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侯樣祥：“秘色”研究的四段基礎文獻
時間：2023-01-12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929 分享：
“秘色”是指唐、五代、北宋初，越窯燒造的“秘色瓷”。從 １９８７年陜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被考古發掘至今，在文獻與考古“雙重證據”的互證之下，千年“秘色”研究似乎被推到了“顯學”行列。然而對于到底何謂“秘色”，學界好像依然存在著不小的分歧。究其原因，恐怕與長期以來對相關歷史文獻缺乏細致梳理、認真甄別、深入挖掘等不無關系。在法門寺等系列考古發掘成果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從唐至清千余年間散布在詩賦、正史、文人筆記、陶瓷專著、地方史志中的代表性“秘色”文獻，發現有四段學術價值不容小覷的基礎文獻。它們分別是陸羽的《茶經》、陸龜蒙的《秘色越器》詩、徐夤的《貢馀秘色茶盞》詩、趙令畤的《侯鯖錄》等。
《秘色越器》詩，是晚唐文學家、農學家陸龜蒙創作的一首七言詩。陸龜蒙，生年不詳，約卒于唐中和元年，即公元881年。《新唐書》有他的傳。追根溯源，在中文文獻中，《秘色越器》詩應該是最早使用“秘色”來稱呼瓷器的歷史文獻。因此，在“秘色”研究中，《秘色越器》詩的文獻地位不容小覷。該詩只有4句28個字：的確，《秘色越器》詩屬于文學作品，但陸龜蒙在詩中卻為唐代“秘色”研究提供了四條不可多得的重要信息：第一，在陸龜蒙所生活的晚唐時期，“秘色”燒造已經比較成熟；第二，據《秘色越器》之詩名可知，“秘色”屬于越州之越器；第三，關于“秘色”之釉色，陸龜蒙用了“千峰翠色”來形容；第四，在陸龜蒙看來，“秘色”是文人雅士，如嵇中散（康）等“盛沆瀣”、“斗遺杯”的最佳選擇。根據“九秋風露越窯開”詩句可以推知，陸龜蒙對“九秋”（深秋）為越窯的最佳燒造季節，以及越窯的燒造情況等應該是比較了解的。而陸龜蒙以“千峰翠色”來形容“秘色”之釉色則表明，他可能目睹過越窯開窯時的盛況，并對越窯器豐富而復雜的釉色等比較知悉。從這個意義上說，《秘色越器》詩是具有相當紀實性特征的，在“秘色”研究中，是不可多得的“以詩證史”的好文獻。縱觀千年“秘色”研究史，可以說《秘色越器》詩是被征引最多的歷史文獻。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法門寺唐代地宮等系列考古發掘之前，由于長期得不到可靠實物的作證，《秘色越器》詩所記內容其實一直是個謎。該詩也因此成為被誤讀最嚴重的文獻。如清代陶瓷“專業”人士鄭廷桂，在《景德鎮陶錄》卷十《陶錄余論》中，竟然有“陸詩并無皉色字也。”這樣連《秘色越器》詩名都不甚知悉的嚴重錯誤，即是典型例證。在法門寺唐代地宮，考古學家發掘的不僅有十三件青瓷器，而且有唐懿宗咸通十五年“監送真身使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寶器衣物帳”碑。在“衣物帳”碑上，與“秘色”有關的銘文共有21字，即“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砯①子共六枚”。該銘文所載“瓷秘色”碗、盤、碟之數，與十三件青瓷器數完全吻合。咸通十五年，為公元 874年②。顯然，在晚唐時期“秘色”燒造已經比較成熟這一點上，法門寺考古與陸龜蒙《秘色越器》詩實現了完全的互證。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很難判定法門寺“秘色”與陸龜蒙“秘色”孰先孰后，但是通過上述文獻與考古互證則可以獲悉，至晚在九世紀后期，“秘色”之稱謂已非個別現象。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考古學家在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一帶，對越窯窯址等進行了系列考古發掘與調查。其中最有價值的發現莫過于刻有“大中”和“咸通”等唐代年款的窯具，尤其是帶有“咸通”銘、施“封口釉”的專門用于燒造高檔瓷器的瓷質匣缽。雖然上林湖考古并未發現法門寺那樣的“秘色”銘文，但考古學家依然據此作出推斷，認為“秘色”燒造于越州之越窯。顯然，在“秘色”屬于越器這一點上，法門寺考古與陸龜蒙《秘色越器》詩再度聯手實現了互證。法門寺地宮出土《衣物賬》碑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八棱瓶在法門寺唐代地宮，除了出土有《衣物帳》碑之外，還出土有《大唐咸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碑。根據這兩通碑文大致可知，在法門寺唐代出土物中，既有唐懿宗的“恩賜”物，也有唐僖宗的“新恩賜”物。而十三件精美的“瓷秘色”正是屬于前者。毫無疑問，這十三件“瓷秘色”來源于李唐皇宮，屬于皇家御用物品。另據北宋歐陽修《新唐書》記載，陸龜蒙實屬不得志的文人，長期隱居在松江甫里。據此可以推斷，陸龜蒙應該是難有機會與條件直接接觸到類似于“恩賜”或“新恩賜”等御用器物的。某種意義上講，陸龜蒙“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的詩句，所表達的正是這一境況與情緒。由此可見，在唐代晚期，既有法門寺之“秘色”，也有陸龜蒙之“秘色”。換句話說，在9世紀后期，“秘色”既是皇家用品，也供給于文人雅士。當然，從法門寺出土的未入《衣物帳》碑的青瓷八棱凈瓶還可獲悉，“秘色”可能還是佛家用器。在“秘色”研究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卻又很容易被學界所忽視甚至誤讀的歷史現象。縱觀中國陶瓷發展史，以釉色命名瓷器其實是常有的事，因此“秘色”不可能不與釉色有關。對此，應該說清嘉慶時期鄭廷桂“秘色特指當時瓷色而言耳”的理解與表達是有合理性的。但是“秘色”到底指何釉色或瓷色，在“秘色”研究中，似乎一直是個疑難問題。在《秘色越器》詩中，陸龜蒙用了“千峰翠色”來形容“秘色”之色。然而，對于何謂“千峰翠色”，卻又是一個難解之謎。近年來圍繞“千峰翠色”，學界也曾展開過較為廣泛的討論與商榷。但是由于陸龜蒙的思維太過文學、表達太過模糊，雖然頗費了不少周折，但學界似乎并未達成共識。殊不知，以謎解謎，其結果恐怕還是個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應該說，用陸羽的《茶經》來解讀“秘色”之色，似乎比從“千峰翠色”入手要來得更加直截了當。《茶經》的作者，是中唐時期的文人陸羽。陸羽，字鴻漸，自稱“桑苧翁”，號“茶仙”。他約 生于733年，約卒于 804年。《新唐書》中有他 的傳，[2]列傳121《文苑英華》中收有他的自傳。據此可知陸羽也是個隱士。陸羽一生著述頗 豐，但讓他真正聞名世界的還是《茶經》三卷。十分有趣的是，正是在這一人類歷史上第一部 茶學專著中，陸羽竟然對越瓷進行了較為深入 的研究與全面的論證。在《茶經》卷中《四之 器·碗》中，陸羽如是說：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不為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從品茶的角度出發，陸羽不僅認定越州瓷勝鼎州瓷、婺州瓷、岳州瓷、壽州瓷、洪州瓷等，甚至還認為越州瓷勝邢州瓷。殊不知，在盛唐和中唐時期，“內邱白甕甌”（即邢州瓷）與“端溪紫石硯”一樣，都已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珍品。非常有學術價值的是，與陸龜蒙《秘色越器》詩的文學思維與模糊表達有所不同，陸羽的結論都是建立在他嚴謹認真的研究與論證之上：從質感論，越瓷有“類玉”“類冰”之美；從釉色論，越瓷青，“青則益茶”；從造型論，越甌“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從容量論，越甌“受半升已下”，等等。可見，陸羽在“碗，越州上”與“甌，越州上”中，所蘊含的越瓷已然成為唐代“諸瓷之冠”的觀點，并非空穴來風。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視陸羽為學者，視《茶經》為學術專著，似不為過。事實上，《茶經》的重大學術價值，不僅表現在人類茶文化史上，還表現在中國陶瓷審美史上。縱觀中國陶瓷發展史，以“玉質冰清”作為陶瓷美學之“格調最高雅、涵義最豐富、形象最美好的理想境界”，正是始于陸羽的《茶經》。既然在《秘色越器》詩中，陸龜蒙已經明示“秘色”為越州之越窯所燒造，那么就越瓷與“秘色”之關系論，越瓷應屬于“秘色”的母概念，“秘色”則屬于越瓷的子概念。既然《茶經》成書要早于《秘色越器》詩，而陸羽又明確有“越瓷青”“越州瓷……青”的表達，那么陸龜蒙《秘色越器》詩中的“秘色”理應屬于青瓷系列。如果上述推理大致不錯，那么即便沒有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十三件精美“瓷秘色”作證，只要做好陸羽《茶經》文與陸龜蒙《秘色越器》詩的互證，同樣可以推測出陸龜蒙筆下的“千峰翠色”所指之釉色。可見，陸羽的《茶經》雖然無“秘色”兩字，但在“秘色”研究中，它的文獻地位依然不可低估。十分遺憾的是，學界在“千峰翠色”指向的研究與論證上，似乎總在舍近求遠，甚至畫地為牢，對頗具文獻價值的《茶經》未予足夠的重視即是例證。其實，陸羽的《茶經》對中國陶瓷文化史研究之文獻價值遠不止這些。在《茶經·四之器·碗》中，陸羽從質感、釉色、造型、容量等多方面論證了越瓷為“諸瓷之冠”的理由。可見，陸羽對越瓷的研究與鑒賞，并非停留在局部與個別，而是走向了立體與綜合。這與詩史杜甫在《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詩所表達的陶瓷鑒賞理念十分的相似。對杜甫的“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①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四句陶瓷詩，應該說清人的點評是非常清晰而精準的：“首句美其質，次句想其聲，三句羨其色。”[13]無疑，這一審美層次是大大高于只談釉色的陸龜蒙《秘色越器》詩的。由此可見，早在8世紀的中國，不僅越瓷已經燒造得十分精美，而且文人圈綜合鑒賞瓷器亦成時尚。其實，唐代文人這種綜合研究、立體鑒賞的視角，才是陶瓷鑒賞之正道，是值得當代學者在“秘色”研究中認真學習與借鑒的。不得不提的還有，從藝術審美角度看，如果以法門寺出土的唐代精美“瓷秘色”為標準器，將陸龜蒙“千峰翠色”之“秘色”，與陸羽“類玉”“類冰”之青色“越瓷”，進行全面比較研究的話，應該不難得出陸羽《茶經》的描述與法門寺實物之間的距離比陸龜蒙《秘色越器》詩更近的結論。從生卒年上看，陸羽比陸龜蒙要早上半個世紀還要多。據此，我們似乎還可以有如下大膽的推測：越窯“秘色”的實際燒造，與越窯“秘色”概念的產生，在時間上并不同步；其燒造時間，不應該始于陸龜蒙的晚唐時期，至晚可以前提到陸羽的中唐時期。對此盡管目前既沒有有力的考古支持，也沒有直接的文獻作證。對于陸羽《茶經》之論瓷內容，有學者考證認為，并非原有文字，而是后人補入的。的確，《茶經》論瓷并非十全十美。如其既有“越瓷青而茶色綠”，又有“越州瓷……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顯然在表達上有自相矛盾之嫌。但是，從唐五代之陶瓷發展史角度看，《茶經》對唐代七大名窯的研究與論證，以及在此基礎上得出的“越瓷為魁”之主張，應該說是合理的。另從“越甌”“越碗”“越瓶”“越瓷”“越器”乃至“越人”等皆成為唐五代時期文人詠題、贊美最多的對象［14］可知，越器為“唐時韻物”當時已然形成共識。還有以“類玉”來贊美瓷器，當時亦非個別現象，如杜甫在《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詩中有“扣如哀玉錦城傳”，顧況在《茶賦》中有“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等，甚至杜甫與顧況可能還要早于陸羽。因此后人沒有必要懷疑陸羽《茶經》論瓷文字的真實性。《貢馀秘色茶盞》詩也是一首七言詩，其創作者叫徐夤。徐夤生卒年難考，從公元894年和907年他兩中進士推斷，他主要生活在晚唐五代時期。溯源中文文獻可知，《貢馀秘色茶盞》詩應該是最早將“秘色”與“貢”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歷史文獻。由于“貢”與“秘色”關系問題與“秘色”釉色問題，為千年“秘色”研究中的兩大基本問題，因此盡管學界對《貢馀秘色茶盞》詩的重視程度遠不及陸龜蒙的《秘色越器》詩，但該詩的文獻地位依然不容小覷。《貢馀秘色茶盞》詩共有八句五十六字，其全文如下：顯而易見，徐夤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了不起的陶瓷鑒賞大家。在《貢馀秘色茶盞》詩中，徐夤心中的“秘色”之美，似乎遠遠超過了陸龜蒙《秘色越器》詩中的“秘色”。在詩中，對于“秘色茶盞”的釉色之美與質感之美，徐夤用了“捩翠融青”“明月春水”“薄冰綠云”“古鏡破苔”“嫩荷涵露”“中山竹葉”等系列華麗詞藻進行比喻。在詩中，徐夤還通過造型與薄胎等重要因素來表達“秘色茶盞”的燒造之美。如“秘色茶盞”具有“巧剜明月”的造型之美，“秘色茶盞”還有“輕旋薄冰”的薄胎之美，等等。可以想見，為了立體而綜合地表達“秘色茶盞”之美，在詞匯的搜集與應用上，徐夤幾乎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做到了“應用盡用”。毫無疑問，將“秘色”描寫得美輪美奐的《貢馀秘色茶盞》詩，與將越瓷描寫得美不勝收的《茶經》，業已成了唐代越瓷乃至“秘色”審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兩段基礎文獻①。結合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十三件精美“瓷秘色”，我們不難知悉，中國陶瓷美學的形成時期，其實是在唐代，并非學界常說的宋代。不無遺憾的是，在中國陶瓷審美史研究中，相對于《茶經》的被重視程度，徐夤《貢馀秘色茶盞》詩的文獻價值似乎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除“秘色”審美之外，《貢馀秘色茶盞》詩的另一重大文獻價值，就是徐夤于詩名和詩文中竟然兩度使用了“貢”字，以及明確將“秘色”區分為“貢”與“貢馀”。關于唐代的“貢”瓷，以及越窯燒造“貢”瓷等問題，應該說歷史文獻與考古發掘等都能給予有力的支持。《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載：“四曰河北道……厥貢 ……邢州瓷器”；《新唐書·地理志》載：“越州會稽郡，中都督府……土貢……瓷器……”；柳宗元《代人進瓷器狀》載，他曾受饒州刺史之托，向皇帝進貢瓷器。顯然，在唐代，邢州窯、越州窯、饒州窯等都在燒造“貢”瓷。另外，考古學家在浙江上林湖發現了兩通墓志。一 是 唐 光 啟 三 年（887）的《凌倜墓志》，一是宋開寶七年（974）的《羅坦墓志》。前者有銘文“終于明州慈溪縣上林鄉石仁里石貴保……殯于當保貢窯之北山”；后者有“父是太祖肇啟，毀家為國之時，立肱股于上林，與陸相公同置窯務”等銘文。據前者可知，至晚在公元887年，上林湖已經有燒制“貢瓷”的“貢窯”了①；據后者大致可知，在唐乾寧三年即公元896年，錢镠占據浙東地區之后，便派遣有官員在上林湖設立“省瓷窯務”②。由此看來，明代嘉靖年間所修地方志中的秘色“初出上林湖，唐宋時置官監窯，尋廢”的表達是有根據的③。顯而易見，在唐代晚期，越州已然成為“貢”瓷的重要燒造地，為此還在當地設立有相應的管理機構。唐 鎏金銀棱平脫雀鳥團花紋秘色瓷碗 出土于法門寺地宮
徐夤雖然兩中進士，但其身世似乎與陸龜蒙差不多，仍然屬于不得志的文人，晚年隱居在福建莆田延壽溪。這一狀況意味著徐夤也不太可能有機會與條件直接接觸到“貢”之“秘色”。十分難能可貴的是，徐夤的為人并不虛偽，在《貢馀秘色茶盞》詩中，他如實地記載了這一狀況。從“陶成先得貢吾君”詩句可知，“貢”宮廷使用的“秘色”，顯然都是“陶成”的上等品；從《貢馀秘色茶盞》詩之詩名可知，徐夤詩中的“秘色”，其實是“貢馀”，而非“貢”；從全詩的表達可知，“貢馀”已經如此精美絕倫，那么“貢”品的審美境界應該更高。顯而易見，在“秘色”與“貢”關系問題的表達上，如果說陸龜蒙《秘色越器》詩還有朦朧之意的話，那么徐夤《貢馀秘色茶盞》詩則可用直截了當、明確無誤來形容了。看來，在晚唐五代時期，盡管“貢”是“秘色”的重要屬性，但是“秘色”依然有著“貢馀”的屬性。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重要歷史事實。從這個角度講，《貢馀秘色茶盞》詩之“以詩證史”的文獻價值，顯然并不遜色于陸龜蒙《秘色越器》詩。不無遺憾的是，學界在征引《貢馀秘色茶盞》詩時，總在有意無意地對最為關鍵的“貢馀”二字視而不見。《易》曰：“差若毫厘，謬以千里”。長期以來，學界如此這般地輕視文獻、誤讀文獻，怎么可能對“秘色”的內涵與外延給予較為準確的界定呢？關于“秘色”與“貢”的關系問題，除徐夤《貢馀秘色茶盞》詩之外，還有一種來自“世言”的聲音。所謂“世言”，即民間傳說。最早記載該“世言”的文獻，應該是宋代趙令畤的《侯鯖錄》。該“世言”認為：“秘色”，為“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之所以稱“秘”，是因為其“為供奉之物”，且“不得臣庶用之”。此即是說，“貢”才是“秘”之源，無“貢”便無“秘”。毫無疑問，這與前述徐夤《貢馀秘色茶盞》詩的觀點是不盡相同的。針對“世言”所主張的“秘色”起源說，在《侯鯖錄》卷六中，趙令畤進行了一番考證。其考證全文如下：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集·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乃知唐時已有秘色，非自錢氏始。趙令畤，又名趙德麟，宋代文學家，《宋史》中有他的傳。他生于 1064年卒于1134年，主要生活在北宋。他是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孫，因而屬于皇族集團成員。趙令畤與蘇軾來往甚密，深受蘇軾賞識，其“趙德麟”之名便來自蘇軾。但由于受“蘇案”的牽連，他亦落入不得志文人行列。因此與陸羽、陸龜蒙、徐夤等人稍有不同，趙令畤具有皇族與文人的雙重身份。作為皇族成員，他對上層社會的情況應該有所知悉。據《宋會要輯稿》記載，越窯最后一次供奉時間是在宋神宗熙寧元年，即公元1068年。此年趙令畤剛 ５歲，因此他很可能對“秘色”并不陌生。其“今之秘色瓷器”的說話口氣，似可為此佐證。另從《侯鯖錄》“世言……比見……乃知……”之嚴謹的行文格式可知，趙令畤與陸羽一樣，應該是個思維縝密，且十分擅長邏輯推理和學術考據的學者。事實上，但凡知悉陸龜蒙《秘色越器》詩的人，都會認為《侯鯖錄》關于“秘色”概念之起源的考證結果，即“唐時已有秘色，非自錢氏始”是可信的。從這個角度看，這并非十分疑難的考證。值得繼續深究的是，《侯鯖錄》中的“世言”到底起始于何時？對此，趙令畤未作交待。但遺憾的是，學界也一直視而不見，或語焉不詳。其實，它可能是“秘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問題。據歷史文獻記載，錢镠實際控制浙江、形成割據，大約始于唐乾寧四年（897）。在趙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政權之后，錢氏政權還存續了18年，直至公元978年錢?“納土歸宋”為止。[23]卷480可見，錢氏統治浙江的82年，實際上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約10年，屬于李唐王朝的藩鎮；第二階段約82年，為五代十國時期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吳越國；第三階段約18年，為趙宋王朝的附屬政權。在第一階段，從相關歷史文獻，以及陸龜蒙詩、徐夤詩，甚至法門寺考古等皆可知，當時“秘色”雖“貢”，但并不禁止臣庶用。在第二階段，錢氏雖向后唐、后晉、后漢、后周等“供奉”過“秘色”等，但從供奉次數不多、供奉數量不大，以及錢氏家族墓幾乎都出土有越窯青瓷等可知，“秘色”并非處于完全壟斷狀態。在第三階段，應該說是錢氏供奉“秘色”的高峰期。據錢儼《吳越備史》載：僅在宋“太祖、太宗兩朝”，錢氏便向北宋朝廷進貢有“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25]為此，錢氏不得不在上虞增 “置官窯三十六所”等。而對于錢氏的傾巢進貢，宋祖曾有言“此吾帑中物，何用獻為？”卷８２毫無疑問，趙令畤《侯鯖錄》中的“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等三個極其嚴苛的條件，唯有在第三階段才有可能實施。如果上述分析大致合理，那么《侯鯖錄》“今之秘色瓷器”，并非指晚唐或五代之“秘色”，而是指宋初之“秘色”；趙令畤稱“錢 氏 有 國”，不 稱 “吳 越國”，并非指錢氏統治浙江的 82年，而只是指北宋初的18年。由此看來，“世言”為北宋時期的民間傳說的可能性最大，也最合情理。顯而易見，學界誤讀《侯鯖錄》久矣①。客觀地講，“秘色”畢竟燒造有約二百年之久。在這動蕩不安的二百年里，政權一直在更替不止，“秘色”與“貢”的關系當然不可能一成不變。從這個角度講，相對于考證“秘色”之源起，《侯鯖錄》更大的文獻價值恰恰在于他記載下了當時的“世言”。縱觀我國古代陶瓷文化史，南宋應該是談論“秘色”比較集中的歷史時期。在趙令畤《侯鯖錄》之外，曾訸②《高齋漫錄》、周煇《清波雜志》①、葉 蜫② 《坦齋筆衡》、顧文薦③ 《負暄雜錄》、趙彥衛④《云麓漫鈔》以及施宿《嘉泰會稽志》⑤等文獻都有談論“秘色”的文字。從作者生卒年或者著作成書時間先后等推算，趙令畤應該是宋代第一個記載“世言”的人，也是第一個征引陸龜蒙《秘色越器》詩考證“秘色”之起源的人。換句話說，《侯鯖錄》是宋代最早解讀“秘色”的文獻，其他宋代“秘色”文獻在時間上都滯后于趙令畤的《侯鯖錄》。不僅如此，宋代其他“秘色”文獻，在內容上都有明顯的“因襲”趙令畤《侯鯖錄》的跡象。從學術發展史角度看，趙令畤的《侯鯖錄》才是真正的具有原創價值的“秘色”文獻。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在“秘色”研究中，學界似乎對《侯鯖錄》如此重要的文獻地位并不知情。否則在征引文獻時就不至于對《侯鯖錄》之外的其他“秘色”文獻更為情有獨鐘⑥。當然，從“因襲”便是認可的角度看，宋代其他“秘色”文獻并非毫無價值。恰恰是因為有了這一系列的“因襲”行為，至晚在南宋時期才事實上形成了關于“秘色”起源、“秘色”與“貢”關系的學術共識。值得提醒的是，南宋之后的“秘色”文獻，總體上看其學術價值已經不是很高。究其原因，或許與南宋末期“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有關。在學術研究中，“秘色”是幸運的。因為1987年法門寺發掘為其成功實現文獻與考古“二重證據”之互證提供了可能與條件。然而，“秘色”又是不幸的。因為學界疏于在法門寺考古的基礎上，對千年“秘色”文獻進行細致梳理、認真甄別、深入挖掘，結果致使基礎文獻與其他文獻之間的界線一直模糊不清。正如前述，陸羽的《茶經》、陸龜蒙的《秘色越器》詩、徐夤的《貢馀秘色茶盞》詩、趙令畤的《侯鯖錄》等四段基礎文獻，不僅可以大致回答千年“秘色”研究中，“秘色”釉色和“貢”與“秘”關系等兩大基本問題，[13]而且還可大致回答“秘色”之產地、起始、造型、質感、審美、變遷等等許多問題。必須承認的是，其中不少問題的解決，恐怕僅靠考古資料是不可能實現的。至于研究人們眼中乃至心中的“秘色”，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則非文獻資料莫屬。可見，在學術研究中，考古發掘固然十分重要，但無端輕視大量可靠的歷史文獻，放棄文獻與考古之“二重證據”互證，并非睿智之舉。侯樣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文化學者、藝術評論家、藝術策展人、資深出版人，研究方向：歷史學、科學人文關系、藝術史論、文化發展戰略等。
原文載于：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公眾號
010-68396408
xuehuiwangzhan@126.com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乙2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