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李立新：我的設計史觀（一）
中國設計史研究應該有一個全新的面貌了。一部中國設計史，從顯赫一時的陶瓷、漆器、青銅器、服飾，到幾度沉浮的玻璃器、金銀器、磚石雕刻，從雕繢滿眼、極度奢侈的宮廷物品，到流轉傳播、質樸實用的生活、生產用具，都有專史、通史或斷代史的撰成。特別是陳之佛、羅尗子、龐薰琹、田自秉、沈從文、周錫保、沈福文、王家樹等一批杰出學者篳路藍縷地做了大量拓荒性工作，闖出了一些路徑，取得了卓異的成就。綿延萬年之久的中國設計，在現代終于有了歷史的梳理和系統的研究。
近30年來，在新材料和新理論的推動下，設計史研究運用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方法，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然而，毋庸諱言，中國設計史的研究，仍處在一個相當落后的狀態之中。不只是史學觀念的陳舊，研究方法的落后，還存有視野狹窄、格式劃一、文筆平板、幾無情感等缺陷，這種狀態，早已為設計界有識之士所詬病。目前，舊有狀況未見改觀，新的問題接踵而來，在學術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拓展設計史新視野？如何構建中國設計史學新路徑？如何尋求和實踐設計史新工具？國際設計史學術對話是否可能？中國設計史研究者應該做出什么樣的回應？作為設計史家必須以真誠的態度，做出學術得失的回顧與檢討。
在本書開篇之時，我將長期縈繞心中的上述問題作出自己的思考，不擇淺陋，就教于設計界同道，這也是我的設計史觀，它將存在于這本《六朝設計史》中。
一、歷史的境界: 設計史的思想與理論
設計的歷史，必須是一部啟迪思想，創造理論的歷史。
十年前，我在東南大學讀書時，常與不同學科的朋友們討論各種問題。有一次，同室的兩位工科博士發問:“我們都是向前看的，而你卻是向后看的？”當時，我正在做中國傳統設計史的研究，深深地感到了上自成功學者，下至青年學生，歷史的觀念十分有限，有的竟以反傳統貶歷史而沾沾自喜。一個高度重視歷史的文化，如今卻淪為極不重視歷史的文化，究其原因，是“歷史無用論”的影響。從實用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實體物質，沒有實際功用。歷史不能產奶，不能治病，不能建高鐵，不能讓神舟6號升天，自然也就沒有用處。但從價值的角度看，歷史雖已消逝，卻會重演，歷史能給人參照，以免蹈前人之覆轍。
中國哲人有“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舊唐書·魏征傳》） 西方哲人有“歷史增人智慧”之言論，史家撰史在于“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太史公自序》） 向前看與向后看,正是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科學研究最大的差異之處。自然科學研究必需向前看，因為每隔3、5年,自然科學知識將更新80%，舊有知識將成為歷史終被淘汰，而人文科學研究必需向后看，只有“上通遠古”才能“下瞻百代”， 深厚的歷史積淀將給人們帶來精神力量，它能超越時空，擺脫時代的局限，放出人類思想無限的光芒。
如今，人們看輕歷史的作用，也與歷史研究的不足有關。設計史研究如果僅僅是考古學成果的展示和物質資料的堆積，就如同博物館里的陳列，會給人呆滯、殘缺、斷裂之感，一部設計史就成了一部設計的死亡史。這樣的歷史，自然無用。但真正人類的設計歷史，是創造性的、充滿情感的、詩情畫意的、富有生命力的歷史，閱讀它將帶來精神的愉悅，啟迪設計思想。
設計歷史的境界是啟迪思想和理論創造兩個方面。缺少這兩個境界，設計史只能是有限的歷史陳跡的記錄，兩個境界的實現，才能使設計傳統中的一些東西超越時空，光照后世，這也就是史學的特性。設計史的表層，是繁雜多樣的物品和一系列的設計活動，其深層之處則涉及到各種不同的設計思想。設計史學是一種民族藝術的集體記憶，既要有尋根、尋因意識，更要對設計價值思想的挖掘和批判性思考，這一切要從設計史家的獨立思考開始。一門史學由粗疏到精進，要靠史家的思想與經驗相互砥礪方能實現。《史記·伯夷列傳》中“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的考證，是出于深信“六藝”的思想。這是研究的思想、方法的思想，但不是“思想研究歷史”， 不是憑主觀思想忽視客觀存在，，而是不做思想的惰漢，勤于思考，善用思想。[1]
設計史是依據設計事實而撰成，沒有史實，就沒有歷史。但設計史又是由設計史家來撰寫，缺乏思想，也不成歷史。這里主要指由歷史的總結形成的思想，“以體用來比喻，則思想其體，事件其用。因此歷史是思想的最大源泉之一”[1]太史公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章太炎的“今修通史，旨在獨裁”， 均映射出史學的思想特性，沒有思想無法“立言”，“獨裁”并非獨尊，是個性的表露，源自“一家之言”， 而“思想”的意味已昭然若揭。
一部設計歷史，也是一部設計思想史，足以啟迪新的設計思想。大設計家都精于歷史，精于設計思想，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現代主義設計盛行、國際主義設計泛濫，問題叢生之時，羅伯特·文圖里回顧歷史，發現了解決設計問題的方法。他從設計歷史中真正了解到設計的意義是什么，提出了設計上的歷史文脈主義思想，這一概略性的設計思想，成為他后現代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充分顯示了歷史啟迪思想的作用。
中國設計的歷史漫漫萬年延緩至今，我們今日所體驗到的已是各個成熟時期的設計特征，僅將這些成熟時期的設計排列一起，還構不成設計整體的歷史，但早期的境況，形成的過程，又十分渺遠，只能逆向地尋找，仔細觀察，方能獲其奧秘。10年前，我在《中國設計藝術史論》一書中提到設計史的研究工作應貫徹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則:
一是對造物歷史整體性把握的原則，二是加強尋因、尋根意識進而實現理論創造的原則，三是建立設計藝術發展的邏輯結構原則，四是從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角度把握中國設計藝術史的進程。（《中國設計藝術史論》第10頁）
這四個方面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要把視野放寬到設計歷史所經歷的全過程，宏觀地、整體地去前后往復觀照，微觀地、深入地去把握一類設計發生、發展、成熟、衰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考察方法，前者來自黃仁宇治史的“大歷史觀”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我們對設計史就有了“問題意識”。中國設計歷史悠久，門類眾多，往往造成治史割裂，分類過細，畫地為牢，通史如此，缺少橫向打通，專史亦如此。僅做設計自身的發展歸納，沒有相關的參照系統作助力，很難表現出設計自身的特征，也無法解釋設計的發展規律。
歷史研究無法回避史學理論，中國設計史研究缺少史學理論的指導，因此發展緩慢、滯后、粗糙。不帶理論進入研究的“扎根理論”①（或稱草根理論）也是一種理論，即便是屬于感性的觀察和認識，也離不開研究者理論的背景。卡爾·波普曾嘲笑那些相信自己不作解釋，就能夠真實敘述歷史，達到客觀性水平的歷史學家。[2]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布羅代爾的“長時段”， 對于我們來說是一種史學理論，而實際上體現出的是史家寫作中史與論的凝煉，“對于史的研究其實也就是一種理論的創造”[3]，將設計歷史事實匯聚成一個歷史總體，上升為理論，是一種依托歷史的創造。[3]
理論的創造需要真正揭示歷史的客觀規律，不做削足適履的擺弄，不是“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式的方式，而是“我”與“六經”的完美統一。恩格斯贊揚馬克思說:“他沒有一個地方以事實去遷就自己的理論，相反地，他力圖把自己的理論表現為事實的結果”。[4]當一位研究者、史學家尋找到了事物發展的規律和內在邏輯之后，必然要以某種理論做說明，[3]馬克思如此，司馬遷如此，修昔底德如此，韋伯和布羅代爾同樣如此。所有的學術研究均以理論創造為目的，在歷史研究中，就是歷史的境界。
當前，設計史研究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的時代，設計史研究也應以理論創造為最高境界，雖輕易不能抵達，也不是一人一代所能實現，但我們期待著，希望早日有理論創造的設計史家及設計史著述的出現。
二、生活設計史: 走進設計歷史的田野
設計的歷史，應該是一部記述人類生活的歷史。
設計的目的是服務于人，用之于生活。設計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我在《設計價值論》一書中提到:
人和社會的一種特殊的存在方式就是設計，沒有設計的族群不屬于人類，沒有設計的地方也不會有人類社會。設計就像生命體的新陳代謝一樣，是人和社會根本的存在方式。（《設計價值論》第48頁）
這就是說，設計物是對人的生存、生活產生作用，在人類之前和人類之外，沒有設計也不可能產生設計，離開了人及其生活，就不能創造出適用的設計，也不能真正地理解和說明設計的歷史。因此，設計歷史的全部奧秘就在于人類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
在近年來的設計史研究中，利用考古出土新材料與歷史文獻史料相結合，來撰寫設計史的方式越來越多，成果也頗為豐碩。其中，對精美絕倫物品的工藝技術的分析和某類失傳絕技的發見多有成績，相對來說，與普通民眾的衣食住行相關的生活設計史的討論，遠不及前兩者充分而深入。但是，設計的宗旨是服務生活，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從生存方式、生活習慣的角度出發的通常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設計史的研究。力求揭示其人在生活中是如何創造和使用這些物品的，尤其注重歷史溯源的追尋，作為人類生活的必需物品，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哪些物品消亡了，哪些物品繁衍下來，延續至今？特別是設計在民眾生活中的位置和巨大影響力，而不僅僅停留在絕技的記錄和文獻的整理與考訂層面。
我認為，生活、民生應是設計的核心內涵，因而應當成為我們關心的基本問題，只有深入到中國民生世界，才能體會到中國設計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并進而理解設計對民眾生活所發生的巨大作用，才能揭示中國傳統設計對于世界設計所具有的典范意義。
我曾以“設計學研究方法論”為題展開研究，其研究成果是拙著《設計藝術學研究方法》一書，其中涉及到設計史研究的一些問題。而集中討論“生活的設計歷史”問題，則發表在研究論文《設計史研究的方法論轉向——去田野中尋找生活的設計歷史》一文中，在這些討論中，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設計史與生活世界嚴重分裂的狀態，第二，由設計的生活性質孕育出新的研究課題，第三，“禮失求諸野”， 設計史研究的田野工作實踐。[5]與其說關注這些問題是因為發現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之處，不如說是因為設計學的學科變動，從“工藝美術學——設計藝術學——設計學”的轉變，給設計史研究將帶來什么樣影響的思考。應該說，這一思考尚未達到組成一個嚴密的設計史學理論，但已表達出一個切合設計學特征的設計史觀點，即，設計史的人類學研究傾向。這一取向來自歷史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啟示，在這里我將進一步表明這一觀點，以便于今后深入地討論和研究。
首先，我認為暫時擱置設計學、歷史學、人類學的學科所屬紛爭不論。設計本身的歷史建構不是靜態的結構，而是依據設計的生活意義并以文化的方式演進的，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的設計千差萬別，是因為生活方式及意義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地被重新評估和建構的。也就是說，生活方式及意義也是按歷史的方式動態地建構起來的。當我們考察這種演進和建構方式時，離不開推動這一演進的主體人，離不開人的反應和創造行為。所以，為了讓過去稱為“工藝美術史”的這一領域，能跟上“設計學”學科的變動，重新煥發活力青春，就應該讓設計中人的能動性獲得充分展示。我們可以將它稱做人類生活的設計史，研究人的各種生活方式的歷史學，其中包括:行為方式、飲食方式、情感方式、社會方式、審美方式等。這些人的各種生活方式是活躍在生活的最底層的，最基本的生活文化，看似松散，無關緊要，卻是最普遍的，最大多數人的設計及文化現象，是設計的主流，并聯結著宗教、民俗、個人、心理不斷浮現，與上層社會、政治、經濟發生互動。
長期以來，我們只相信:復雜的設計演變是由歷史朝代決定的，帝王權貴的設計物代表著中國設計的最高水平。然而，當代學者的一些詳細的專題研究表明，設計演變并不與朝代更替有直接的關聯，明代帝王專屬的云錦織物來自最普遍的民間織造技術。[6]從人的行為，生活方式入手，考察探討設計歷史演變的內在機制和人的創造，以及對設計的接受和生活觀念，是能夠幫助我們的設計史的研究的，這也反映出歷史學、人類學與設計學之間的交叉性關系。“生活設計史”所倡導的是借用歷史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來改造設計史，來發現設計史的一些新問題，并能孕育出新的設計史研究課題。
引入人類學的研究手段考察設計史，最困難的不是生活類實物的缺失，不是生活環境生態的缺失，而是如何做到設計史真正“優先與生活對話”，這要比法國年鑒學派勒高夫提出的史學應“優先與人類學對話”更進一步。優先與生活對話，因為缺少了實物與生活環境，做起來極為困難，如果先驗地將生活存在作為前提展開討論，就很可能變成極為草率的分析，這是設計史的災難。《漢書·藝文志》有:“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呂向注曰:‘言禮失其序，尚求之于鄙野之人’” 其意為，當去圣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之時，可遠離書齋，到廣闊天地之間，在社會民間去遍訪尋求六藝之術，那里有豐厚的禮樂文化積淀。我國素有文獻、文物大國之稱，但在如此豐富的歷史文獻、文物的記載、收藏中，關于設計藝術大多為皇家、宮廷、權貴用物及禮儀、祭祀用品和規范的記錄，而有關生活器具、生活習俗和民間信仰等內容甚少，只能求之于田野調查，才能逐步厘清其線索。運用田野調查的方式是“優先與生活對話”的方式，是“禮失而求諸野”思想的體現，當前廣泛展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也表現出這一思想。
以田野調查方式研究歷史在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已是傳統，[7]中國學者也在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有所成績，如對失傳的唐代夾纈的田野調查，復原了染織設計史缺失的一環。[8]我在考察民間器具設計時，也獲得一些收獲，例如，對民間器具紙傘的田野考察，我所得的認識是:
從最初確定的簡單的田野考察目的到發現聯動結構，引出中國傘自先秦至北宋演變過程的調查，了解到宋人制定的標準構件與聯動機構一直是制傘業的通行方法。更讓人頗感驚奇的是，近代以來，工業化所帶來的生產方式的改變，淘汰了多少傳統的設計品類，卻未能對紙傘的聯動結構產生任何改動，僅在材料上略施替代，以布和金屬換下紙與竹，一個延續了千年以上的生活設計，繼續服務在當代人的生活之中，中國紙傘樹立了一個設計史上不容忽視的典范。[5]
再如對中國四輪車的田野考察，讓我獲得了一個中國古代四輪車歷史演進的軌跡，[5]它回應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四輪車的歷史。
我并非主張設計史研究可以拋開文獻考古、實物資料，完全以田野考察的方式進行，“而是希望學習運用田野工作的做法，使設計史研究承舊而創新，多種方法相容并存，使之在技術上是實證的，分析上是客觀的，結構上有邏輯性，理解上是闡釋的，實質上是生活的。”[5]
總之，走進設計歷史的田野，用我們的感官去體驗生活，表達心理，紀錄設計，凸顯價值。不僅與生活直面對話，更要與生命之美直面對話，讓人類生活文化的種種設計樣式，在歷史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視野下得以修復、展現、發展，讓消失的設計復活，讓生活設計的歷史重新回歸文字，讓文獻、考古與口述歷史互補共生，在豐富多樣中體現設計之國起伏群巒的藝術高度。
李立新，1957年生，江蘇常熟人，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東南大學藝術學博士，南京藝術學院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設計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設計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先后任南京藝術學院科研處處長，學科建設辦公室主任，研究院副院長，校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學報編輯部主任，《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常務副主編。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教育部第六 、七屆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三等獎，江蘇省五一勞動獎章。研究領域：設計歷史及理論、藝術學、藝術人類學。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丹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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