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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 向麗：觀看之道與本土美學（一）

時間：2024-04-13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28 分享：

“本土美學”是一種長期被遺忘的存在，即便在關于原始藝術的相關考察中可尋覓些許討論，也往往只是吉光片羽，而這也正映照出了《本土美學：原住民藝術、媒介與認同》獨特的光芒。該書為我們展示了兩種觀看之道： “原生性觀看之道”與“反身性觀看之道”，分別從“如其所是”和“反身性”兩個維度，為本土美學的建構提供了當代向度。本土美學指的是世界各地獨立于西方傳統而發展起來的關于審美經驗的思想，它雖然具有雜糅的、疊合的和流動性等特征，但仍然本真性地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地方依戀”感，并以“自然”“地方”“脈搏”為素材，借由“依戀”與“連通”，為全球文化生態重建提供了一份富于靈性的療愈和治理“指南”。

在20世紀后半葉，由于文化、政治和個人的原因，原住民電影制作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也引發了原住民媒介研究者的相關考察與研究。盡管已有著述涉及非印第安人影片中的種族主義和刻板印象，但史蒂文·萊烏托爾德的《本土美學：原住民藝術、媒介與認同》（以下簡稱《本土美學》）可謂第一本對美國印第安人電影美學進行深入研究的著作。然而，《本土美學》的意義遠不止于此，恰如作者在本書一開篇所指出的： “'本土'可能是西方哲學的歷史民族中心主義所忽視的一個美學基本概念，但它卻又直指跨文化概括方面的困難。 ”的確如此，“本土美學”是一種長期被遺忘的存在，即便在關于原始藝術的相關考察中可尋覓到些許討論，也往往只是吉光片羽。此種遺忘源于西方傳統美學中心主義自身的傲慢，它甚至試圖用一種從科學那里搬來的“安全感”輕松地將這些問題打發掉，因為它不想暴露自己，從而進入無處隱藏的開闊之地。

《本土美學：原住民藝術、媒介與認同》作者史蒂文·萊烏托爾德（Steven Leuthold），現任美國北密歇根大學藝術與設計史教授，曾任教于雪城大學。研究和教學興趣主要包括世界藝術史、現代設計史和比較美學

“本土美學”作為一種觀看之道，正是以其反身性批判之維對于這種遺忘與安全感，以及蘊藉其中的幻象與暴力提出質詢，并為原生社群和非本土民族傳達了更為深遠的意義。其深遠性在于，一方面，本土美學為我們提供了“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并且是一種由文化持有者呈現的自我表達，從而以審美和藝術實踐當代社群認同與復興，而非依賴于他者的某種浪漫主義的同情，后者在諸多情境下往往可以輕盈地撤退；另一方面，本土美學從沉寂中蘇醒，將發起一場具有爆炸性能量的持續性的審美革命，同時以自然意象、土地依戀、與過去的連通感提供社會療愈與治理的審美配方。

《本土美學：原住民藝術、媒介與認同》英文版封面

在當代談論本土美學的建構，并非一種脫離當下語境的招魂術，恰因“本土”經驗的稀缺與可貴，給了我們一個談論它的最好理由，使我們得以為那些被壓抑的和被“抹黑/羞辱”發聲，并最終回向全球文化生態的重構與平衡。其所以成為可能主要在于，“本土美學并不是一種沉浸于后現代原始主義（postmodern primitivism）的懷舊術語。相反，該術語指涉的是，在當今本土民族的藝術和媒介中存在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以及本土民族的審美經驗如何影響、豐富并挑戰非原住民文化成員的方式”。而要“看見”這種影響和挑戰，我們首需從“觀看之道”及其雙重鏡像的交互性對話開始。

一、觀看之道與本土美學建構

《本土美學》本身有如一部多聲部的影片，為我們展演了兩種觀看之道：“原生性觀看之道”（native way of seeing）與“反身性觀看之道”，前者主要借由原住民紀錄片表達先例以及當代原住民媒介表達加以呈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超越西方浪漫主義敘事的“靈境”，它主要基于對“脈搏”（pulse）與“本質”（essence）的捕捉；后者則開啟我們對于原住民觀看之道的反身性認知與自我重構，從而為當代社會疾病提供診斷與療愈方案。兩種觀看之道及其實踐，共同建構出本土美學的雙螺旋結構，任何一維的缺席，都將會導致本土美學敘事的中斷，或流于一種新奇而孱弱的姿態。

首先，讓我們以一種倒敘的方式回顧第一種觀看之道，這部分來自本書第四章至第九章的素材。這幾章主要談論：藝術、媒介與認同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本土媒介中如何兼容教育的、修辭的和美學的目標；當代本土媒介如何成為原住民文化和美學（以美洲原住民紀錄片的表達先例為表征）延續的產物；美洲原住民的媒介紀錄片是否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審美表達，它們能否或如何呈現出一種原生性觀看之道，以及傳統與創新的關系；如何在顯現原生性觀看之道的同時，又避免抽象的和易于贖賣的“印第安性”，或從印第安性的公式化表達和還原主義中解放出來；原住民的表演藝術如何融入審美體系的建構，從而以“意義之網”的編織通達集體認同；宗教和自然這兩大主題如何塑造了本土審美表達和原住民集體認同之間的關系；等等。

《本土美學：原住民藝術、媒介與認同》書中插圖，昌西·奈博伊亞，出自約翰·博登（John Borden）紀錄片《一個納瓦霍家庭的四季》（Seasons of a Navajo）（1984）

借此，《本土美學》實則是在當代多重文化疊合的語境中談論“原生性觀看之道”的，而并非將其放置于一個相對純粹靜態的他者視角來看待，印第安性的刻板印象既是原住民電影制作有意識懸置的，也是該書作者不遺余力所指摘的鏡像。萊烏托爾德自述試圖通過分析兩位著名導演喬治·布爾多（George Burdeau）和維克多·馬薩耶斯瓦（Victor Masayesva）的影片與視頻的風格特征，以了解最近的紀錄片是否揭示了一種“原生性觀看之道”。該書研究表明，在通過紀錄片構建印第安視角時，攝影師與其所屬社群之間的緊密聯系以及特定主題的發展，實則已超越任何特定的形式或敘事特征。媒介就其起源和形式發展而言都具有跨文化性，因此，僅僅基于形式上的考慮，無法明確地界定某種單一的本土紀錄片美學。但是關于諸如“神圣事物”的原住民見解，以及圍繞于此的生產、傳播和接受的社會條件，卻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影片所聚焦的本土美學的形成與發展。這正是我們探尋原生性觀看之道的核心，它提醒我們，無需囿于形式上的糾纏，諸如，對于外來語言和新媒介的采用是否會破壞自身的本土表達？像這類問題已不再變得折磨人，因為在跨文化的語境中，本土民族可以通過一種反利用機制實現自己的目的，并與整個世界進行有效溝通。最為關鍵的是，“原生性觀看之道”正是基于與“神圣事物”的聯結與連通而抵達本土美學的內核。

左為導演喬治·布爾多（George Burdeau），右為導演維克多·馬薩耶斯瓦（Victor Masayesva）

如下，我們將以一種蒙太奇的方式來呈現“原生性觀看之道”的多重奏，在一種貌似無序的快感中仍然可見其整一性，從而召喚“反身性觀看之道”的出場。無疑地，在美洲原住民紀錄片的表達先例中，我們可以找到這種原初性的鏡像。諸如在獸皮、巖壁或巨石上的象形文字和巖畫、羽毛筆與珠飾以及賬簿畫等相關記錄，都有助于構成本土視覺“語言”，重申他們社會中那些古老的基本價值觀。無論是傾向于公共儀式主題，諸如神話的、象征的和抽象的主題表達的西南壁畫，還是融入個體性和幻象性成分的平原印第安人藝術，都表達了記錄和保護傳統文化的愿望。尤其是，在原住民紀錄片表達先例中，有一些基本主題與今天仍在激勵著紀錄片制作人的議題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諸如關于傷痛與療愈，文化羞恥，母語的喪失，動物和自然，以及圍繞它們的社交場合如何作為重要的美感所在，審美和儀式活動的更新與社群凝聚力建構等。

《狼嚎》，南部夏延人（Southern Cheyenne），1849-1927年，《歐柏林紀事畫》第92頁，墨水、鉛筆、水彩和蠟筆8x12 1/4 英寸，《歐柏林紀事畫》第92頁，歐柏林大學艾倫紀念藝術博物館。雅各布·考克斯夫人捐贈，1904年

對美洲原住民紀錄片的表達先例的回溯，旨在探討當代本土媒介如何成為原住民文化和美學延續的產物，并繼而聚焦為這樣一個問題：美洲原住民的媒介紀錄片是否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審美表達？通過對布爾多和馬薩耶斯瓦兩位本土電影人的紀錄片進行冗長而具有實質性的討論，萊烏托爾德提出的結論是，的確存在這樣一種表達，通過制作的作品和如何制作可見出。布爾多的整體風格是個人化的，他的敘述多聚焦在富于吸引力的個體私人生活上，并擅于通過疊化、鏡頭相互交切、慢速搖攝、景觀俯瞰、特效鏡頭等手法創造視覺和敘事情節，以引發對外來侵入的同情感，以及對于原住民慢速經驗的尊重，同時力圖充分發掘新技術的巨大潛能，創造超越過去邊界的新型印第安社群，從而有助于在地方、區域、國家和國際層面增強社群團結感。馬薩耶斯瓦也同樣把歷史和鮮活的文化傳統作為題材和靈感的來源，但他的力量則在于“強烈的視覺效果”，從而創造出一種令人沉思冥想的氛圍。這種氛圍聚焦于馬薩耶斯瓦對地方性和族群經驗的深切關注，諸如他在《我們是霍皮族》里就嘗試著展示霍皮人獨特的觀看方式。在馬薩耶斯瓦看來，這正是原住民電影制作人的責任感，也是一種作為個人、氏族、部落以及作為一個家庭成員的責任。這也正是印第安電影人的存在境遇，并由此希望參與并發展一種印第安美學，這種美學始于神圣事物。

維克多·馬薩耶斯瓦（Victor Masayesva）的兩部作品，左為《想象印第安人》（1992年），右為《我們是霍皮族》（1984年）

這種作為本土美學誕生始基的神圣事物，主要由“宗教”和“自然”兩大主題構成，并由此塑造了本土審美表達和原住民集體認同之間的關系，從而最后聚集為“本土地方美學”的建構。正是在這一點上，“原生性觀看之道”與西方審美制度大相徑庭。關于“宗教”，萊烏托爾德為它賦予了深層次的意義，“我指的本土宗教不是有組織或制度性意義上的宗教。相反，宗教指的是一個人對其在宇宙中所處位置的深刻感受”。亦即，宗教指向的是與宇宙自然的深刻感知和連通感。“在本土文化中，藝術的傳統功能與宗教是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至于除了藝術在宗教表達中的作用之外，很難談論藝術的社會功能。”這與主張美善觀念分離的西方美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方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性的，往往將經驗相分離，而本土思想則是綜合性和連續性的，尤其強調藝術的集體功能源于宗教，從而將日常現實轉化為精神現象的力量。在萊烏托爾德看來，這種力量只能授之于一種深刻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它是本土美學的核心，并且源于對自然“脈搏和本質”的捕捉。借此，“原生性觀看之道”以“宗教”“自然”“地方感”“脈搏與本質”以及“連通感”等，呈現出了本土美學的關鍵意象與表征系統，從而向“反身性觀看之道”發出了吁請。

喬治·布爾多（George Burdeau）的兩部作品，左為《美洲原住民》（1994年），右為《誰的過去？》（2000年）

這種反身性主要聚焦在關于“本土美學中有‘藝術’嗎”這個問題上，這主要源于，本土美學中實則沒有西方美學意義上的“藝術”。也正是“藝術”這一術語的缺席，揭示了本土和西方文化中審美經驗的本質差異。但這并非承認本土美學中沒有藝術，而是直接指向了西方對于藝術定義的極端狹隘性。本土美學中的藝術是具身性的和沉浸式的，并且通常是宗教性的經驗，而西方藝術制度則多局囿于對其形式的關注和超驗性反思。當代西方藝術的自主性、獨特性、非功利性、自我認同、自我確認、創新性、無規則性，以及藝術家是受過特殊訓練的人才等特征，與大多數本土美學體系背道而馳，或至少，對于描述本土表達而言，這樣的“藝術”是一個不合時宜的術語。原住民所通常認為的藝術則是面向社群的，是關于神圣的表達，是有用的，并且，美是功能性的結果，等等。無疑，這是兩種旨趣迥異的審美制度，對此可能有幾種相應的反應和選擇：（1）承認原住民文化沒有藝術的術語；（2）認為某些原住民文化中有藝術，但只是在微弱的意義上；（3）拓寬西方藝術概念，從而為本土美學提供一席之地。盡管萊烏托爾德指出這三種選擇都具有一定的反身性，但他同時意識到，如果只是做微調，比如承認他們的表達是“藝術”，對本土民族而言仍然是很成問題的。這源于“藝術”本身就是一個成問題的術語，從而提示我們轉向對現代主義和普遍主義、尚智主義（intellectual fashions）、“民族”藝術、美與善的重新思考，并提醒我們，運用機械主義、唯物主義與理性主義的世界觀去觀照和理解本土美學是異常困難的，甚至也是危險的，從而向西方審美制度發出了極大的質詢和挑戰，并以“本土美學”為視點對“藝術”“審美”等概念進行了全景鳥瞰式詮釋。

《本土美學：原住民藝術、媒介與認同》書中插圖，艾倫·豪澤（Allan Houser），美洲印第安人藝術家系列

據此，“原生性觀看之道”與“反身性觀看之道”分別從“如其所是”和“反身性”兩個維度，為本土美學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內在機制。“本土”一詞是一個在該書中反復出現的主題，與此相關的有“本土媒介”“本土地方美學”“本土審美表達”“本土美學”等。概言之，在當代語境中，“本土”是非常難以界定的，它原初主要指涉屬于特定的某個或某幾個區域的傳統、器物、自然標本等，自20世紀70年代后又具有了政治含義，并漸至成為反殖民主義組織的精神內核。亦即，“本土”既是一種地方性觀念，同時也是一種具有國際性的、反殖民主義政治運動的表達。于此，“本土”是流動的、建構的和文化適應的結果。“本土媒介”是本土民族不斷形成或協商的集體認同的來源，它意在重新獲得社群對部落生活描述的控制權和自決權，并充分展示內部持有者的眼界，從而喚起文化參與感的深層次情感。此外，本土媒介對于技術和文化創新采納包容態度，同時兼容教育的、修辭的和美學的目標，提供了與過去的聯結感，并融入對當代文化多樣性的建構之中。“本土地方美學”則強調以一種連通感或地方感，解決群體精神失落的問題。“本土審美表達”作為一種總體性的范疇，是表達“地方依戀”的美學實踐，它在喚起原住民社群內在的歸屬感和責任感的同時，也具有深遠的跨文化意義。借此，“本土”“本土媒介”“本土地方美學”“本土審美表達”最終都將匯聚為“本土美學”的意義與實踐。

萊烏托爾德在導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所謂‘本土美學’，我指的是在世界各地獨立于西方傳統而發展起來的關于審美經驗的思想，亦即本土民族關于藝術所持有的看法。然而，由于大多數本土民族都有與探險家、研究者、傳教士、移民和征服者相接觸的歷史，因此，關于當今本土美學的研究，事實上都是跨文化的”。可見，“跨文化”是理解本土美學的當代語境，但跨文化絕不能成為將西方范式強加于他人的審美生活的托詞，在此意義上，萊烏托爾德明確表達了對原住民藝術家洛蕾塔·托德（Loretta Todd）看法的贊同。概言之，“本土美學”是諸多群體審美經驗中一種共通性存在，它雖具有雜糅的、疊合的和流動性等特征，但仍然本真性地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地方依戀”感，從而以“自然”“地方”“脈搏”等神圣事物與過去／歷史相連通，在靈性、美與倫理的錯綜交織中，召喚一種更具包容性的“觀看之道”。這并非僅是一種對于“美好舊時光”的浪漫思慕，而是在對人類進步代價的共同承擔中，最終通達全球文化生態平衡的重構。

作|者|簡|介

向麗，哲學博士，現任云南大學教授、文藝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審美人類學和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常務理事，云南省美學學會副會長，云南大學文學院審美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國家社科基金結項評審專家，中國博士后基金項目評審專家。出版和參編著作、教材、譯著12部；在《文藝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國外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論文80余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青年項目、國家重大項目子課題等科研項目11項；獲費孝通藝術人類學獎一等獎、云南省社會科學獎一等獎等。入選云南省“高層次人才培養支持計劃”青年拔尖人才（2018）、中宣部2019年“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雜志社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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