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 |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副理事長呂品田：滋養學術人格的沃土——我所經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
從1985年讀研究生算起，到2019年退休，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這所機構里度過了34年。回首往昔，自己的人生經歷中沒有哪一程能超過它對我的塑造性影響。于我而言，藝研院是滋養學術人格的一方沃土。在這里，我受到良好的學術訓練和熏陶，也盡情地舒展著自己的學術興趣和抱負。
追溯起來，之所以能夠結緣于藝研院，得于對我影響深刻的兩次經歷。1979 年，我大學二年級時訂閱了新創刊的《文藝研究》。從這份文藝理論刊物中，我接觸到美術以外的其他藝術研究領域，知道了王朝聞、蔡若虹、張庚、郭漢城、楊蔭瀏、繆天瑞、葛一虹、鄭雪來、吳曉邦、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陸梅林、程代熙等鼎鼎大名的學者，也知道了中國藝術領域還有藝研院這樣一所大家云集、每每激起文藝論辯和思想交鋒的學術機構。再一次經歷是1981年春季，我們77級畢業班游學考察來到北京，老師請到王朝聞先生專為我們做講座。先生以當年市面流行的“貓壺”為引子，就陶瓷設計方面的實用與審美關系問題侃侃而談，講了整整一個下午。他用濃重的川音附帶詼諧動作所表述的“貓壺論”，讓忍俊不禁的我們一下子就對藝術設計有了明晰的認識。這堂課特別地激發了我對理論的興趣，也讓我對王朝聞先生格外地崇敬。
因為《文藝研究》，因為王朝聞先生，藝研院猶如圣殿讓我心馳神往。
1982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三年后我幸運地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師從王朝聞先生學習美術史論。當年的研究生部設在恭王府東南角一棟二層小樓上，共約三四百平米的空間容納著教室、辦公室、宿舍等全部設施。美術、戲曲、音樂、舞蹈、電影等各系的三十多位同學擠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學習的條件雖艱苦，卻便于不同學科專業間的學習交流。對我來說，攻讀碩士學位的這三年時間真是艱難的轉型過程，我這才意識到喜歡理論和以之為專業的截然不同，以至每天至少讀書10小時，惡補各方面的知識。那會兒的教學不像現在這么規范（自然也少了許多刻板），規規矩矩的堂課不是很多，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讀書。同學們讀書都很自覺，逼仄的屋檐下平常總是出奇地安靜。休息放松的間隙或用餐時的聚集，大家也多在交流一些學術問題，甚或就某個話題展開激烈的論辯，爭得面紅耳赤。這段日子很是寶貴，我也從同學們身上學到很多。
教學上，王老總把自己比作“導游”，認為導師的工作主要在于因勢利導，在觀點方法上幫助作為“游人”的學生，尊重他們發現美的興趣、能力和個性。若是“游人”不從實際出發或用別人的判斷來代替他自己的判斷，“導游”則有責任提醒其檢視自己的觀點方法。王老“上課”的方式主要是交談，“課堂”有時在他家的客廳，有時在某個他見到我們的場合；“課程”則往往開始于某個時事話題或即景事物的談論，然后就像相聲“抖包袱”那樣回到關系于美學或藝術理論的正題。王老總有新的話題，他亦莊亦諧、且聊且深的一切，總是如此的周密、曉暢與生動，以至于不僅幫助我們清晰地認識問題，更幫助我們養成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1986年夏季，《中國美術史·原始卷》的寫作班子在北京西郊蘋果園的部隊招待所統稿，王老親自坐鎮審稿，我們幾位學生也跟著做些工作。白天大家都埋頭干活，緊張而單調，只有晚飯后陪王老散步的那一小會兒才最放松、最快樂。一天傍晚，太陽西落，天邊流云的色彩和形狀不停地變化。王老邊走邊發布他對云彩一會兒像馬、一會兒像獅子的審美發現，隨之解釋說：“如果我們餓著肚子就談不上欣賞的心境，這會吃飽喝足了才有閑情逸致來賞云，美的意象才產生出來。”王老所談，是他一直強調的“審美關系”。
王老一貫重視民間美術和工藝美術，他的《美化生活》至今仍然顯示著居高致遠的指引意義。一進校門，王老就根據我的學習和工作經歷，囑我多做一些民間美術、工藝美術方面的研究，說這是學術領域的冷門，較之于大家所關注的繪畫、雕塑，這方面的認識和研究遠遠不夠。當時他正在主持編撰國家重大課題項目《中國美術史》，故安排我參與現代卷民間美術和工藝美術部分的撰寫工作，以在研究實踐中學習提高。就這樣，我在王老的指引下進到了這個研究領域，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也是民間美術。
我在院里的另一次學習經歷，是1998年至2003年在職攻讀美術史論博士學位，導師為陳醉先生。20世紀80年代，他出版過《裸體藝術論》這部影響極大的學術著作。他立足中國文化現實，把“文化超越”學術主題導向被現實原則所封堵的千古禁區——性意識和裸體藝術，不以顛覆現實的偏激來尋求人性復歸之路，而是強調現實生活本身就擁有“更高的層次”。在他看來，這個足以寄托更高理想的層次，由“欲望的升華”所構成，其現實形態便是藝術，具體到人類感性世界的情欲或性意識方面，那就是裸體藝術。藝術不只是審美的，還是功利的，是人生問題訴諸審美方式的解決。陳醉先生的學術思考透著一種智慧，就像平常老愛幽默地開語言玩笑一樣，他通過理論闡釋化解了中國傳統觀念的最拘謹處，為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打開一道門禁。如今談裸體藝術如同聊家常，但當年卻是石破天驚的舉動。陳醉先生平時很隨和，沒有學者式的矜持。在他門下讀書，我不會感到做學生的拘謹，他待我也十分寬容甚至于放任。選題時，他沒有給我過多的限制，而是鼓勵、支持我抒展自己的學術興趣。這使得我能夠接續80年代所關注的手工藝問題繼續思考。若不是先生寬容，我的學位論文恐怕難以“跨界”成《動手有功》這個樣子。也感謝院學術（學位）委員會鼓勵，這篇論文還忝為優秀博士論文。
1988年，我研究生畢業后留在美研所理論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
作為研究部門，美研所和院里其他研究所一樣，平常不用坐班，只需每周來所里辦公室點個卯，要通知什么或有什么事情要開會，一般都安排到這一天。這種寬松得近乎“放養”的管理方式比較適合搞學術研究，但對學者的自律性要求極高。一個人若是懶散放任，這就等于自廢武功。在我的印象里，當年院里沒有年度考核也沒有成果發表上的量化要求，學者們特別是青年學者都極其用功，每個人手上都有出版項目，都不停地在出成果，社會上學術活動也很多，美研所的學者叱咤風云，很有影響力。大家當時都有一種關心國家前途命運和發展道路的理想主義情懷，文藝領域或社會上普遍關心思想、熱衷理論，于思考和探索有著澎湃的熱情，在迭起的思潮中每每伴隨激烈的爭鳴論戰。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時代潮流推著人在走，學者們也有很強的存在感和使命感。
中國藝術研究院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單位。1978年以來，王朝聞、蔡若虹、朱丹、吳甲豐、溫廷寬、王樹村、譚樹桐等老前輩每三年招收一屆研究生。他們先后培養的三屆（尤其第一屆）碩士、博士研究生大多留在了所里，由此奠定了美研所的基本學術隊伍，并在研究上形成包括美術史（通史、斷代史、門類史和國別史研究）、美術理論（原理和技法研究）、美術批評研究領域，以及繪畫、雕塑、書法與篆刻、原始美術、宗教美術、民間美術、工藝美術、建筑藝術、石窟和陵墓藝術、中外美術交流等豐富專業方向的寬廣學術格局。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社會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文藝領域思潮迭起。美研所老、中、青三代學者濟濟一堂，思想活躍，學術氛圍濃郁，觀點主張之間也頗有張力。反映社會變革要求以及錯綜復雜狀態的各種思想觀念，通過美研所主辦的“一刊一報”——《美術史論》和《中國美術報》，也通過學者們在學術討論和藝術實踐方面的深度參與，形成輻射全國的廣泛影響，對新時期美術理論與創作的多樣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對于這個學術集體中的每個人來說，思想張力的存在更能激發對問題的思考，也可以在差異中彼此切磋磨礪，將自己的認識打磨得更加嚴謹明銳。
《美術史論》在改刊《美術觀察》之前是季刊，由本所研究人員輪流擔任執行編輯。我一進到所里，所長水天中先生便安排我參與編刊工作。每年執編一期，負責采編、審改、校對等全流程的編輯工作。這種不設專職人員的辦刊制度，既有助于學者了解學界情況及前沿動態，也有利于刊物照應研究領域的全面性和反映學術觀點的包容性。對我來說，這項工作在拓展學術視野、豐富專業知識、提高文字能力以及養成嚴謹作風方面，都是絕好的學習鍛煉機會。
王朝聞先生主持《中國美術史》編撰工作的十年間，總是強調“把修史的過程作為研究的過程，作為培養、創造美術史家的過程”。利用課題項目開展學術研究，又對青年研究人員進行“傳幫帶”，這是美研所的優良學術傳統。在所里工作期間，我有幸得到前輩師長的厚愛與提攜，以至有機會在完成出版項目的過程中專注地投入研究性寫作，或深入推進自己的學術探討，在研究實踐中提高自己。1989年年初，鄧福星先生主編“中國當代美術系列”，以期系統梳理新時期十年美術創作現象。我承接編撰其中的《現代手工藝》，主要研究當年初興的新型手工藝術創作實踐。作為新時期“文化尋根”思潮的一個側面，許多藝術家通過面貌穎異的陶藝、漆藝、木作、纖維藝術和金工藝術作品，表現出一種反撥激進“觀念藝術”的探索取向。此書是我最早從文化哲學角度考察手工藝的一次學術探討，我試圖解讀工業化高速發展情境中為何會有這樣一類反以“手工”為先鋒取向的現代藝術形態，也由此洞察到一系列現代文明及藝術問題與“機器”取代“手工”這種“文化產生方式”的關聯性。盡管因為出版社的原因，此書沒能如期出版，卻由此開啟了我日后在學術上持續用功的方向。后來，鄧福星先生主編“中國民間美術基礎理論研究叢書”，又承蒙他提攜，約我加入出版計劃，給我以深化和拓展之前碩士學位論文所作研究的機會。因此有了我于1992年出版的《中國民間美術觀念》。說起此書，還要特別感謝遠去美國的蔡星儀先生，當年他慨允我寄居其寓所，讓我能有安靜的一隅閉門寫作。《中國民間美術觀念》脫稿后，緊接著又投入到《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的編撰工作之中。
“文革”期間，民間藝術曾被看作封建迷信而備受禁錮。改革開放為之松了綁，有了一定程度的復蘇，加上從傳統文化“大地深層”尋求精神根源和文化支點的張力促進，一時間研究和學習民間藝術成為一道亮麗的文化景觀。1989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山東友誼出版社約請王朝聞先生擔任《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總主編。編撰工作正式啟動于1990年春，全部書稿出齊于1995年年初。年屆耄耋的王老帶著一支以青年人為主的隊伍，像主編《中國美術史》一樣，“把修史的過程作為研究的過程，作為培養、創造美術史家的過程”，鼓勵大家在研究實踐中鍛煉和提高。對于民間美術，王老主張既要強調它的一般藝術共性，又要強調其交融于社會生活的文化個性。根據他的學術思想，我們集思廣益、反復研討，制訂了按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裝飾、游藝分編，以神像、供品、民居、陳設、服飾、用品、工具、年畫、剪紙、臉譜、皮影、玩具分卷，總共六編十四卷的獨特分類方案。這個方案對紛繁復雜的民間美術現象作了歷史而又邏輯的把握，突破了受西方藝術形態學影響的流行分類方式。現在來看，編撰工作做得非常及時。書中記錄的很多民間美術現象以及所收錄的作品，后來都慢慢消失、流散了。在王老主持下，當年我們深入鄉間基層，廣泛開展田野調查、信息采集、圖片拍攝以及梳理研究工作，對民間美術有了更加系統深入的認識，也對他的學術思想有了更多的領悟。編撰工作歷時5年，造就了一批后來在民間美術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
1990年11月，為編撰《中國民間美術全集》，本文作者在河南洛陽潞澤會館記錄拍攝民間刺繡
談到藝研院的民間美術研究，有必要提到“二王”格局。王樹村先生是另一位重量級學者，他重視民間美術史料及作品的搜集、整理和考訂，作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他立足文獻、作品和口頭傳統，對民間美術的一些主要形態特別是年畫的發展歷史和社會價值作了深入系統的研究，著作等身，貢獻巨大。王朝聞先生和王樹村先生所代表的各有側重的兩種研究取向，恰好構成理論研究和田野調查相結合的完整學術體系。在此格局中，王海霞研究員以她卓著的努力承繼光大了王樹村先生的學脈，取得眾多驕人的研究成果。惜其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嘆息。
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進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發展市場經濟思路下的文化體制改革，給文化事業及機構帶來新的挑戰。市場經濟大潮中的藝研院，一度困難重重、風雨飄搖。2000年，王文章先生受命擔任院領導，全面主持工作。在他強有力的帶領下，新領導班子實行機構組織、人事制度和科研管理改革，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落到實處，極大地調動和發揮了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藝研院由此一步步走出困境，迎來全面建設與進取的新階段，逐漸形成科研、教育、創作三足鼎立的新發展格局。
在新世紀歲月里，除個人學術研究外，我逐漸承擔起一些管理工作，先后轉換過許多工作崗位，扮演過許多工作角色。就個人志趣而言，我愿意做一個靜守書齋的單純學人。然而，人生角色并不盡然由自我所選擇。2002年以來，承蒙文章院長不斷鞭策，幫助我逐漸走出自己偏狹的事業認識格局。同時，也是他以超強的領導才能和鞠躬盡瘁的工作投入給院里帶來的巨大變化，讓我真正認識到奉公事業之于個人學術研究的更深廣意義。
從2002年到2009年，作為副主編和主編，我與《美術觀察》月刊相伴整整8年。這是一段既效力社會又塑造自我的特別經歷。在市場化時代，要想堅持不以經濟指標為衡準的學術價值，發揮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難免會遇到重重困難，也勢必要經受耐力和意志的考驗。記得剛開始的那幾年，我們幾乎每天都加班熬夜，空間逼仄的編輯部總是彌漫著騰騰的工作熱氣。時至今日，當年在恭王府通宵干活而特別感受到的凄清的“晨意”，還會不經意間被強烈地喚起，那真是一種刻骨銘心的苦澀感覺。隨著時光的推移，越來越覺得和雜志社同仁共事的那些日子最難忘懷。我始終認為，優秀人格中往往存在著某種深刻的樸素，那是一種不必用很大概念、很多語詞來描述的好的人性。《美術觀察》同仁秉有這種深刻的樸素，能與大家相遇共事，我深感榮幸。回味那段緊張辛苦卻和睦愉快的工作經歷，至今都是一種快慰。那些日子里，我看到大家全身心地維護《美術觀察》的學術品格和學術形象，昂揚的工作狀態不曾懈怠。對此僅用責任感或使命感來解釋，顯然是蒼白而概念化的。這想必關系著學者的理想，而這種內心的情緣或歸屬感是難以用語言描述的。我還難忘當年常常要開的選題策劃會。會的規模不大，氣氛和效果卻儼如學術論壇。席間同仁們暢所欲言，無所顧忌地交流和討論選題意向，熱烈而又輕松，思維潛得很深，很能切磋磨礪思想。后來離開了雜志社，也久違了這種極富學術氣息和書齋意味的工作體驗。每每念想起來，還有一種悵然若失之感。
藝研院有一種寶貴的學術傳統，這就是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堅持服務于國家發展需要。進入21世紀以來，藝研院敏銳地體察到國家發展日益關注文化建設、重視中華傳統文化保護的戰略取向，憑借自身在傳統文化藝術研究方面的深厚學術積累和雄強的專家隊伍，率先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家實踐。從2000年起，受文化部委托，藝研院先后承擔了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具體組織工作，使昆曲藝術、古琴藝術、木卡姆藝術和蒙古族長調民歌四個項目成功入選。2003年年初，國家啟動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將負責具體工作的“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國家中心”設在了院里。
我與非遺保護工作結緣，是從參與“民保工程”的一些工作開始的。這些工作包括論證、審議《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草案）》（后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和保護工程試點項目及工作方案，起草該工程“普查工作手冊”總體分類方案以及“民間美術”和“傳統技藝”調查提綱，宣傳“民保工程”等；還曾受中心委托，撰寫了《以手工生產方式主導西部大開發》《以民俗建設保護民族民間文化》兩份提案。翌年，我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之前的“民保工程”匯合于非遺保護履約實踐。頭十年的保護工作實踐，著重在制定政策法規和保護規劃、普查非遺資源和存續現狀、建設體制機制和名錄體系、探討保護理論和宣傳保護理念等方面展開。作為身兼“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2006年掛牌）職責的國家專業研究機構，藝研院承擔了這些工作的具體策劃、組織和實施。在剛起步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人手少、任務重，缺乏足夠的物質條件，也沒有可資依循的路徑經驗，工作開展頗為艱難。文章院長親自掛帥，調集各部門相關人員和專業骨干，全面參與論證、評審、考察、研究、培訓、宣傳等具體工作。我一邊編刊一邊做著非遺保護方面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參與論證國家級非遺申報指南、項目保護經費預算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規劃綱要，修訂保護工作管理辦法，評審國家級名錄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督導地方保護工作，配合輿論宣傳和策劃央視特別節目，等等。
2005年下半年，文章院長交給我一項在我看來如同趕鴨子上架的任務——負責策劃預定翌年元宵節舉行的首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展”。工作從撰寫展覽主述文本開始，中心安排了幾位年輕人專門幫我收集相關資料。展覽的大結構是：方針政策——實踐意義——保護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當代成果，并分中央和地方兩大版塊。主述文本用于中央版塊，經8次修改定稿，花費了將近半年時間。采選展覽圖片和實物、設計展示方案的工作交叉進行，推進過程中困難不斷卻還井然有序。展場早先定在中國美術館，我們根據場地情況設計了一個“金木水火土”的布展格局。中央廳放在圓廳，三十多個省市按地理方位排布四方。還為開幕式特別設計了一個象征“中華文化復興”的上梁儀式，參照民俗儀軌帶出音樂、舞蹈、戲曲和說唱等非遺項目表演。田青先生為此也籌備好了非常地道的“上梁歌”和儀式表演隊伍。然而，就在離預定開幕時間只剩一個月的時候，突然得知中國美術館的場地用不了，須改換到國家博物館。天哪，那可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場地啊，原先的方案全得報廢！頓時，我們如墜深淵，不知所措。醒過神來，只能無條件地從頭開始。我已忘了自己是怎么熬過那苦難的一個月的，只有開展前一晚鏖戰于絕望狀態的經歷還記憶猶新。因為本就很緊張的專業布展人手被地方領隊拉來扯去，到午夜時分，我負責的四千多平米的中央廳幾乎空空如也，而王海霞負責的地方廳也狼藉一片、混亂不堪。急得來預審的文章院長拿著板子，一臉鐵青地給我下死命令，一旁的田青先生則疲憊虛脫，差點一頹坐在滿是釘子的板材上。俗話說狗急跳墻，當時的我們就像被逼急的野狗滿場穿梭，一一促督也已筋疲力盡的布展人員逐個落實每個展位。中心的工作人員們也動起手來，劉銳甚至喚來身為美院雕塑家的未婚夫幫著擺放木偶頭。人的潛能是神奇的，身陷絕境反而能超常發揮。就在上午10點前，舉行開幕式的最后一刻，場地清掃干凈，布展猶如奇跡般地徹底完成。
開展后，反響特別好，田青先生負責的民族文化宮展演晚會也很震撼，整個活動在京城產生了轟動效應，熱氣也由媒體播散到全國。觀眾對我們的展覽表現出毫無保留的熱情，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觀展，以致地毯經不住如潮人流的踩踏而更換3次，展期也一再后延。非遺宣傳首戰告捷，文化部所期望的輿論效果得到超額實現，在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等機構聯合發布的“2006年中國報紙、廣播、電視的十大流行語”榜單上，“非物質文化遺產”赫然在列。作為我國政府首次舉辦的全面反映非遺保護成果的大型展事，該展不僅達到了宣傳的目的，還開創了引入傳承人現場演示、將空間感知和時間體驗融為一體的非遺展示模式。之后，但凡舉辦非遺展覽，都沿用這套模式。此屆展覽舉全院之力，充分展現了藝研院推動非遺保護工作的綜合實力，打消了此前人們對藝研院“只是搞藝術”的微詞。這次工作經歷對我個人有很大的思想觸動。一則，我更深切地領會到前輩一再強調學以致用的意義，意識到學者固然要靜守書齋、堅韌問學，但學術本身不能書齋化，而需要在社會實踐中施展或檢驗。再則，我切身地意識到，觀眾如注的熱情并不因為展覽的形式，而是展覽上集中展現的中華傳統文化內容喚起了深植于民眾內心的文化記憶，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文化情懷和文化自信。這也更加證實了此前僅限于學術研究的認識，即廣大民眾才是文化保護和傳承的根本主體。
2005年11月9日，討論首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展”展示設計方案
后來，一直到2012年，每年國家“文化遺產日”期間，文化部都要部署大型的展覽宣傳活動，并由“國家中心”即藝研院來具體操辦。我則先后承擔了“巴黎·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藝術節”（200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大展”（2009·北京農業展覽館）、“巧奪天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百名工藝美術大師技藝大展”（2010·北京展覽館）等大型展覽的策劃、撰稿和布展設計等工作。這期間，我變換了兩次角色，先是2009年6月被任命為中國工藝美術館館長，一年半后又被委以院長助理和中國非遺保護中心副主任的工作。角色雖然有變，但非遺保護工作卻持續未斷。我任中心副主任的2011年，是非遺保護工作最密集、最繁重的一年。這一年組織了4個大型的全國培訓活動，舉辦了7個全國性的大型展覽或會議，是干得最苦最累的一年。有些工作是在摸索中進行的，譬如配合春節的“我們的節日——百名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迎春展示活動”，和配合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與兩岸萬名青年互動交流的傳統文化展示活動。籌備“文化遺產日”主題展覽活動時，又出現臨時換場地的情況。總之，那一年苦不堪言，好在做事嚴謹、認真的羅微副主任和任勞任怨的同事們給了我得力的協助和巨大的支持。
2012年6月我被任命為副院長，分管科研工作。一年后開始兼任研究生院院長，2016年擔任常務副院長后也依然兼著，直到退休。在將近8年的最后這一工作階段，我既管科研又管教學，常常感覺捉襟見肘、顧此失彼。研究生院作為有著近千名學生規模的教學單位，比之一般大學沒有哪一項業務少得了。時值國家研究生教育從注重規模發展轉向強調質量提高，對研究生院來說，按照國家要求進行規范化管理和建設，提高教學和學位授予質量，開展學位授權點自我評估，并且申報文學、設計學碩士學位授權點等，有著一系列的緊迫工作要做。這些年里，研究生院做了很多建章立制、規范管理、整飭秩序、改進教學等增強內功的工作。這些工作不是轟轟烈烈的，但點點滴滴都勞神費力，需要綿密的工作投入和巨大的工作耐力。幾年下來，自我建設和以評促建的務實工作，讓研究生院有了一些新面貌，各方面都更加符合國家研究生教育教學規范了。大家的辛勞沒有白費。
2017年11月， 本文作者在新疆喀什考察維吾爾族土陶制作技藝
回想起來，研究生院的同事、院科研管理處的同事特別是幾位中層干部，這些年里因為跟了我這樣的領導而多加了很多班。按文章院長的觀點，部下整天加班是領導的無能。我認同這種觀點，只是直到退休，也沒能改變自己的這種無能狀態，實在汗顏。當然，也不得不說，大家加班多是自覺去做的，各職能部門事實上也是業務繁重而人手相對不足。以我對所履部門的觀察和了解，可以說大家都很有責任感和進取心，他們是在不待揚鞭自奮蹄地努力做好工作。這是高素質人才的一個普遍特點。而且，作為學有專長的高學歷人才，他們不希望荒疏自己的專業、放棄自己的學術理想，以至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抓時間，力求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盡量騰點時間來治學。有些同事每天一大早來上班，天黑過后才回家，就為了擠出高峰堵車所耽誤的那點時間。這樣的勤奮，在我院各職能部門比較普遍。走上領導崗位后，因為有在研究所工作的經歷，所以特別能比較出職能崗位上同事們的不容易和了不起。同樣的學歷條件、同樣的精力付出，一者的價值多歸個人，一者的價值則多屬集體，這是研究機構在人才評價方面的一個難題。與職能部門各位共事的這些年，他們勤勉工作的每一天都構成一種激勵，讓我不敢懈怠。
縱觀歷史，藝研院人傾注70年心血鑄就的一篇輝煌史章，其起承轉合的理路文心莫不切合著國家發展的脈動，莫不體現著文化強國的訴求。感念篳路藍縷、殫精竭慮的前輩先賢，他們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及戲曲、美術、音樂、舞蹈、影視、文學等學科領域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奠定了新中國現代文藝形態及理論體系的堅實基礎，也奠定了藝研院在國家人文藝術領域的崇高學術地位。他們關注國家建設和發展需要、理論聯系實際、積極回應現實關切的共同學術精神以及實踐躬行，成就了學界所贊譽的“前海學派”，也成就了我院一以貫之的優良學術傳統。先賢垂范，后學思齊，藝研院百折不撓、光耀學界的底蘊便在于“前海學派”精神的秉承和光大。
如今，事業的接力棒傳遞到了在職在崗的各位同仁手上。這是歷史榮耀的傳遞，更是現實責任和高遠理想的傳遞。在為輝煌70年歷史舉杯慶祝的時刻，衷心祝愿藝研院薪火相傳，奮發進取，再鑄輝煌的新篇章。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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