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體能動性:空間建構的創造力
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賦能包含從整體上把握空間生活世界、空間構成要素,以及空間生產與資本、政治、生態關系的賦能,實現“遺產豐富、氛圍濃厚、特色鮮明、民眾受益”的愿景,充分體現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尊重民眾主體地位的目標定位。人是歷史的主體,人在歷史發展中擁有推動社會發展的能動性。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賦能就是民眾賦能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傳承發展的驅動力。文化生態保護區內民族、地域的文化認同延續,民眾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并從鄉村及文化生態保護區不同文化空間建設中不斷增強獲得感和幸福感。“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也唯有如此,才能調動民眾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建設的主體能動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傳承構成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活動,是民眾投身其中的文化生活,也是日常生活實踐。鄉村在振興過程中的空間建設以地方生活、地方知識為根本,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地方性知識的代表,其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受到文化生態保護區所在地政府和民眾的高度認可并被合理、有效利用。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經常被符號化,被賦予旅游經濟資本屬性。在民眾生活的推動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經常被地方政府或旅游從業者凝聚為旅游符號,成為表現自我、理解社會的途徑,成為民眾精神共振和情感共鳴的文化表達。比如,傳統節日是各地鄉村振興具有創造力、創新力的文化,在民眾“集體歡騰”中滿足來自不同區域空間的民眾“過度興奮”的節日生活,消解民眾生活的距離,從而在社會的交往交流中實現彼此創造、分享和理解的目的。誠如涂爾干所講:“要創造一個觀念的世界,并使經驗現實的世界通過它發生變形,就必須得有一種智力的過度興奮,而這種過度興奮只有在社會中并通過社會才能實現。”傳統節日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空間來講,就是基于鄉村共同體的集體歡騰,其空間充分展現了“人類文化創造力的溫床”。因此,傳統節日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能動性就不僅體現為主體創造力的行動,而且有助于建構社會生活秩序的文化實踐。
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其空間動能、空間關系很大程度上來自政府對民眾和民眾生活空間的賦權。“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進一步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相關規劃,納入考核評價體系。”通過政策支持引導、建設規劃落實,“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使文化生態保護區實踐和保護主體的權利和能力得到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鄉村振興的文化引領,是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建設的核心價值所在,是鄉村文化繁榮的根本路徑,也是賦權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的文化標向。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貫穿以民眾為中心的關系生產,其“關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認同和溝通的樣式,它們亦在知識分布和權力配置的過程中構成了‘關系的關系’,即權力關系,它常常以微觀形式滲透、散布和穿行在日常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之中”。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國家和各級政府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展的區域整體性保護,含括國家與地方、政府與民眾社會關系中的文化認同和情感溝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權利配置等問題,并且影響鄉村振興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空間分布格局,有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新的傳承發展能量。
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包含民眾多樣化地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活動,從多個方面提升民眾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的效能,提升民眾全方位參與社會交往、文化交流的行為。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賦能極大增強了民眾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力量,呈現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性建構的能動性。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賦能的主體參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空間賦能主體對象的意愿。空間賦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和社會的空間賦權。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通過培育社區、村落和跨地域空間社會組織、文化組織,將民眾團結起來,將力量整合起來,讓民眾能夠自愿自主地參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來,調動和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蘊含的優良道德傳統的基礎性作用,為村落秩序、社區風尚建設和民眾生活服務。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賦能是尊重民眾意愿的選擇,通過政府及民間組織的教育培訓提升民眾的生活、生產技能,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為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文化資本轉化為鄉村振興的經濟社會發展能量提供優勢資源。二是空間賦能作用于民眾參與鄉村振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效果,主要取決于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感性對象性活動中,人的能動性應當統一于自然存在物的感性對象性關系的受動性,而非統一于物化的感性對象性關系的受動性。”文化生態保護區從傳統熟人生活空間變為更廣大的陌生化的社會和文化網絡空間,其間的人際交流更加時代化、多元化和多樣化。盡管鄉村振興的鄉村實體空間有限,但是立足于鄉村實體空間延伸、衍生的虛擬空間十分廣闊,這些虛擬空間反過來影響鄉村實體空間建設,也影響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這就使空間賦能在互動過程中,使民眾的訴求得到重視,呈現多元基礎上非物質文化遺產動能的有效調整、聚合,熔鑄并顯示主體參與的力量,促進文化生態保護區生產能力的增長,提升文化生態保護區傳承、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能力。空間賦能的目標是民眾參與空間生產,激活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基因,凝聚文化生態保護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傳承發展的力量。
當然,我們要認識到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賦能過程中民眾的主體能動性并不能無限擴張。“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說民眾的能動性受自然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等因素影響,其“空間賦能”表現出來的能動性自然受到限制。在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民眾主體性參與及其力量并非無限度,我們理應正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的規律和有效限度,遵循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區域性整體空間生產的時代要求,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科學保護、合理利用,甚至有時在空間建構過程中具有主體能動性的“我不得不懸置知識,以便給信仰騰出位置”。
四、內生動力:協調空間生產要素
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立足鄉村空間,將社會多方力量嵌入鄉村社會結構和民眾生活實踐中,形成價值共識,激發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內生動力,協調區域性整體空間的生產要素,使村落、社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活”起來,建構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傳承的生動格局。鄉村振興的鄉村與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具有同樣的性質,或重合,或疊加。其鄉村空間作為見證民眾社會生活演繹的載體,展現了多元、豐富的文化承載力;其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集體記憶滲透于鄉村與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之中,成為家園觀念生成、文化傳承的有效機制。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范圍包括眾多的鄉村或者傳統文化區域。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對鄉村振興過程中的鄉村的賦能是均質性的,有助于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推動鄉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具體來講,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有三種:傳統空間、新建空間、網絡空間。
第一種空間是傳統空間,這種空間需要賦予鄉村符合民眾生活和時代發展的新能量。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建設經歷了從血緣、地緣鄉土社會構成的村落空間到文化生態保護區多層次、多元化區隔空間的空間賦能,使得鄉村生活、鄉村文化充實、豐富、活躍、生動。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關系以親屬人倫為基本,形成不同生活空間、階層的差序格局。“中國鄉土社會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親屬的倫常去組合社群,經營各種事業,使這基本的家,變成氏族性了……于是家的性質變成了族。”也就是說,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不同鄉村民眾的生活行動,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賦能賦值的核心。文化生態保護區不同層次的空間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生活觀,這是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共同體的歷史基礎與共有的文化能量。族際通婚、親族交往、家庭觀念等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傳承關系影響新時代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建設。諸如傳統節日活動場所、祭典儀式場地、鄉村集市交流區域等空間構成文化生態保護區傳統的空間層次,民眾的這些生活空間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傳承和創新轉化的重要空間。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于生產生活中,與自然生態結成互相依存的共生關系。自然生態平衡有利于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用于民眾生活而形成相應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景觀。“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獲得了社會的整體性,獲得了生產的動能,民眾以不同方式生產和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智慧。這些傳統智慧與“加強鄉村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綠化美化鄉村環境,建設美麗鄉村”的綠色發展理念高度一致,也是鄉村空間建設發展的現代生活智慧。因此,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賦能的內生動力就是充分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含的自然社會生態價值觀,引導人民建設生態和諧宜居、文化健康發展的新鄉村。
文化生態保護區傳統空間的延傳不僅是繼承保護,而且是創新建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存活的生態,修復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以空間為核心的物質文化,比如廟宇、名人故居、古樹古井、村莊傳統廣場等景觀遺址,以及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等。積極發掘并調動傳統村落和街道社區等空間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稟賦,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利用、傳承和保護,依循“一村一品”“一村一形態”的原則,培植鄉村空間的特色產業,激發空間發展新動能,走差異化、特色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文化產業創新發展道路,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注入新動力,使鄉村文化美起來、人民生活富起來。例如,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隆務河是青海同仁縣藏族、土族、漢族傳統的生活空間,充分表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智慧、生活與文化交互相生的信仰力量,但當它作為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隆務河空間時,在政府規劃指導下,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區各類空間生產要素被調動起來,同仁縣許多以家庭為中心的唐卡、盤繡生產空間得到多種支持,各族民眾共同參與其中。這激活了隆務河多民族傳統生活空間的內生動力,賦予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區以新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傳承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潛能。
第二種空間是新建空間,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場、非物質文化遺產館、博物館、文化廣場、學校和傳習所等。目前我國23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都建設了數量不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公園、非物質文化遺產實景或舞臺演出場所,還有“非遺小鎮”。非物質文化遺產館通過實物資料保存、展示等途徑,留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形態。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公園運用多元表現手法,全方位、多角度展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種形態,形成參與式融入和體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實景或舞臺演出以一定的場所或景觀為背景,依托“人”及其活動,集中展示某一種或多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內的文化資源。文化生態保護區新建空間被賦予新能量,使新鄉村生活富有勃勃生機。例如,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新北川巴拿恰商業街,不僅設立了多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傳習所和展示館,而且在新建廣場上每天展演《禹羌部落》歌舞,向當地民眾和外來游客展示和宣傳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建立了羌年、羌繡、卡斯達溫、博巴森根、羌族口弦、古羌漆器等方面的一批特色鮮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所。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校園已經常態化。這些新建空間是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建設的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傳承發展空間。新建的文化場館、演出場等均凸顯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符號和特點,是保護傳承、展示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優質平臺。因此,新建空間在富含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文化基因的時候,就具有了歷史與生活的意義,也具有了文化能量和經濟存量,成為居住或活動在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民眾的生活文化空間,其文化生產滿足民眾的生活需要,也承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功能。
第三種空間是網絡空間。隨著自媒體的發展,多元化信息傳播為融媒體共同開展文化生態保護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提供廣闊空間。“適應媒體深度融合趨勢,豐富傳播手段,拓展傳播渠道,鼓勵新聞媒體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專欄等,支持加強相關題材紀錄片創作,辦好有關優秀節目,鼓勵各類新媒體平臺做好相關傳播工作。”這種空間包含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等諸多張力的交互作用和關系聯結,它依靠互聯網形成超越地理范圍的空間邊界。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是基于整體意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傳統的地域空間為基本范圍,其空間賦值源于歷史賡續的力量和現實新生的需要。然而,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的民眾生活已經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呈現在超越傳統地域空間的網絡中。當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賦能不僅源于傳統實體的區域空間的內生動力要素,而且源于網絡關系構成的空間賦能。從這個角度說,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賦能不但需要關注地域生活,還需要關注網絡關系張力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保護傳承的作用。此時,非物質文化遺產超越實體的地域空間而存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同也超越熟人的地域來維系民眾之間的聯系。網絡空間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跨越傳統實體空間區隔,地緣共同體已不再受熟人社會“鄉村”關系的限制,多元主體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促進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的民眾建立起守望相助、人情味濃郁的新共同體,并且為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生產凝聚新的動能。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是傳統空間、新建空間與網絡空間有機融合構成的空間整體,這些空間因為政府賦權得到協調發展,并且注入永續不絕的力量,不同空間內非物質文化遺產蘊藏的能量也被激活,推動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建設的平衡發展。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民眾通過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在互動交往中增進彼此的情感,不斷產生共同的關注點和共同的情緒表達,形成群體情感共鳴且根據道德規范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符號化。這種符號化的能量資本就是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保護和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礎,就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
林繼富,湖北麻城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民俗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學)首席專家;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亞細亞民間敘事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基地主任(中央民族大學);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與理論創新研究”等6項國家課題,以及20多省部級課題;曾獲得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三等獎,三次獲得中國民間文藝學術著作“山花獎”,第四屆中國藏學“珠峰獎”二等獎。
來源: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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