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鄧福星:民藝的“名”與“實”
時間:2023-08-11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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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中國美術界曾出現一股“民間美術熱”。1980年,中央美術學院創辦了“年畫、連環畫系”,后更名“民間美術系”,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在高等院校設立民間美術的科系。1983年,全國民間美術學術研討會在貴州召開,會后出版了學術論文集。接著,相繼成立了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民間工藝委員會和中國民間美術學會,時任文化部社文司司長的焦勇夫兼任中國民間美術學會會長。在這一時期,民間美術方面的展覽接連不斷。一類是民間繪畫即所謂農民畫,作為民間美術的代表性門類頻頻展出。至1988年,文化部在全國范圍命名了45個民間畫鄉,足見民間繪畫發展之眾和所受到的政府重視。一類是民間工藝美術作品,如陶藝、漆藝、蠟染、根雕等一類的展覽。第三類是帶有前衛意識的民間美術作品展,其中,北京呂勝中的《招魂》剪紙作品展、貴州廖志惠瓢繪藝術展最具有代表性并產生了較大影響。第一屆民間美術博覽會也在這一時期開創,連續數年展出。在稍后的時間里,民間美術又進入美術史論家關注的視野。王朝聞先生總主編的14卷本《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筆者主編的《中國民間美術基礎理論叢書》以及多種關于民間美術的著述相繼出版。在這一時期,“民間美術”是一個使用頻率相當高的概念。●1984年10月山西臨汾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民間工藝美術專業委員會第一屆年會主席臺
追溯“民間美術”概念的源頭,可能要從1918年北京大學發起歌謠采集運動,也是近代中國民俗學的發端說起。這也是中國民間文學、民間文化以及民間手工藝等學科的肇始。在1949年以后的幾十年里,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手工藝等成為人們熟知的概念,同時也衍生了民間美術,應屬順理成章。不過,民間美術卻遲至20世紀80年代才掀起熱潮,其中自有原因。新時期之始,改革開放,美術思潮極為活躍,民間藝術一度被視為美術家從中汲取營養的寶貴資源而備受關注,從而得到廣泛開發。再有,自20世紀40年代在解放區倡導的文藝民族化、大眾化的文藝政策,此時期再度給力,促成了20世紀80年代“民間美術熱潮”的涌動。于是,這股持續了將近10年的潮流,使“民間美術”這個概念廣為傳播,揚名一時。
●1991年,《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編委會成員與總主編王朝聞合影,由左到右依次為張曉凌、潘魯生、孫建君、王朝聞、鄧福星、陳綬祥、呂品田
還在民間美術熾熱之時,“民藝”這個概念已經時有所見。記得臺灣一家民藝刊物《漢聲》曾約筆者寫過大陸民藝學研究狀況的文章。大約在民間美術熱降溫以后,“民藝”使用的頻率悄然上升。有文章記述,1988年,張道一先生著文《民藝學發想》提到“民藝”的概念,并對柳宗悅所謂“民藝”的概念進行辨析。這可能是最早或較早使用“民藝”一詞的記載。柳宗悅是20世紀上半葉日本民藝運動的發起者,也是著名的民藝學家,他所謂“民眾工藝”的理念和實踐影響頗大,為中國民藝界所關注。徐藝乙先生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陸續譯介了柳氏的《工藝文化》《工藝之道》等幾部代表性著作。這些在客觀上促進了源自柳氏的“民藝”概念舶入國內并得到傳播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民藝”就是“民間工藝”或“民間手工藝”的縮寫,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因為,“民間”“工藝”“手工藝”這些概念,人所熟知,它們的內涵也很貼近所指的對象。其實更大可能是,上述兩說同為“民藝”概念的源頭。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度熱衷于民間美術活動的美術家漸次退出。在概念的使用上,“民間美術”與“民藝”的使用率呈彼此消長之勢。使用“民間美術”概念的人漸少,講說“民藝”的人多起來。●1991年,潘魯生(中)、孫建君(左)在《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編撰會上與鐘敬文先生(右)
“手工藝”不是一個新詞匯,它已經被使用了多年,但在多數情況下是用于行業乃至商業中,而在美學、藝術學詞匯中出現不多。那么,近二三十年以來,這個“低調”的詞匯緣何又被置于學科的聚光燈之下呢?這須要從中國“文革”后改革開放說起。社會和經濟的迅猛發展,亟需設計,同時,設計也因此獲得前所未有的廣闊發展空間。于是,設計開始借助高科技和機器生產,轉化為大批量產品,以應社會需求。設計,這個原本為手工藝所包含的一個程序就這樣被現代科技所綁架并結合,從手工藝中分離出來。結果是,設計作為獨立的行業和學科,融入工業文明的行列,走進時代發展的前沿。此時,相對投入產業化的設計而言,“手工藝”不得不重新認識自我,確定歸屬。正是隨著當代工業設計的蒸蒸日上,手工藝被叫響,尤其引發業內關注,此中意味深長。實際上,與其說是“手工藝”概念向所指內涵的復歸,不如說是民藝本身出于對“手工藝”的眷戀而對這一概念的刻意重申與強調。近些年“手工藝”被叫響,是對產業化設計的日益壯大趨勢做出的回應。●由王朝聞、鄧福星主編的《中國民間美術全集· 神像卷》封面
粗略地說,上述三個概念的內涵大體上是同一的,只是由于在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條件之下,也由于參與主體的差異,形成三個概念取向的側重點不同。“民間美術”,往往偏重于對象的審美價值,較多地關注于對象的外在形式,以至較多地關注于其中接近純藝術一類的對象;“民藝”,比較偏重于對象的功能性,關注其同大眾生活的密切關系以及在應用過程中所體現的價值。“手工藝”,則比較側重對象在制作過程中,個體參與的感受以及原創的價值與意義。這些都是相對而言,也都有例外。每一個概念都有其產生、使用和傳播的緣由,在學科發展史上,各自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無須論其優劣。從目前看,“民藝”的使用頻率有所增加。其實,即使三者在一個較長時期里混用也無大妨害,與其為了厘清、統一概念而討論不休,倒不如交由歷史順其自然地去作選擇。莊子說:“名者實之賓也。”賓,從屬、受動的意思。“實”比“名”更重要,更根本。“名”因“實”而產生,也隨“實”的改變而改變,“民藝”的一些概念所以顯得似有不確以至引發異議,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民藝本身正在發生急劇而深刻的變化,我們對它的認識往往滯后于現實。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由農業經濟跨入工業時代以及信息時代,經濟空前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從而使人們的生產、生活的方式和理念,社會環境和生存空間,民眾素質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審美觀,等等,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而導致了現實中民藝的演變,民藝的演變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民藝的一部分正走向衰微和消亡。衰微,就是有減無增,趨于衰落、稀少。所謂消亡,指已經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在民眾現實的生活中不復存在。傳統民居就是處于有減無增的狀況。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民的新居基本都是整齊劃一的“洋房”,即使在較貧困地區,農民建房也都是鋼筋水泥的現代建筑,已經不再建造老房子。當年徽商、晉商以及鹽商留下來的宅居,每坍塌一間便少一間,沒有誰再以相近的材料建造相近樣式的居室了。當代再沒有那樣的工匠那么精心地雕刻那些精美的石雕、磚雕和木雕了,居室的裝修以及室內陳設也已經現代化了。一些有香火的寺廟道觀仍有佛像、神像和供品,極少數地區還保留著家族供奉的祠堂,農村一些地區的土葬習俗還沿用一些喪葬用品。但是,隨著全社會的移風易俗,有些供品、祭品在減少,其中還增加了“現代特色”。從總體看,祭祀一類的民藝在趨于衰微。那些同農耕經濟聯系緊密的農具、日常家什,已經或正在退出民眾的現實生活,如耬、犁、蓋、耙、鋤、鎬、筢、杈等農具,石磨、石碾、碌碡、米碓、木杵、風車、撮箕等農家用具,馬車、花轎、獨輪車等交通工具,升、斗量具,還有大量的漁具、獵具,木工、鐵匠、紡織、印染等各種行業的專用工具,民間百姓家用的油燈、馬燈、燭臺等照明器具,瓷枕、繡花枕頂、手爐、暖爐、虎子等床上用品,以及民間的舊式炊具、飲食具、酒具、煙具、女紅用具,等等,這些大多數已經不再使用,而被不斷翻新的農機、家電、塑料制品等新式器具取代了。原有的大都看不到了,只有極少的部分在一些邊遠不發達地區還在使用。偏重于觀賞的民間木版年畫,曾經覆蓋全國農村的一個畫種,也退出了歷史舞臺而進入博物館。寫到這里,我不禁記起1979年讀研時去蘇州參加一個民間木版年畫座談會的情景。與會者幾乎全體眾口一詞,滿懷激情地要求上級多關心民間傳統藝術,批評木版年畫作者不安心本職工作,造成木版年畫近些年每況愈下。當時,在場的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史教授劉汝醴先生力排眾議,他說,每種藝術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律,藝術的興盛衰亡,不是以個人的好惡和長官意志能左右了的。曾幾何時,這個有幾百年光輝歷史的畫種,竟應了劉先生的讖語,并沒有因搶救而活過來,這便是事物的發展規律。當前社會進入新的時代,民藝中有不在少數的品類也是如此。其次,民藝的一部分發生了變異。變異,是說在某些方面的改變,造成對自身原有特征、性質的背離。這種變異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審美趣味的變異。有些傳統的民藝品類,在繪制或形體塑造上因采用“學院派”的理念和表現方法,結果與傳統民藝的藝術風貌形成不同程度的差異。比如,某些漆畫、瓷繪的圖形有時采用西方繪畫的造型手法及色彩理念,某些印染、織物以及服裝上的圖案采用現代設計的構成和西方抽象繪畫的表現方法,于是,這些品類同傳統民藝迥然不同。有些陶藝、木雕由于運用西方強調體量感的雕塑方法,結果也不再像傳統的民藝,把它們歸入“學院派”雕塑倒也合適。第二,采用現代新型材質和技藝引發的變異。這方面的變異在民間玩具、游藝品類中尤顯突出。歷史悠久的傳統玩具基本都是用泥、布、竹、木、紙、秫秸一類的廉價材料制作的,那些泥做的大阿福、泥泥狗、布老虎、布娃娃、麻猴 、竹笛、木刀、小木車等玩具,世世代代,不知給多少人留下了童年歡樂的記憶。現代的玩具,更多是用塑料、金屬、膠木等新型材料制成的。除娃娃、小動物之外,還有汽車、火車、飛機、外來的奧特曼、蜘蛛俠、機器人,等等。材質和制作工藝的改變,也引發形態、性能等方面都發生很大變化。這些新式玩具小到掌中把玩,大到可以乘坐,進出其中,自動的,遙控的,聲光齊備,花樣百出。風箏的制作已不局限于竹扎、紙糊的材料和技藝,以金屬絲、塑膜__一類可以做出幾米大的風箏,以汽車助跑起放。重慶自貢市元宵燈節的燈會,更是精彩紛呈,各種造型的彩燈之多不可勝數。燈會分明是以焊接、扎綁、電機、照明等綜合材料制作的彩燈環境藝術大展。第三,人工含量縮減導致的變異。機械的應用和科技含量的增加使某些品類中手工含量越來越少,以至于完全脫離了手工的制作,成為全部的工業產品。比如木藝,當年木工的全部工具——錛、鑿、斧、鋸等全放在一個工具箱里,做活兒離不開這個工具箱。如今,工具箱不需要了,電鋸、電刨、雕刻機等代替了木工的勞作。小時候見過賣糕點的店員熟練地用紙包裹點心,上面放一張紅紙,上有木版印刷的廣告詞,再用紙繩系好,結一個手提的繩套。這在當時屬于十分體面的禮品包裝,全部是手工完成的。但是,商業包裝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行業,也形成一套專門的學問,而且,大都已經不靠手工了。工業陶瓷、家具、服裝、鞋、帽等都由原的手工藝制作發展為機器生產,直到完全取代了手工藝。比如,還有一類很費工費時的雕刻(包括浮雕、圓雕)、當改用模板及合成材料澆注后,既減少了工時,又節省了有機材料或更貴重的原料。與機械化相關的是大批量生產。節省成本和批量生產恰恰適應現代產業、商業和社會的需求。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手工藝何為?這是一個大題目。上一節提到近些年“手工藝”一詞屢被強調,正是起因于此。“此中有真意”,當年莫里斯和稍后的柳宗悅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如何應對,絕不僅限于學理討論。最后,民藝的作者群和接受對象也在悄然變化。以往的民藝作者主要是廣大農村和城鎮的民間工匠,俗稱手藝人、師傅。技藝的承傳,靠作坊和家族在生產過程中,師傅帶徒弟,口傳心授,陳陳相因。一般說來,師傅和徒弟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本行業制品的制造,追求本行手藝的精益求精。舊時代的交通、通信都不發達,信息封閉,這些手藝人終其一生,心無旁騖地堅守著本行業制品的生產和技藝的傳承,知識技能比較單一,視野不夠開闊,觀念相對保守。從接受層面來看,這些制品適于廣大農村和城鎮市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同樣,在技藝交流、商品流通都不發達的情況下,生產和供給受到限制,大都是地域性的。在農耕經濟社會里,這種長期形成的供求模式格局相對穩定,很難有大的改變。總之,以往民藝的制作者和接受者以及二者形成的關系,形成了幾個關鍵詞,就是封閉、保守和穩定。與之相比,當今的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民藝作者的文化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作坊或工廠的職工的文化水平,應是一代高過一代的。即使在家庭的承傳中,子女的文化水平通常是高于父輩的。近些年來,還有越來越多的從專業院校畢業的年輕一代投身于民藝的一些行業。交通的發達,信息的快速流通,擴大了當今民藝作者的視野,促進了他們創造觀念的不斷更新。當論及當今民藝作者群體時,已經不能在他們與精英藝術的作者之間劃出涇渭分明的界限了。再看當今民藝的接受者,同上述的民藝作者群一樣,總體上文化水平都提高了,這是城鄉差別逐漸縮小的結果。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環境的改善,民藝的接受者亦是消費者需求物品的內容有所變化,質量要求提高,或者數量要求增多。如果進一步追問,他們需要更多和更急迫的是哪些呢?是傳統型的還是“變異”了的?回答應該是不言而喻的。民藝的作者和接受者的變化,和上述民藝部分的衰亡與變異現象,是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出的同一問題。進入歷史新的時代,民藝面臨轉機,也許,它所遭遇的侵蝕和擠壓,正在把它推向一個新的發展空間。本文發表于《民藝》2019年01期
經作者及《民藝》雜志社授權推送
作者簡介,鄧福星,研究員, 1945年9月生,河北省固安縣人。1968年畢業于天津師范大學(原天津師范學院)外語系。1978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師從王朝聞先生,先后獲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后留院。曾任美術研究所所長,《美術觀察》雜志社社長兼主編。社會兼職:中國美協理事,中國民間美術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藝術研究院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文化部高職評審委員會會員。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成果:1986年起任藝術學科國家重點科研項目12卷本《中國美術史》副總主編,主持該項由全國百余名專家學者參加的研究和編撰工作,主持編輯的14卷本《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獲1999年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圖書獎。主編的大型系列圖書有《中國當代美術系列》《中國民間美術基礎理論叢書》《當代藝術美學文選》《美術學文庫》《中西美術比較十書》等9種。出版的學術著作有《藝術前的藝術》(1986)、《繪畫的抽象與抽象繪畫》(1990)《道在足下》(1990)《中國美術》(1998),譯著《油畫色彩教程》(1992),美術作品有中國畫《周總理永遠和我們在一起》《史湘云》《鄧福星書法集》等。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民間藝術專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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