮”。呂大臨的《考古圖》或是定名的重要依據，他將器旁一耳，耳上部為圭形指墊的杯形器認定為“古酒卮”。[6] 揚之水指出浙江蘭溪洞靈鄉南宋墓出土的夾層金杯與之相似，當是宋代依考證結果而仿造的金屈卮。[7]（ 圖7）不過，秦漢的卮即便有指墊也并不寬大，把手也并非緊貼口沿部位，而宋人制品卻具備這些要素，明顯是從把杯融合而來。至此，消化改造后的把杯與考據所得漢卮形象重合，成為宋人認定的酒卮。
復禮令卮受到重視，常出現在重要的宮庭宴飲場合。《東京夢華錄》載，屈卮乃是帝王壽筵所用酒器，它“如菜盌樣，而有手把子”，出土物正與之相合，席間又以材質區別身份，“殿上純金，廊下純銀”[8]。南宋襲故京舊制，宮廷壽筵沿用屈卮。《夢粱錄》關于度宗生日宴用屈卮的描述[9]，與《夢華錄》完全一致。更晚一些，岳珂參加寧宗生日瑞慶節大宴。他身為扈簿坐于廊下，設纈褥，置俎于前，飲酒器是“爵以銀”，這與“兩夢”中記載的制度相合。所用的銀質酒器具有“厚其唇，為之一耳”的特點，應該就是屈卮，不過岳珂使用后的體驗感是“頗不便于飲”。[10] 即便如此，它仍是一種特定的官用器皿樣式。
宮中宴席重禮制等級，器型統一，材質昂貴。民間的把杯則會有更豐富材質和樣式，能看到同源設計的不同變化。杯身可以是碗形的，有深腹、淺腹之分，深腹的還能再做出八方、分瓣等變化。另有一些廣口斜壁，類似斗笠碗。把手有些呈利落的“丁”字形，有些是環把和指墊的組合，延續金銀把杯結構，這種數量更多。指墊又生出諸多變化，大小不一，大者如半月，小者似云頭。不同的杯身和把手再加以組合，最終使得這類單把杯面貌龐雜。而且，它們流行時間長，從南宋、金一直使用到元。（圖8）不過，其中有些按現有的器身尺寸比例看，環把直徑太小，難以穿指，應該是僅作為設計的符號保留。這也意味著端持方式已經改易，不再執著于唐時的舊姿勢。
8. 8-1. 青白釉把杯，元，高3 厘米、口徑9.4 厘米，1974 年北京市昌平區城關舊縣村出土，首都博物館藏；8-2. 單柄洗，金，高4.5 厘米、口徑12 厘米，1988 年陜西省大同市云中大學出土；8-3. 瑪瑙環耳杯，南宋，高2.5 厘米、口徑9.8 厘米，1952 年安徽省休寧縣朱晞顏夫婦合葬墓出土，安徽省博物館藏；8-4. 月白釉環鋬洗，金，高6、口徑15.4 厘米，1988 年陜西省耀縣柳林鎮窯藏，耀州窯博物館藏；8-5. 青白釉瓜棱腹把杯，宋，高4.7 厘米、口徑9.7 厘米，鷹潭市博物館藏；8-6.金花瓣式銴耳杯，蒙古汗，高4.9 厘米、口徑12.1 厘米，內蒙古錫盟正藍旗征集，內蒙古博物館藏。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裝飾雜志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010-68396408
xuehuiwangzhan@126.com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乙2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