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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 畢傳龍：文化和科技融合視野下的非遺傳播能力建設

時間：2024-02-19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47 分享：

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趨勢下，基于數字技術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采集、存儲、管理、展陳到傳播諸環節的應用實踐，以非遺數字化工作流為切入，從傳播利用角度對非遺保護基礎資源數字化建檔成效進行反思，審視其在內容生產與“用戶思維”、行業標準與“過程描述”、展陳理念與“主位意識”等方面問題。著眼內容、技術和效果提高非遺傳播能力建設，相關從業者至少需要具備內容理解力、技術溝通力和展示創造力。

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文化事業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文化產業技術研發與轉化水平，促進了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手段與效果的不斷升級，“文化+科技”在文化創新各個環節呈現出勃勃生機。2019年8月，科技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門印發《關于促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提出構建文化大數據應用生態體系，加強文化大數據公共服務支撐，發展適用于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數字化技術和新材料、新工藝等重點任務①。2020年5月，中宣部文改辦印發《關于做好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工作的通知》，為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提供了政策依據、建設路徑和主要思路。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統籌推進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②。

隨著信息技術高速發展和新媒體的日益普及，在國家文化政策日益注重數字文化供給和服務能力建設的背景下，非遺的數字化保護工作在元數據標準、數據庫平臺和技術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積極展開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③。但隨著微信、微博、短視頻等新媒體業態的發展，如何在內容維護與持續更新的基礎上做好共享傳播、如何提高非遺傳播能力成為我們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界定的保護是指“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力的各種措施，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建檔、研究、維護、保護、促進、弘揚、傳承（特別是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和振興”④，筆者結合曾參與的非遺數字化建檔的諸多實踐，將這9個工作環節視為互相聯系的非遺動態保護的工作框架，從非遺數字化工作流的角度切入，從非遺展示傳播的應用端反思前端非遺數字化建檔工作。從傳播角度對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進行反思，不僅能夠促進非遺數字化保護理念的不斷升級，對提高非遺傳播能力也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文化科技在非遺數字化建檔工作中的多維應用

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實際上是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新需要。文化科技在內容生產、大數據建設、文化技術標準、文化裝備、媒體融合和傳播手段現代化等重點領域的重點任務，表現在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領域，則可分解至采集、存儲、建檔、展陳和傳播各個工作流，具體涉及標準建設、數字采集倫理、著錄規范、數字版權追溯與界定、傳播能力建設等一系列問題。

近年來，數字化保護成為非遺保護的一種新方式，數字人文研究亦成為新亮點。在非遺數字化保護的技術應用實踐中，在以往經驗積累和發展進度的基礎上，學界、政府、傳媒等圍繞諸多主題形成了一批數字化傳播的新成果。總體上看，國內非遺的數字化保護與傳播既有不同非遺類別可通用的技術模式，亦有解決針對性問題的專門技術應用，相關應用實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數據采集方面。如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民族民間中心”）以相關專業學科研究為基本遵循，創新運用數字技術對非遺資源進行采集，將其轉化為數字資產。其一，運用相關技術采集聲音素材，為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音樂、傳統技藝類非遺保護提供數據基礎。其中，聯合中國音樂學院、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立項實施的《中國傳統樂器聲學測量及頻譜分析》項目，精選300件具有地區和民族代表性的樂器進行聲學測量和分析，以主客觀相結合的方式，對聲音進行音高、響度、音長等多維度的考量，旨在排除主觀上對樂音判斷的隨意性和偶然性；通過頻譜分析精確比較不同樂音間的區別，旨在客觀認識樂音特質，從長遠意義上為在數字化條件下實現中國音樂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發展提供科學數據，為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音樂類非遺的保護傳承提供理論支撐，同時還可以為民族樂器制作等傳統技藝類非遺的保護傳承提供數據支持。其二，運用相關技術采集動作素材，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基礎上，利用動作捕捉和計算機自動生成舞譜技術，完成涵蓋各民族、各地區傳統舞蹈、武術、太極拳等基本動作數據，形成中國動作譜錄及數字化典藏的架構與展現方案，這對傳統舞蹈和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研究具有借鑒意義，也為中國特色的動畫制作提供形象數據。其三，運用高清攝錄技術，呈現非遺活態傳承的存續狀況。如民族民間中心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史詩百部工程》和《中國節日影像志》，史詩項目運用現代高清攝錄技術，對我國瀕危的史詩資源與口頭傳統進行搶救性記錄，全面記錄史詩傳承發展的現狀，呈現史詩藝人演述的活態史詩；節日影像項目主要記錄中國各民族、各地區的傳統節日，通過影像方式對節日中的社會組織、民間儀式、傳統戲曲、傳統服飾、傳統飲食、傳統體育等內容，進行視聽覺的綜合化記錄，為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提供資料基礎。影像技術記錄了傳統節慶和史詩活態傳承的“語境”信息和民俗過程的細節，為非遺數字化保護與傳承的整體性評估提供了參考。

第二，在數據存儲方面。以民族民間中心與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專業團隊共同研發的“中國民間故事縣卷本集成數據庫”為例。該項目在“后集成時代”，集中解決了紙介成果的數字化與海量信息的存儲問題。通過對原有紙介資料的數字化轉化，實現資源分類編目、海量信息存儲和資源檢索等功能，解決了數據搜集與分類檢索的問題。此外，就傳統意義上的磁記錄載體的非遺資源，民族民間中心依托文化和旅游部“音視頻修復與評測重點實驗室”的技術優勢，針對數據修復與更新建立了一系列規范與標準，為數據存儲的標準化建設打下了基礎。

第三，在數據管理方面。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的中小型數字檔案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媒體資產管理系統”與“音影圖文多媒體資源管理項目”為例。該項目旨在建立口頭傳統類非遺專業元數據標準和規范，運用技術手段處理我國少數民族文學資料，對多民族、多介質、多地區的特色信息資源進行有效地數字化保存，并為規模化的田野調查和搜集保存提供數據管理基礎。這種將多介質、多維度資料和信息的全面系聯，有利于全方位立體地展示文化事象，有助于對非遺進行多維的思考和數字化研究。

第四，在數據展陳方面。如民族民間中心注重推進文化空間信息整編的數字化研究，曾完成國家科技基礎研究項目“國家重要文化品種空間信息整編”、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基于位置服務的文化旅游綜合服務研究與應用示范”中“文化與旅游信息資源融合的數據模型及典型地區數據庫構建”項目，推進數字博物館與旅游總體規劃，鼓勵社區民眾扛起攝像機，將鏡頭對準日常生活，記錄當下；數字化整編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信息，研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空間信息平臺”，將地理空間信息與非遺數字化資源進行整編，為空間化表達非遺資源積累經驗。

第五，在數字化傳播方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以及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等院校科研單位，在網站和微信公眾號上展示了非遺的普查、研究、鑒定、評價、保護與規劃、教育傳承普及、專業管理人才師資及培訓等信息，推廣了學術、展覽（演）及公益活動，交流、推介、宣傳保護工作的成果和經驗。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和老字號企業的網站，以及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體也以“數字遺產”的方式在非遺代表性項目和相關知識的網絡傳播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在網絡傳播上，政府更加注重精細化管理，積極發揮微電影、動漫等多媒體文化產品的宣傳和推廣作用；有些老字號企業也開發了微信手機終端訂閱號，形成非遺在移動終端的宣傳平臺；微信小程序傳播也取得不錯的傳播效果，如2019年6月7日中央電視臺《非遺公開課》在播出時段推出的同名小游戲，當天注冊用戶1萬+，總訪問數5萬+，平均每個用戶在小游戲上的體驗時間超過20分鐘⑤。

概而言之，非遺數字化應用科技應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及非遺保護的實際需要為導向，以更好地保護非遺為根本目的，確保非遺在數字信息時代的存續力。上述應用實踐更多地是在非遺基礎資源建設方面，在“聲音”“動作”“實物”“文化空間”“數字遺產”等多個維度數字化記錄了非遺的存續狀態，解決了非遺數字化前期素材及數據的問題，匯聚了專業化數字格式的素材，為非遺的分類保護和數字化傳播打下了基礎。

二、非遺數字化保護和傳播的問題與反思

我國很早便認識到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對非遺基礎資源建設的重要意義，從頒布政策法律和啟動試點工程等方面對非遺調查記錄的技術手段和成果形式提出相關要求，有效推動了社會各界積極參與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早在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就指出，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⑥。2010年，文化部啟動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旨在運用數字信息技術使我國大量珍貴、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系統、全面的記錄，并將該工程作為“十二五”時期規劃項目分階段實施。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十三條規定，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關數據庫⑦。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印發《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規劃（2019—2025年）》，在推動非遺調查、保存和研究方面提出，建設非遺數字資源庫，構建準確權威、開放共享的公共數據平臺⑧。從發展現狀來看，鑒于非遺活態傳承和非遺記錄成果跨行業、跨部門、跨領域分散管理的實際，能夠整合匯聚全國非遺基礎資源的數據庫仍不具備公開提供服務的能力，有關非遺管理、保護和研究部門還只是基于各自業務重點或研究專長分散建設和管理相關非遺資源。但隨著新媒體平臺的多業態發展，非遺在傳統媒體之外“走”上舞臺、“走”進熒屏的機會越來越多，非遺類內容傳播的需求迅猛發展，這并未給非遺基礎資源建設預留出充裕的響應時間，反而對非遺基礎資源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發布《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系列行業標準。這是我國首個非遺領域的行業系列標準，將有助于提升數字化保護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標準化水平。

目前，非遺借助融媒體的發展而展現出獨特的魅力，非遺類內容在短視頻平臺的傳播呈現出傳播者與粉絲漸長、傳播漸廣、聲譽漸佳的發展態勢，但結合筆者2019年參與策劃《非遺公開課》節目的制作經歷來看，能夠真正直接用于傳播終端的非遺基礎資源并沒有被充分準備好，能夠創作出專業的、更加適合短視頻平臺作品的傳播者也尚屬少數。不具備內容黏性也就難以持續吸引受眾，難以讓更多的非遺資源為公眾所熟知和分享。

當然，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日益普及，新媒體為非遺保護提供了新的平臺。非遺數字化保護與傳播工作正呈現上升態勢，但總體尚處于起步階段，諸多關鍵性的問題仍需繼續探索，粗略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內容生產與“用戶思維”。當前非遺數字化傳播的關鍵問題，是缺少專業的內容生產，盡管在非遺數字化建檔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數字化成果。但即便在征得相關利益者讓渡權利的前提下，究竟有多少數字資源能夠直接支持傳播？這成為我們反思以往數字化保護和建檔成果的切入點。

由于非遺數字化建檔工作的初衷并非只為了傳播，而且非遺傳播者也并不是都能參與到非遺建檔的前期工作中，這里便要特別強調在建檔過程中的數字化著錄信息的重要性。非遺的音頻、視頻、圖片和文檔多種格式的跨媒體資料應以專業研究為基礎，并依據元數據著錄規范，做好文化信息的著錄，保存好數字化工作流信息。同時，每項數字化成果都存在依據所掌握不同資源的特性進行建檔和對象定位問題。各數據平臺定位不同，目標和任務也各不相同。因此，專業內容生產與用戶思維實際上是非遺數字化保護與傳播的一體兩面。非遺數字化傳播啟發我們在非遺數字化保護過程中應有“用戶”思維，重視“用戶體驗”，這類似于傳播學所強調的“以目標受眾為中心”⑨，應該在非遺數字建檔過程中便有數字化成果后期應用的考慮，針對不同應用對象，對非遺建檔成果進行內容分級和用戶分類，至少應有典藏級、瀏覽級和發布級的區分，并根據內容分級做好“用戶”需求調研，以對數字化成果進行持續優化。

第二，行業標準與“過程描述”。從活態傳承來看，非遺的數字化保護和傳播工作，無疑通過數字化信息再現了非遺的數字存續力，借助數字技術將非遺的歷時變遷與傳承信息、跨地區差異信息、民眾日常生活信息、相關實物和場所信息進行數字化整編，實現非遺的數字化傳承。這為數字化展陳成果的可進入性、分享可及性提供了極大便利，但隨著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不斷提高，只是為民眾提供參觀數字展覽、觀看網上公開課、收聽線上民歌、參與線上文化類小游戲的“成品”等還不夠，還應將“成品”的制作過程盡可能一并呈現和加以描述，才能不斷發現非遺數字化保護和傳播的具體問題，創造出更多滿足人民需要的數字化展陳成果。

過程描述經得起檢驗，數字化展陳成果的精準性才能有所保障。過程描述的關鍵在于非遺保護涉及各行業工作標準的融合和打通，各方在共同理解和認同的跨行業標準下開展數字化工作，才能彼此看懂數字化過程和數字化展陳成果。從非遺數字化的具體操作實踐來看，當前非遺數字化工作所采用的元數據標準，主要是參考和借鑒了已有的、國際通行的都柏林數據標準⑩，而作為人文資源的非遺，在參考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并不能完全照搬或者削足適履，而應當定制符合對象特征和應用需求又兼具專業研究分類特點的元數據標準。應該說，當前非遺數字化保護和傳播工作基本遵循了相關倫理原則，那就是在兼顧民眾意愿的同時，充分發揮政府、學者和媒體等多元參與方的合力，但在定制開發元數據標準的工作環節上，還涉及平衡展陳部門和新媒體技術公司的力量。一般而言，新媒體技術公司的技術產品都是封裝好的，并沒有太多對外開放的義務。當然，愿意與各方一起開發新系統的技術公司也就贏得了主動，走在了“非遺+科技”的前列。

第三，展陳理念與“主位意識”。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優勢，集中表現在政府、學者、媒體、社區、教育、行業協會等多元參與方的良性互動，非遺保護工作也高度重視傳承人群的主體地位。但當前非遺數字化保護和傳播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學者、媒體、行業協會等牽頭，其工作宗旨和展陳理念還有待深化，應進一步探討非遺是誰的文化、傳播是“為了誰”的問題。例如，傳承人群自身如何適應信息技術時代的沖擊？數字化成果對于非遺從業人員的工作方式會有何種影響？數字化成果傳播利用的長效機制如何保障？其對民眾未來傳承非遺究竟會起到多大作用？數字化展陳成果對教育青少年群體有何成效？諸多問題還有待持續觀察。

換句話說，非遺數字化雖然從政府管理和學術研究層面有力地推動了非遺保護工作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傳承人群主動卷入數字時代的自適應、非遺從業人員的操作感受、民眾觀看數字化成果后的用戶體驗等一系列人機互動和倫理觀念問題，需要持續關注。具體地說，像國內有些非遺數據庫目前主要著力實現的是對各省非遺普查文件、資料的存檔，其多是從非遺管理的角度展開，更多地表現為政府和學者的行為⑪。因此，需要我們更多地將視角聚焦在作為非遺項目持有者的文化主體，也就是傳承人群上，從文化主位的角度來深入思考非遺數字化保護和傳播“為了誰”的問題⑫。

反思非遺數字化保護與傳播的進程，我們看到，非遺之所以需要數字化保護與傳播，是因為研究者需要借助數字化手段將民眾的知識返回給他們，這恰恰體現了當代學者的學術立場與人文情懷，但這終究不是學者一廂情愿的事情，而是順應非遺活態傳承和民眾自適應信息化時代發展大趨勢的必然結果。

三、提高非遺傳播能力建設的三個面向

從數字人文的宏觀背景來看，人文學科并未盲目迷信科技，而是在尊重非遺傳承主體意愿的前提下，在技術應用的具體實踐過程中不斷嘗試建立起可操作性的技術倫理規范。在文化與科技融合的視野下審視非遺數字化這一研究領域，不僅應注重非遺保護與傳播的數字化表達過程，還應始終對大數據等新技術保持清醒的認識，不可盲目跟風，盡可能避免對非遺資源簡單數字化所造成的信息缺失和文化碎片化，同時積極參照相關立法解決由于非遺數字化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及學術倫理等新問題 ⑬ 。

當前，我國非遺保護工作高度重視傳播能力建設，借助“一日、一節、一會”⑭大力開展非遺主題展示傳播活動，重視非遺保護優秀實踐成果的引導作用和示范效應，注重加大對相關保護成果的宣傳和傳播力度，營造人人保護非遺的氛圍。如何通過創新社會治理方式，降低政府主辦展示傳播活動的成本？展示傳播活動如何契合民眾需求？如何從記錄端提前考慮解決后期應用端的問題，以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如何將在地展覽活動轉化實現為“永不謝幕的線上展覽”？結合筆者參與非遺展示傳播活動的體會，著眼內容、技術和效果，相關從業者至少需要具備以下三種能力。

第一，內容理解力。非遺的活態傳承離不開其“語境”，劉魁立曾就民間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立場提出“活魚是要在水中看的”⑮。同樣，非遺的傳播也應努力嘗試構建更好地理解非遺的語境，對相關內容生產要具有專業認知能力，杜絕使用與倫理原則、政策話語相違背的“不當表述”，培養相關從業人員的內容理解力。筆者在參與2019年《非遺公開課》的策劃時就注意到，如何符合電視傳播規律，在較短的節目時間內，精準傳達出非遺代表性項目的內涵及其所蘊含的保護理念，這就需要對非遺項目有深入的認知和理解，需要節目制作團隊借助田野調查方法，與非遺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進行現場座談交流。因此，為了在“語境”中更好地理解非遺，該節目的策劃團隊力推前采和實地調研，在現場進一步細化了非遺項目的呈現方式。從田野訪談中提煉非遺所蘊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及智慧，對確保影像化表達的質量至關重要。類似的工作經驗值得推廣，同時還應注意加強對傳播隊伍的培訓，注重對非遺項目涉及的工作方法、操作理念、業務倫理等相關內容的培訓。

第二，技術溝通力。如何利用新媒體平臺探索專業化內容生產機制，只有參與到相關展陳成果的前期策劃、制作到后期利用的各個環節，才能對非遺內容與傳播技術的互動有切實體會，才能具備一定的技術溝通力。非遺的數字化保護與傳播涉及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部門的行業標準或技術標準，需要動員多元參與方。如何打造具有持續影響力的數字化展陳成果，相關從業人員除需注意培養在內容理解方面的專業度外，還應努力進行“雙跨”或“多跨”訓練，在項目實際推進過程中，嘗試跨出自己熟悉的領域，走進與數字化傳播目標相關領域進行學習，做到關聯技術性思考，搭建起順暢溝通的“橋梁”。此外，關于非遺展陳過程中的數字版權追溯與確認，出版界在電子出版物領域亦有相關討論，特別是就民間文學類非遺、數字水印技術的技術集成問題亦需要跨行業集體解決。通過制作專業的、打通技術壁壘的數字化展陳成果來持續展現非遺類內容，不僅可以在新媒體時代獲得較好的傳播效果，也可為探索非遺在新媒體端的傳播規律積累更多經驗。

第三，展示創造力。如何利用與非遺內容有關的策展團隊、新媒體平臺創造符合廣大用戶需求的展陳成果，繼而讓更多人去了解、熟悉并傳播非遺，是提升非遺融媒體傳播能力建設的關鍵，這便需要培養相關從業人員提升面向用戶需求和接受能力的展示創造力。立足“為了誰”的問題，通過用戶需求和用戶年齡結構分析可以發現，近年來與傳統文化相關的內容在移動短視頻平臺吸引并積累了眾多傳統文化愛好者，特別是青少年群體。可以說，短視頻為青少年發展個人專長，進行專業知識學習提供了新途徑。與“快餐文化”相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非遺類內容在傳播效果上更持久，但由于青少年缺乏接觸這些內容的渠道而對其知之甚少，或者很難對一般化的傳統文化藝術的展陳方式引起興趣，這必然會影響到非遺在年輕受眾中的傳承與傳播，也會影響到非遺傳承人隊伍的年輕化。

總之，應文化和科技融合不斷深化之趨勢，我們應該以進一步推動新時代非遺數字化保護與傳播工作為契機，反思和創新非遺數字化保護手段、傳播渠道與傳播效果，不斷明晰非遺和新技術的融合模式與機制，使我們“身邊的非遺”能夠以數字化傳播與傳承新方式飛入尋常百姓家，展現非遺在信息化時代的存續力。

本文為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與復用”（項目編號：2021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畢傳龍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項目管理處副處長，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人文資源數字化建檔、數字民俗學。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上述文字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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