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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杰連晨煒：審美人類學與藝術人類學：當代美學的理論生長點（二）

時間：2023-10-31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25 分享：

三、殊途同歸：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方法論

藝術學、美學與人類學的結合產生了藝術人類學、審美人類學等交叉性學科，因為與人類學密切的關聯，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首先都需要認真吸收人類學的基本研究思路。這種吸收首先需要強調和重視的就是田野調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論，因為它們可以發掘出那些來自少數族群的，在全球化當下被忽視的地方性審美經驗，并超越藝術的普遍原則而揭示隱藏在其中的不同形式的美學風格。通過田野調查，這些跨學科理論進一步將“地方性”發展為實踐中的方法論，在實踐中具體展現來自不同族群的文化之美。通過對世界各個地區特別是那些小型社會中審美形態和藝術形式的考察，他們“一方面試圖從中發現藝術表現的一般原則，另一方面關注的是體現這些原則的各種各樣的風格”。透過來自不同文明的案例，人們得以將對藝術的理解置于其所處的特殊文化語境里，以此關注到藝術形態的差異性和地方性。這些色彩斑斕的藝術形態勾勒出不同社會傳統下藝術實踐的運行方式，展示了一整套從生產到鑒賞的審美過程。

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相關學者都積極主張對“地方性”和“語境性”問題的關注，這是出于對傳統美學研究中過于重視“本質主義”的糾偏。在美學以及“藝術”概念的初創期，對美和藝術本質的追問成為研究中的首要命題。此后，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總結了審美無功利、審美共通感、美的理想這三大審美普遍性，奠定了對審美的經典言說。19世紀末，隨著傳統美學理論的式微，本質主義的藝術認識方法不斷遭到來自理論界的全面質疑。杜威的審美經驗論、舒斯特曼對生活美學的關注都是這方面的體現，而以范丹姆、萊頓等人為代表的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也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這一潮流，成為眾多反本質主義美學研究的路徑之一。

就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而言，破除本質主義，打破理論界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論”便需要強調“語境”這個核心概念的關鍵意義。語境的變換會帶來意義的變化，沒有對語境的探索就無法對審美人類學或藝術人類學進行言說。語境的流動性和變化性導致了本質主義在當下社會的不可能，來自人類學的經驗使得意義本身充滿了多重可能。從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的學科意義來說，它要實現的不僅僅是從人類學的方法和田野調查素材中得到某種具有普適性的審美或藝術鑒賞規律，而是在此基礎上透過對不同社會中多元文化的分析解讀探索相關族群生存的意義并進而追尋當代審美實踐的一般性特征。

關于文化，格爾茲將其視為“由人編制的意義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這說明，和考察普遍性意義準則相比，理解意義是如何生成的更為重要。表現在審美和藝術問題上，就是不能只停留在對藝術本質和藝術內部關系的層面，而應該更深入地思考某個對象在什么狀態下被視為藝術品，又是哪些人為其賦予了藝術品格。傳統的藝術認知側重經典，為少數人所定義，并以西方文明為中心，長期以來忽視了非西方社會里存在的豐富藝術形式以及大眾通俗文化所誕生的新式藝術表達，導致既有的分析模式在面對非西方藝術時出現了很大的局限性。為此，今天的研究者必須認真考慮地方性審美經驗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將社會文化因素的維度主動納入對審美和藝術研究的討論中，把語境性作為某個藝術品之所以成其為藝術品的重要因素。

當然，人類學視野下美學研究對語境性、地方經驗的重視并不意味著要徹底否定審美和藝術鑒賞的普適性和一般性。地方性知識的出現與對“本質論”的懷疑息息相關，看起來好像與當今的全球化時代有所出入，但是細究起來，普適性和地方性絕非彼此對立的觀念。地方性的審美經驗雖然建立在所處社會的文化環境中，但如果有意識地把不同地方的藝術審美實踐結合起來就能看出，不同族群之間可能存在著“審美的普遍性”，如對明亮、對稱等理念的追求，這些鑒賞原則能夠為各個族群所把握并直接體現在他們的藝術實踐中。因此，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雖然主張語境性的研究方法，但也注意對普遍性的總結提煉，這集中體現為對立足于個體審美偏好之上的集體審美品位的考察。

在一個群體中，人們之所以會偏愛具有某種審美特質的物品，離不開這個集體的后天社會建構，這種建構方式就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習性（habits）”概念。習性呈現于審美活動上就形成了審美習性，它以社會文化的要素規約族群內部個體的審美生活方式，且往往呈現為一種儀式化的形態。習性并非人所獨有，在動物中也存在，然而動物的習性大多只是單純生物學意義上基于生存需要的生活技能，形態十分穩定。與之相比，人的習性則更為復雜，它雖然也有規約性作用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們可以通過社會的演進不斷去改變和重塑它，“通過使習性那不假思索的重復經受審查，并因此帶來了改革的可能性······”因此，對于人類而言，習性能夠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因素塑造群體的審美共性，它對文化、社會的改造和影響意義深遠，并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審美制度”或是“藝術制度”的概念。審美本身就受到各種機制的影響，因而這種制度化的內容實際上也是一種“語境”的表現，它使得不同環境文化影響下的群體分別形成了屬于本地區的審美經驗。對于審美人類學而言，這種制度化的運轉使得實踐中的審美主體通過習性對集體的文化心理進行改造，以此改變了個人的情感結構，促使了人從經濟學和生物學意義上的概念跨越成為真正的“審美的人”，而對藝術人類學來說，習性的呈現方式更為具體，不管是對前工業化社會藝術的表達，還是對文化工業的表達，它都集中在對藝術想象的表達上。由此，習性和制度的概念引發了學者們對形成個體審美感知和審美經驗的社會機制的思考，同時也對當代的活態化審美活動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都基于人類學的立場和方法論聚焦語境的問題，不管是對地方性審美經驗的討論，還是對集體審美品位和文化心理的討論，它們的研究思路歸根結底都是要關注人對審美經驗和藝術鑒賞的把握。從這一點看，它們的目標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不過，因為這兩者各自的側重點和內涵又有所不同，導致在實踐中它們仍然保有鮮明的學科特色和獨特的研究路徑。具體而言，審美人類學關注的是更為本體的研究對象，藝術人類學則主要關注藝術特別是小型社會里藝術的生產方式和它在物質層面的具體呈現，它不像前者那樣更青睞一些本質性的追問。審美人類學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解決美學研究的新問題，因而它繼承了哲學美學思辨性的理論根基，對于“什么是真正的人”這一問題保持著關心和思考，并試圖通過對審美問題的探求加以回答。藝術人類學的學理基礎建立在文化人類學之上，它借助這一方法實現了對小型社會和民間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審美人類學在同樣吸收這些理論資源的基礎上還保持了哲學人類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將它們綜合起來對人的本質問題加以研究。當然，這不是本質主義意義上對人的研究，而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對“審美的人”的人類學研究。

此外，審美人類學還十分關注對人性的討論，并將對倫理關系的考察和對審美對象的把握結合起來。當代社會除了個體價值的追尋，還應該去考慮個體和集體之間的信任與關聯。資本主義數百年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個體之間信任的基礎，在此背景下催生了現代藝術中的陌生感、疏離感和荒誕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審美人類學需要重建個體間的倫理關系，恢復人與人的信任感，重建當代人的價值信仰。對于這些問題，藝術人類學無法投入過多的關注，也無法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討論中完全囊括這些話題，因此這些既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的問題只能被懸置起來。相較之下，審美人類學則可以利用“情感民族志”來追蹤不同群體的情感表達方式，如通過當代電影這一藝術形式將所要塑造的人物、觀眾、創作者等聚合在一處開展討論，以小見大折射出當代人的生存狀態與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結構。

從名稱上看，這兩個學科關注的重心分別落在了“審美”和“藝術”上。在康德和黑格爾這些德國古典主義美學家那里，審美問題基本等同于藝術問題。然而，在解構主義以來的理論視野中，審美與藝術研究已經發生了分野，審美從兩個方面突破了對藝術的討論。一方面，審美在人的物質基礎上突破了藝術研究，當代美學展示了審美活動的多元化，審美已經不單是一個理性思辨或單純的社會性現象，而是被賦予了更多深刻的生命意義。另一方面，審美依然保持了對精神問題的關聯，這體現在對個體審美經驗完整性的追求上，以及對文化的本質規定也即“信仰”的強調上。當代社會人與人之間面臨著信任上的危機，審美試圖從精神層面上對之加以彌合，發揮其歷史上美育的基本功能。雖然，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在學理根源和具體的方法論上有著一定的差異，在問題域、學術立場、學術概念、知識體系上也存在著細微的差別，但是它們之間的關系卻是互相包容的，它們試圖從理論上對美學和藝術現象加以把握的訴求也是一致的，為此可以共同發揮各自專長，為相關研究的推進提供借鑒。

結語

在現代美學遭遇言說危機后，如何重新認識美，從更加廣泛的內涵上把握人類的美感表達方式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基于自身的跨學科特點，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用它們對人類學方法的借鑒和對社會維度的關注為當代的美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資源，以此作為探索傳統西方世界之外地方性審美經驗的重要方式。學者們通過語境性、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去認識更多族群的精神風貌和藝術呈現方式，在了解這些個體生活風俗的同時，努力探索他們的集體審美習性，并以此把握之所以形成某種審美認同的文化背景。

對于非西方世界的國家和民族而言，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都可以作為當代美學和藝術批評的重要理論基礎，它們都建立在地方性審美經驗的基礎上，因而這些學科有著超越地方性審美經驗的普遍性，能夠解釋傳統美學所忽視的對象。這種學科特點吸引了越來越多中國學者的目光，他們借助對日常實踐的挖掘探索“審美的人”在當代的表現形式，以活態的文化和審美經驗回應美學研究中所出現的新問題。學術界大力引介審美人類學、藝術人類學的方法論，完善有關學科的建設，在跨文化角度上深入思考當代審美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歷程不同于西方社會，目前我國學界以中國經驗或中國的藝術、審美表達機制為基礎的理論構建還沒有真正完成，因而在這一點上還需要學人的繼續努力，實現美學研究在當代人文領域的復興。同時，在文化經濟時代，審美人類學和藝術人類學都可以緊緊把握好中國的地方性審美經驗，做好傳統民族文化的當代解釋與現代化轉型，以此塑造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美學新形態，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之路。

作|者|簡|介

王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重大人才項目獎勵計劃特聘教授，《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集刊主編。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美學、審美人類學、當代美學問題。擔任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會副會長，全國馬列研究會副會長，中華美學學會馬克思主義專業委員會主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美學基本問題與批評形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馬克思主義美學話語體系的歷史演變和范式轉換研究”首席專家等。曾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省級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三等獎。出版學術專著《審美幻象--現代美學導論》《馬克思主義與現代美學問題》《現代審美問題：人類學的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