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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研究｜王洪偉：當代中國陶瓷創意園區的生產空間和空間生產

時間：2023-02-05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80 分享：

陶瓷生產有強烈的空間依賴性，一方面是原材料、水源、燃料等自然資源的空間依賴性[參見權奎山《中國古代瓷窯遺址的分布和窯場的布局》，載《說陶論瓷——權奎山陶瓷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另一方面是交通、市場等人文或社會資源的空間依賴性，在現代社會背景下，前者的依賴性越來越弱，后者的依賴性則越來越強。[參見權奎山《試論南方古代名窯中心區域移動》，載《說陶論瓷——權奎山陶瓷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近年來，傳統的以陶瓷器物釉色、造型、生產性質、紋飾和年代等為主的線性的中國陶瓷史研究視角逐漸發生變化，嘗試采用系統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兩種視角，對古代窯業進行歷史地理學研究，考察古代區域瓷業起源、發展、衰落的時空過程，瓷業相關要素的空間差異及其原因，以及瓷業與區域經濟、文化和區域人群的關聯性，一方面選擇瓷業要素進行時空分析，另一方面對各區域瓷業生產的歷史進行全面考察。[參見黃義軍《歷史瓷業地理研究芻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年第4期。]中國陶瓷史研究的“空間視角”或“空間轉向”逐漸興起。[參見王洪偉《“陶瓷文化圈”：中國陶瓷史研究“空間轉向”新進展》，《民族藝術》2022年第3期。]

對陶瓷生產的地理學研究，一般側重關注陶瓷工藝美學的宏觀空間分布和流傳，也關注陶瓷藝術的內在“微空間”風格及其演化——陶瓷藝術是橫跨材料結構、成型工藝和燒成工藝以及造型、色彩等的綜合視覺藝術。陶瓷史的這種空間轉向研究常常超越一般性的“工藝分析”或“文化分析”，更廣泛地發現原材料、水源、市場、交通以及生產場所結構的變化如何深刻影響著陶瓷的工藝、生產模式、藝術風格和文化風尚。隨著陶瓷市場的網絡虛擬化拓展，以陶藝村、陶瓷小鎮為代表的當代陶瓷創意園區已非單一的陶瓷產品售賣的傳統市場模式衍化，傳統陶瓷藝術從外在形式、材料到場所都發生根本性背離，傳統的陶瓷生產、再生產模式或機制正在發生著革命性變革。[參見黃義軍《古陶瓷研究中的地理學視角》，《東南文化》2007年第4期；黃義軍《地理學視野下的古代制瓷業一方水土與一方工藝》，《大眾考古》2013年第6期；黃義軍《歷史瓷業地理研究芻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年第4期。]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降，中國窯業生產空間發生了兩種形態的變化：一是以現代化、機械化、工業化模式建造的集聚陶瓷工業園區，致力于追求陶瓷產業的規模經濟效益。二是以陶藝村、陶瓷小鎮、古陶瓷遺址考古公園為代表的陶瓷創意園區，以這三種模式為特色的陶瓷創意園區，一方面較之傳統陶瓷產區或陶瓷工業園區更多強調文化創意內涵，延伸陶瓷產業鏈，推動陶瓷文旅業興起；另一方面，以種類繁多的“陶瓷小鎮”最具代表性，強調陶瓷全產業的高度集聚，形成高度同質的陶瓷生產格局。本文嘗試從陶瓷生產空間的歷史演化及空間再生產，探究陶瓷創意園區的興起對當代中國乃至未來中國陶瓷空間分布格局的變化以及對于中國陶瓷史研究的理論意義。

一、陶瓷生產空間的歷史演化

陶瓷燒造對于陶瓷胎釉原料，加工陶瓷及便于運輸的水源或水道，柴、煤等燃料資源……諸如此類的自然資源有著很強依賴性，而且越古遠的陶瓷燒造，對于自然資源的依賴性越強。歷史早期的陶瓷燒造窯場大多設在富有陶瓷原料、燃料的山區、林區，同時靠近江河而建。對陶瓷自然環境資源的強依賴性，緊緊鉗制著陶瓷生產的空間分布格局。

隨著交通運輸業的發達，陶瓷原料、燃料的可替代性增長，陶瓷生產窯場（生產空間）形成從“上山”運動轉向“下山”運動的態勢，從原產地逐漸向交通便利、靠近市場需求或市場交易的集市或人口集中的城鎮移動。尤其唐宋以降，隨著各種層級的“御窯”“官窯”或“貢瓷”窯場的出現，陶瓷生產空間的設置對于陶瓷原料、陶瓷燃料、水路交通運輸乃至市場問題的依賴逐漸減弱。其時，設置在都城或重要城鎮的官窯強調集中生產、分工協作，民窯陶瓷業生產則主要以家族或家庭參與的作坊式或前店后廠模式為主。這種陶瓷生產場所“下山”向人口聚居、市場集中的城鎮集中遷移的趨勢長期持續。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窯業生產的現代企業形式出現，但由于長期的戰亂災荒，大多歷史名窯難以為繼，長江以北的鈞窯、汝窯、官瓷、三彩、絞胎瓷、耀州窯、定窯、邢窯等北方名窯更顯突出，長江以南的閩浙贛粵陶瓷文化圈[參見王洪偉《“陶瓷文化圈”：中國陶瓷史研究“空間轉向”新進展》，《民族藝術》2022年第3期。]的傳統歷史名窯燒造也時斷時續。宋元時期遍布全國的歷史名窯窯系[20世紀50年代以降，以陳萬里、馮先銘等為代表的中國陶瓷史學者，主要以釉色、造型、紋飾等特征將宋元時期中國陶瓷業劃分為“六大窯系”（定窯系、磁州窯系、鈞窯系、耀州窯系和景德鎮青白瓷系、龍泉青瓷系，也有以“官窯系”替代“越窯系”）或“八大窯系”（定窯系、磁州窯系、鈞窯系、耀州窯系和景德鎮窯系、越窯系、龍泉窯系和建窯系），由此觀照古代中國陶瓷業空間分布格局。參見馮先銘《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獲》，《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楊根《宋代的八大窯系》，載《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萃·考古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大多萎縮到原產地，甚至斷燒。

圖注：我國北方地區代表性的陶瓷創意園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史名窯原產地通過公私合營、合作社等方式，推動分散性的傳統窯業生產組合成集體性質或全民性質的公辦瓷廠，生產民眾需求最為迫切的日用陶瓷。20世紀50年代之后，為創收外匯，原產地政府依托這些公辦瓷廠，陸續掀起名窯復燒運動，曾經縱橫交錯、遍布全國的宋元名窯窯系進一步向原產地回聚，形成當代中國窯業的“瓷區”或“產區”分布格局：鈞瓷研燒回歸到河南禹州，官瓷回歸到河南開封（北宋官瓷）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瓷），耀州窯回歸陜西耀州，汝瓷回歸汝州（原臨汝縣）、寶豐，定窯回歸河北曲陽，磁州窯回歸到河北磁縣、峰峰礦區……不一而足。這些原產地執著一念地長期側重發展本地傳統名窯單一陶瓷門類，并不斷強化“買名窯到原產地”這一工藝技術、市場乃至文化觀念，形成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名窯產業高度同質集聚現象。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社會主義市場化運動快速強力推進，集體、全民所有制的公辦瓷廠先后停產乃至倒閉，原產地專門燒造單一名窯的民辦窯場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以高仿或仿燒在地名窯為業，歷史上曾經廣泛存在的制瓷組織形式——家庭作坊再度普遍涌現，反過來進一步加速了尚帶有現代企業性質的公辦瓷廠體制的解體。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全國各地傳統陶瓷產區的公辦瓷廠基本停產、倒閉，或者被一些民營陶瓷業主租賃或改制續燒，生產模式部分重回到家族性或家庭性的作坊形態，部分則延續公辦瓷廠分工協作的現代企業生產模式，此類以日用瓷、建筑衛生瓷、園林瓷為主。另外，幾乎與此同時，一些體制外的藝術家或學院派的藝術家（尤其是陶藝家）或進入傳統歷史名窯產區，或依托靠近城市的藝術區，建起各種各樣的陶藝工作室，由此形成中國歷史名窯當代轉型的三極模型——傳統的家庭作坊、現代陶瓷工廠和個性化的陶藝家工作室三極共存的陶瓷生產空間分布格局。

二、當代中國陶瓷創意園區的興起

當代中國陶瓷生產空間上的變化并未就此止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江西省景德鎮東郊三寶國際陶藝村悄然出現，在海內外陶瓷藝術界產生巨大影響力。位處西北的陜西富平縣富平國際陶藝村，處于廣東佛山石灣產區的南風古灶，位處河南禹州的神垕國際陶藝公社、中國鈞瓷文化園，坐落于河南洛寧縣的洛陽三彩國際陶藝村，位于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產區的醴陵瓷谷，以及位處中國臺灣苗栗的五谷文化村、南投的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添興窯陶藝村等等，曾經風行歐美尤其是東亞地區形色各異的陶藝村模式，逐漸在中國大地快速發展起來。這些陶藝村或依托日漸凋落的城市郊區特色鄉村，或者依托城市內的廢棄工廠改造，融合陶瓷生產、陶藝創作、陶藝展銷、創意設計、文旅等為一體，形成新型的陶瓷生產空間體系。與早先興起的陶瓷工業園區模式相似，陶藝村模式成為繼古代作坊式陶瓷生產模式、晚清民國時期漸興的現代陶瓷工廠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高校系統陶藝工作室模式之后興起的另一種更趨多元性的陶瓷生產新模式。

圖注：占地5000多畝的洛陽三彩國際陶藝村（愛和小鎮）陶缸裝置

與此同時，一種基于古窯遺址考古發掘建立的古窯遺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參見2009年12月17日國家文物局頒發的“關于印發《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文物保發〔2009〕44號）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細則》。]在國家政策鼓勵下陸續出現，以江西景德鎮御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吉州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湖南長沙銅官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浙江大窯龍泉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上林湖越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四川邛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廣東筆架山潮州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最具代表性。而且，像山東大汶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浙江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陜西秦始皇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山西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以及河南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二里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賈湖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廟底溝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大河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都有突出的、帶有時代標志性的陶器出土。賈湖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廟底溝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更有當代工匠設廠復燒古代陶器，致力于推進在地古陶的工藝美學新造。古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以重要古文化或古陶瓷考古遺址及背景環境為主體，行使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通過沉浸式的研學強化大遺址保護，進而促進傳統陶瓷工藝的傳承和發展，較之陶藝村模式，古窯考古遺址公園模式大多基于政府行為，不完全以經濟效益為主導，融合陶瓷展示、陶瓷創意設計、陶瓷科研、沉浸式陶瓷研學和文化旅游為一體，是當代中國陶瓷創意園區興起的第二種典型模式。

第三種陶瓷創意園區模式是伴隨國家“特色小鎮”[“特色小鎮”源自2014—2016年浙江省發展政策探索，分為制造業小鎮、第三產業小鎮、歷史文化創意小鎮。2016年10月11日、2017年8月22日，住建部先后公布兩批403個中國特色小鎮。截至2018年2月，國家級、省級特色小鎮超2000個。特色小鎮建設上堅持特色產業、旅游產業兩大發展架構；功能上實現“生產”+“生活”+“生態”，形成產城鄉一體化功能集聚區；形態上具備獨特的風格、風貌、風尚與風情；機制上是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社會共同參與的模式。2018年之后國家有關部門規范整頓“特色小鎮”諸問題，這股熱潮漸次中止。] 政策快速興起的“陶瓷小鎮”模式。目前，曾發現中國古代名窯窯址的原產地，幾乎普遍興起各具特色的“陶瓷小鎮”[陶瓷小鎮主要包括江蘇淳安“國瓷小鎮”、宜興“紫砂特色小鎮”，浙江龍泉“中國青瓷小鎮”，山東淄博“陶瓷風情特色小鎮”，河南禹州“神垕鈞瓷特色小鎮”、汝州“中國汝瓷小鎮”、孟津“中國洛陽唐三彩小鎮”，云南建水“西莊紫陶小鎮”，江西“景德鎮國家陶瓷文化傳承創新試驗區”、吉安“吉州窯陶藝小鎮”等。參見《住房城鄉建設部關于保持和彰顯特色小鎮特色若干問題的通知》（建村［2017］144號）、《住房城鄉建設部辦公廳關于做好第二批全國特色小鎮推薦工作的通知》（建辦村函［2017］357號）。與此同時還有依托古窯遺址興起的一些陶瓷創意園區，如河北曲陽“中國定瓷小鎮”，井陘陶瓷小鎮，臨城、內丘的邢窯文化園區，邯鄲“中國磁州窯陶瓷小鎮”；山西鄉寧縣“紫砂陶小鎮”、陽城縣“陶瓷琉璃小鎮”；河南鶴壁市“鶴壁集鎮陶瓷小鎮”、修武縣“當陽峪陶瓷小鎮”、鞏義市“詩瓷小鎮”、新密市“窯溝古瓷文化小鎮”、宜陽縣“紅星陶瓷小鎮”、寶豐縣“中國汝窯古鎮”、魯山縣“花瓷小鎮”等等。] 。

圖注：汝瓷小鎮的博物館外景

各色“陶瓷小鎮”是國家倡導的“特色小鎮”之一種，與單純追求工業化、產業化、規模化的陶瓷產業園區迥然不同。入選國家級“特色小鎮”的“陶瓷小鎮”，大多是在歷史名窯原產地基礎上衍生發展起來的，也有通過有效盤活城鄉特色結合部或廢舊陶瓷工廠的“閑散”空間資源，在約1平方公里建設范圍內集聚陶瓷歷史經典產業和新興經濟、金融、時尚等現代產業，力求“小而精”，實現資源、資本、技術、人才的高效融合，催發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陶瓷特色小鎮”又是綜合性的陶瓷“消費空間”，山水資源、傳統文化、時尚生活與陶瓷生產、陶瓷展銷等活動結合形成一種獨特的沉浸式陶瓷“體驗空間”，為陶瓷文旅創意產業發展提供更廣闊的載體，實現陶瓷產業主導下的“生產、生態、生活”三融合。正是這種介于陶瓷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模糊性”與“復合性”，為陶瓷特色小鎮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嶄新的空間活力。當然，獨具地方特色的陶瓷門類和地域性文化傳統的現代性整合和再造，有效催生了當代中國陶瓷文化空間生產和再生產新模式。

“陶瓷特色小鎮”不是封閉、孤立的，不局限于傳統工業園區建設和項目招商的慣性思維，而是與鎮區融合在一起，使陶瓷生產、景觀環境、文化廊道與歷史脈絡、創意設計和公共服務銜接貫通，將陶瓷歷史空間遺存和當代特色陶瓷空間載體相結合，形成多元陶瓷特色體驗，使陶瓷小鎮成為集陶瓷燒造、歷史人文景觀、創意藝術為一體的生產、創意空間。進而言之，陶瓷小鎮以陶瓷生產、市場空間、創意文旅為依托，體現鮮明的陶瓷工業集群特色，是一種以陶瓷生產、生活聚居、創意文化旅游、陶瓷研學、陶瓷人文景觀環境塑造為核心的綜合性陶瓷產業空間集聚或“個性化成長”，與此同時傳承獨具特色的地方陶瓷歷史“記憶”和“情感”。

2016年國家“特色小鎮”政策出臺后，曾刺激各個中國傳統陶瓷產區紛紛舉起“陶瓷小鎮”的大旗，形形色色的“陶瓷小鎮”幾乎一夜之間遍及各大歷史名窯原產地或傳統陶瓷產區，形成高度同質、高度集聚的陶瓷創意園區。不少陶瓷小鎮盡管依然以單一同質的原產地陶瓷門類生產為主打布局，但多元性地融合陶瓷文旅、陶瓷展銷、陶瓷研學體驗、陶瓷研究、陶瓷創意設計甚至文化地產等等，客觀上拉長了地方陶瓷文化產業鏈，推動在地陶瓷文化產業高值化發展。但是，這股“陶瓷小鎮”建設熱潮，隨著陶瓷小鎮的高度同質集聚、文化地產化等問題被國家有關部門整頓而迅速退潮。

這種短時期在國家“特色小鎮”政策刺激下密集建造起來的陶瓷小鎮模式的陶瓷創意園區，由于獨特的環境資源、地理空間和歷史傳統，圍繞古代中國歷史名窯遺存及當代產區形成獨具緊密時空關聯的陶瓷生產、市場高度同質聚集，是中國陶瓷發展史前所未有的新現象。對于習慣于側重以時代或朝代更替為著眼點的線性研究框架構建陶瓷發展歷史體系的中國陶瓷史研究來說是一種特殊的理論挑戰。如何從現實實踐和理論視角雙重觀照這一陶瓷史新現象，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學術新課題。

三、中國陶瓷空間生產成長動力及后果

縱觀中國陶瓷發展歷史，從簡單的“窯”[從“窯”這一概念，衍生出“窯址”“窯口”“窯系”等陶瓷生產空間的多重表述樣態。歷史學者劉毅認為，作為學術概念的“窯”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內涵：一是指生產陶瓷器的某處窯爐、作坊等相關設施，意指具體生產單位；二是指若干地域相近的窯爐或窯場組合而成的一片制瓷業聚集區，亦即窯場，應用于古陶瓷產地判定時也寫作“窯口”，是一個集中的、有一定地域范圍限定的概念；三是指更大范圍的、生產的產品品種相同或近似的若干窯場的總和，即通常所說的“窯系”。參見劉毅《論“窯系 ”》，載《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八輯）》，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趙利中則認為，以“窯”為核心概念的中國陶瓷命名分類體系或表述方式，是輿地類序政治空間格局和疆域地理思想在事物理解上的反映，其背后的邏輯，是中國人對憑附于土地文明倫理以及時空中點滴積累與嬗遞的“人—地”關系的豐富經驗和獨特感受在事物體認中的彰顯。“窯”這一概念范疇的演變過程伴隨著中國學問傳統中地理觀、博物觀、格致觀、道器觀與近現代西方科學認知的對話互動，呈現出別具特色的陶瓷知識生產歷史圖景。“窯”在中國陶瓷知識生產實踐中所持續發揮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學術界本身。參見趙利中《作為中國陶瓷認知與表述范疇的“窯”——一個知識考古的視角》，《學術論壇》2019年第4期。]、作坊到復雜的“窯場”，從分工協作的“貢窯”“官窯”或“御窯”到現代陶瓷工廠，從邊界不清的“瓷區”“產區”到相對閉環的“陶瓷工業園區”“陶瓷村”“陶瓷小鎮”，乃至到“瓷文化圈”或“陶瓷文化圈”，隨著陶瓷生產空間尺度的變化，陶瓷生產逐漸從“自然性”依賴向“社會性”倚重轉型，形成陶瓷生產空間再生產的新動力。當代中國陶瓷生產空間再生產過程不僅伴隨著陶瓷生產空間的拓展，也交織著以陶瓷生產為中心的多元性陶瓷文化綜合體的衍生，極大顛覆著傳統中國陶瓷的結構內涵和實際面貌，也根本顛覆著傳統的陶瓷史研究理路和方法，或可重構中國陶瓷史框架體系。

在陶瓷生產空間集聚演化歷史上，一是基于“經濟主義”（以單一效率效益的工業經濟為目標）考量自然性或政策性形成的“陶瓷工業園區”模式，如以建筑陶瓷、衛生陶瓷、日用瓷為主的陶瓷工業園區，通過陶瓷產業集聚形成產業集群，推動陶瓷產業經濟效益最大化；二是基于一種多元性的陶瓷文化產業的全產業的“文化主義”為目標，以諸多形式興起的陶藝村、陶瓷小鎮為核心的陶瓷創意園區模式為主要代表，以陶瓷生產及其產品為中心，形成多元綜合性陶瓷創意文化體系，陶瓷產品及其生產只是陶瓷文化創意園區獲得經濟效益的局部而不是全部。梳理學術界關于這兩種類型陶瓷生產空間再生產模式興起、演化的動力源泉及其后果，從而探究或窺探當代中國陶瓷生產空間乃至整體中國窯業格局的趨勢走向，也可由此引發對中國陶瓷史研究理論方法和陶瓷史框架體系的再認知、再反思。

（一）“陶瓷工業園區”產業集聚的空間動力及其利弊

與在20世紀全球化、信息技術驅動下歐美陶瓷產區趨向于地理上更加分散的生產模式[參見楊建仁、左和平、章立東《陶瓷產業集群—區域經濟空間耦合機理研究》，《中國陶瓷》2017年第6期。]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降中國陶瓷業的集聚首先在歷史名窯原產地發生，并逐漸嵌入現代陶瓷工業，形成專業的分工合作性的陶瓷大工廠；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進，集群性的陶瓷工業園區首先從中國南部、東部沿海地區快速興起，并在世紀之交向中西部地區逐漸轉移，形成中國陶瓷業的規模化、產業化態勢。當代中國陶瓷產業集群或陶瓷工業園區主要分布在傳統產區及其周邊。與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外陶瓷產業集群相比，當代中國陶瓷工業園區或陶瓷產業集群大都顯現出集群力度小、層次低的缺點，一方面，原創設計嚴重不足，品牌影響弱；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結構中，中國工業陶瓷處于中低端水平，甚至主要靠貼牌生產，難以與國際陶瓷品牌抗衡，隨著國際市場的波動而興衰，缺乏產業集群的持久性、連續性。不過，推崇“經濟主義”模式的中國“陶瓷工業園區”，以其規模化、工業化、產業化的產銷體制，長期以來占據當代中國陶瓷業經濟總量的主體地位，學術界對當代中國“陶瓷工業園區”集群的形成、發展、遷移及其經濟動力的理論分析由來已久，從中探究當代中國陶瓷產業空間集聚的“經濟”根源、后果及其理論意義。

經濟地理學家認為，產業集聚是指生產、資金、市場等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趨向與過程[參見苗長虹、魏也華、呂拉昌《新經濟地理學》，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使產業產生“區域粘性”[參見李松志《基于集群理論的佛山禪城陶瓷產業轉移時空演替機理研究》，《人文地理》2009年第1期。]，有利于克服市場交易的分散性，為集群內企業產銷提供便利環境，在集聚區內形成相對穩定的完整產業鏈體系，極大降低生產成本、機會成本，提高專業化水平和協作能力，由此極大提高集群內企業生產效率。[參見李立輝等《區域產業集群與工業化反梯度推移》，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我國陶瓷制造業集群發展特征明顯，陶瓷產區主要分布于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歷史文化傳統、資源分布和市場條件等因素對陶瓷產業園區的形成、發展起到一種綜合作用。[參見張惠琴、趙波、李梨花《陶瓷產業集群創新能力綜合評價——基于因子分析視角》，《經濟問題》2011年第8期。]

陶瓷工業園區所形成的陶瓷產業集群，會吸引更大規模的關聯、互補甚至競爭企業和產業的集中，產生強大的規模經濟效應和溢出效應。陶瓷產業集群的形成，首先會促進陶瓷產業集群的生產專業化，提高陶瓷產業集群的生產效率。其次，陶瓷產業集群的發展會大大增強集群企業間的空間臨近性，極大節省企業間的空間交易成本，間臨近性也會增強企業間聯系，從而減少機會主義行為，進而提高陶瓷產業集群效益。第三，陶瓷產業集群的發展，有利于形成和提升區域品牌效應，降低產品銷售困難度，提高陶瓷產業集群收益。[參見楊建仁、左和平、章立東《陶瓷產業集群—區域經濟空間耦合機理研究》，《中國陶瓷》2017年第6期。

這種以某類陶瓷產品生產集聚的陶瓷工業園區能夠在一定時期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但受國內外市場波動影響較大，隨著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帶有很強的歷史階段性，常常快速興起，快速停產或轉移，尤其是規模浩大的外銷瓷產業園區，甚至還未及陶瓷史學家研究關注即已遷移或消逝，因為缺乏翔實的文獻資料、實證資料，成為陶瓷史研究新的盲點。

（二）陶瓷創意園區空間生產的核心動力及反思

在中國陶瓷史上，天然形成如江西景德鎮、江蘇宜興、山東淄博、福建德化、廣東佛山石灣、河南禹州、陜西耀州等獨具地方性特質的歷史名窯，形成以某一類、某幾類陶瓷為核心的傳統陶瓷“產區”或“瓷區”，盡管這些地方陶瓷生產會存在時斷時續的情況，但總會以各種方式復燒再興。作為具有現代意義的陶瓷創意園區，陶藝村作為以陶瓷文化為核心內容的文創特色區域和新興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興起，主要分布于中原、中南、西南等歷史名窯原產地或傳統陶瓷產區及其周邊地區。到2010年之后，隨著國家特色小鎮政策的推行，在大多的古代陶瓷遺存上，尤其以傳統陶瓷產區及其周邊，陶瓷小鎮繼陶藝村應運而生，形成較之陶藝村更多元、更宏大的陶瓷文化產業綜合創意集群。

不同的陶藝村、陶瓷小鎮存在自然、地理、民俗及陶瓷自身特征等空間和文化分異，在建設和運營上采取相應精細化、差異化的發展策略，但在環境建設、景觀規劃、運營模式等方面存在著同質化趨同現象，這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在地性、個性化相悖。[參見張玉山、鄧子元、鄧宏亮《中國陶藝村的發展及其對村民收入增長的影響》，《經濟地理》2019年第3期。]不過，相對于主要以資本、技術、市場等為核心驅動力的陶瓷工業園區模式不同，以陶藝村、陶瓷小鎮為代表的現代陶瓷創意園區的形成動力顯得更趨復雜和多元。

一般而言，空間臨近性所引發的正式非正式技術創新、交易成本降低成為陶瓷創意園區形成和發展的核心動力。[參見于正松、李小建《傳統工藝產業規模演變及空間演化機理——以河南省禹州神垕鎮鈞瓷產業為例》，《地域研究與開發》2016年第4期；李學鑫、苗長虹《中國農區工藝美術產業集群非正式學習機制研究——以神垕鈞瓷產業集群為例》，《河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年第2期；呂可文、袁豐等《多元場和集群創新:河南省神垕鈞瓷文化創意產業的案例分析》，《人文地理》2019年第3期；呂可文、苗長虹等《協同演化與集群成長——河南禹州鈞瓷產業集群的案例分析》，《地理研究》2018年第7期。]尤其是中國傳統陶瓷產區，通過重新整飭陶瓷創意園區中的古陶瓷遺存、陶瓷博物館、歷史街區、文化地標等陶瓷文化空間；通過活化陶瓷工藝傳承，推動沉浸式的陶瓷體驗、互動或研學；通過恢復窯業祭祀廟宇、祭祀儀式，推動陶瓷文化旅游，建構陶瓷習俗、信仰、傳說、歷史文化的活態性，從而超越陶瓷器物和陶瓷生產，由此拓展陶瓷產業鏈條的方式，擴大陶瓷文化綜合體。如此一來，陶瓷創意園區打造超越了陶瓷生產，通過有地方特色的標志性的陶瓷文化景觀生產，推動中國傳統產區從陶瓷生產向景觀生產的轉型。[參見馬騁、吳橋《從陶瓷生產到景觀生產——傳統工藝美術產業的投資新路徑》，《民主與法制（財經版）》2014年第36期。 ]

圖注：河南禹州中國鈞瓷之都“神垕鈞瓷特色小鎮”

不過，以陶藝村、陶瓷小鎮為特征的陶瓷創意園區其實也蘊含著諸多“不經濟”的隱患：首先，高度集聚、高度同質的陶瓷創意園區，加速推動了陶瓷生產、市場的標準化、規模化、產業化趨向，或可導致傳統陶瓷技藝的“去地方化”“去特色化”。其次，陶瓷創意園區的集聚性推動傳統陶瓷產業從“產品模式”向“文化創意模式”轉型，陶瓷“生產性”從主體向附屬轉化。當具有地方特色的陶瓷“生產性”供應不足，甚至最終徹底消失，反過來進一步加劇陶瓷創意園區的同質化水平加劇。第三，當下，當代中國陶瓷創意園區大多通過流量提升帶動陶瓷產品及創意產業的興旺，致使從陶瓷工藝技術創新不足，引發陶瓷創意園區“有流量無產業”，可能由此形成一種陶瓷創意園區“無陶瓷生產”的新問題。進而引發近年來偏重“文化主義”產業目標的陶瓷創意園區顯而易見的蕭條，增添了中國陶瓷史研究的復雜性和挑戰性。

高度集聚、高度同質又多元化的陶瓷創意園區顯然不是傳統的以陶瓷器物工藝美學風格為中心的研究視角所能涵括的，需要從更宏闊的陶瓷空間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視角”進行深度把握。推動陶瓷史研究的“空間轉向”，亟待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進行深入性的實證研究和理論反思。

作為一種研究范式革命，“空間轉向”為中國陶瓷史理論和方法帶來極大挑戰，探究產業集聚模式下當代中國陶瓷業標準化、產業化、現代化趨勢所掩蓋的中國傳統歷史名窯或中國陶瓷文化傳統的本土性、地方性被侵蝕或兩者共存并置的文化悖論現象，進而發現傳統線性陶瓷史研究所未見之陶瓷史風景，都為中國陶瓷史研究提出了新課題。

(責任編輯蘇青)不喜歡

作者簡介：王洪偉，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河南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

原文載于：民族藝術研究雜志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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