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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之后的種種批判，當然也包括針對深處其中的“人”。“日常生活”的單調、刻板、重復、無趣，工具理性、精英文化以及體制權力對“日常生活”進行了無所不在的控制，使得我們所獲得的“日常生活”成為一些支離破碎的“碎片”。[11]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況》一書中，從人的視角，分析了包括政治、宗教、專業、分工，甚至勞動、工作等，都是基于日常生活背景之上的思想。她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勞動與工作不夠有尊嚴，對于一個人的本質來說，它不足以構成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生活。如果人只有勞動與工作，不是一個純粹的、自主的和真正的屬于人的生活方式，也不是真正獨立于人的需求。

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僅有勞動與工作，不夠有尊嚴，不足以構成生活的全部。現代主義之后很多的哲學家，都過分強調了勞動與工作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和價值，把它們從日常中抽離出來，跳脫出生活的本質屬性。

在很早的時候，哲學家們就有所思考：究竟什么是勞動？什么是工作？什么是生活？它們之間如何彼此嵌入，如何成為人的尊嚴？

過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構成高等級的生活。費瑟斯通在提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時候，已否定了康德認為的能夠講審美的只是少數貴族精英的觀點，并指明了當代日常生活一些媒介的變化。在康德時代，只有少數貴族有條件去欣賞戲劇和音樂，但在今天的多媒介時代，藝術的形式變得容易獲取，已完全不為當年的少部分人所享受，而是為大眾共享。當然個體自身的感受千差萬別。人類發展到今天，已不是過去那種由少數精英來主導社會的命運，這也是現代社會的日益大眾化、公共化的結果。對于設計而言也是如此，大眾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意識在覺醒，他們在生活中所能接觸到相對公平的各種資訊形式，不再是傳統的具體可視的給予形式，而是網絡自由。他所得到的無論是審美、知識、經驗或其他的感受，都已跟過去時代不同，這改變了今天社會主流的本質——大眾民主。

大眾的日常生活審美，也并非傳統審美指涉的崇高或杰出所能涵蓋，真實的社會本質越加清晰顯現，但也開始呈現出勻質的、稀釋的、扁平化的社會生活。在媒介的“進步”中，大眾的力量成為可以引導的力量，阿倫特曾批判的烏合之眾與平庸之惡，也開始降低著此種權力的門檻，這是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危險性。阿倫特認為，人在淪為工具的時候，只認為自己在做本職工作，人性并非惡，只是一種服從的平庸，沒有獨立的思想，個別的平庸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墮落。這是“平庸之惡”，它使整個社會在日常生活中淪為工具。“平庸之惡”不僅僅是迫于政治權力之下的無意識選擇，在設計與技術圍繞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曾經對消費者的選擇權是最終拯救理想設計的偉大行為抱有信心，但大眾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面對商業偽裝下的品牌營銷，往往是幼稚的。消費者的選擇其實非常微妙，龐大的數量在加速影響著對社會的改變，偉大時代的偉大設計究竟什么時候才能產生？

如何評價勞動和生活，一個人的覺悟和人生價值，以及對社會影響的意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發現在龐雜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原來僅僅知道青年馬克思和晚年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后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研究，才知道即便如《資本論》這樣的巨著，在馬克思的手稿中也有不同的觀點，我們今天看見的是經過編輯者——他的戰友恩格斯整理的。在遺留下來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的手稿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印象很深，“無論政治還是軍隊，相對于市場，都是失敗者”[13]。這是馬克思強調在社會自身演進中，無論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還是介于兩者之間的經濟制度，都不可否認市場與經濟自身的規律的重要論述。

如何用馬克思的這個觀點來觀察20世紀世界兩種制度國家的生活，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最近舉行的“交織的軌跡：德國現代設計1945—1990”展覽，客觀地呈現了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兩種社會制度下的設計成就，很有詮釋的價值。兩個國家一個民族，擁有相同的傳統和生活習俗，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分別為人民創造了各具特色的物質生活。社會價值和體制特點使得兩德設計產生了獨特的設計交集。在計劃經濟下的社會主義民主德國和在市場經濟下的資本主義聯邦德國，同樣是具有德意志制造同盟和包豪斯傳統的德國設計師，在一些基本的設計理念、功能理解、大眾范疇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面，竟然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但是生活畢竟是復雜的，上世紀70年代以來，歐美的能源危機和商業消費推動的無節制的設計，使兩德設計師同時意識到浪費的危機，認識到經濟、耐用、可循環的重要性。到上世紀80年代，雖然原因各異，但手工業和小規模生產，不約而同在兩邊興起。[14]這也正印證了馬克思所說的，所有的政黨、政治團體在市場面前都無能為力。

市場經濟能夠促進社會資源的生長，按照市場規律來產生分配、交換，而不是計劃經濟按照權力來交換和分配，能夠極大地刺激設計去發展。而計劃經濟相對固化和僵化，雖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離開了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再好的計劃也會產生問題。當然市場經濟也有問題，資本以追求利潤——剩余價值作為唯一目標，會造成刺激市場、激發人性不加節制欲望的過度消費和設計，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問題。計劃經濟則有國家理性作為支撐，但在概念上觀照設計的普世價值的同時，靜態的計劃式的設計指引，也會扼殺設計師的創造力，造成設計的單調與蒼白。經濟本身有它的規律，可以用蓬勃生態來形容。生態應該在市場自然的狀態里綜合各種因素的自由生長，尊重市場自身的生長規律，不去硬性干預。

市場經濟也可以是有道德的，這就是制度約束。但制度約束也無法回避市場關系的利益邏輯，因此市場經濟可以是有倫理的，但這個倫理不是市場經濟本身，而是靠人的理性去推動。比如美國專利法的產生，是新英格蘭移民在與北美的獨立戰爭的過程當中，理性的知識分子獨立于英國殖民者利益至上所意識到的專利思維。即只有專利受到保護，有了公平的環境，才能激發社會的創造力。跟市場經濟有關的倫理與秩序，包括公司管理法、證券的上市制度、稅務制度等所有跟市場經濟有關的法律的頒布，都是政治團體和社會作用試圖糾正市場的利益至上邏輯，而對社會的良性發展形成一種制衡的因素而產生出來的，這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理性。

日常生活也同樣，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在根據面對的事件即時調整。縱觀人類歷史上所有大事件，歷史學家都可以從中發現日常生活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油畫《馬拉之死》的畫面極具代表性，泡澡時被刺的馬拉，折射的是法國革命的一段大歷史。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出的著名的勞動異化論，今天已經為大家熟知。異化在理性和邏輯的層面是存在的，但它在個體的層面所產生的“異化”問題則要加上引號。如果一個人甘愿在第一個勞動環節被異化，但他可將第一個環節所得的報酬，在第二個環節去從事避免異化的勞動。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可能是人在日常勞動與生活中，作為勞動者與享用者的復雜之處。在這整個過程中的“異化”可能會產生出豐富的、耐人尋味的現象。如果整個人類的文化可以按照時間的線性發展來尋找它的意義，這些日常的生活片段正是意義所在，來自于發展過程當中的階段性的事件或者生活、工作的細節進程，是一種自然觀的萬物生長的生態。

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會形成兩面性和兩難性，既要滿足物質維系，又要滿足精神自足。而物質和精神的兩方面，都需要有相應的有價值的東西去交換才能獲得。交換的過程有可能是物質的，也有可能是精神的，同時又把交換價值投放到物質和精神需求中去，從而獲得一種基本平衡，使自身的生命以及和社會的關系能夠得以繼續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貌似正確的邏輯也會產生矛盾，這就需要法的約定。

世界個體間的差異非常大，當然也會有一些類型，帶來不同的思考深度與超越性的觀點。費瑟斯通說過：今天的現實本身就是超現實主義。同樣，今天的日常本身也是超日常主義。社會形態在變化，原來的階級分層或者是后來的分工，從更加廣義綜合的角度，打破專業的限制。技術和平臺迎來一個全新的時代，社會發展的機制也就此形成一種新的創造機制。在技術普及更多介入大眾生活的同時，對原有的倫理和法律的細化，就會變得必要，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秩序以及與法律的關系問題變得尤為重要。

法蘭克福學派曾認為工具理性會扼殺文化的豐富性。但現在看來，工具理性和文化的豐富性其實是相伴相生的，這種伴生性在今天尤為明顯。尤其是數字化的趨勢，日常的一切從偏于經驗變得開始統計、分析和量化，VR等使得技術與人的交互性得到增強，它的理性和文化感性，已經不是傳統的哲學概念所能歸納。數字孿生、云平臺、城市大腦和形形色色的App等，它們的優勢毋庸置疑。它能夠建立起巨大的共享平臺，人類的創造性會基于平臺的共享激發新的創造，也會享有一定程度上創造的自由與民主。但數字化是一把極大的雙刃劍，尤其是人工智能與數字和生物技術等結合的快速進步，顛覆了傳統價值和累積的知識體系，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得更多，但其實并不然。當代世界已進入一個世俗化、扁平化和愈加形成信息繭房的過程。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原本自下而上創造的活力，與技術和設計權力之下帶來的自上而下的趨同性在互相博弈，彼此消解，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悖論。與此同時，從社會與政治的角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這種活力。在日常生活中，現在每天使用社交軟件的人，都在不自覺地接受大數據分析后的有針對的“投放”，AI會越來越“聰明”，以至于讓你覺得自己處在宇宙中心，這實際上產生一種控制。如果被某種利益集團或利益目標所掌握，就會成為人的桎梏與枷鎖，是非常危險的。

因此，技術為日常來無限進化的同時，也控制了人的生命的獨立性。幾乎已成為人類另一種“器官”的手機，已經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智能手機已不僅僅是外化的功能增強，而是在滿足人生存需要的同時，也反映了更為復雜的情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手機已植入人的身體，但這部分“身體”與生命之間的關系，還應該重新來協調和界定，因為這是人類發展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它與原始人的砍砸器、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完全不同。科幻電影《阿麗塔》中半人半機器的賽博人，工具、機器、數字與生命之間，建立了緊密的連接，馬斯克的腦機接口則更為直接。面對新的信息和維度顛覆性的改變，我們該如何面對日常？

AI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當其自我覺醒或和生物工程結合之后，如果不對它進行約定或原則性的治理，將會產生危險。要保證人類生活正常發展，科學技術所建構的一切平臺要和人的生活產生一種約定的關系，這種約定的關系能夠使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的生命的發展保持一種平衡性和安全性，這非常重要。這樣的關系，我認為是“法治”，人工智能與法治的關系亦相當密切。1942年俄羅斯猶太裔美國科幻小說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小說提出了“機器人的三原則”：1.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看到人類受到傷害而袖手旁觀；2.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除非這條命令與第一條相矛盾；3.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除非這種保護與以上兩條相矛盾。[15]美國、日本、歐洲等一些國際組織，也都對人工智能進行了立法。這些法實際上是人與機器的約定，在三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更復雜化、系統化，更有針對性。人工智能的進步在近幾年一直成為話題，從圍棋界開始，到一些虛擬聊天室的學習成長，設計界中諸多的工具性App，以及應用性的軟件、參數化設計等，在著作權、專利和人的關系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應該承認，AI的作者是人，但隨著AI的成長進步，學習和自我學習的能力不斷增強，AI與作者的關系將發展為何種新的關系，人類對此還無法預期。如果加上腦機接口這樣的因素，人類有理由對AI的發展產生擔憂。“奇點”是現代物理學用來形容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AI奇點出現之前，與之建立相應的法治關系，并與它一起成長，也許是今天日常生活面對人工智能的明智之舉。

我們生活在充滿人造物的世界。日常生活的建構也基于一些設計的原型，例如器物及其相關的原型，這些原型有些相當古老，現在仍在使用，有一些則轉換為其他的形式。這些原型是日常生活功用的本質，但這個本質通常不一定是哲學意義上的，而是與生俱來的身體行為。

日常性的內涵包含著人與周圍事件的綜合，包括對生活細微之處的體察，是統計學所不能描述的細節、個體的獨特、力比多形成的氣質、不符合理性邏輯的沖動，而這些正是在地的文化所在，是對設計與生活方式作用研究的連接點。

設計與制造者、使用者所產生的關聯語境始終存在，并形成復雜的文化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這樣描述“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2015年，國際工業設計協會改稱為”世界設計組織”（WDO-World Design Organization），并將原來的工業設計定義修改擴大為新的概念：“設計旨在引導創新、促發商業成功及提供更好質量的生活，是一種將策略性解決問題的過程應用于產品、系統、服務及體驗的設計活動。它是一種跨學科的專業，將創新、技術、商業、研究及消費者緊密聯系在一起，共同進行創造性活動，并將須解決的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進行可視化,重新解構問題，并將其作為建立更好的產品、系統、服務、體驗或商業網絡的機會,提供新的價值以及競爭優勢。設計是通過其輸出物對社會、經濟、環境及倫理方面問題的回應，旨在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上述的兩個宗旨或概念描述，都強調了它們與具體生活、人的社會關系之間的密切關系。尤其是WDO的描述，一改原來的專業化的理性功能的定義，而呈現出全面向生活開放的姿態，這反映了國際設計專業界的重要轉型。

德國民俗學家赫爾曼·鮑辛格爾（Hermann Bausinger）有一個觀點：故鄉是“任務”。他說：“故鄉不是與一個地點相連的，而是與一群人相連的；故鄉表達的是尚未存在但是人所期待的團結，故鄉不是一個不可改變的自然現成物，而是任務。”將我們與“故鄉”的維系比喻為“任務”，真是十分貼切。這個“任務”是“非如此不可”的無法回避的文化情懷，它彌漫在日常生活中。我心目中的中國設計歷史正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開篇所寫的那樣瑰麗奇幻，與人、當地的文化、外來的文化、想象等構成多元混雜的交互關系，這正是日常的復雜之處。我多年前寫《手藝的思想》一書時，正是基于童年對周圍、故鄉的種種人和事物的關聯與記憶。日常在發生之后，記憶仍在延續，在想象與象征中繼續，這是日常隱秘的魅力所在。

其實，很多傳統的工藝、裝飾，正是這樣一種基于復雜的象征的東西，它也是“功能”的，但超越于功能以外，是不是可以稱作“有意味的裝飾”？因為裝飾本身同時體現了功能和符號化的文化。

“日常生活”雖然是一個后現代的概念，但考察它的歷史，離不開現代主義階段的經驗與發展歷史。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認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人類和每一個人成為一個整體的所有關系獲得了形式和形狀。[16]在這樣的日常生活的含義下，普通人對現實的最具體實在的生活才能得到重視與提升。三年來的當代生活，因疫情產生了里程碑式的變化。可以說，大眾從未如此重視生活，但又前所未有地視生活為“虛無”。互聯網及現代數字技術以及那些快速促使成長的視頻、聊天、交互體驗等，加劇了這種“虛無”感，既往熟悉的一切正在發生著鋪天蓋地的改變，這實際上也是設計的結果。我們在有生之年，日常生活仍像河流一樣，一直在往前流動，而人作為生命的獨特個體，是否始終在日常生活的主體之中？這個時候，我們仍寄希望于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