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經過多年實踐探索、政策推動和人才培養，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學科發展粗具規模。但整體來看，理論研究落后于產業實踐。中國文化產業的理論探索，需要從藝術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傳統單一學科領域，轉向整合性的原理突破，明確文化產業的元概念與元理論，形成中國文化產業理論的話語體系。當前，人類社會的發展已進入精神經濟時代，對財富的認知和追求發生重大變化，產生了從物質價值向精神價值的傾斜。所有人類產品都包含物質載體和精神內容，對文化產品的認知是文化產業理論的元概念，文化產品價值創造的全過程，即文化的產業化和產業的文化化，構成了文化產業元理論。財富屬性的內部變遷，使得智力、創意等精神要素成為第一要素，催生了產業結構變遷與劃分，產業的文化化也加速彌合了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工，文化業態更新迭代加劇，對文化產業運行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文化將滲透社會政治經濟各個方面，賦予經濟發展以人文價值與競爭活力。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視聽藝術精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研究”（項目批準號：22ZDA08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藝術研究》雜志2023年第5期“文化發展與創新”欄目刊出 2023年10月28日出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經濟學意義上來看，新時代重新定義了財富的概念，人們從對物質財富的執著轉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本質上是精神需要，中國經濟發展步入加速崛起的精神經濟時代。[1]

從20世紀80年代末廣州東方賓館的音樂茶座開始，中國的文化產業在改革開放的新契機中搖擺復蘇并飛速成長，[2]在政策支持和實踐發展中，逐步成長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從21世紀初國內高校開設文化產業相關本科專業以來，至今全國已有百余所高校開設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涵蓋專科、本科、研究生等全部教育層次，并先后出版了多套文化產業系列教材。可以說，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政策推動和人才培養，中國文化產業領域已集聚了大量的從業者、研究者，基于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研究，提出了有價值的原創觀點，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從更廣闊的歷史維度看，中國的文化產業化和產業文化化，擁有非常悠久的歷史，為理解和分析中國文化產業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和文化自信。中國文化產業的學科發展與專業建設具備較為堅實的實踐基礎。

但總體來看，中國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落后于產業實踐，相關研究大多局限在調查分析、政策研究和區域規劃層面。同時，研究者不同的專業背景，也使得文化產業的學科歸屬不甚清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文化產業具有較強的學科交叉性，學科理論基礎源自經濟學、藝術學等領域，研究者多從哲學、文化學、傳播學、經濟學、藝術學等不同角度，就近取用相關的學科概念、使用拓展的學科理論分析文化產業問題；二是由于文化產業尚未形成完善的學科理論體系，核心概念、基礎理論與研究框架尚不完善。混合使用的專業術語和學科定位的不確定性，本質上是文化產業基礎理論研究的缺乏。

基礎研究處于從研究到應用、再到生產的科研鏈條起始端，是創新發展的基礎理論支撐和技術源頭供給。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突出強調要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文化產業作為一門學科，亟須構建成體系的概念和理論，通過科學的研究方法形成合理的研究框架，以學術體系為基礎和前提，推進學科體系建設，從而建構中國文化產業理論的話語體系。

一、研究回顧與理論溯源

文化產業研究的是文化經濟活動的科學規律，本質是文化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領域的運行機制及發展規律。關于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研究，從馬克思的精神生產理論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文化工業”的討論，不同時期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中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也曾對文化與藝術的生產與消費進行過探討。

（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精神生產的研究

從理論淵源與思想譜系的角度來看，精神生產這一概念源于古希臘哲學。亞里士多德曾指出，“人是理性的動物”，提出精神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并討論了生產、閑暇與精神之間的關系。[3]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精神哲學》把人類意識的發展分為五個相繼的階段，即：意識、自我意識、理性、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認為意識的發展過程是“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過程。黑格爾的這一區分，極大彰顯了精神生產活動的本質，但因忽視了產生精神的生產實踐，而未能把握精神生產的實質。真正實現對精神生產認識變革的是馬克思。

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第一次明確地使用了“精神生產”這一概念，在談到物質生產領域物品的價值問題時指出，“物品的價值問題的解決，本質上取決于生產該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甚至精神生產的領域也是如此。”[4]在這里馬克思認為精神產品的價值同物質產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該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并認為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的生產一樣，受到生產的一般規律的支配。正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的“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5]此時的馬克思還沒有自覺地將科學的精神生產概念納入唯物史觀的范疇，但已認識到文化藝術活動表現為物質生產方式的延伸。《德意志意識形態》進一步揭示了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的本質聯系，指明了精神生產的意識形態屬性，“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6]隨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繼續延伸，“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絕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絕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7]馬克思提出了關于“物質生產的發展與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系”的創見。科學的精神生產概念最終確立。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較早開始了對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識形態和異化理論為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源泉，主要代表有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及隨后英國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

20世紀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首先使用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這個概念，并表達了對文化產業的批判意識和否定態度。與法蘭克福學派持不同態度的英國伯明翰學派，重新定義了文化，并強調民眾在接受“文化工業”產品時的創造性。但不管是法蘭克福學派還是伯明翰學派，所討論的是文化產品及其生產消費時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并未將文化產業作為專門學科進行研究開拓。當前，我們雖然在使用“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ies）這一概念，但從語境上看，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所討論的“文化工業”并沒有太多聯系，而是更偏向于一種中性的、經濟學的表述，歐洲稱之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日韓等稱之為“內容產業”（Contents Industry），美國稱之為“版權產業”（Copyright Industry）。

（三）中國的文化產業理論發展

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萌芽于早期的藝術品交換。大量的歷史實踐與素材，不僅豐富了對于文化產業概念與范疇的認識，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還提供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理論脈絡。早期的理論探討主要包括藝術品價值論、藝術品定價論、藝術勞動價值論及藝術品外貿策略等。

私有制是交易的前提，文化經濟活動建立在藝術品作為個人私有財富的基礎之上。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項鏈等各類裝飾品都證實了裝飾品在個人財產中的地位。對藝術品價值的討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如韓非在《韓非子》中討論了唱歌對生產的促進作用，“謳癸倡，行者止觀，筑者不倦。……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8]其本質是藝術對生產效率的影響。

書畫是中國傳統藝術品的主要代表，唐宋時期中國的書畫市場已十分成熟，米芾的《畫史》《書史》等著作中記載了歷代皇室、豪門貴族及士大夫、寺觀僧道等的消費活動。藝術品的價值理論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如唐代張彥遠提出了藝術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主張藝術品的定價應以其藝術水準為標準，關注繪畫藝術的社會功能，討論了藝術品的價格衡量與價格制定的不可知論。

藝術品的定價歷來是困擾經濟學家的一個難題。劉向、韓非、墨子等都嘗試用“金”“鎰”為單位來描述玉器等藝術品的價格。唐代張懷瓘作《書估》為歷代書法估價，宋代米芾在《畫史》中也討論過書畫定價。宋代開始，許多文人開始對藝術品價格的決定因素進行討論，《宋稗類鈔》中就已提出已故畫家的作品價格要超出其生前作品價格的觀點。明人唐志契在《繪事微言》中也繼承了米芾的不可知論。

中國古代對藝術品生產過程有著嚴格的要求和監督機制，《呂氏春秋》所載“物勒工名”即是真實寫照；對藝術工作者的分工和薪酬問題也早有討論，西漢劉向《說苑》及《居延漢簡》中，都有對畫工、書佐付酬的詳細記載。

同時，中國自漢代以來與西方進行了大量藝術品貿易，當時的經濟政策對此也多有討論。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中，桑弘羊就建議將中國的藝術品與外國進行貿易交換并提出了“本末并利”的理論，以解決藝術品實際勞動耗費與其物質使用價值間的矛盾。[9]隋唐時期，中國文化產品的國際貿易往來更是不斷擴展。

近代以來，中國的文化經濟活動業已形成國家藝術贊助、私家藝術贊助和藝術市場三種經濟行為。豐子愷曾發文討論了“藝術的價值”和“藝術品價值”的問題，就當時的藝術品定價提出了質疑，“藝術品賤賣亦可使大眾皆得欣賞……藝術品亦決不因賤賣而降低其藝術的價值。蓋‘藝術的價值’與‘藝術品價值’，原是兩件事也。”[10]商業美術的興起體現了藝術與經濟互動的緊密結合，事實上，市場化不僅對于藝術和藝術家有著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對于提高全社會文化藝術水平，讓更多的人享受藝術、享受美有著不可估量的社會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的文化經濟思想主要從屬于藝術學、經濟學、文學。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升，精神文化的生產和消費越發受到重視，關于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也逐漸豐富，為中國文化產業的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前期成果和理論支持。

（四）西方經濟學對于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研究

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重商主義學派學者托馬斯·孟（Thomas Mun）、尼古拉斯·巴爾本（Nicholas Barbon）等學者曾從精神需求與精神滿足的角度對商品進行討論。而重農主義學派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認為農業經濟發達是國家富裕的根本，他將文化藝術消費簡單地等同于奢侈品消費，反對“奢侈裝飾過多”并告誡人們過度的裝飾品生產會損害生活資料和勞動力的生產。這一觀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化經濟的發展，但其提出的消費與生產、奢侈品生產與生活資料生產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精神勞動是否屬于生產性勞動，曾經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難題。古典經濟學時期，多位學者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文化問題進行思考。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在《國富論》中論述了由于職業性質不同而產生的勞動者報酬不均等現象。[11]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指出了勞動價值論的局限性。[12]　　

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提出應該建立一個生產力理論，并提出了精神生產力概念，明確人力、制度等文化與精神要素與一般物質、牲畜等勞動要素不同。[13]

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較早使用“效用”一詞來描繪商品“提供利益、優勢、快樂、好處或幸福”的內在屬性。[14]邊際效用學派曾將精神因素引入經濟學研究，對人的消費偏好和消費決策過程做了解釋和分析，但邊際效用學派并未就此方向做進一步的研究，而只局限于價值論的考慮范圍。

19世紀末，許多學者用社會學的理論來解釋價值。凡勃倫（Veblen）對庸俗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有閑階級對精神生活的消費需求不同于傳統經濟學供需理論的消費傾向。[15]羅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在凱恩斯的供給需求定律基礎上提出了“吉芬商品”這一特殊的供需商品。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吉芬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人的需求層次理論，明確將自尊與愛置于人類需求的最高層次，物質需求是人類需求的最低層級，為精神經濟理論中的精神文化需求奠定了理論基礎。約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的研究進一步推進了價值中精神滿足的重要性。

1912年，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創新理論，指出創新包括引進新產品、引用新技術和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新型生產組織等。[16]

20世紀是文化產業備受爭議的時期，但在產業實踐層面，也是其迅速發展的階段。從宏觀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到微觀的文化企業生產、經營、銷售等層面，呈現出文化資源轉化效率提高、文化生產力提升、文化業態激增的良好發展態勢。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者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對視覺與文字表現藝術的經濟問題研究之中，并未形成一個專門的學科研究領域。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J. Baumol）和威廉·鮑溫（William Bowen）發表了《表演藝術：經濟的困境》，提出了“成本病理論”，解釋了藝術表演領域的成本非均衡性增長現象。隨后，眾多經濟學家開始關注文化經濟學領域，在研究內容上，主要關注電影經濟、表演經濟、博物館經濟、數字產業等方面，在研究方向上，形成了文化與經濟、藝術與社會發展、創意與經濟、數字與產業之間關系研究等多個方向。[17]

然而縱觀現有的經濟學理論，產業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對精神生產、文化產品的討論，都有意無意回避其本身的經濟屬性的研究，又或者并非對精神生產、文化產品進行專門討論，因而無法完全解釋文化產業的具體問題。傳統政治經濟學對藝術品價值的忽略，原因在于所處時代對物質財富與體力勞動的重視，解釋范圍的局限性導致對當今諸多產品的價值判斷無法進行有效分析。

20世紀80年代，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B.И.托爾斯蒂赫等學者集體編寫出版了《精神生產——精神活動問題的社會哲學觀》[18]一書，討論了精神生產的概念、結構、職能，以及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關系，明確指出精神生產是社會生產的特殊部門，肯定了精神生產的價值，并指出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區別主要表現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區分，但不能將二者絕對化。蘇聯學者對精神生產的研究探索，也是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突破。

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不能從現有的經濟學理論當中找到合適的工具，這也是文化產業無法建立學科體系與話語體系的根本原因。正如錢學森1987年所說：“這個大問題，我看我國經濟學家也出不了多少力。他們也沒研究過！我看還得有志于此的同志自己動手。”[19]也正因為此，新時代的中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必須建立自身的元理論及其體系。

作者簡介：李向民，南京藝術學院黨委副書記，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江蘇省重點高端智庫紫金文創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蘇佳，南京藝術學院文化產業學院2020級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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