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漆工藝發源于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歷經夏、商、周上古文明的工藝萌芽期;春秋、戰國的工藝形成期;秦、漢的工藝躍升期;三國、兩晉的工藝衰弱期;隋、唐的工藝復興期;及至宋代。宋代漆工藝在繼承和保有漢、唐已來的工藝技藝之上,在生漆精煉、胎體加工、髹涂技藝和工藝審美等各方面都有所創新和突破,后世所傳承的漆工技藝和漆器品類,均可以在此階段覓得源頭,誠如明代漆工專著《髹飾錄·原序》中所述“今之工法,以唐為古格,以宋元為通法”。中國古代漆工藝自此進入全面成熟的藝術發展軌道。
一.宋代社會結構的嬗變與影響
宋代是一個矛盾的時代,一個戰亂與發展“共生”的時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轉折期,宋代的政治形態、經濟形態、社會形態以及文化思想上都存在著歷史性、結構性的沖突與轉化。這最終促成了宋代多元化社會結構的形成,以及多元化社會需求的產生。
(一)政治形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紛亂,實現了華夏民族的重新統一。統治者為了消除五代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面,采取了“抑武崇文”的治國方略,兵權、財權收歸中央掌控,皇權鞏固的同時卻造成了國防的“積弱”,面對強悍外族的持續威脅,無力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佑文”的國策,使文官集團成為國家的管理階層,在宋代初期“政治清明”的局面下,人才輩出,言路順暢,后期則奸佞當道,腐敗叢生。“內憂外患”的國家形勢使統治者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經濟和文化政策卻相對開明與寬松,階級矛盾得以緩和,客觀上國家對民眾的人身禁錮和思想控制有所放松。
(二)經濟形態:北宋前期和南宋初期,國家的暫時安定局面,為農業和經濟的恢復發展創造了條件。宋代的農業、手工業、商業、服務業,在生產規模和社會影響上都超越前代。尤其是商品經濟的全面興起,超越了以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商品化的廣泛適用性,帶動了社會需求的釋放,促進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全面發展。人口的遷移,城市的興起,加之對“互市”和海外貿易的開放,使得各地的農產品、食鹽、鐵器、布匹、瓷器、漆器等各類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交易頻繁。商品和商業稅賦成為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為宋代社會結構的轉變,以及文化藝術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社會形態:宋代由于戰亂的影響鼓勵農耕墾荒,注意減輕和減免農民的勞役、徭役和兵役負擔。隨著土地的商品化,租佃關系替代了以往的隸屬關系。農民的遷移流動也更加“自由”,大量的無地農民涌入城市成為手工業或工業商者,社會身份隨之轉化為新興的市民階層。地主階級的文人、士紳社會地位提升,成為國家政權的管理者,對政權的依附性和向心力也大大加強。教育的普及以及科舉制度的實行,使社會各階層社會地位的轉化成為可能。總之,宋代的封建階級關系雖然依就存在,但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階級差異和階級矛盾逐漸緩解弱化,原有的社會形態被打破,“多元化”的社會形態被確立。
(四)文化思想:宋代特殊的政治環境、商品經濟以及社會形態影響下,儒家學說與隋、唐五代興起的佛教,以及受到帝王青睞的道教三足鼎力,出現了宋代儒、釋、道融合并存的文化現象。新儒學即“宋學”的產生,打破了儒教原有的政治性和陳腐性,并逐漸把儒家這一政治學說,引入道德和審美的文化范疇。新儒學的程、朱“理學”最終被確立推崇,獲得了文化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理學”致用化、哲理化、思辨化、考據化的治學理念得以全面貫徹。宋代的文化思想發展活躍,各種學說、學派林立,并且在各自的傳承中相互交鋒,相互汲取,兼容并蓄又相斥趨同的發展,促生了文化、藝術、美學思想的發展,社會各階層的文化素養和審美意識也得以提高和普及。
二.宋代漆工藝生產方式與審美取向的分化與共生現象
宋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形態的激變,多元化社會需求的產生,直接影響到宋代漆工藝的發展和演進,對實現漆工藝“藝用”與“器用”分化、共生的藝術成就有極大的推動。同時對宋代漆工藝在生產方式、器用價值、藝術表現以及審美意識等諸多方面影響深遠。
(一)生產方式——官營與私營分化并存
宋代的手工業依然分為官營而私營兩類。官營手工業專門從事宮廷用具、服飾、器物等各類日用品和奢侈品的生產和供應,并涉及軍需、營造等專項事務。它們的生產都由宮廷或政府直接控制或壟斷,并設有專門的機構和職掌的官吏進行管理。在材料、技藝、規模和分工管理上更為精細和龐大。宋代官營手工業及御用品的生產,主要由少府監所屬的文思院負責。《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九之一》記有“文思院,天平興國三年置,掌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及凡器物之用,隸少府監”。漆器作為皇家、貴族重要的專享品,由“漆作”和“漆器作”專門從事生產制作,歸后苑造作所也稱內府直接掌管,顯示出宋代帝王對漆工藝的鐘愛與推崇。宋代宮廷內府生產的漆器多為工藝繁復,材質奢華、紋飾逼真的雕漆和螺鈿漆器。明人高濂《遵生八箋》記有,“宋人雕紅漆器,如宮中用盒,多以金銀為胎”。曹昭《格古要論》也記有,“螺鈿,舊作及宋內府中物,俱是堅漆,或有嵌銅線者,甚佳。”這里所謂的“宮中”和“內府”都是對皇家漆器和官營宮廷漆作的泛指。官營漆作為了保持和提升自身的工藝水準,在生產中還逐漸破除了原有的勞役制采用雇傭制,《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九之三》專門記述有“庶得易為和雇手高人匠,造作生活”,即從民間雇傭工藝高手專門從事關鍵工藝崗位的生產和管理。官營內府漆作生產的漆器,盡顯皇家漆器富貴奢華的同時,也全面的反映出宋代最高級別的漆工藝生產水平和管理方式。
宋代商品經濟活躍,民間私營手工業興起。私營漆作坊設立普遍,并且規模不斷擴大。由于民間漆作坊生產的漆工藝產品,主要為城市中的士紳、大賈以及富裕市民所享用,所以私營漆作坊大多設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北宋時的京城汴梁(開封),南宋時期的臨安(杭州)、嘉興、溫州、江寧等地都是著名的漆器產地。私營漆作生產的漆器,多為適用于人們日常飲食起居的實用漆器,兼或有對宮廷雕漆或螺鈿漆器的仿制,以適應文人士紳的審美欣賞需要。其產品大多題刻年款、產地、商家名號或工匠姓氏,以此增加產品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私營漆作的生產發展,使民間漆器成為可供交換的工藝商品,促進了漆器貿易的興起,各種專營漆器的漆器行和店鋪應運而生。宋代漆器還作為重要的特種商品,在對外官營互市貿易和民間海外貿易中也產生重要的經濟價值。《宋史·食貨志》載:“西夏至景德四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等。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之京者,縱其為市。”。
宋代“特殊”的社會結構和商業需求,促成了漆工藝生產中官營與私營分化共生的發展方式。尤其是民間私營漆作的生產發展,使歷代只為貴族、皇家專享的漆工藝品,逐步轉化成為更加適應于多元化社會需求的漆器商品,這為后世漆工藝的技藝傳承和審美發展奠定了廣泛而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器用價值——欣賞與實用分化并存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藝術以及審美思想全面發展的歷史階段。“抑武崇文”的治國策略以及科舉制度的推行,使得文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大大提升,文化知識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推崇。加之儒學的復興,新儒學即理學的產生,促進了理性思維和人文意識的解放。在這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宋代社會各階層民眾的整體文化素養和審美意識得到了普遍的提升和進步。
宋代漆工藝為了適應社會文化、審美的提高與轉變,器用價值開始顯現出漆器的實用性與欣賞性分化共生的社會現象。首先,官營漆器作為宋代漆工藝最高等級的產品,主要服務于皇家、貴族的禮儀和文化生活,漆器中原有的實用性即使用價值逐漸弱化,繁復、逼真、寫實的裝飾,使漆器的藝術審美價值得以凸顯。明代張應文《清秘藏》所述“宋人雕紅漆器,宮中所用者,多以金銀為胎,妙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堅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閣樓、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為絕佳耳”。官營漆器創作的審美取向和藝術風格,使之逐漸成為顯示和代表宮廷審美和帝王喜好的藝術品或觀賞品。私營漆器作為手工藝商品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其器用價值更多的側重于社會各階層廣泛的日用生活需要。從已出土的宋代民用漆器實物中可以發現,多為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漆杯、漆盤、漆碗、漆茶托(茶盞)、漆奩等,器物造型簡約質樸、精巧適用。私營漆器的實用性即漆器的使用價值,作為漆器的主要的功能得到了民眾的普遍認可和推崇,反映出宋代民用漆器注重實用的社會取向與器用價值。
由于宋代多元化社會需求的影響,作為手工藝范疇的漆工藝,其器用價值中的實用性與欣賞性發生分化,同時,二者由于社會需求和審美需求的互動交融,分化之中還不斷發生相互影響的共生現象,即民間觀賞漆器效仿宮廷漆器的審美風格裝飾美化,宮廷日用漆器則汲取民間漆器的功能樣式增進實用。實用性與欣賞性不斷的分化融合,對宋代漆工藝在工藝技藝和工藝審美發展上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并最終演化成為宋代獨有的“藝、器”相投的工藝精神沿襲后世。
(三)藝術表現——逼真與意象分化并存
宋代多元開化的社會情勢以及理學“格物致知”的文化思想影響下,藝術創作逐漸擺脫了以往單調的政治或宗教題材的約束,轉化為對人文意識或自然景物的現實表現和抒寫。在漆器藝術表現和裝飾手法上,逼真與意象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分化并存,分別適應于人們不同的審美需要和生活需要。
宋代漆工藝的藝術表現形式多樣,發展和完善了素髹、雕漆、螺鈿、剔犀、戧金、描繪等漆工藝和漆器品類。漆器在藝術表現上,呈現出婉約意象與寫實逼真分化共生的藝術風格。其中尤以素髹和雕漆工藝為各自代表。素髹工藝即單色漆涂飾工藝,多施用于盤、碗、盒、奩、茶托等宋代日用漆器的工藝裝飾,由于不施紋飾也被稱為“無紋漆器”。藝術表現上,素髹漆器充分借鑒了宋代瓷器樸素溫婉的藝術風格,漆色單一素雅,溫婉大氣,造型多為菱形、葵形、花瓣形、瓜棱形等對自然形態的藝化。注重形制變化與適用比例的同時,極力追求簡約質樸、婉約意象的宋代審美。雕漆多施用宮廷漆器或觀賞漆器,尤其注重審美欣賞的需要。受到當時帝王推崇的“院畫”審美影響,充分發揮出雕漆工藝,雕鏤入微、工整細膩、逼真寫實的工藝特長,實現了被后世稱頌不已的工藝創舉。如張應文《清秘藏》記有“所刻山水、閣樓、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為絕佳耳”。高濂《遵生八箋》也記有“以朱漆厚堆至數十層,始刻人物、樓臺、花草等。刀法之工,雕鏤之巧,儼若圖畫”。雕漆工藝逼真寫實的藝術表現,開創了中國漆器裝飾藝術的“寫實主義”,更顯現出宋代漆工技藝的整體提升以及藝術思想的成熟。
宋代漆器藝術創作中分別呈現出或“逼真”或“意象”的藝術表現,源于宋代漆器生產方式以及器用價值的社會分化。二者不同的藝術表現和審美追求不時的產生社會融合,并隨著宋代多元化社會需要和商品交換的廣泛應用,最終衍生出宋代漆工藝特有“歸真返璞”的藝術風貌。
(四)審美意識——雅意與俗適分化并存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趨于成熟的歷史階段,更是中國本土文化(華夏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巔峰時期。著名學者陳寅恪即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后漸衰微,終必復振”。①以宋文化為代表的文化、藝術,上承漢、唐下啟元、明,其自身傳承發展的同時,更衍生出宋代文化特有的雅意化與俗適化、文人化與市井化、美學化與通俗化,分化共生的審美意識。
首先,漆工藝器用作為宋代文化、藝術審美欣賞的物質載體,受到當時文人繪畫和理學思想的影響,漆器的審美裝飾一改隋、唐以來,金、銀、螺鈿、五彩疊加的恢弘絢爛,更多具有自然主義和人文意識的人物、花鳥以及自然景物,成為漆器審美表現的主體。其清新自然的裝飾元素,溫婉意象的審美情趣注入漆工藝的裝飾之中,顯露出宋人對自身中原文化的高度自覺與自信。正如田自秉先生在《中國工藝美術史》中記述的“唐代華麗,宋代優雅;唐代開廓恢宏,宋代嚴謹含蓄。宋代是‘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從美學的角度看,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宋代“雅意”的工藝審美,成為了那個時代文化精神與審美意識的縮影。其次,隨著宋代社會經濟和人文意識的進步,市民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更趨主動的追求文化自娛和物質享樂。漆器由于其堅固耐用、輕便易潔的材質特性,也成為市井庶民風靡的生活用具。漆器的實用性和耐用性,作為其工藝價值的重要部分,在民間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凸顯。民用漆器因其不需紋飾,形制簡約,輕便耐用的工藝特征,增進了漆工藝與人的社會關系,其“俗適”化、實用化的功能審美,最終演化為成為宋代“簡約、質樸、俗適、實用”的社會審美傳承并影響于后世。
宋代漆工藝“雅意”與“俗適”分化共生的審美意識,源自宋代社會開放、經濟發展、文化提升與人性解放等諸多因素。兩者背后所隱含著差異化的“器用”與“藝用”審美需要,最終在多元化社會需要中融合匯集,發展成為宋代“雅俗共賞”的審美底蘊。
結 語
綜上所述,宋代漆工藝的全面發展,首先,源于宋代特殊的政治與文化背景,一方面宋代政權始終在戰亂紛爭、屈辱茍安的循環往復之中。一方面宋王朝作為整個時代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中心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始終沒有動搖。在政治制度、階級關系、社會結構以及文化思想等諸多層面的發展上,取得了劃時代的歷史進步。其次,得益于宋代特有的社會、經濟形式,宋代由于戰亂頻繁國勢積弱,封建專制制度對社會各階層民眾的人身禁錮和思想約束被削弱。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文化、物質、精神需求得以釋放,客觀上使手工藝和文化、藝術、商業的交融更加密切。隨之釋放出的無限社會生產力和藝術創造力,極大的刺激和轉變了漆工藝原有的生產目的和器用價值。
宋代漆工藝在生產方式、器用價值、藝術表現和審美意識等方面,通過“藝、器”分化,“雅、俗”并舉的工藝發展,積極地順應了社會需要的歷史性轉變,從而實現了宋代漆工藝“承上啟下”的藝術成就,以及“雅俗共賞”的審美提升。宋代漆工藝生產方式與審美取向,分化共生、兼容并進的藝術發展現象,對我們當前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實現工藝美術在當代文化“語境”下的全面復興,具有現實和深遠的借鑒意義。
作者介紹:
馮曉娜,1978年生于北京,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漆文化藝術專委會副主任、中國美術學院手工藝術學院工藝美術系主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來源:髹事錄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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