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尚剛：中國玻璃三千年
一、引言
中國造作夙享盛譽，如絲綢、瓷器等等，長期雄踞世界的巔峰。可惜，玻璃卻是個難得的例外，其肇始已經不早，發展又艱難緩慢，水平長期落后于西方。不但沒有像西方那樣，制成望遠鏡、顯微鏡、試管等，推動了科學的進步，還往往因配方的困擾，游離于工藝美術的主流之外。
按今日的理解，玻璃以硅石、堿、石灰等為材料，適當調和后，經熔融、冷卻、固化制成，屬非結晶的無機物。不過，特別在早期，中國的玻璃并不符合現代的材質標準。因此，研究者把具有玻璃的若干特點，又區別于陶瓷的中國古代遺物也視為玻璃器。
非但玻璃的材質有古今之異，稱謂也往往不同。中國古代，“琉璃”、“瑠璃”、“玻瓈”、“頗黎”等等常常被用為玻璃的同義詞，其中，“琉璃”出現最多。這個名詞已常與陶胎鉛硝釉、主要用做建筑裝飾的產品難以分辨，而上列字詞的常加玉旁，又使之會與天然玉石混淆。加玉旁還大有意味：古人造作玻璃往往懷抱著摹仿真玉的理想。漢人所謂“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論衡?率性篇》)，說的是玻璃造作與其效果，宋元時代的“藥玉”、“瓘玉”，所指為仿玉的玻璃。
康熙以來，“玻璃”是官府取用的名詞，也逐漸成了今日通用的稱謂。 顏神鎮 (在今山東博山)是明清有名的玻璃產地，那里練成的條狀半成品稱“料”，清代運到北京，被民間作坊加工為藝術品，稱“料器”。這個名詞先在北京的行業內流行，后普及全國，長期用作中國玻璃藝術品的同義詞。以致在很長時間里，研究者也愿把中國早期的玻璃器稱為“料器”。
中國的制品長期屬鉛鋇玻璃，與西方的鈉鈣傳統判然有別。大約從漢代開始，中國制造的玻璃成份趨于多元。舉其要者，隋唐時代，在已知的作品中，不含鋇的 高鉛玻璃 多于鈉鈣玻璃。宋代則增添了鉀鉛玻璃，元代又有了鉀鈣玻璃。雖然中國玻璃的成份趨于多元，但產品的透明度與耐熱性等仍不及西方的鈉鈣玻璃，器物的美感和適用性因之大受局限。入清，這個歷史困局才徹底掙脫。由于配方落后，清以前，中國人占有的高檔玻璃器皿主要從西方輸入，價值甚至高過黃金，成為權貴豪富炫耀的珍異，并且深得佛教信徒青睞，以為禮佛的寶物。
戰國珠，江陵馬山2號墓出土
二、緩慢的發展
西方制造玻璃的歷史早于中國。由于其材質與陶釉相近，因此對西方玻璃的發祥地區與起源時間，說法歷來不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玻璃器已經相當成熟。以后，羅馬帝國的玻璃制作繁榮。此前的玻璃大多不透明，常用以摹仿寶石，由于 羅馬人 耽迷美酒，為觀賞酒色，催化了透明玻璃成熟與流行。這個轉化意義重大，從此，玻璃器既是美妙的藝術品，又逐步建立起與科學的聯系，在歐洲發展成思想的工具、思想的技術。羅馬帝國崩潰后，薩珊波斯和西亞伊斯蘭世界等的玻璃業蓬勃發展，中國古代自西方輸入的玻璃大多產在這些地區，它們對中國玻璃也產生了技術乃至藝術的影響。
基于對材質的不同理解，玻璃起源的爭議不單發生在西方，還包含了中國。自20世紀30年代起，在周原、洛陽的西周墓和那時的寶雞虢國墓、曲阜魯國墓、淅川楚墓、蘇州吳國王室窖藏、曲沃晉侯墓地等，考古學家發掘出大量人工合成的半透明珠、管。專家或認為它們是中國最早的玻璃、或折衷地稱之為“原始玻璃”，還有研究者堅稱，它們只是含少量玻璃相的多晶石英珠。但對再后的時代，研究者大抵形成共識，即在戰國或其稍早，中國的玻璃制作已經普及。
戰國玻璃地域分布廣、出土數量大。楚墓里，發現尤多。其中的一部分明顯摹仿當時流行的玉器，如璧、瑗、環、璜、印、劍飾、蟬等，制作已相當精美。特別是璧，湖南墓葬中的收獲竟超過了140面，占到了各地出土量的80%以上。湖南一帶，戰國墓葬出土玻璃器者約占10%，墓葬的主人還包括了一般的士庶。這既表明楚國是當時重要的玻璃產區，又訴說著在缺玉的楚國，玻璃是真玉的替代品。
兩漢時代，中國玻璃有不小的發展。種類包含了禮器、飾物、葬具、容器以及帶鉤、印章等等。禮器中，璧依然占據了很大比例，在興平茂陵一帶發現的璧，形體頗大，直徑超過了23厘米。飾物里，牌飾最有意義，廣州南越王墓出土了11對，每只長10厘米、寬5厘米，晶瑩光潔，厚薄一致，為早期難得的優質平板玻璃。比蟬、豬等更富時代特色的葬具是衣片，如邗江西漢墓中的出土物，顯然是高級貴族斂葬的玉衣組件。由于主人的高貴身份，滿城漢墓的耳杯和盤相信是宮廷制品，其外觀似玉，造型則與當年流行的漆、銅、陶一致。不過，當年的玻璃容器每每來自西方，它們在廣東、廣西、洛陽都曾出土，器形有碗、杯、瓶和帶承盤的高足杯，相信產在羅馬帝國。
應當與戰禍連年、經濟凋敝、生靈涂炭有關，魏晉南北朝的玻璃器難以振作。國家殘破至此，上層人物仍恣情歡娛，竭力追逐精美玻璃器。在統治階層墓葬里，精美的玻璃器屢有出土，它們大抵來自西方。北方的發現以羅馬玻璃居多，南方的收獲則以薩珊作品為主。伴同中西交流的深入，西域配方、西域風格的玻璃也曾燒造在中國。《魏書?西域傳》載，北魏太武帝時，中亞的大月氏商人曾在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鑄石為五色琉璃”，作品之美，超逾西方。雖然史稱“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但在稍晚的時代，西方玻璃仍是宗親勛貴炫耀的奇寶，如洛陽的河間王元琛府中，琉璃碗等“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洛陽伽藍記》卷4)。西方做法的玻璃大量涌現，也引發了本土技術的進步。既往的中國玻璃大抵范鑄成型，自此，吸收了西方的吹制法，如定州北魏塔基中的瓶、缽，它們是太和五年(481)以前的制品。
隋朝國祚短促，但在玻璃史上地位突出。那時的玻璃有三類：西方輸入的鈉鈣玻璃、中國傳統的高鉛玻璃、產在中國但受西方影響的鈉鈣玻璃，其中，最后一類備受關注。大業四年(608)年的西安李靜訓墓出土玻璃竟達24件，其中的扁瓶、無頸瓶和兩只小杯都屬于這一類。因氣泡少、工藝精，造型又與當年的瓷器相同，那只綠色透明的扁瓶最受關注。至于其做法，不僅為吹制，口沿和圈足還取用了西方貼玻璃條的技術。
玻璃產在中國但受西方影響，這當與祖籍中亞的何稠大有關聯。《隋書?本傳》稱，文帝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那時的青瓷并不透明，故說綠瓷的效果逼似玻璃，難免令人生疑。不過，如若參證了各地出土隋代玻璃每為綠色，且了解瓷釉成分與玻璃類近的事實，一種解說就很有道理：何稠的仿品是用綠瓷釉的配方燒成的。隋代最重要的玻璃器得自李靜訓墓，它們便以綠色透明者居多。李靜訓養在深宮，何稠為宮廷服務，其間的聯系不言自明。
唐代本土玻璃的發展首先表現于器形的豐富，如瓶有長頸、無頸、扁身、葫蘆形之分，杯有高足、直筒、敞口之異。乾縣唐僖宗靖陵(888年)出土的涅白色的云龍紋帶銙、龍鳳紋璧、龍鳳紋佩等，應是官府作坊的仿玉制品。涅白色玻璃以株洲出土的簪最為光潤，而僅在湖南，藍色的簪、釵等玻璃首飾就屢有發現。唐代玻璃中，綠色透明的所占比例不小，相信與何稠的創造仍有技術上的聯系。扶風法門寺地宮(874年)出土過淡黃綠色的“瑠璃茶椀柘子一副”，無論造型，抑或質地，都堪稱這類制品的杰作。
入宋，中國玻璃有個重要現象：藥玉進入了輿服制度，成為君臣冠冕、大帶等的裝飾。同時，藥玉器皿也在涌現，宋人常吟詠“藥玉船”、“藥玉杯”，說明那時仿玉的玻璃酒器已經深入士大夫生活。東坡《獨酌試藥玉酒盞》詩云：“镕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杯，規摹定州瓷。”這則是對藥玉高鉛的配方和器物造型一如瓷器的解說。除瓶、壺、盞等容器和簪、釵等首飾外，此時還出現了大型的玻璃器，典型出在歌舞升平的南宋京城臨安(今杭州)，正月十五，宮中立鰲山，掛燈無數，其中，蘇燈“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諸燈之冠則推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武林舊事》卷二)。盡管蘇燈、燈山實物不存，但定州靜志寺院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仍能折射北宋的玻璃意匠，它們呈色多為棕色，半透明，小小大大，形態酷似葡萄，惹人喜愛。
中國玻璃固然可以裝飾精妙、結構精巧，但質地終歸不及西方。程大昌《演繁露》、趙汝適《諸番志》都記錄了伊斯蘭玻璃的耐熱性遠遠超出中國制品。質地的優越雖令西方玻璃適用性更強，但西方作品的形制卻未必盡合東方的審美，若以西方的材料造作中國風的玻璃器，該是上佳選擇。因此伊斯蘭玻璃原料也進入了中國，如北宋末年的宮禁就有這樣的舊藏(《鐵圍山叢談》卷五)。兩宋時代的伊斯蘭玻璃器曾出土于河北、安徽、浙江的佛教遺址，然而，更重要的西方風玻璃收獲得自邊陲，在 新疆若羌 ，發現了宋元時的玻璃作坊遺址，產品為鈉鈣玻璃，拼對出土殘片，所得多為造型大異中土的長頸瓶。 遼金疆域內，出土過一些相對粗陋的中國玻璃器皿與飾品，然而，引人矚目的還是那些來自伊斯蘭世界的精美玻璃器皿，它們的時代屬遼，貼絲、刻花、模印等等，裝飾手法堪稱豐富，有些在當年的西方也屬珍品，如口加金蓋，腹中套瓶，設計精巧奇妙。遼地屢屢出土高檔伊斯蘭玻璃器，既折射出與西方的交往的頻繁，又顯示了契丹貴族對伊斯蘭玻璃的熱衷。
元代，中國玻璃業的大事件是瓘玉局的設立，事在至元十五年(1278)。它歸屬為皇家造作的將作院系統，應專門燒造仿玉的玻璃器。在當年的益都顏神鎮，則發現了元末明初的玻璃爐遺址，產品主要為鉀鈣玻璃。因歸將作院的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管領，故瓘玉局有設在這里的可能。至于瓘玉局的產品，有兩件尚可推測，一為至元二十五年(1265)蘇州曹氏墓中的涅白色玻璃圭，它長達42.6厘米，僅由長期被誤判為玉質，便可想見其光潤;一為漳縣汪世顯家族墓里的玻璃托盞，其造型別致、質地晶瑩、呈色鮮亮，是罕見的中國古代玻璃珍品。之所以將它們與瓘玉局聯系，主要因為主人的身份，曹氏之子就是對朝廷時叛時降的元末梟雄張士誠，汪世顯家族世代則為汪古部的重要首領，這樣的身份都有得到賞賜瓘玉的可能。
蒙古統治集團傾慕伊斯蘭文明，當年的中西交通又空前暢達，因此按常理，精美的伊斯蘭玻璃器也該大量出現在中國。事實卻恰恰相反，盡管在最精美的保定青花窖藏里出土過彩繪玻璃瓶，盡管奉安御容的各神御殿都用玻璃瓶、琥珀勺做祭器(《元史?祭祀志四》)，盡管元人也曾贊美“西國”玻璃瓶(《淵穎集》卷四《婁約禪師玻瓈瓶子歌》)，但不論實物，還是文獻，都無法證明伊斯蘭玻璃器風靡蒙元上層社會。伊斯蘭玻璃器較少出現的原因在，蒙古大軍的西征導致了伊斯蘭玻璃業的凋零。再到1400年，瘸子大汗帖木兒的暴虐則大體終結了伊斯蘭玻璃的余暉。此時，盡管地理位置更西的威尼斯玻璃已漸趨繁榮，但對元明中國而言，威尼斯畢竟太遙遠，質脆義碎的玻璃運送更加困難。
與兩宋相同，明朝疆域內，玉材相當匱乏，故而，藥玉也成了真玉的替代品，進入輿服制度。那時的百官朝服，三品以上可佩玉，四品以下則佩藥玉。藥玉帶飾也發現在揚州史可法的衣冠冢。固然僅有少量器物出土，但明代的玻璃技術相信已經成熟，因而《天工開物》會記錄玻璃制作的全過程。當年，顏神鎮玻璃的地位愈形重要，主管營造的內官監還在這里設外廠，“取彼水晶，和以回青”，為郊壇饗殿的門窗制作藍色的玻璃簾幌(《顏山雜記》卷二、卷四)。
三、遲到的輝煌
清代，歷史悠久卻徘徊歧路的 中國古代玻璃器 終于迎來了輝煌。宮廷玻璃廠的設立使中國的藝術玻璃已足可抗衡西方，以北京、廣州和博山為代表的民間生產走向了興盛。
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北京皇城西安門內的蠶池口，營建宮廷玻璃廠，以后，玻璃廠歸入了養心殿造辦處。康熙皇帝關心科學，若按西方的記錄，玻璃廠的設立當與耶穌會士向他演示的玻璃儀器有關。玻璃廠靠日耳曼傳教士紀里安主持，由來自廣州等工匠參與，以歐洲配方和工藝，生產單色、灑金、刻花的器皿。作品“渾樸簡古，光照艷爛如異寶”。康熙玻璃廠的重要貢獻是套料的發明，這是以彩色玻璃在異色玻璃地上貼出圖案的做法。套料之法當年已傳入民間，乾隆時代的作品更加精彩。
雍正即位(1723年)未久，便在圓明園新建玻璃廠，以取代蠶池口的舊廠，他不再延聘傳教士，匠師則來自顏神鎮。若干造型仿照明代漆器、銅爐，作品雖主要為單色玻璃，但已能仿出瑪瑙紅、翡翠綠、琥珀蜜蠟黃。此時的玻璃呈色精妙，因此，從雍正八年開始，用玻璃替代寶石成為制度，如品官帽頂原本的藍寶石、青金石、水晶、硨磲，也可易以中飾小寶石、色澤相似的玻璃(《大清會典則例》卷六五)。
清代玻璃藝術的成就集中體現在乾隆玻璃廠的創作中。乾隆帝愛重玻璃，于是，斥巨資為玻璃廠擴規模、換設備，又招聘法國傳教士，燒造出一批洛可可風的燈具與陳設。乾隆宮廷玻璃造型繁多，各種陳設、祭器、飾品、日用器皿，樣式種種，難以勝數。顏色則有20馀種，不僅瑩潤美妙，且裝飾豐富，金星、點彩、夾彩、絞絲、套料、雕刻、描金等等，盡皆精妙，它們施之不同造型，令人目眩神迷。金星、雕刻等做法明顯取自西方，有中國特色的則是套料等，不僅做法是中國的創造，作品的裝飾和造型更帶有明確的中國風。傳統的仿玉作品自然還在生產，效果可與真不異。玻璃胎琺瑯彩雍正朝尚未造成，此時則標領風騷。
乾隆以后，玻璃廠風華漸失，輝煌不再。生產規模遠不及乾隆時代。按嘉慶以來的定例，玻璃廠大體每年分兩次貢進產品，共301件，從顏神鎮所在的博山征募工匠兩名，服役三五月后，造成，便返博山。即令產量如此，也難平穩維持，有時減半，甚至間或停燒。產量的縮減還伴隨著藝術的消沉。嘉慶朝，雖無新創造，但差可延續乾隆晚期風貌。道光皇帝有儉德，其節儉也令玻璃廠水平急劇下滑。及至清亡，玻璃廠制品僅在同光兩朝略有回升。 北京本不產玻璃料，而是從博山購買料條，低溫加熱熔軟之后，由民間匠人制成動物、瓜果等陳設玩物等料器。因吸聞鼻煙演為時尚，鼻煙壺也成新寵。鼻煙壺隨身攜帶，不僅實用，還是主人把玩、炫耀的尤物，故其材料往往力求華貴，款式常常講究別致，在鼻煙壺的各種材質里，美妙的玻璃采用特多。乾隆以來，北京最負盛名的料器就是鼻煙壺，其中，“辛家坯”、“勒家坯”、“袁家坯”享有盛譽，辛家產品又以制作考究、恍若珍寶而尤受推崇。“同光中興”也催化了北京料器的繁榮，其精品甚至相繼貢進。不過，北京料器仍以鼻煙壺為代表，裝飾手法中，比創造壓花、套料發展為套七色等更有影響的是內畫壺的出現。內畫筆須特制，其筆鋒與筆桿折為直角，以之探入透明器物腔內，反向繪畫，遂成內畫，名家周樂元、葉仲三等的作品還得到內廷的青睞。內畫之法也風靡今日，產地還絕不局囿于北京。清末，北京料器漸入衰敗，僅能制作小件動物和內畫壺坯料。
清代的廣州也是中國玻璃的重要產地，那時，還有大量的玻璃進口，臨海的廣州又成了進口玻璃的主要商港。當地的產品為鉀鈣玻璃，胎薄質脆，稱“廣鑄”、“土玻璃”，不及來自歐洲富含鈉鈣、“質厚而瑩凈如水晶”的“洋玻璃”。據18世紀末的英國使團隨員的描述，廣州的匠人搜求歐洲玻璃碎片，以之再造小鏡和玩具。這是對歐洲玻璃大量進口和廣州造作玻璃鏡的說明，而至遲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廣州玻璃鏡已經水平不低，因為，清宮檔案記錄著，那一年，粵海關已將廣州的玻璃手鏡、盤、蓋碗貢入內廷。 顏神鎮的玻璃燒造自元末從未中斷，清代更發展成重要的中心。雍正十二年(1734)，博山設縣，以顏神鎮為治所，從此，當地的玻璃也稱“博山琉璃”。清初，這里的產品已包括了容器、飾品、文具、陳設等諸多品類，行銷天下。清后期，生產更盛，窯爐密布，從業者甚至包括了幼童，新出的成品中，窗片引人矚目。光緒三十年(1904)，新政推行，政府在這里開設玻璃公司，聘來德國技師7名，中國燒造現代平板玻璃的歷史就此發端。
1、中國雖非玻璃的發祥地，但早期產品每為中國獨有的璧、劍飾等，這在提示，中國玻璃有獨立的起源。
2、考古學提供了春秋戰國時代的西方玻璃，再次證實中西文化交流早于西漢時的絲綢之路開通。
3、立體作品中，器皿是核心。配方的落后令中國玻璃器皿的適用性往往不高，這嚴重困擾玻璃藝術的發展。一旦配方改進，情形便大不相同，隋唐是一例，清代更說明問題。
4、中國的玻璃發展緩慢。重要的原因自然出在配方，但仍有兩點不該忽視：一為中國的瓷器長期獨步天下，而瓷器的用途與玻璃相近，但適用性高過玻璃;二為瓷器往往比玻璃造價更低廉、效果更優雅，而節民愛物、典雅含蓄是中國古來崇尚的核心觀念。
5、被推測為何稠配方的玻璃沒有被長期延續，應當與中國瓷器的持續發展、成就輝煌有關。
6、不晚于玻璃初起的戰國時代，中國玻璃開始摹仿玉的效果，此風延續至清，缺玉的宋、明如此，多玉的清代亦然。
7、與同時代的制品比較，中國玻璃大多相對簡素，即令在熱衷炫耀技巧、推崇繁縟瑣細的清代宮廷玻璃中，只有琺瑯彩的裝飾面貌與主流同風。究其原因，當與玻璃材質堅硬，難以雕琢有關。而琺瑯彩采用手繪方式，較少技術的羈絆。
8、工藝美術、藝術設計的作品風貌應與材料有天然的聯系。玻璃的材質細膩美妙，因此古代的中外杰作總聯系著制作的精細考究。當代若干玻璃作品偏于粗獷豪放，這或與材料的本質悖離。
伊斯蘭金蓋執壺.朝陽北塔天宮出土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山東省工藝美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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