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徐藝乙：中國民間美術研究一百年（四）
時間：2023-07-26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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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燈
為了介紹民間木刻藝術的成就，上海博物館在1954年分別通過蘇州、揚州、濰縣、天津、漳州以及安徽、四川、貴州、湖南、廣西、廣東等地的文教部門和美術家協會征集當地的年畫作品，從中選出包括新年吉慶、風俗時事、故事戲文、風景花果、仕女娃娃等內容的傳統木版年畫230余幅，于1955年1月24日起舉辦“民間木刻年畫展覽”，全部展品按形式種類分成“農歷圖”“門屏”“堂畫”“鷂紙、走馬燈”“連續故事畫”“牛印”“神像、紙馬”“花紙、掛樂”等8大類展出。當年的春節期間，江蘇省博物館籌備處也聯合南通博物苑在南通市人民公園舉辦“刺繡展覽”，后又于當年10月在蘇州市東北街太平天國忠王府舊址舉辦“江蘇省民間美術工藝品展覽會”，并于1957年的春節期間，在蘇州市獅子林舉辦了“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展覽”。
全國性的民族調查、識別工作，促進了中國民族研究各學科的發展，也有效地帶動了民族民間文化工作的開展。由民族調查工作隊收集到的民族藝術品極大地充實了各地博物館的館藏，有的還填補了民族民俗文物藏品的空白。一些有條件的民族地區的文教部門設立了民族文物陳列室。各地的民族院校為配合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也于1950年代中期開始動員師生對所在區域的民族民間藝術和物質文化進行調查和收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民族民俗文物陳列館（室），中央民族大學、中南民族學院、云南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等院校的博物館均在此先后成立。1958年的年底，中央民族學院分院（武漢）中文系、藝術班師生組織了“土家族文學藝術史調查隊”，于湘鄂西一帶進行搜集和調查工作，由美術組專門搜集的有關“土花鋪蓋（西蘭卡普）”的圖案和資料共有60多種，經過整理后選編成《土家族彩織圖案選集》出版。
陜北 高鳳蓮剪紙
由楊成志執筆，與潘光旦、吳文藻共同編制的《中國民俗學十二年遠景規劃》在1956年冬完成，編制這個規劃的“目的在促進擴大民俗學的縱橫研究，希冀直接和間接地有利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這個規劃受到了各有關部門的重視，并開始組織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機構和大專院校的有關人員進行實施。在這個規劃之同的“民俗叢書匯編”中，列出的《歷代服飾的研究（加圖譜）》《居住的民俗研究》《交通工具船車橋梁等民俗的研究》《年畫的來源與發展的研究》《民間繪畫的研究》《民間雕塑的研究（如木刻、竹刻、剪紙等）》《兒童玩具與游戲（帶圖）》等民間美術方面的著作，與規劃中列出的其他著作一樣，基本上到1960年代中期便已完成了資料的準備工作，其中某些專題的部分階段性成果亦已正式出版。
由于種種原因，“輕視、排斥和粗暴地對待民族傳統，仍然是目前文藝界一個主要的錯誤傾向”。在一些地方，甚至“制定了一系列的清規戒律，變相的或公開的禁止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傳播和限制或打擊民間歌手和藝人”。致使許多民間的藝術形式“由于不敢傳播也失傳或快要失傳了”。針對如此嚴重的“輕視民間藝人和民間藝術”的情況，《人民日報》于1956年10月2日發表了《重視民間藝人》的社論，在組建各省、區、市的群眾藝術館時，文化部亦明確規定，搜集、整理、發掘、展示各地區的民間美術，也是各級群眾藝術館的主要任務。1958年7月9日到17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對民間文化藝術進行“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的16字方針。8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加強民間文藝工作》的社論，社論回顧了1949年以來的民間文學藝術工作的歷程，總結了前一階段的工作，最后強調指出：“我國各個民族、各個時代的民間文藝寶藏是我國民族文化中的一宗財富，它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它對于世界文化來說，也是極其珍貴的。”因此，“除了民歌民謠以外，民間故事、說唱、戲曲、工藝美術、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所有民間文學藝術，也都必須加以重視，全面地加以拽集整理和研究。各地各有關部門必須做出規劃，進行這個工作。”1961年4月起，云南省群眾藝術館的工作人員組成了一個民族民間工藝美術搜集小組，深入到玉溪、峨山、楚雄、大姚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研，收集到彝族11個支系的包括刺繡、銀飾、剪紙、石刻、竹雕、木雕在內的各種實物，對一些當時無法帶走的民間藝術品也作了記錄，并對之進行了臨摹和攝影。在山東、四川、江蘇、河北、天津等地，文藝工作者也開始對當地的民間工藝美術品進行普查和收集。
苗族挑花
此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糾正和調整，全國各地對民間文化藝術的拽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又重新開展起來，在原有的調查研究工作基礎上經過補充和完善，一大批研究成果在兩三年中得以出版。其中，關于民間美術方面的著作、畫冊就有《巧奪天工》（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編）、《中國刺繡工藝》、《地毯工藝》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局編）、《北京工藝品》（北京市工藝美術研究所編）、《福建木雕木畫集》《壽山石雕》（福建省手工業管理局主編）、《棉織》《紡織》《挑花》《湘繡》《剪紙》（湖南群眾藝術館編）、《京劇版畫》《楊柳青年畫資料集》（王樹村編）、《藏族木刻佛畫藝術》（文金揚編）、《安徽鐵畫》（安徽省博物館編)、《福建剪紙》（福建省文化局)、《剪紙》（福建省龍溪專區群眾文藝創作委員會編）、《黑龍江民間剪紙選》（黑龍江省群眾藝術館編）、《吉林民間剪紙》（吉林省群眾藝術館編）、《廣東民間剪紙》（中國美術家協會廣州分會編)、《民間剪紙》（王子淦作）、《浦江民間剪紙集》（陳元作）、《陜西民間剪紙》（陜西省群眾藝術館編）、《湖北民間雕花藝術》（中南人民文藝出版社編）、《河南剪紙選集》（河南省群眾藝術館編）、《皮影戲藝術》（虞哲光編著）、《江加走木偶雕刻》（江加走制作）、《江西古典戲曲臉譜選集》（江西省戲曲學校編選）、《湖南民間藍印花布圖案》（粟千國編）、《丹寨苗族蠟染》（貴州省群眾藝術館編）、《川西民間挑花圖案》（鄧歟編）、《合肥挑花》（張志編）、《宮燈》（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學研究院編）、《泉州綢扎》（陳天恩作）、《蘇州彩繪》（蘇州市文管會編）、《青海民間建筑圖案》（朱沙、任峻編）、《西北少數民族圖案選集》（陜西省博物館編）、《敦煌壁畫服飾資料》（潘絮茲編繪）、《唐宋銅鏡》（沈從文編）、《廣東楓溪通花雕塑》（廣東省輕工業廳楓溪陶瓷研究所編）、《唐宋陶瓷紋樣集》（陳石瀨編）、《宋代民間陶瓷紋樣》（曹克家、王書文作）、《明代民間青花瓷畫》（王志敏編）等。1956年，由文化部選送的湖北省的黃梅挑花在波蘭舉辦的“社會主義國家造型藝術博覽會”上獲金獎；1957年，陜西省的萬花泥塑在莫斯科舉辦的“工業美術品博覽會”上獲獎。
楊柳青年畫
進入1960年代之后，由于泛政治化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致使許多的文化工作暫緩甚至于停頓了下來，即就是依然在進行著的，也因經費等的原因而使規模縮小了許多。在民間文化的調查和研究方面，雖然田野調查的次數有所減少，但研究工作的質量卻有所提高。出版了《民間畫工史料》（秦嶺云著）、《中國版畫史》（王伯敏著）、《中國版畫史略》（郭味渠編著）、《桃花塢木版年畫》（劉汝醴、羅水子著）、《民間木版年畫選》（王角編）、《楊柳青紅樓夢年畫集》（阿英編）、《中國印染史話》黃能馥編）、《蘇州刺繡圖案》蘇州市工藝美術研究所編）、《民間玩具制作法》（李子潛編）、《惠山泥人》（柳家奎編）、《無錫惠山彩塑》（徐沄秋、吳山編）、《南通刻紙》（邱豐著）、《蘇州磚刻》（郭翰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間建筑圖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編）等的資料研究性著作。另外，中國美術家協會與各地的文教部門協作，在國內外舉辦了一系列有一定規模和質量的展覽會，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年畫展覽會”（1960年1月）、“云南少數民族服裝飾物及青海藏族圖案觀摩”（1960年2月）、“貴州民族民間工藝美術展覽”（1960年6月）、“民間玩具展覽會”（1961年2月）、“浙江剪紙展覽會”（1963年1月）、“天津“泥人張’彩塑藝術展覽”（1963年8月）、“陜西戶縣農民畫展覽會”（1966年1月）等，受到專業人員和廣大群眾的好評。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16日爆發，致使包括民間美術研究在內的全部的文化工作完全停滯了10余年。而民間美術的研究及其相關工作的逐漸恢復，則是從傳統工藝美術的再次被提倡開始的。1972年4月9日，周恩來總理在廣州接見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代表時講話指出：“中國人民有傳統的手工藝，要保持自己的特點，木刻、象牙雕刻這些好的傳統東西很難學，帶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養出來。這些東西沒有人與我們競爭嘛！但是，都被極左思潮打掉了。手工藝要大提倡，今年開始，每年都要提倡。手工藝是群眾的智慧，勞動人民的最大才能。”“手工藝大有前途，應該把它搞上去。”遵照中央領導的指示，輕工業部、外貿部于1972年9月開始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首次“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有二萬七千多件作品參加，其中大量的是各地的民間工藝美術品。此后，各地的工藝美術研究和生產機構陸續恢復。由于“四人幫”的阻撓破壞，國務院的46號文件雖然未能得到全面的貫徹和落實，但許多的基礎工作已在著手進行，傳統題材的民間工藝美術品開始小批量出口。與國外的交流也在小心翼翼地進行著，1974年8月22日至9月4日，“羅馬尼亞民間藝術展覽”在北京民族文化宮開始展出，展出作品157件。
陜西戶縣農民畫
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全面落實，隨著政治上的禁區的逐漸打開，隨著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的深入發展，中國的思想界和文化藝術界出現了異常活躍的景象。甘肅省文化局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甘肅分會的同志沖破多重禁區，于1980年10月16日發出《征集各民族民間文學和民俗資料的聯合通知》，在甘肅省境內征集“有關各民族人民風俗習慣的記錄和能夠反映某個民族或某個地區獨特習俗的實物”以及“民間文學和民間習俗的調查報告和工作情況的報告”。11月，黑龍江海倫縣文化館組織人員深入當地農村，拜訪民間藝人，收集、整理民間剪紙，僅7天時間就搜集了150多幅傳統的剪紙作品。同月，江蘇省南通市工藝美術研究所民間工藝研究室在南通市科學技術協會的支持下，開始對南通地區的民間工藝美術進行全面普查。而在全國的大部分地區，多個學科的專家、學者、藝術家出于“弘揚民族文化、提倡愛國主義”的目的，結合著各自學科的發展，在對民族民間的文化藝術進行調查、收集、整理、展示、借鑒等實踐活動的同時，重新對傳統的民族民間物質文化的各個方面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認真而又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取得了很大進展。1980年夏日，在北京的一次美術界座談會上，人們注意到“有些地方的民間藝術處于滅絕的邊緣或已經滅絕了，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挽救和恢復。希望有關領導部門重視這一工作”。爾后，理論家們在討論中國繪畫等問題時，認為：“中國美術的民族傳統，有三支：民間、宮廷和文人。唐以前，民間傳統為主流，宋以后，文人傳統為主流。但一切宮廷和士大夫的美術，都源自民間藝人的創造。”然而，“無比豐富的多彩的民間美術，在封建和半封建社會，一向被蔑視或踐踏。建立在等級制度基礎上的舊的雅俗觀念，文人藝術家對民間美術藝術創造的無知（彼此被隔離），加上種種偏見、成見，許多奇異的民間美術之花自生自滅，難以傳播。而隨著社會生產結構的改變。民間美術曾賴以存活的個體勞動方式不復存在，出現了作品銷跡、藝人謝世、技藝無傳的嚴重情況。鑒于此，要呼吁搶救民間美術遺產、籌建民間美術博物館。”這樣的討論和呼吁在當時各地的多個座談會、研討會上均有所聞，所提出的問題和觀點顯然是超前的，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得到完全解決，但卻有著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從1982年開始，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的《美術》雜志專門開辟了“中國民間美術”專欄，介紹中國各地區的民間美術和民間工藝作品，并且與《美術研究》《美術史論》《新美術》《藝苑》《美苑》等雜志相呼應，發表了大量關于民間美術的理論探討文章，掀起了一個學習、研究民間美術的高潮。1982年5月14日，文化部批復同意中國美術館《關于籌建中國民間美術博物館的報告》，成立籌備小組開始工作。
蘇繡
在整個1980年代的十年中，中國各地的文化、教育、文物、工藝美術等部門在各地舉辦了大量的民間美術和民間工藝美術的展覽。既是對過去的調查、拽集、整理工作的回顧，也是對全社會進行的傳統民間文化的藝術和知識的普及，其數量之眾、門類之博、質量之高均是前所未有的，從而有效地促進了民間文化藝術的多個方面的工作。最先在北京舉辦的大型展覽，是輕工業部工藝美術總公司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的“全國民族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會”，從作品到陳列均給人以清新的感覺，其總體規劃和設計是由工藝美術家廉曉春擔任的，展覽共分11個部分，展出民族民間的生活用品和反映民俗生活的各種工藝品近3千件。另處還有幾種不同用途、不同民族風格的室內環境設計。從1981年5月15日開幕到6月30日結束，每天觀眾人流如潮。《中國工藝美術》雜志創刊號發表了該展覽的部分作品。同時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展覽的，還有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民族文化宮聯合舉辦的“全國少數民族服飾展覽會”。此后的幾年中，青海、陜西、河北、河南、云南、貴州、湖南、湖北等省、地區的民間美術在當地展覽取得成功之后，紛紛進京展出，并且舉辦了各種形式的研討會和座談會。這些展覽會受到了廣大觀眾的好評，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在北京的文化人的極大興趣，許多文藝理論家和學者紛紛在《文藝研究》《美術》《光明日報》等報刊上撰文，在發表自己的觀感的同時，也對民間美術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似乎是為了與中國的民間文化熱潮相呼應，法國的法中友協于1981年4月3日至6月27日在福爾內圖書館也組織了一個名為“中國節日的傳統藝術”的展覽，共展出中國的民間木版畫和剪紙等作品100件左右。
《美術》創刊號
而在海峽的對面，一批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深厚感情的學者，也對當地的傳統民間文化的生存狀態給予了特別的關注。1980年前后的臺灣，“人人都知道今日的‘民俗技藝’已非昔此，”而逐漸“西化的結果，使社會結構及農村結構產生很大的變化”。“一切象征傳統手工的‘尊古法制’幾乎成為過去。”“我們的文化遺產在現代反傳統和慕西化的雙重打擊下，已沒有多少剩下來了。”面對這樣的形勢，在從事專業工作的學者和有識人士的呼吁下，社會的多個方面和有關主管部門開始了搶救和保護民間文化藝術的行動。1979年1月由民族音樂家許常惠教授發起成立“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翌年6月由企業家施合鄭先生捐資成立“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在學者專家的支持和幫助下，這兩個基金會“對于民俗技藝的維護發揚與調查研究可謂不遺余力，而且卓有成績”。“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舉辦了大量的有影響的學術活動，并出版了相關的論文集和圖冊；而“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的《民俗曲藝》雜志則成為研究民間文化的重要陣地。1980年2月有關主管部門委托臺灣大學等7個學術團體和相關研究單位，以3個月時間開始對臺灣地區的民俗技藝進行初步的調研。是年7月，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和臺灣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正式接受委托進行為期3年的“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與藝能”調查和研究。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負責工藝和地方戲曲，于1982年11月出版《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訪查報告》，1983年12月出版《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與藝能調查研究報告書》；臺灣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負責民間音樂、說唱、雜技和大陸地方戲曲的調查研究，于1984年5月出版《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調查與現況》和《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論文集》。1986年4月，臺灣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提交《中國民間傳統技藝第四年度研究計劃報告》和《中國民間傳統技藝人才現況調查初步電腦資料整理》，同年6月，臺灣大學提交《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與藝能調查研究第四年報告書》。此項計劃后又被延長至10年，先后共提交報告書15篇。1981年7月臺灣藝術專科學校接受有關主管部門委托進行“臺灣藝術專長人才”的調查，在此基礎上于翌年7月出版了《臺灣藝術專長人才名錄》和介紹70位民間藝人的專輯。在臺灣各地的文化中心，還專門設立了“中國家具博物館”（桃園縣）、“客家文物館”（苗栗縣）、“臺灣戲曲館”（宜蘭縣）、“竹藝博物館”（南投縣）、“臺灣寺廟藝術館”（云林縣）、“臺灣民間傳統藝能館”（臺南縣）、“皮影戲館”（高雄縣）、“臺灣排灣族雕刻館”（屏東縣）等一大批以民間造型藝術為主要陳列內容的特色藝術館。臺灣的學者在進行田野調查和歷史考察的基礎上，出版了《中國民間藝術》（李鳳行著）、《中華民俗文物》（皇甫寶云、柯淑沁編著）、《民間美術巡禮》（莊伯和著）、《民俗藝術探源》（宋龍飛著）《臺灣早期民藝》《臺灣神像藝術》《臺灣宗教藝術》（劉文三著）、《臺灣民間藝術》（席德進著）、《中華傳統民俗技藝·擔面人》（施教鋪著）等著作及一批畫冊。《漢聲》《大地地理》《藝術家》《臺灣風物》《鹿港風物》《民俗與信仰》等雜志也曾以較大篇幅介紹中國傳統的民間物質文化，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另外，從小學到大專院校都將民俗技藝納入其課外活動之中。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則將民俗工藝設為課程之一，臺灣藝術學院設立了傳統藝術中心。1981年5月臺灣省教育廳設立了22項手工藝的免費研習班，供有興趣者學習。1984年10月又將研習的內容擴展到民間藝術的其他方面，研習的成果還舉辦了地區展覽和全省聯展。
來源：民俗學論壇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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