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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研究 | 廖明君、王永健：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一）

時間：2024-02-03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39 分享：

藝術人類學秉持跨學科的研究理念，對于民族藝術的研究，除了將民族藝術作為一種純粹的藝術現象而需要從藝術本體來研究，也需要將民族藝術視為各民族的一種文化行為，從涵養民族藝術的傳統文化切入，才有可能全面深入地看清民族藝術。掌握好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應該成為從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基礎，要全面、深入、真實地進行田野調查，在依托田野調查開展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可以采用多種形式來呈現田野調查的成果。

王永健（以下簡稱“王”）：廖老師好，很高興您能夠接受此次專訪。我一直在做中國藝術人類學學術史研究，需要對中國藝術人類學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學者做一系列的口述史訪談，以進一步推進藝術人類學學術史研究。我讀了您的很多著作和文章，也讀了您發表在《民族藝術》雜志“學界名家”欄目上的《跨學科研究的行與思》一文，對您的學術研究歷程和研究領域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我想，今天的訪談主要側重于從您進入藝術人類學研究領域并發起成立藝術人類學學術組織，跨學科研究理念形成、研究經驗心得、研究理論概括、學術團隊的研究狀況等方面展開，我們從這里開始談起吧。

廖明君（以下簡稱“廖”）：謝謝永健！前年應《民族藝術》許曉明主編的邀請，撰寫了一篇題為《跨學科研究的行與思》的文章，主要是回顧自己30余年來跨學科的學術研究，其中也涉及藝術人類學的相關工作。很高興再次有機會從跨學科的角度來專門回顧自己與藝術人類學的關聯。

一、搭建藝術人類學跨學科研究的學術平臺

王：您是中國藝術人類學學術史上一位重要的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就曾聯合幾位學者共同發起成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第一個專業性的學術組織——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1999年），雖然一開始該學會成立后較少組織活動，但是，這個學會在學術史上還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它是中國藝術人類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學界期待這樣一個跨學科的學術交流平臺建立起來，也意味著從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學者開始有意識地走向聯合。2003年，您又提議方李莉老師在北京成立一個國家級的藝術人類學學會。終于，經過3年的漫長準備，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這樣一個國字頭的國家一級學會獲得民政部批準成立，學會注冊會員從一開始的100多名發展到現在的2000多名，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學術共同體，在藝術研究領域、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等發揮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1999年，當時您還在《民族藝術》做主編，是如何產生發起成立藝術人類學學術組織這個想法的？發起成立的過程是什么？當時想通過成立學術組織來做哪些事？

廖：如果按照正常的學術慣性，我自己的學術研究可能具有跨學科的特色，但就不一定會與藝術人類學發生關聯。因為我研究生攻讀的專業是中國古代文學，具體方向是唐宋文學研究，是研究生畢業后分配到廣西藝術研究所（現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參與《民族藝術》雜志編輯工作產生的契機，才使得我有機會介入藝術人類學。

《民族藝術》雜志創刊于1985年，到我1991年6月開始工作的時候，《民族藝術》雜志已經有6年的辦刊歷史，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在少數民族藝術研究領域也有了一定的影響。應該說，作為一位新人，從1991—1995年，我在《民族藝術》雜志的工作只能說是中規中矩。在較好地完成編輯任務的同時，我除了繼續從生命哲學詩化的視角推進李賀詩歌研究，還開始進入壯族文化藝術的考察研究。直到1995年，因為廣西藝術研究所領導班子的調整，我得以主持《民族藝術》雜志的工作，才開始有機會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學術理念，思考琢磨《民族藝術》雜志的發展方向和特色打造。一方面，我開始思考所謂的“民族藝術”，認為將“民族藝術”僅僅界定為“少數民族藝術”是不夠恰當的，“民族藝術”應該是包括少數民族藝術在內的各民族的藝術，當然也應該包括漢民族的藝術；另一方面，我覺得對于民族藝術的研究，除了將民族藝術作為一種純粹的藝術現象而需要從藝術本體來研究，也需要將民族藝術視為各民族的一種文化行為，從涵養民族藝術的人文傳統切入，才有可能全面深入地看清民族藝術。

基于這樣的理念，1996—1999年我在《民族藝術》雜志陸續推出了相關的研究成果。現在看來，這一時期所刊發的論文，不但選題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來也依然具有前沿性，其作者們也已經成為學界的中堅力量，大多還是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的領軍人物。在此過程中，我開始意識到，除了《民族藝術》雜志，如果能夠有一個學術組織把以《民族藝術》雜志相關作者為核心的學術群體團結起來，與《民族藝術》雜志形成互動，將對《民族藝術》雜志和學術發展都極具意義，而這樣的學術組織自然以學會為最佳。但當時我也深知成立全國性的學會非常困難，因此就考慮是否可以先掛靠在現有的全國性學會之下成立一個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有了這樣的思考，我便努力將其付諸實踐。1999年，廣西舉辦首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同步舉辦“99南寧國際民族民間文化學術研討會”，任職于南寧社會科學院的周耀明先生慕《民族藝術》雜志之名，委托我幫助邀請一批學者參加，我便把方李莉、彭兆榮、劉禎、鄭元者、王杰等請到了南寧。會議期間，我把自己關于成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的想法告知了參會的幾位學者，這一想法很快獲得大家的贊同。彭兆榮教授當時是中國人類學學會的副秘書長，他提出來可以把藝術人類學研究會作為二級學會掛靠在中國人類學學會名下。在彭兆榮教授的爭取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得以掛靠中國人類學學會。費孝通先生非常贊賞我們的這一舉措，親筆為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題名。（圖1）

圖1 1999年，費孝通先生為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成立題字

盡管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成立之后開展的活動不太多，但也還算是打出了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大旗，推動了藝術人類學的學術研究工作。具體體現就是投給《民族藝術》雜志的呈現出藝術人類學研究特色的論文越來越多，有不少學者就是沖著《民族藝術》雜志所倡導的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而樂意把論文交給《民族藝術》雜志刊發。到了2003年，我覺得成立全國性的國家一級學會——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時機已經成熟，并就此事與時任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的方李莉研究員商量。方李莉研究員最初認為此事是不可能的，但我卻認為目前圍繞《民族藝術》雜志和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我們不但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也涌現出了一批有水平的中青年學者。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費孝通先生刊發于《民族藝術》雜志的相關論文和訪談，我覺得成立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極有可能獲得費孝通先生的贊同和支持。經過再三動員，方李莉研究員終于同意向費孝通先生匯報關于成立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的設想。作為一位著名學者，雖然年事已高，但費孝通先生的學術敏銳力卻依然強大。他了解到我們關于成立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的構想之后，不但認為很有必要，也非常樂意予以支持。也正是在費孝通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經過方李莉研究員的積極奔走，到了2006年年底，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終于“破天荒”地獲得了國家批準，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究其所以，我認為成功的基礎是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立足于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學術共同體，擁有了一批極具學術活力的研究成果，成功的根本則是得到了費孝通先生的支持，成功的關鍵是方李莉研究員的不懈努力，而我本人所起到的作用還是有限的——我只不過是通過主編《民族藝術》雜志倡導了立足于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研究，團結了一批從事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并能夠在恰當的時候提出相關倡議而已。至于說想通過成立學會來具體做哪些事，當時也并沒有太多的考慮，只是覺得除了《民族藝術》雜志這樣一個倡導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學術平臺，還需要有一個全國性的學會來團結更多有志于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共同在跨學科的視野下進一步推動藝術人類學研究，探索藝術人類學研究的中國化，并通過藝術人類學研究積極介入非遺保護、鄉村振興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二、源自“文史哲不分家”的跨學科理念

王：我注意到您的學科背景是中文系畢業，古代文學研究方向。畢業后分配到廣西藝術研究所，從跨學科的立場做過民間戲劇、民俗文化、民間藝術，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包括您主持《民族藝術》雜志工作時提出的辦刊理念，其中第一個關鍵詞就是“跨學科”，可見其分量之重。請問您是如何看待“跨學科”的？為什么在研究中甚至在辦刊中都將其放在研究理念的重要位置？在進行跨學科時應該做哪些學術準備？麻煩您介紹一下“跨學科”研究理念的形成過程。我們想知道這其中的心路歷程。

廖：我對于“跨學科”的重視并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少年時代我在家鄉就以“亂讀書”聞名，讀本科的時候也是以“讀雜書”為趣，并沒有太多的學科概念，直到攻讀研究生的時候，才更多地側重于古代文學，但也并不是嚴格地局限于古代文學。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學術研究一向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這本身就是在強調打通文、史、哲，當然可以被視為對跨學科研究的提倡；另一方面就是我的導師胡光舟先生的治學領域雖然定在了古代文學，但他讀的書卻很雜，視野也很開闊，并不常態化地只聚焦于某一時段（先秦、兩漢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文學研究，而是對每一時段的文學都有研究，并強調從哲學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來研究古代文學。胡光舟先生甚至對當時許多學者不屑一顧的武俠小說也極有興趣，并購買了全套的金庸武俠小說。當然，胡光舟先生對于武俠小說已不是停留在一般性閱讀的層面，而是將之視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從中國傳統文化視角來閱讀、思考武俠小說。受胡光舟先生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得到胡光舟先生的首肯，我讀雜書的愛好在讀研期間繼續得到了進一步強化。除了古代文學，我的閱讀還拓展到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以及西方學者的相關論著。當然，有耕耘必定有收獲。那種跨學科式讀雜書的回報首先體現在我的畢業論文寫作上。我研究生畢業論文的題目是《生命哲學的詩化——李賀詩歌新論》，論文主要是從生命哲學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詩歌史上著名的后“鬼才”詩人李賀和他所創作的“鬼詩”。這篇畢業論文獲得了較高的評價，與之相關的內容也陸續在《中國詩學》《暨南學報》等雜志上刊發。

很顯然，跨學科的視野是我進行李賀詩歌研究獲得學術界好評的關鍵。由此開始，跨學科的研究也就貫穿我的學術研究之中。特別是參加工作之后，我們所需要的研究對象，通常都很難界定是屬于哪一個學科，也不會去在意它到底屬于哪一個學科。我們所在意的是怎樣才能夠通過全面、深入的研究來弄清楚問題之所在。比如，有關“布洛陀文化”的研究，如果確實需要講究學科，那么，它似乎既可以屬于民間文學，也可以屬于民俗學，還可以屬于民族學、人類學、宗教學，等等。然而，講究學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卻是問題的解決，也就是弄清楚布洛陀文化的相關問題才是最為重要的。至于它屬于哪一個學科，可能在高校很重要，但在科研院（所）卻不見得有多重要。那么，在學術研究中，我們是以強調學科為目的，還是要打破學科邊界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去考察研究具體的對象為目的呢？如果我研究生畢業后就留在高校工作的話，我的學術視野可能較為開闊，但絕對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可以跨越具體的學科邊界，得以純粹地以解決問題為學術研究的目的。因此，所謂的“跨學科”只是學術研究的一個立足點，但并不能將之視為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進而忘記了“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才是學術研究的根本所在。在一定程度上，我所倡導的“跨學科”其實并沒有太多的講究，只要有利于問題的解決，我們都可以運用所需要運用的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作|者|簡|介

廖明君，男，壯族，廣西民族大學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黃岡師范學院湖北省楚天學者計劃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文化部優秀專家、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工作者、廣西新世紀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層次人選、廣西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廣西政協第十、十一、十二屆委員，曾任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民族藝術》雜志主編（1995-2014），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會長、廣西壯學學會副會長、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民族藝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藝術人類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研究。主持《珠江流域少數民族銅鼓藝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多項國家級課題，出版《劉三姐歌謠·風俗歌卷》《壯族自然崇拜文化》《壯族始祖：創世之神布洛陀》《銅鼓文化》《生死攸關：李賀詩歌的哲學解讀》等多部著作，研究成果多次獲得國家級、省部級獎。

王永健，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日本基金會日本研究Fellowship（RJS-FW）項目資助學者，日本關西學院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藝術人類學的理論與田野，文化遺產與景觀。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2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多項，在國家級核心期刊和重要報刊上發表論文六十余篇，主要著作有：《新時期以來中國藝術人類學的知識譜系研究》《走進藝術人類學》《藝術介入美麗鄉村建設》《中國藝術人類學前沿話題三人談》（合編）等。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雜志社

（上述文字和圖片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或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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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廖明君、王永健：跨學科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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