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紙 葡萄松鼠 王子淦
工藝價值的三維度
從源頭來說,任何藝術都是生活的藝術,都具有應用性。這是事實,無論人類學,還是藝術史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點。就像《人面魚紋盆》,今天我們覺得它很美,但放在當時,它只是寄托著初民對夭折兒童往生的祈愿,它是有用途的。但在社會分工出現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工藝和美術有了分別,美術開始向生活之外游離,似乎已告別生活應用性。德國哲學家康德就講,藝術和知識沒關系,和生活的功利性也沒關系,美感是一種無利害感的快感。英國“為藝術而藝術”理論的代表人物戈蒂耶說得更干脆:“只有毫無用處的東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東西都是丑的,因為它表現的是某種需要,而人的需要是齷齪和令人作嘔的。”這種觀點很激烈,影響也很大,直至今天仍在流行。
同這樣的藝術相比,工藝美術很難走在時代的潮頭,但它也有個先天的優勢,它有用。工藝美術的有用,一般體現為三方面,即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審美價值。所謂使用價值,就是說工藝能解決生活的實際需要。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按照生活美學的框架分析,它們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活著”的需要,涉及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多與器物、肉身、生產勞動相關。另一個是活得要好,即“如何活”的需要,涉及生活方式的選擇。有人喜歡穿休閑服上街,有人喜歡旗袍,所謂青菜蘿卜各有所愛,這些更多關乎于人的心靈,關乎精神價值的取舍。生活的這兩個層面在現實里是分不開的,吃飯有吃飯的方式,穿衣有穿衣的方式,工藝的使用價值,滿足的就是這兩方面的需求。像北京周口店出土的骨針,光滑尖銳,線條流暢,這種美感造型完全服務于器物之用,無此造型,即無器物之用。后來的情形要復雜一些,如仰韶文化時期的馬家窯彩陶《人紋》圖飾,無此圖飾,無礙陶罐之用;有此圖飾,圖飾承載的原始宗教意味卻會為陶罐之用精神加成。王子淦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剪花時,曾將電影《夜半歌聲》的名字剪成鞋花,在當時頗受歡迎。這也是時尚價值在為鞋子的使用價值精神加成。
工藝的審美價值就是這種精神加成,屬于工藝使用價值中最高級的層面。為什么說它最高級?因為它滿足了生活,也是滿足了生命對自由的需求。動物也“活著”,卻沒自由,所以也僅僅是活著;“如何活”,它們沒得選擇,只是按照上天安排好的方式去活著。人卻不同,他們不僅僅活著,而且可以選擇、可以創造自己活著的方式。所以馬克思說的最好,“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自主選擇意味著愿意,意味著喜歡;創造意味著 “人可以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可以建造蜂房式的劇場,也可以發出風吟、鳥鳴的聲響,展示出無限的可能性。審美價值展示的是自由的境界,是人對生活的最高的渴望。在這種無限的渴望面前,活著的訴求自然是有限的,比如說追求物質利益。活著的方式決定活著的質量。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反對拜物教,戈蒂耶說有用的東西齷齪,杜威說藝術不能去滿足有限的生活目的,自然有其道理。
因此,對渴求完整的生活意義,特別是對渴求自由的人來說,工藝的交換價值實在不那么重要。交換價值也就是工藝品的價格,它只能衡量可以度量的材料、投入、技藝等部分,精神性的審美價值卻是沒法度量的,偏偏又最為重要。所以完全能夠體諒,為什么藝術界那么看重地位、稱號、獲獎、鑒定等等藝術之外的東西,畢竟審美價值無法度量,就只能求助于這些非藝術的外部度量因素。
浮雕蠶蛾匾形端硯 張景安
竹刻 為鋼而戰 分秒必爭 支慈庵
消費時代的價值取向
工藝美術的三種價值都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時代決定了工藝美術的價值取向。很難想象,現代人還用陶器去燒飯,用饕餮紋表達溝通上蒼的祈愿,用絲帛來交換汽車。馬克思曾用異常冷峻的言辭說過,西方社會進入現代時期后,資本邏輯“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馬克思這種唯物史觀的立場我是贊同的。社會經濟基礎、經濟結構變動了,社會意識形態必然也要隨之變更,這是歷史無情的一面。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雖說晚西方四百多年的時間,但中國畢竟開始走向前所未有的現代工業社會,時代的巨大變更對意識形態提出了要求,工藝美術不可能例外。按照西方的經驗,特別是馬克思的現代性理論,這樣一個時代,至少會在科技生產力、物化、消費三個方面,對工藝美術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是科技生產力對工藝美術疆域的影響。工業社會時代最倚重的生產力就是科技,因為科學技術能在物質層面最大程度滿足人們活著的需求,能讓人吃飽肚子,活得更好。別的不說,只需要看看阿里巴巴、京東對傳統商業模式的沖擊就明白,科技力量不可阻擋,也沒人想阻擋。你只需要在家里點點手機,冰箱送上門,餐飲送上門,誰能拒絕這種便利?再看交通。現在上海到紹興,高鐵只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除了沿途風光的吸引,誰還想駕車一路顛簸過去呢?科技對中國四十年來經濟生活的改變有目共睹,無需多言,關鍵是看工藝因素在其中已經扮演及可能扮演的角色。從高鐵、手機到人工智能,從室內裝潢、家具到時裝服飾,有的既考慮到空氣動力學原理,又考慮到外形美感,如高鐵,有的未必增加了遮體御寒的功能,卻展示出個性與現代感,如時裝,如此等等。以我們工藝師精湛的靈思、技藝與情懷,只要突破傳統觀念壁壘,拓展自己的疆域,隨科技時代風標而動,其中有些環節大有用武之地,至少可以和其他藝術領域跨界交叉。這當然很難,但科技改變民生的時代走勢卻不能不考慮。
其次是解物化之毒。經濟發展離不開科技生產力,這個大方向恐怕不能變。但是,科技本身也有個問題,它有毒,會讓人物化,淪為利益的奴隸。西方思想家對這點認識很深,海德格爾就講,一切認識活動包括科學認識都有個特點,就是將對象從現實生活之流中剝離出來,變成固定不變的物。這就像我們平時總說,張三是個開朗的人,或許張三大部分確實如此,但他就沒有暗夜憂傷的時候嗎?肯定有。科學認識的問題就是將生活的無限凝縮為有限,將生命迫入死亡,所以法蘭克福學派說西方現代工業社會塑造的都是“單面人”。但還是馬克思講的最好,他說,人的物化就是讓物有了生命,讓人成了物,反倒受物的支配,這就是拜物教。拜物教說到底就是崇拜金錢,追逐利益。金錢可以讓老婦變成新娘,讓“仇敵互相親吻”,而不是“用愛來交換愛”,人的價值、生活的價值都成了物的價值。科學這種物化傾向在今天的中國存不存在?答案不言而喻。杜威提醒人們,科學 技術永遠都是服務于我們生活的工具,絕不能當作目的,生活的目的是占有和享受無限可能的生命世界。
最后是矯正畸形的娛樂。有人說新世紀后中國進入了消費時代,這有一定道理。經過前二十年的現代化建設,人們的生活相對變得富足,開始追求娛樂,講求品味,這無可厚非。但其中也呈現出一些問題,而且越來越明顯。問題不在于人們沉溺于感官享受,滿足于活著層面的身體欲求,也不在于娛樂工業借此牟利,而是說,不該把娛樂從生活中割離出來。快樂本是手段的結果,勞作的收獲,過分追求娛樂,一是會助長人走捷徑得到它的心理,忘記勞作的基礎性。所以杜威說,“脫離了手段的目的乃是一種在感情上的放縱……情感上的留戀和主觀的贊頌代替了行動。”二是將勞作行為當作一件苦差事,只有結果才可以享受,在這方面,工藝美術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矯正畸形的娛樂。當然,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有意矯正什么,而是用自身的行動證明,快樂不只出現在結局,更遍布于創作過程當中。美的快樂不是最后才收獲的,創作過程的享受或許更能體現生活的價值。
象牙細刻 錢塘觀潮 薛佛影
絨線編結 孔雀披肩 馮秋萍
空間的救贖特征
時代的要求具有普遍性,甚至強制性,不跟從它,就會落伍,與其相比,地理空間要求的卻是個性。馬克思在1848年曾說過,現代工業社會的產品銷售需要不斷拓展市場,產生全球化效應。它不但帶來交通的發展,更會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會“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這里說的是時代的同質性,是全球化無可避免的趨勢。就像金錢一樣,它會磨平一切個性,“是個性的普遍顛倒”。若想在同質化的消費時代堅守個性,一方面要像馬克思和杜威所講的那樣,不能將對金錢的渴望當作拜物教,將物質利益當作目的,另一方面則需要養護個性的土壤。土壤有多種來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地理環境。
工藝與地理的關系其實也就是與地方性的關系。在文藝理論界,“空間轉向”近些年很流行,而且也迅速傳入中國。這里面有多少概念炒作成分,有多少新東西不好說,但其中有個看法卻值得工藝美術重視,那就是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對抗全球化的個體空間迷失感。按照鮑德里亞的“超空間”概念,說消費時代的空間是可以被復制的,人們因此產生迷失感,無法確定自己的位置,地方的特殊性沒有了,人的個性也隨之喪失。這就像一直在城里打工的農民工,問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已經沒什么意義。何處是家園?他必然存在迷失感。這時候文學地理批評強調地方性的特殊性,強調個體價值,強調個人與地方性的交互整體性,對抗同質性的物化傾向,自然是有價值的。但這不是新東西,空間轉向所反對的東西,對地方性個體價值的重視,馬克思早就提到過。杜威1934 年也明確講過,“人口與貿易的流動性削弱或摧毀了藝術品與地方性(genius loci)之間的自然聯系……過去的藝術之所以有效、重要,是由其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可現在它們的作用卻在于割裂自己的存在之根”。在維持自己的地方性,養護自己的存在之根方面,工藝美術有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上海的工藝美術,它們充分利用了上海地理空間的特殊性,在順應時代大勢的同時,逐漸形成了自己洋氣、大氣、人氣的藝術特點。
所謂洋氣,是指工藝美術的創新、多變特點。由于身處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上海工藝美術近現代以來就以求新、多變著稱,滿足的是人們的好奇需求。如創刊于1884年的《點石齋畫報》,其創刊詞講得很明白,就是“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而茗余酒后,展卷玩賞,亦足以增色舞眉飛之樂”。畫報包括民國時期的月份牌等,毫無疑問是用來賺錢的,但它們同時也通過審美的方式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人們的正當需求,是對生活無限性的回應,也展示了人作為生命不斷超越有限性的自由力量。這恰恰是上海工藝美術的傳統,也是今天仍在保留的特點。大氣指的是工藝美術的海納百川、兼容并包。上海作為傳 統的商業中心,作為商品生產與集散的重要場所,必然要有多元包容的能力,沒這種包容,也就沒有了商業。馬克思說,這是資本的力量使然,資本的這種力量也塑造了地方性的文化與工藝。比如前面提到的月份牌,作為一種廣告,它最初就是由傳統的工筆畫而來,后來融入西方擦筆水彩的技法;題材也由傳統的山水仕女一變而為時尚女郎、汽車、飛機等。
人氣說的是工藝美術的市民生活氣息。由于商業氛圍的影響,歷史上上海的文藝就有鮮明的生活日常特點,目光更多投射于市民的消費與休閑生活。《點石齋畫報》當初之所以創立,一是可以賺錢,二就是深受市民喜愛。此后鴛鴦蝴蝶派小說的盛行,張愛玲小說的傳播,新感覺派電影的興起,包括王子淦先生早年的時尚鞋花創作等等,展現的都是宏大主題之外的日常生活。這部分主題很少關心時局大勢,卻多了份市民生活的煙火氣,更貼近人們日常的喜怒哀樂、柴米油鹽,可以在平凡中覓出 些許生存真義,不見得都是頹廢。
上述三個特征只是案例,實際上,每個地理區域的工藝美術,都有各自應對消費時代的不同策略,都有自己的存活之道。存活需要智慧,需要在同質化的時代潮流中播下個性的種子,現在中國的工藝美術或許已經證明,或部分證明,我們并不缺乏這種智慧。(本文選自上海市社聯第十三屆“學會學術活動月”學術團體合作項目,“融合·跨界·協同——長三角工藝美術再出發”學術研討會)
原文載于:上海工藝美術博物館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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