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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杰連晨煒：審美人類學與藝術人類學——當代美學的理論生長點（一）

時間：2023-10-30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458 分享：

現代以來傳統美學的表述方式遭遇了巨大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美學和藝術研究受到來自社會維度的影響開始與人類學結合，形成了審美人類學與藝術人類學這些新興的交叉學科。它們立足于美學和藝術研究，在保留自身學科特色的同時，借助人類學的方法積極探索各類小型社會的審美活動，這種跨學科視野已經成為研究當代美學問題的新思路。審美人類學與藝術人類學都聚焦于對“審美的人”的再發現，通過還原特定文化語境中的地方性審美經驗，展示了美感在不同群體中的生成途徑，它們對于當下中國美學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值得學界進一步討論。

一、社會轉向：美學與人類學的遇合

自康德以來所確立的經典美學范式主張“審美無利害”，試圖以此從作品內部形式入手用一種思辨式的基本方法來審視美學。這樣的美學認知模式很重視關于美的本質的問題，正如韋爾施在其著作中所說，“美學的目標變成了建立普遍永恒的藝術概念”。然而，自19世紀末以來，隨著大工業生產給當時西方世界帶來的變化，非理性主義的思潮也在思想領域開始流行，由此為美學和藝術領域帶來了諸多新的表現形式，它們打破了對藝術的經典定義，顛覆了傳統的審美認知。諸如杜尚、約翰·凱奇等先鋒派藝術家給美學研究帶來了新的難題，導致既有的美學研究方式無法完全解答這些新的現象，當代美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轉變也勢在必行。在此背景下，眾多理論家開始尋找新的路徑，試圖走出一條不同于傳統美學的新路子。美學不再是對哲學思辨的延伸，而是面向新的理論維度，打破既有的靜止而孤立的研究模式，改變過分聚焦內部審美形式而忽略外在文化和社會因素所可能帶給審美和藝術的影響。這些新的變化充分說明，美感的產生以及鑒賞都離不開一定情境下的社會環境塑造，審美活動無法完全超越這種外部因素而單獨存在。由此，美學研究需要打破學科邊界，主動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等加強理論對話，在這一過程中深化與現實社會的聯系。

20世紀早期，隨著世界不同區域間聯系的緊密和人類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深入非洲、南美等地的小型部落中，通過田野調查獲取了大量一手的非西方社會材料。人類學在近代完成了自身的體系化，從早期關注人類精神和身體的各個方面轉向了對“感官知覺”和“人類體質”這兩大塊內容的討論。其中，對那些非西方小型部落里文化和社會狀態的研究在其中占據了重要的一環。泰勒、博厄斯、馬林諾夫斯基等學者的探索使人們意識到各個文明都有其自身獨特的文化發展軌跡，人類文明的形態是多元而豐富的。同時，這些人類學家搜集到的一手田野資料也帶給美學研究者以啟發，引導他們改變傳統審美研究路徑，走出書齋，走向田野，關注那些之前未曾給予足夠關注的“他者”。這樣的轉變意味著美學與人類學的融合，來自人類學的方法論和思維模式能夠在社會轉向的理論發展背景下為美學和藝術研究的探索提供另一種可能。當時的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引導學者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非西方世界的中小型社會，它在此后的蓬勃發展更打破了長期以來學術界盛行的“西方中心論”，重新喚醒人們對非西方世界的關注。這樣一種跳出西方、走向邊緣的研究視野對現代美學的理論演進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研究者得以從人類學的報告中發現之前所忽視的非西方美學現象及其藝術品，他們關注少數族群生活狀態并重新發現美學和藝術學中“人”的價值和意義。

在審美和藝術活動中，“人”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藝術能夠和各種儀式產生碰撞，進而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完成二者的結合，構成這些社會中所要傳遞出的最為基本的審美樣態。比如，不同族群的繪畫、舞蹈等藝術實踐都在傳遞著他們所獨具的思維方式和審美認知，這些藝術實踐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當中，滿足了個體在實用性和審美性上的雙重需求。從這個意義來說，人們無法離開具體的藝術實踐。當然，這種面向生活的傾向也使得藝術在當下所指代的內容已不僅僅是那些出自藝術家之手的經典作品，傳統視野中很多曾經不被視作“藝術”的對象如今都能夠進入人們對審美和藝術的討論范圍中，這些與個體生活相關的內容使得每個人都能參與審美實踐。對此，人類學家迪薩納亞克精準地指出，“類似藝術的活動存在于一切社會和生活的一切行為之中······藝術作為使重要的事情特殊的人類普遍的偏愛值得支持和耕耘——在學校、社區甚至每個人而不只是藝術世界中的藝術家的生活中”。當美學范圍日益擴展，這種回歸日常的傾向產生了對活態文化現象的關注，以此不斷豐富審美內涵。這種新型的審美探索方式將關注的重心放在人們所賴以生存的文化情境中，在人類學的啟示下把美學和藝術研究重新帶回日常生活實踐，而基于這樣的變化，包括審美人類學、藝術人類學這些交叉學科的出現也就顯得順理成章。

以審美人類學的發展為例，20世紀70年代，賈克·瑪奎在其代表作《審美人類學導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審美人類學”這一概念，指出“審美人類學”就是“運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美學現象”。這樣的認識根源于作者長期以來的人類學實踐，他在對非洲地區藝術的探索中發掘了諸多以往常被研究者忽視的非西方審美現象。該書主要討論了“美學環境”與“人類學方法”間的關系，探索了人類學之所以能和美感經驗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原因。此后，還有荷蘭學者范丹姆對解釋“非西方藝術”這一概念時所做的努力，他在探索審美人類學的問題時充分發展了語境論的研究思路，肯定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種族群的地方性審美，并將田野調查、情境性、跨文化視野這些人類學的方法都融入審美問題中，為如何在小型社會乃至無文字社會里研究美提供了新的路徑。范丹姆的研究一方面直接引入了人類學的方法論，為傳統的美學理論注入了新活力，另一方面也從跨文化的視野入手，重點論證了外在的社會因素對美學形態表達方式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在新的理念下激活了思辨性審美的新形態。

以上這些西方學者都具有跨學科的研究背景，正是基于他們的研究才有了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在西方學界的發展。這種跨學科的視野非常重視社會因素對美的塑造，秉持一種語境性的基本立場，以此消解傳統意義上學科之間的壁壘，用新的理論方法來解決美學和藝術研究在20世紀之后所遭遇的新問題。人類學方法論所帶給理論界的各類跨學科思維模式共同把日常生活納入自身的關注視野中，借此從普遍意義上大眾的行為實踐入手，為研究特定群體的共同情感提供幫助。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從田野調查和民族志文本的研究中盡力去把握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不同族群各自所展現出的特殊化審美經驗，以此挖掘出別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和藝術形式。順著這一思路，“地方性”的路徑與“情境性”和“語境性”的觀察視角相融合，共同將審美對象放在它所生存的活態文化中加以討論，在探索具有普遍性規律的審美價值的同時，也盡力展示不同藝術的豐富性與美感的特殊性，在流動的狀態下觀照審美和藝術的文化意義。

通過對不同文明背景下藝術的理解，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強調了藝術、審美的差異性和地方性，展現了不同社會傳統下姿態各異的藝術形態和多樣的知識生產與運轉模式。它們積極引入社會因素，重視地方性經驗，將“情境性”和“語境性”作為學科發展的重要關注點，以此體現對舊有美學概念的革新。關于這一點，霍華德·墨菲和摩根·珀金斯在《藝術人類學讀本》一書中也有描述，他們指出人類學研究通過把藝術放置在其社會語境中，并“解釋這些語境——不管它們是地方性的還是全球性的——擴展了藝術的定義和概念。這個相對主義與當代西方的藝術實踐趨勢一致，它已經見證了自身對加強西方標準來定義藝術的這一假設的挑戰”。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隨著20世紀80年代大量西方理論的引入，一批學者也開始關注到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等跨學科思維對當代中國學界特別是藝術界和美學界的重大啟發意義。他們系統性地將美學研究和人類學視野相結合，用于解釋中國的現象，并結合自己的知識背景將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研究成果融合在對文學、美學以及藝術問題的討論上。雖然，他們的側重點和進入路徑并不完全相同，在對文化人類學、藝術人類學等跨學科的吸收上呈現出差異，但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意識到現有美學研究方法的不足，以及人類學所可能帶給審美研究的重要理論資源，并以此試圖對傳統的學術研究觀念加以修正。

在此理論背景下，美學和人類學在中國學界的遇合就十分自然了。面對美學認知所遭遇的危機，學者們將引入美賴以生存的社會維度視作解決相關問題的方法。他們借鑒人類學的經驗，并綜合已有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等理論資源逐漸關注到審美人類學這一交叉學科。審美人類學有著豐富的意義內涵，并因此具有生長性，這一學科“以民族審美經驗和藝術活動為研究對象，用人類學的方法和理念改造傳統美學，使其成為現代形態人文科學，目的在于恢復美學對當代現實的解釋力，激活對現實矛盾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審美人類學雖然是一門引自西方的學科，然而它在進入中國社會后卻并沒有出現“水土不服”的不適。這是因為它的所有經驗都來自不同文化之中的人類日常實踐，它以鮮活的地方經驗來回應當代美學研究所可能面對的新問題。由于這一基本特質，審美人類學才能完成它與中國現實問題的有機融合。對這門跨學科的引介體現了學術界在當代審美問題上的新思考，同時，沿著這條思考軌跡，它還能夠激活當下中國的地方性審美經驗，并引發更多學者對相關問題的關注，以此不斷推動本門學科在國內的進一步成熟壯大。

美學與藝術和人類學的相遇并非偶然，其中蘊含著理論的必然。這一現象的出現既與美學自身面臨的困境有關，也與人類學學科特性所帶來的啟示有關，同時也與兩個學科內在屬性的相似之處有關。這是因為，“任何文化都有一個最重要的基礎即人對現實的體驗，任何文化都是根據人在現實生活中具體的感受和體驗而創造的”。美學就是對感性的延伸，它基于人類的感性經驗分析如何將人的具體經驗轉化為審美實踐，人類學與之類似，也是努力探索感性經驗向文化實踐的轉化之道。這種對個體本質生存問題的探索契合了美學發展中的特質，將人類學和美學結合在一起，由此誕生的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也把人的審美藝術活動作為主要考察內容，以此共同推進當代的審美研究。

二、審美的人：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基本問題域

美學在近代西方社會經歷了變革式的發展，這一進程伴隨著早期工業革命的興起。自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人類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與關系結構，在社會結構上帶來的變化導致了大量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并重塑了城市和鄉村的面貌。這樣一種效果看似是經濟行為，卻在此過程中意外帶來了藝術市場繁榮的積極結果。從這一點上來看，美學和藝術與經濟、資本等因素之間的關系并非絕對排斥的，它們之間在很早的時候就建立起一種特殊的聯系。

馬克思曾經指出，“藝術和詩歌等精神生產部門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敵對”。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它們之間的敵對關系已經發生了改變，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報告所指出的那樣，隨著文化產業的發展，人類已經普遍性地邁入了文化經濟時代，文化以及文化創意成為各國經濟的新的增長點。文化經濟概念的提出“揭示了文化認同世界與商品和服務生產、分配及消費之間的交織關系，涵蓋了對文化更廣泛的理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增長模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化不再僅僅被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寶貴力量，人們認識到它還可以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和經濟財富。作為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文化自身的變化所帶給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從美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它也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隨著文化創意經濟的發展和消費主義的不斷擴張，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都發生了改變，這導致了審美關系也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這一變化的主要特征體現在社會系統中，審美和藝術從一種異質性的文化存在轉變為當代社會結構的一大基本構成原則。這樣的改變使得經濟和審美之間可能產生諸多新的聯系，經濟、技術、文化、個體情感結構之間的聯系也在新的規則下被重新組合。

在這種新的情形中，審美逐漸成為日常生活里一種特殊的資本，不再抽象且難以捉摸。馬克思曾指出，物品的使用價值需要實現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然而在一般等價物出現并成為貨幣之后，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分離，資本通過這種分離獲得了更多的剩余價值。事實上，現代以來的美學同樣面臨著這一問題，浪漫主義時期的學者曾將美學和藝術視作是絕對神圣和自由的，與現實生活的瑣碎、復雜狀態截然不同。但是，在審美從自律式轉向他律式之后，特別是在它與經濟、資本產生直接而密切的關聯之后，審美對象的內部意義也發生了改變。人們對某個審美對象的鑒賞實質上已成為對某種象征性符號的偏愛，審美的形式逐漸大于內容。因而，當下的美學研究所要面對的一大重要命題就是針對越來越多的同質化現象，學者們如何重視差異性的存在，并以此重新將美學的內容與形式關聯起來。

針對這一命題，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相關學者都主張從“人”的角度進行回答。這一觀點特別吸收了馬克思關于人的審美屬性的表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中，他將聚焦點放在了批判資本對“經濟的人”的異化上面，同時也指出了審美可以作為人最本質的屬性來抵抗現代化負面效應的沖擊。由于“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正是通過對“美的規律”的把握，人類才創造了藝術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的各種運行規則。在當代的文化語境中，馬克思的這一經典論述又恰好與審美人類學、藝術人類學關注人類生活與審美互動的基本原則相契合，進而形成這些交叉學科的基本問題域。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條件下，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可避免地發生著異化。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人類的異化主要表現為勞動的異化，即生產者和占有者之間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因此導致的內容和形式間的嚴重斷裂。這種生存狀況的二元化表現在審美領域也是一樣的，所以在生產活動符號化的今天，人們可能面臨著更為深重的異化局面。理想的狀態下，包括藝術、情感以及物質生產在內的全部人類活動都應該遵循“美的規律”這一基本價值，因為對于美感的捕捉和把握正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個本質規定。只有那些符合美的規律和價值的人類活動才是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人類生活，也才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美。“美的規律”涵蓋了人在生物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上的雙重尺度和規律，更重要的是，它還包含了以“任何一個物種的尺度”以及整個自然界的尺度和規律來生產、創造、實踐的訴求。這種要求趨向于無限，真正的美體現了這一規則，同時還包括了人性所可能達到的精神規定以及美學所包含的人類感性存在的豐富性。

因此，在當代美學的研究之中，需要學者們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將哲學意義上的人類基本特征與本質規定和具體的美學分析相結合。只有將對各類具體美學形式的分析與探索人類生存的意義有效結合起來，進而找到人類在特定語境下“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具體形式，才能最終獲得當代人類生活的實存感與真實感。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相關研究者就要對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學科特性予以高度關注，努力從理論上助推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好“美的規律”的屬性并在實踐中真正成為“審美的人”，以此獲得審美經驗的完整性。

從“經濟的人”到“審美的人”，馬克思及其之后的眾多理論家都在思考人類如何抵抗來自各個領域的異化威脅。在物質文化高度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個體精神空洞的問題顯得更為突出，物質文明的發達無法解決人類所有的生存危機。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言，“個人被必要地視為‘物’，視為能將利潤最大化的工具，而不是人。簡言之，個人被分解成各種功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人類顯得似乎無所不能，創造了諸多物質上的奇跡，但這種創造并不能完全消弭普羅大眾在異化等問題上所遭遇的困境。事實上，在今天，只有從審美的維度中入手才可能為人類找到抵抗和超越異化的方法。審美就是通過直達人們的深層情感結構以到達精神上的境界，因此審美也是一種活態化的文化形式和獨特經驗，這種活態無法被凝固，而是通過對審美經驗的激活保持某種狀態，在其中實現個體的自由感和幸福感。當審美經驗被激活的時候，藝術創造力才能爆發出來，這種激活與審美主體的感官息息相關，所以美學的復興首先便離不開對感性的強調。基于此，馬爾庫塞提出了在文化工業的擠壓之下以“新感性”重新回歸人性的論點，他認為“美的東西，首先是感性的，它訴諸感官，它是具有快感的東西，是尚未升華的沖動的對象”。通過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否定和反抗，感性能夠實現以全新的感知經驗去感受事物進而形成新感性。它能夠借助對藝術的重新塑造融合技術理性與感性，實現當代社會對個體生存者的解放。

自美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以來，對人的討論就是一代代美學家的重要關注話題，以此將形而上的美學與生活中的人相聯系。在當代經過“意志的人”“經濟的人”等諸多有關人類屬性的討論后，學者們意識到“審美的人”這一命題的重要性。當代理論界有復興人文主義的訴求，而美學也迫切地需要迎來自身的復興。在這種大前提下，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都從人的角度為美學的復興提供了理論上的補充。就審美人類學而言，它既聚焦個體的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美，又聚焦集體的人因所處文化環境的不同而對美產生了哪些不同的認識。就藝術人類學而言，它基于藝術生產的物質性強調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及其對文化產業的推動，同時也涉及對人類生存的內在精神價值進行探討。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重語境疊合的理論背景中，傳統單一的話語模式和語境思維都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的理論發展。這種情況給人類的生存意義也帶來了持續性的變化，其主要表現為生活中諸多對象的模糊化。由此，傳統對本質主義的追問在當下社會已成為不可能，美學需要在非本質主義的理論建構下重新發揮其重要的意義。非本質主義的最終指向就是要破除中心論，重新發現人文學科或者是更廣泛意義上社會科學的批判性，這方面，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也都做出了自身的貢獻。它們基于文化語境的多樣性破除了本質主義，并且打破了理論界長期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中心論”。

換個角度來看，其實“審美的人”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今天人類社會存在的本體，如何成為審美的人仍然是當下美學研究中需要著力思考和面對的關鍵問題。盡管存在論意義上的本體可能被很多東西淹沒，并在很大程度上遭遇到異化的危機，但是理論者依然應該努力去尋找解決之道。“審美的人”正是在生活中可以實現的一個目標，它其實就存在于我們的日常實踐之中。在當下社會，真正的藝術仍然存在并保有其重要的價值，由此也證明了人類所擁有的審美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探索便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而它們內部的具體研究方法也正是沿著這一思路展開。

作|者|簡|介

王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重大人才項目獎勵計劃特聘教授，《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集刊主編。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美學、審美人類學、當代美學問題。擔任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會副會長，全國馬列研究會副會長，中華美學學會馬克思主義專業委員會主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美學基本問題與批評形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馬克思主義美學話語體系的歷史演變和范式轉換研究”首席專家等。曾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省級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三等獎。出版學術專著《審美幻象--現代美學導論》《馬克思主義與現代美學問題》《現代審美問題：人類學的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