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畫”這個詞,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早有引用,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遺策”(竹簡)中,就開列著“漆(髹)畫鈁”“漆(髹)畫食盤”“漆(髹)畫厄”等。從詞義看是作動詞用,無非是指用漆作畫而已。我們現在談的漆畫藝術,其“漆畫”二字是作名詞用的,雖然亦有用漆畫的畫之意,主要卻包含了作為一個畫種的含義。
這個畫種的誕生,在我國僅是幾十年的事。直到1984年才以獨立的身份成為第六屆全國美展的一個組成部分,緊接著于1986年舉辦了首屆“中國漆畫展”。盡管現代漆畫在初露鋒芒之際就以它的特有魅力使眾多的觀者大開眼界,然而較之于國畫、油畫、壁畫等其他畫種,漆畫知名度尚遠遠不及于它自身的價值,這就使我聯想到漆畫藝術存在價值的探討。
漆藝界都把我國的髹漆工藝的悠久歷史推溯到7000年以前,其根據是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三文化層中出土的一件內外有朱紅漆髹涂的木碗,這只朱紅漆木碗,確是迄今為止我國髹漆史的最早物證。然而以漆藝而言,還不能提供在技藝方面的更多資料,作為漆藝中的漆畫,自然談不上有更多的直接聯系。
我國的髹漆技藝水平,漢代是一個高峰,尤其是“用漆作畫”技藝之高超,至今仍保持著無與倫比的高度,這在許多出土的漢代髹漆器物上都得到了體現。那流動卷舒的云氣、姿態各異的神獸紋飾,其線條的蒼勁有力、用筆之果斷熟練,已顯示出藝術的成熟和相當的功力。其實作為漆畫藝術,這種技藝和功夫應該看成是正宗的絕招,漢代漆畫的特色,至少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保持并有所發展。
1984年在安徽馬鞍山市雨山朱然墓中出土的大批彩繪漆器便是佐證,這些漆器上的畫面中,用線的流暢與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漆棺上的紋飾線條相比毫不遜色,力度感似乎有所減弱,然而用漆畫表達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活動,可謂是漢代漆畫的發展。就其形象塑造的把握能力而言,無論從造型還是在漆性材料的控制和駕馭方面都是有極大進步的。又如1966年在山西大同石家寨村出土的北魏時期木板漆畫,原物可能是一座屏風,人物的面孔和服飾涂以白、黃、綠、橙、藍等色漆,也很有特色。但是,這種用漆作畫的技藝,隨著漆藝手法和裝飾材料的多樣和豐富又有所削弱,逐漸被“平脫”“刻嵌”等新技法所取代。到明清時期,雕漆和鑲嵌幾乎成了漆器裝飾的一統天下,這種發展趨勢,從如何充分發揮漆材料特性的角度看,反而顯得有些背道而馳,因為雕、刻、嵌、鑲手法的加強,實際上是漆性材料及其技法發揮的削弱,精雕細刻的結果,漆藝之漆只是起了粘膠劑或襯底作用,這對于漆畫藝術來說更有喧賓奪主之感,這個問題應當引起當今漆畫家們的重視和深思。
我國有數千年漆藝傳統的光輝歷史,何故在近幾十年間才出現漆畫這樣一個獨立畫種?探討一下其中的原因,或許對于漆畫藝術今后的存在價值與發展有促進作用。
真正的繪畫樣式,在我國要數獨立的卷軸畫,在西方應該是架上繪畫。盡管我們現在把古代洞窟畫、巖畫、壁畫、畫像石、帛畫等都作為繪畫史的組成部分,然而細究起來,它們與純藝術之間尚有質的距離,因為這些古代畫作在當時當地都有著其自身的功利目的。漢“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漢宣帝將11位功臣像畫于麒麟閣,“圖畫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是起教育作用;而漢墓出土的帛畫,只是墓主人向往死后升天的形象表達,特別是馬王堆的帛畫,形如旌幡,更算不上是真正的繪畫作品。就像大量的歐洲中世紀宗教壁畫或祭壇畫一樣,這類畫作只是宗教內容的圖畫化,圖畫的作者實際上只是受命服務而已,如果要分析其藝術性的話,則主要是形式表達的巧妙和工具材料的熟練掌握和運用上。作為當今繪畫創作的主要標志,一是作者審美思想的抒發和體現,二是嫻熟技巧的顯示和表達,那么當我們追溯悠久傳統并予借鑒之時,就應有所比較、有所選擇。(未完待續……)
馮健親:教授,博士生導師,男,漢族,1939年11月生,浙江海寧人。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原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原民革中央常委、江蘇省主委。原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江蘇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主持工作),現任中國美協漆畫藝委會名譽主任,江蘇省藝術教育委員會主席。1961年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并留校任教,1989年8月任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1991年12月至2008年7月任院長。
原文載于:北京大漆藝術中心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