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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研究 | 廖明君、王永健：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二）

時間：2024-02-04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65 分享：

三、立足田野的藝術人類學跨學科研究

王：從您1995年開始主持《民族藝術》雜志編務工作開始，組稿和審稿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但是您還是一直堅持做研究。多年來，您扎根于嶺南地區珠江流域民族文化藝術，做了很多田野調查工作，并陸續獲得了多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立項，承擔多項國家重大課題的子課題研究工作。伴隨著這些研究項目的陸續完成，您也獲得了一批重要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也成為今天這些領域研究繞不開的參考文獻。請您談一下對田野調查的認識，還有當時是如何做田野的？以及您做田野研究所形成的一些經驗心得。

廖：田野調查是人類學最為基本也是最為重要的研究方法，同時也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許多學科都引起了反響，似乎是“不田野，不成活”了。但只要仔細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大家所說的“田野”，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旅游觀光式的“田野”，既沒有理論指導，也缺乏足夠的前期準備，只是因為興之所至，到想要去的地方蜻蜓點水式地轉了一圈就打道回府；第二類是文藝采風式的“田野”，雖然有一定的目標，但也僅僅花上三五天的時間在村落里尋找一種僅限于直觀的感覺；第三類則是學術研究的“田野”，它既需要有針對性的理論指導，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田野準備，然后用較長的時間（一次或者數次）駐扎到村子里，圍繞研究對象進行系統深入的調查。目前看來，除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田野調查屬于第三類之外，其他學科的田野調查更多地屬于第一類或者第二類，其取得的成效，自是可想而知。

至于我自己所做的田野調查，因為工作需要的緣故，這些年確實做了不少，基本上走遍了嶺南地區珠江流域的腹地，有些地方去了不止一次。根據項目研究的需要，我所進行的田野調查，有些是專題性的，比如布洛陀文化的調查；有些項目的田野調查持續的時間比較久，比如劉三姐歌謠、白褲瑤文化等；有些則是區域性的，比如中越邊境地區、紅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藝術的田野調查。總的說來，我認為要做好田野調查，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在進行田野調查之前，比如對于調查對象的文獻收集與分析。因為我們雖然要進行田野調查，但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去做“墾荒”式的工作。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進行的田野調查，與早期的人類學者去到的沒有前人做過調查的所謂“野蠻社會”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已不盡相同，現在的田野調查，往往已經有一些學者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調查研究，其成果都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呈現了出來。如果能夠對這些成果進行搜集分析，自然會對我們即將進行的田野調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此意義上，我們即將要進行的工作與其說是田野調查，不如說是“實地調查”。另外，在時間節點上，有不少人往往一定要等到所調查的活動舉行的時候才去進行田野調查。其實，鑒于我們所要調查的活動往往都是世代傳承的，一般都會以一年為周期按照農時相對固定地進行，這也就意味著該項活動的基本情況在村子里已為大家所熟知，所以即便不是在活動舉行的時間，我們也可以事先從村民那里了解到相關情況。要知道到了活動舉行的時候，那些組織、參加該項活動的民眾已經沒有時間來接受我們的訪談了。那時候的我們，更多的是在之前所進行的調查工作的基礎上，去進行印證或補缺的工作了。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一定非得在所調查的活動舉行的具體時間才去進行田野調查。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事先對所要調查的活動有足夠的了解，那將有助于在村子里進行調查的時候增強我們與村民的文化認同感，這不但有助于調查能夠獲得更為全面的信息，也可以減少許多麻煩。比如，不少人到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感到最“恐怖”的是被“灌酒”，似乎不喝酒就不可能進行田野調查了。其實，少數民族才是最講禮節的，他們之所以要灌你喝酒，是因為你的言行讓你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個“客人”，他們就不得不以接待客人的禮節來帶有一定強制性地敬你喝酒（灌酒），同時他們與你的交流也自然會保持在與“客人”交往的層面，你所獲得的信息自然不會是全面、真實的。一旦我們做足了功課，特別是通過文化認同讓村民不是把我們視為“客人”，而是把我們視為“家人”，那么，如果你喜歡喝酒，自然有人會陪你喝個夠，如果你確實不能或不喜歡喝酒，那么他們也會順其自然，不會強制性地灌你喝酒。于是，你不但不會因為是“客人”而被“灌酒”，相反，會因為是“家人”而獲得更為真實、全面的信息。

由于我們一般都是帶著某種具體的目的去進行田野調查，也就常常會先入為主地只關注與之相關的活動，而忘了我們所要關注的事件可能只是整個文化活動的一個部分，從而導致我們的調查具有局限性。比如，銅鼓舞是珠江流域壯、瑤、苗等民族源遠流長影響極大的民間藝術，但實際上在使用銅鼓的民族那里，并不存在純粹的銅鼓舞，銅鼓舞是存在于他們的文化傳統之中，是存活于具體的儀式或節慶之中，因此，如果在進行銅鼓舞的田野調查時，我們只關注銅鼓舞本身顯然是不夠的，我們不但需要從舞蹈學的視角來調查銅鼓舞，我們更需要采用人類學的整體觀來把握銅鼓舞所依存的銅鼓文化傳統，將銅鼓舞置于具體的傳統節慶或儀式中，這樣才有可能真實全面地調查、了解銅鼓舞。

此外，我比較贊成莊孔韶先生提倡的“不浪費的人類學”，主張不但要全面、深入、真實地進行田野調查，在依托田野調查開展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可以采用多種形式來呈現田野調查的成果。因此，從2004年起，在廣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陸續組織四十余位學者，采用田野札記的形式，主編了一套“文化田野圖文系列叢書”，其影響就遠遠超過所謂的規范化的學術研究。

王：我注意到您在1999年獲得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課題立項，該課題就命名為“壯族藝術的人類學研究”，這樣的定名在當時是很新潮的，當時為什么要這樣定名？有什么樣的思考？這個課題的研究理路是什么樣的？

廖：近年我經常受邀到有關高校做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交流，我總會向大家強調，國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項目并不是申報出來的，而是培育出來的。這主要是針對一些申報者此前并沒有進行過相關研究，到了申報課題的時候，匆匆之中隨意抽出一個選題就填報的情況。這其實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提出來的。我所申報成功的幾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都具有比較深厚的研究基礎。1999年申報成功的“壯族藝術的人類學研究”也是如此。1991年研究生畢業后，我開始研究壯族文化，其中自然也會涉及壯族的傳統藝術，在考察研究過程中，我開始發現在壯族社會中很難把傳統文化與傳統藝術截然分開，如果純粹從藝術學的角度來研究壯族藝術，可能會事倍功半，所以對于壯族藝術的研究就需要實現從作為藝術的壯族藝術到作為文化的壯族藝術的學術轉型，而對于民族的、活態化的傳統文化研究，恰恰是人類學所最擅長的。這一點，不但幫助我將申報的課題名稱定位為“壯族藝術的人類學研究”，也是我開展相關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王：您主持《民族藝術》雜志有近20年的時間，當時提出了“多民族、大藝術、跨學科”的辦刊理念，倡導“有學術而無學科限制”的辦刊定位，可以說形成了《民族藝術》雜志獨特的辦刊特色和學術風格，直到今天這一辦刊理念和定位都被后續的許曉明主編延續下來，在學界產生了很強的學術號召力和影響力。藝術人類學也成為《民族藝術》雜志的一個常設欄目，對于藝術人類學，學界關注度較高，但是學界對其學科定位也有爭議，不過您還是將其視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將其辦成了一個特色欄目，從學理層面您是如何考慮的？

廖：2014年，我離開了工作二十余年的《民族藝術》雜志。之后，也有一些朋友與我聊起主持《民族藝術》雜志的體會，每一次我都會強調“主編的風格就是雜志的風格，對學術期刊尤其如此。”1995年，我有機會主編《民族藝術》雜志，結合自己的研究經驗，經過再三思考，我提出了“多民族、大藝術、跨學科”的辦刊定位，現在看來還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可以說是為《民族藝術》雜志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當時之所以在《民族藝術》雜志倡導并堅持推動藝術人類學研究，也是緣自我自己進行壯族藝術研究的體會，即傳統的民族民間藝術，是一種文化活動，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需要運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來進行研究。至于有關“藝術人類學”學科屬性和定位的爭議，當時確實并沒有太多的考慮，而是基于“有學術而無學科限制”理念，然后在《民族藝術》雜志堅持倡導藝術人類學研究。現在看來藝術人類學研究的發展，不但對推動藝術特別是民族民間傳統藝術研究起到了獨有的作用，而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提供了學術支持，具有特殊的意義。

四、以藝術人類學跨學科研究理念帶動學術團隊

王：2014年，您離開了《民族藝術》雜志去了廣西民族大學，正式進入高校工作，然后也開始招收中國少數民族藝術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七年的時間建立了一個研究團隊，專攻嶺南地區珠江流域民族文化藝術研究。請您談一下是如何培養學生帶團隊的？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產生了哪些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果？

廖：2014年，我作為急需人才引進到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工作，負責民族學專業民族藝術方向的研究生培養工作。其實在此之前，從2005年開始，我已經受邀在廣西民族大學民社學院文學院分別指導民族藝術、民俗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且因為主編《民族藝術》雜志的緣故，與從事民族藝術的學者也多有交往，對于相關情況還是有一些了解的。由于種種原因，長期以來與民族學專業的其他四個主干學科方向相比較，民族藝術方向的學術研究是相對滯后的。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在于我們所進行的民族藝術研究，基本上還是采用傳統的藝術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理念，只不過是把研究對象從一般性的藝術改為了民族藝術而已。

我根據自己的研究經驗，從2005年開始就對研究生灌輸跨學科的研究理念，強調把民族藝術作為一種文化的行為、一種生活方式來理解。記得當時我上課的時候民族藝術與民俗學的研究生都是互相參與聽課，2012級民族藝術專業的楊素雯和民俗學專業的陶磊同學更是在同一個村子里做畢業論文的田野調查。2014年，我正式調到廣西民族大學工作后，分別給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開設了藝術人類學等課程，不但繼續強調要把民族藝術作為一種文化行為來理解，還特別提出要注意運用藝術人類學的方法與理論來研究民族藝術，畢業論文也要求立足于藝術人類學來進行田野調查，開展學術研究，初步形成了具有藝術人類學特色的跨學科研究民族藝術團隊。大略統計了一下，我指導的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大致可以劃分為如下幾個領域：一是銅鼓藝術研究，主要選題有《廣西南丹白褲瑤銅鼓舞考察研究》（陳曦）、《東蘭壯族銅鼓習俗研究》（黃文富）、《東蘭瑤族銅鼓習俗考察研究》（陸遙）、《南丹中堡苗族銅鼓習俗研究》（陶磊）、《“生命之鼓”：白褲瑤銅鼓藝術的人類學研究》（閆梅）；二是民族服飾藝術研究，主要選題有《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當代重構研究》（許艷）、《南丹中堡苗族服飾藝術研究》（楊素雯）、《賀州黃石西山瑤服飾藝術研究》（孔濤）、《壯錦社會生命史研究》（李妮）、《防城港峒中大板瑤服飾研究》（龍曉玲）；三是壯族民間儀式剪紙藝術研究，主要選題有《靖西壯族儀式剪紙藝術研究》（莫莉）、《靖西壯族儀式剪紙習俗考察研究》（梁小龍）、《壯族儀式剪紙藝術考察研究》（段秀芳）；四是民族音樂研究，主要選題有《唱出來的“陰間”——平果下五區“做幫”儀式音聲考察與研究》（韋璽）、《壯族布傣人婚禮歌謠官郎歌研究》（王榮美）、《歌唱與生活：侗族琵琶歌研究》（胡小東）、《壯族天琴藝術音聲表征研究》（王繼波）、《憑祥壯族天琴藝術研究》（陳章浩）；五是傳統戲劇研究，主要選題有《從民間壯劇團探討德保壯劇藝術的傳承發展》（李杰）、《鄉村社會語境中的平南牛歌戲研究》（黃心穎）、《戲劇與信仰：泰國烏汶潮劇藝術研究》（梁怡）、《世俗與神圣：博白采茶戲研究》（鄭海琪）、《國家語境下彩調藝術發展研究》（程文鳳）、《藝術人類學視域下鄉儺藝術敘事研究》（劉遠峰）、《鄉土藝術與民間信仰：南寧平話師公戲研究——以南寧市西鄉塘區為例》（孫妍琰）、《民族三交視域下宜州彩調研究》（黃琪瑩）、《1949年以來主流意識形態視域下桂劇劇目生產研究》（唐佳倩）。其他選題還有《現代性視野中壯族傳統村落藝術研究》（丁盛旋）、《布洛陀文化的保護傳承與開發利用》（胡艷）、《社會記憶視域下劉三姐表演藝術研究》（孫妍琰）、《民族三交視域下劉三姐歌謠文化研究》（鄧天玲）等。它們的主要特色就是堅持藝術人類學視域下的民族藝術研究，既強調民族學的專業特色，更強調藝術人類學的研究視野，具體要求就是立足民族地區，依托田野調查，注重文化傳統，思考保護傳承，開展專題性實證式的民族藝術研究。同時，我的一些研究生也參與了我主持的相關課題，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珠江流域少數民族銅鼓藝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中國少數民族剪紙藝術傳統調查與研究”子課題“壯族、瑤族、侗族剪紙藝術傳統調查與研究”、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紅水河流域少數民族銅鼓文化”、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宗教美術史”子課題“中國少數民族宗教美術史”“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廣西卷”“中國民間文學大系·歌謠·廣西卷·劉三姐分卷”“中國民間文學大系·歌謠·廣西卷·壯族嘹歌分卷”、廣西教改項目“基于‘課程思政’理念的地方高校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建設與實踐”等。我還與研究生合作發表了學術論文，如《隆林彝族服飾藝術的當代重構》《泰國烏汶潮劇扮仙戲研究》《彩調藝術空間體驗與表達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視域下的戲劇審美功能探析：以彩調劇〈劉三姐〉和〈新劉三姐〉為例》《敘事》《驅儺儀式中儺面具的可能世界敘事》《“主位內聚焦—客位外聚焦”：敘事學雙重視域中的儺戲》《高校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思政的內涵、困境及路徑探析》等。

結語

王：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成立以來，學術研究發展較快，產生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為國家提供了智庫成果。但不容否認的是，學會仍然是一個年輕的學會，學術研究仍然需要提高。您作為學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幾乎每年都會參加學會的年會，可以說見證了學會的成長。我想請您從您的角度談一下當前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中存在哪些突出問題？應該如何去進一步改進和提升？最后也希望您能對年輕一輩的學者提出一些寄語。謝謝！

廖：這些年來，經過以方李莉會長為核心的資深學者的努力與推動，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不但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學會本身也在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特別是吸引了眾多年輕學者參加進來，可喜可賀！鑒于學會會員大多以年輕學者為主，且多是來自藝術學的各門類學科，如何在藝術人類學研究中進一步強化在人文傳統視野中探討藝術，值得大家深思。具體來說，就是掌握好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應該成為從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基礎。對于年輕學者而言，將藝術視為文化行為和生活方式，堅持問題意識優先，注重田野調查，重視實證研究等，都是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學術研究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回想三十多年前，我和方李莉會長等一批“50后”“60后”的朋友們也還是蠻年輕的，經過努力如今在藝術人類學等研究領域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因此，相信現在從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在夯實藝術學研究的基礎上，吃透藝術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相關理論，立足田野來開展跨學科的研究，不但同樣可以取得學術研究的長足進步，也完全有理由超越“50后”“60后”的那一代學人，走出自己的學術之路！

作|者|簡|介

廖明君，男，壯族，廣西民族大學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黃岡師范學院湖北省楚天學者計劃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文化部優秀專家、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工作者、廣西新世紀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層次人選、廣西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廣西政協第十、十一、十二屆委員，曾任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民族藝術》雜志主編（1995-2014），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會長、廣西壯學學會副會長、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民族藝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藝術人類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研究。主持《珠江流域少數民族銅鼓藝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多項國家級課題，出版《劉三姐歌謠·風俗歌卷》《壯族自然崇拜文化》《壯族始祖：創世之神布洛陀》《銅鼓文化》《生死攸關：李賀詩歌的哲學解讀》等多部著作，研究成果多次獲得國家級、省部級獎。

王永健，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日本基金會日本研究Fellowship（RJS-FW）項目資助學者，日本關西學院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藝術人類學的理論與田野，文化遺產與景觀。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2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多項，在國家級核心期刊和重要報刊上發表論文六十余篇，主要著作有：《新時期以來中國藝術人類學的知識譜系研究》《走進藝術人類學》《藝術介入美麗鄉村建設》《中國藝術人類學前沿話題三人談》（合編）等。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雜志社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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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廖明君、王永健：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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