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陳平等：利用數字媒體和多元化途徑助推中國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上）
文化遺產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并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深厚情懷 [1]。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重要價值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歷史文物、古跡遺址、傳統建筑、民俗風情、文學藝術、手工技藝等多種形式，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深刻的文化內涵。文化遺產也是一個國家歷史、人文、文化形象的重要載體，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重要象征。繼承和傳播文化遺產對于傳承民族精神、促進文明交流、提升國家軟實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教育后代、應對全球挑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繼承、保護和傳播好文化遺產，確保歷史文化的記憶得以代代相傳，是每一代人的責任和使命。
在數字時代，文化遺產的構成和內涵都發生了重要變化。首先，數字技術使得原本以實物形態存在的古建筑、文物、手工藝品得以被數字化采集、存儲和再現，轉化為數字文件、三維模型、虛擬仿真場景等多種形式。數字技術讓文化遺產突破了物理形態的局限，使其傳播、利用和體驗方式更加靈活。同時，數字時代催生了一種新的文化遺產類型——數字文化遺產，即人類在數字環境中創造的有價值的數字內容。這增強了文化遺產輻射范圍的廣度，反映了人類文明在數字時代的創新。文本、數據庫、靜止和動態圖像、音頻、圖形、軟件、網頁等多種形式的數字文化遺產，豐富了文化遺產的內容[2]。其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也為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和傳播帶來了新的手段。海量的數據可以進行智能化整合分析，有利于發現新的歷史規律和文化內涵。同時，數字技術輔助修復、復原受損文物，以及利用數字孿生還原歷史場景，都能為公眾提供身臨其境地感受文化遺產魅力的可能。最后，公眾參與文化遺產的方式也因數字技術的應用而更加便捷和多樣。網絡平臺、社交媒體、數字博物館等，為公眾親近文化遺產、分享文化遺產提供了更加開放的渠道。文化遺產不再是靜態展示，而是能與現代生活產生積極的互動和共鳴，成為提升公眾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感的重要源泉。
早在古絲綢之路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物質文化遺產，如絲綢、瓷器等，就隨著商貿活動傳播到了世界各地，成為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媒介。近年來，文化遺產海外巡展、國際文化節慶、世博會等方式成為文化遺產國際傳播的主要平臺，大量文物藝術品通過跨國巡展等方式與海外公眾見面。同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3]、《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等[4]，也推動文化遺產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過去，文化遺產和發展被視為獨立或對立的領域，隨著教科文組織在文化遺產與發展之間的理念轉變，文化遺產在國際傳播中的角色也發生了改變。早期由西方主導的文化遺產概念較為狹義，占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難以體現，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非西方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隨著發展中國家影響力的提升，教科文組織開始重新審視文化遺產概念，納入了更多非物質、人類學維度的內容，促進了非西方社會文化遺產的國際認知和傳播。在2000年，教科文組織倡導將文化作為與經濟、社會和環境并列的可持續發展的第四個支柱，建立了文化多樣性公約，為各國平等參與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創造了制度基礎[5]。
表1：傳統范式和新范式的對比，以及適用于中國文化遺產國際傳播發展的促進手段
國家軟實力是一個國家利用其吸引力和感召力來實現目標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價值觀、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等要素。在這些要素中，文化軟實力尤其關鍵，它體現在于一國的文化魅力、藝術成就和科技創新。文化軟實力代表了國家在文化領域的力量，與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并行，對國家的整體影響力有著重要補充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6]。
文化遺產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它記錄著一個國家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展現了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增強了文化認同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創新展現了一個國家的文化生命力和創造力。隨著數字媒體時代的到來，文化遺產的傳播方式以及影響力的變革，讓國家文化軟實力變得更加多元、立體且有效。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成為了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的強大動力，是當前中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海外國家在文化遺產傳播方面已經累積了較為成熟經驗和模式（見表2），例如：多元主體參與的協同傳播模式[7] 、創新驅動的數字傳播范式[8] [9] [10] 、講好故事的融合傳播方式[11] [12] 、全球視野的國際傳播戰略以及平等對話的跨文化傳播理念等[13] [14] [15] 。
數字化遺產傳播，促使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和公眾與社區等形成合力：海外博物館等通過與社區合作，開展互動式展覽和公共教育活動；民間組織如國民信托，在遺產地開展志愿者項目，促進民眾積極參與。例如，British Council（英國文化教育協會）探討了包容性增長這一新興領域以及遺產如何對社會和經濟產生影響[16]。這種官民協同、多方參與的模式，增強了文化遺產傳播的廣度和深度。歐美發達國家也率先通過在文化遺產數字化建設和傳播方面的努力，來創新傳播理念與方式。數字媒體技術讓文化遺產活躍起來，打破了時空限制，吸引了更多年輕群體，如法國盧浮宮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努力，代表了文化遺產傳播的未來趨勢。同時，西方國家通過沉浸式體驗和故事化包裝等手段吸引受眾，將文化遺產與旅游、文創、時尚等產業相融合。例如，奧地利使莫扎特的形象與甜點和奧地利國家品牌相結合，推出了莫扎特巧克力等文創產品，提升了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和吸引力[17]。
表3：中國文化遺產在本土傳播
中國文化遺產在本土傳播方面擁有成熟的模式和豐富的經驗（見表3）。利用博物館和歷史文化街區等場館，通過展覽、講解和體驗等方式，持續向公眾展示中國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中國還積極采用數字技術手段，開發了一批優秀的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縮小了與公眾的距離。例如，故宮博物院推出的“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平臺[21]，將館藏文物進行數字化展示，呈現給世界各地的觀眾，提高了文化遺產的可達性和公眾的接受度。
然而，中國文化遺產在國際上的傳播也面臨著多種因素困難（見表4）。首先，文化和語言的差異是中國文化遺產國際傳播的一個主要障礙。與西方相比，中國文化的深厚歷史和獨特審美有顯著不同。如何更好地有效跨越這一文化鴻溝，使外國觀眾能夠理解并欣賞中國文化，是一個挑戰。因此，培養精通專業知識、熟練使用外語、具備跨文化交流和創意策劃能力的復合型人才至關重要。其次，相比一些文化強國，中國文化遺產的傳播渠道和資源相對不足。中國在海外建立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館較少，國際展覽和學術交流機會也較為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海外華人社區、文化組織和學生團體等在地化便利資源條件，推廣和傳播中國文化遺產。第三，缺乏國際話語權也限制了中國文化遺產的全球影響。中國文化遺產的國際表達體系尚未健全，西方對此存在偏見和誤解。通過與教育機構合作的方式和提升海外游客的文化體驗質量，可以增強國際話語權，更好地傳播中國的聲音和故事。
表4：中國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問題
數字媒體時代給文化遺產國際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見表5）首先要抓住機遇，利用數字技術來創新文化遺產的傳播方式，增強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同時積極應對挑戰，針對數字鴻溝、網絡謠言和過度商業化等問題，加強國際合作，普及數字技術的利用；強化信息審核，避免錯誤信息的傳播；注重保護文化遺產，避免過度開發。這些措施有助于推動全球文明交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并支持中華民族復興。
表5：數字媒體時代為中國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帶來的機遇、挑戰和應對策略
本
文深入探討了數字媒體技術如何有效地賦能中國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分析了數字時代文化遺產的新概念和內涵，以及國家軟實力之間的關系；系統地梳理了沉浸式技術和交互式設計在文化遺產數字化傳播中的應用案例和經驗；探索了線上線下融合、虛實融合等多種數字媒體驅動的創新傳播方式。進而，提出了一系列提升中國文化遺產國際傳播效果的策略，包括加強語言翻譯和文化解釋，發揮數字媒體優勢進行傳播創新，開展教育合作促進文化交流與認同，和積極吸引海外華人社區參與傳播。本文的研究成果對傳承中華文化遺產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并在運用數字媒體手段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方面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數字媒體是利用數字技術進行信息編碼、存儲、傳輸和呈現的媒體形式。它通過數字化重構了人們生產、傳播和接受信息的方式。具有Interaction（交互性）以及Immersive（沉浸式）兩大顯著特點。
數字媒體允許用戶與數字內容或系統進行實時互動和雙向交流，不同于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用戶可以通過交互界面和反饋機制主動參與、操控和影響媒體內容。這賦予了用戶更多的自主權和參與感，促成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體驗”的角色轉變。沉浸式則是指利用數字技術營造出身臨其境的體驗效果，讓用戶沉浸在虛擬的數字環境中。利用多感官刺激和實時渲染技術，數字媒體能夠創造出逼真的場景和氛圍，讓用戶感受到身臨其境的體驗。常見的沉浸式形式包括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和全息投影等。
5G等新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拓展了文化遺產的傳播渠道，沉浸式、互動式的設計提升了用戶體驗，使優秀文化遺產資源惠及更多民眾。例如“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網站采用簡潔的界面設計，突出展示精選文物圖片，并提供分類瀏覽、關鍵詞搜索等功能，方便用戶快速找到感興趣的文物。網站還提供文物的高清細節圖以及3D模型，使用戶能夠深入觀察文物的細節。“中國古代可移動文物知識圖譜”同樣是故宮的重要數字人文項目（見圖2）[22]。基于故宮現有的文物編目信息，該項目廣泛吸收和融合了故宮學、藝術史、圖像志、生物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概念、術語和詞匯，形成了涵蓋多學科知識的文物本體庫，成為故宮數字化轉型、開放共享的重要探索。隨著知識圖譜技術的發展和文博機構數字化進程的持續推進，該模式將得到更大范圍的推廣和應用，為中華文化遺產的傳承、挖掘、傳播注入新動力。
近
年來，計算機圖形學、人機交互、傳感器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了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MR（混合現實）和全息投影等沉浸式技術日益成熟，并在文化遺產領域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開辟了文化遺產數字化展示和傳播的新路徑。
隨著VR技術的普及和成本下降，例如Oculus Quest，現在普通用戶可以輕松體驗高質量的VR。這促使博物館和遺址公園等開始開發沉浸式展覽，用戶可以通過VR設備仿佛置身于原始洞穴和古代宮殿等歷史場景。AR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手機計算能力的增強和ARKit及ARCore等開發框架的發展，讓手機AR體驗變得更加流暢。許多博物館訪客可以通過手機掃描文物觸發AR展示，如動畫和3D模型。一些博物館還利用AR技術開發了“虛擬向導”功能，為參觀者提供智能導覽服務[23]。此外，MR技術和全息投影技術也在文化遺產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比如，MR設備如Vision Pro通過手勢和眼球追蹤技術提供自然的混合現實體驗，而全息投影技術能夠復原已損文物的立體影像，讓公眾體驗穿越時空的感受。敦煌研究院利用全息技術對莫高窟壁畫進行數字化復原和展示，讓觀眾深刻體驗其藝術魅力[24] [25]。
雖然數字化已改進文化遺產的傳播方式，但在數字化傳播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用戶界面和體驗設計雖然在文化遺產數字平臺上被廣泛采用，但仍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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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不足：數字平臺的互動設計較單一，用戶體驗不夠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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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更新慢：數字平臺的內容更新速度跟不上用戶需求變化，降低了用戶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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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程度低：數字平臺對不同用戶的個性化推薦和服務不夠精準到位。
此外，雖然沉浸式技術展現出在文化遺產數字化傳播的巨大潛力，但在推廣過程中也遇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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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成本高：高質量的VR/AR設備價格昂貴，一般民眾難以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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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生產難：沉浸式的文化遺產數字內容制作門檻高，需要跨學科團隊協作，周期長、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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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不清晰：文化遺產領域對沉浸式技術的應用還處于探索階段，盈利模式尚不明朗。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見表6）：在界面設計方面，利用沉浸式技術增強互動性，建立快速反應的內容更新機制，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提供個性化推薦。在沉浸式技術的推廣方面，開發更多低成本設備，使用先進的內容制作工具，并探索結合文化與科技的創新運營模式。這樣，技術和內容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協力突破發展瓶頸，激發創新活力，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數字時代的創新性轉化和發展。
表6：互動性和沉浸式方面的相關應對措施
陳平，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常務理事、暨南大學文化遺產創意產業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傳統手工藝傳承與創新”教席首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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