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 邱春林：狻猊、師子和工藝美術中的獅子形象
時間：2022-09-09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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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是原產于非洲大陸和西南亞的猛獸。它作為“萬獸之王”，大約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經被人當成世俗威權的象征物了。1922年出土了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圖坦卡蒙的一架寶座，該座椅上鑲嵌著象牙和寶石，兩扶手前端分別雕刻著一個金色獅頭，椅腿形似獅腿，兩側扶手上刻有鷹翼蛇身，這些動物形象共同作為世俗王權的神靈護佑。華夏大地上不出產獅子，但有著與獅子形似的神話動物，學界推測這些想象可能發生在獅子進入華夏之前。如先秦《穆天子傳》“卷之一”記載了一種名叫狻猊的神獸，它善走，可以日行五百里。漢代辭書《爾雅》“釋獸”曰：“狻麑，如虦貓，食虎豹。”這種既能壓制虎豹，又善走的動物，的確與現實生活中的獅子很相似，但神話與現實相仿佛或許只是一種巧合。 圖坦卡蒙法老寶座，黑檀木，鑲嵌象牙和寶石。高138厘米，椅背高54厘米。 學界普遍認為，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之后，在這條交通要道上往來的商隊不僅馱運著絲綢、青銅器、玉器等東方珍奇，也有像獅子這類異獸從中亞被引進來。據《后漢書·西域傳》記載，東漢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有安息國使臣把“師子”當作朝貢之物帶到洛陽，這是有史記載非洲獅子首次入華夏的時間。公元101年，安息王子又派人送來“師子”、“條支大鳥”（鴕鳥）。漢家宮苑中開始豢養獅子，這種難得之物只配天子觀賞。唐初，以學問廣博著稱的顏師古解釋道：“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此說一出，一槌定音，來自異域的猛獸與中華神話中的神獸形象就這樣合二為一，或者說，古老神話在現實中找到了具象印證。 據季羨林先生考證，“師子”的名稱來源于焉耆語sisak的音譯，當時被寫作“師子”。唐宋時期，文獻中“師子”、獅子并用。大約到了明以后，獅子的名稱已普及，師子只是偶然用之。時至今日，有人竟提出狻猊與獅子實屬兩物。 佛教傳入中國后，無疑是推動獅子形象在工藝美術中廣泛運用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隨著外來佛教與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獅子形象也通過廣大信眾的傳播，逐步植根于普通民眾心中，成為他們的觀念世界的重要內容。史稱漢哀帝時，大月氏使節伊存把一批佛經帶到了中國，并給博士弟子景盧等人講經說法。東漢明帝派人西去印度訪求佛經，使者回國時從大月氏帶回印度僧人葉摩騰和竺法蘭。漢明帝恩準在洛陽建造白馬寺，供這些僧人翻譯佛經。自此開始，佛、法、僧三寶俱全，標志佛教正式傳入中土。佛教傳入時不僅獅子引入中國，同時佛教中的獅子文化也在中國傳播。佛法把英勇無畏的獅子隱喻為諸佛菩薩說法無畏，具有降服邪魔外道之無邊法力。佛座上裝飾的獅子形象既有立體圓雕，也有浮雕線刻，也是隨著佛教由印度人傳入中國的。至南北朝時期，我國的佛教造像上已普遍使用獅子形象來表法。唐末詩僧貫休的《送顥雅禪師》有“天花娉婷下如雨，狻猊座上師子語”之句。“狻猊座”即出現獅子形象的佛菩薩寶座。中土塑造的文殊菩薩形象通常是一副左手持青蓮花，右手持金剛寶劍，身跨青獅的莊嚴法相。“師子語”即象征佛菩薩講經說法時為驚醒世人而發大悲音，聲震寰宇，俗稱“獅子吼”。隨著佛教文化步步深入中土人心，獅子無所畏怖的形象與佛菩薩的慈悲莊嚴形象交相融會到一起。 東漢代以后，獅子在華夏藝術形象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它不斷出現在變文、詩詞、繪畫、舞蹈、建筑、民俗生活和園林營造中。傳說獅舞源自皇家宮苑中的馴獸舞，隋唐時期獅舞由宮廷流播到民間社會，很快便已發展成為百姓喜聞樂見的大型歌舞形式。兩宋時期的上元燈會，汴京和臨安的百姓為觀看獅舞常常萬人空巷，由此催生出別具一格的彩扎工藝。 在古代石刻、泥彩塑、木雕、金屬造像、玉雕等各類工藝美術中，獅子符號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早期的石獅主要用來鎮守陵墓，也被稱作“避邪”，其形象似獅非獅，頭似虎（大約就是《爾雅》所稱虦貓的樣子），身有翅（因此善走），保留了許多本土神話的原型。現存最早的一對石獅建造于東漢時期，擺放在四川雅安高頤墓前，它們昂首挺胸，目光炯炯，身姿矯健，似跨步向前，渾身充滿一股雄強豪邁的氣度，這正是神奇浪漫的漢代造型藝術的典型特征。稍后的陵墓石獅越來越被賦予了世俗王權的意志，原本世俗王權為樹立威權就不惜自我神話。據沈約《宋書》卷76記載，南朝劉宋時期交州刺史領兵攻打林邑，林邑王率傾國之力反拒，用器具裝扮成大象模樣列于陣前。交州刺史乃制獅子形象與象陣相御，結果象隊驚散，林邑王落荒而走。這則近似神話的故事中的“獅子”被描繪成了勝利之神。受中央集權制度的影響，唐以后石獅的形象演變被世俗權利牽引，如唐陵中擺放的石獅身形巨大，體格豐滿健碩，四肢肌腱突暴，抓地有力，在曠野中形成巨大視覺張力。它們身上少了些超現實的神秘飛動氣息，增加了世俗王權的重壓感，突出了君臨天下的霸氣和征伐四方的雄力，對異族和百姓自然會起著心理威懾作用。任何藝術都是為某種觀念服務的，漢唐陵墓石獅在詮釋觀念方面都達到了想象力飛揚、造型語言獨特的境界。
至少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了獅子雕像與建筑營造的結合。皇家宮殿和七品以上的官署門前可以擺放對獅。唐代詩人韓偓有詩云：“金階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拂秝啼。”唐代的門獅多為銅鑄或石雕，或蹲或坐，動態自然，表情活潑。帝王宮闕和官署前放置門獅，代表著主人身份的高貴。宋代門獅的造型逐步生活化，裝飾工藝逐步規范化，已經形成“威而不怒、溫文爾雅”的中國獅形象。到了明代以后，門獅的形象和禮制規矩已形成固定模式。門獅分列大門口兩側，當主人由里向外走出來時，左列雄獅，雌獅居右。雄獅左蹄踏球，俗稱“獅子滾繡球”，象征統一天下的權利周流不息。雌獅右蹄按著幼獅，俗稱“太師少師”，象征子嗣綿延，富貴無盡。獅子頭上的螺髻數量也有定數，一品大員府第門口前的獅子，頭上有13個螺髻，人稱“十三太保”。每低一個品級便少一個螺髻。七品之下官員府第不準有獅子陳列了。明代“官樣獅”的形成是禮制有效地融和了各社會階層的文化才得到的結果。“官樣獅”具有豐富的吉祥寓意，這在獅子底座上的浮雕圖案內容中表現得較充分。獅子底座的高矮不盡一致，等級越高，獅子形象越大，底座自然也越高大厚實，反之則低矮。獅子座上通常有精細的浮雕圖案：正面雕刻瓶、盤、三叉戟，諧音“平升三級”；右面雕刻牡丹和松柏之類的事物，寓意“富貴長春”；左面雕刻筆、墨、紙、硯文房四寶，象征“文采風流”；背面陰刻“八卦太極圖”，象征“鎮妖辟邪”。 
正因為這類石獅符合家庭倫理，又寓意吉祥，所以也深受普通百姓的喜愛。普通百姓無權利在私宅門口擺石獅“鎮宅”，為了能方便獲得獅子所帶來的“祥瑞”，節慶時除興舞獅之外，他們在橋頭、村鎮口、祠堂、寺觀、會館、商鋪門口擺起了石獅，甚至在室內陳列小型石獅，它們的功能就類似“石敢當”一樣，主要用來避邪、納福、保大人小孩出入平安。 與那些模式化的“官樣獅”不同，散布在各處的“民間獅”自然在體量上不那么厚重，表情不那么威嚴，因講究就地取材、因材施藝，造型上不受模式化約束，所以顯得藝術天真，自由爛漫，風格多樣。南北方“民間獅”有極其豐富的文化遺存，像傳統建筑中的門枕、石門楣、檐角、欄桿等處存在的形態各異的獅子形象，有的精雕細琢，極盡工巧；有的粗樸大氣，渾厚剛健；都是工匠有心之作。像晉陜地區常見的“炕頭獅”“拴娃獅”“壓繃師”“印紐獅”等等，它們小巧活潑，功能齊全，與民為伴，最能體現平民百姓的情感愿望和民間工匠無拘無束的藝術創造力。 宋之前，具有雕塑感的獅子香爐主要用于禮佛，為寺廟和宮室內常備之物。宋以后獅子無論作為整體造型或局部裝飾的獅子形象，仍然以佛教供養器居多，但也增加了貴族生活用的香薰功能。安徽宿松縣出土的北宋吉州窯“綠釉狻猊香熏”做工精巧，造型優美雄健，釉色可觀。香薰是一只獅形坐獸，蹲在仰覆蓮花底座上，它右足戲彩球，扭頭張口，憨態可掬。坐獸可與蓮花底座分離，只需將香料投放于蓮花缽中，燃燒后爐煙便可從坐獸中空身軀內上升，再從口中徐徐吐出。藏于山東青州博物館中的金代“獅子香爐”，其造型是獅子圓雕與柱形有蓮瓣紋香爐的組合器。該香爐塑造的石獅保留了獅子本色的威猛力量，它身軀偉壯，昂首豎耳，怒目圓睜，四蹄踏地，靜中有動。背部所馱的八面形棱柱上刻著八只小獅子，頂端浮雕八瓣蓮花，象征佛國的清凈純潔。“獅子香爐”整體造型和裝飾古樸厚重。明以后，獅子香爐之用途更廣，經過小型化和器皿化之后進入到千家萬戶，其獅子的造型和裝飾形象因此趨向于平淡從容。
明代徐應秋《玉芝堂談薈》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這是最早出現關于“龍生九子”的文獻，盡管可能相關傳說在民間早已存在。但明人關于龍所生的是哪九子也沒有定論，大家各持己見。狻猊常被排行第五，說它“形如獅，喜煙好坐。”這種癖好與先秦神話所描述的善走、食虎豹的個性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也不知來由出處，卻給了為何香爐上常用獅子形象來裝飾的問題一個看似合乎情理的解釋。外表威猛的獅子形象被萌態化了以后，在非莊重的日用型器物上進行裝飾應用的空間也大大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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